倭寇從哪裡來？又將往哪裡去？
熟悉明朝歷史的朋友，一定知道洪武年間的胡惟庸案，而了解胡惟庸案的朋友，則一定知道胡惟庸通倭造反的事。儘管後世史學家對胡惟庸勾結倭人之事另有看法，但這並不影響另外一個客觀存在的事實，即：一代權相胡惟庸與倭人的關係成為了政敵打擊他的有效手段，這將從一個側面反映出，當時明政府高層對倭人在華活動始的高度重視和極度不信任。
倭人，也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日本人。在明朝洪武年間（朱元璋在位年號），日本國內政局發生劇烈的動蕩。以足利義滿為首的室町幕府基本完成了國內的統一，結束了南北朝長期對峙的局面，以大名為主體的莊園主政治體系受到沉重打擊，大量寄生於莊園主經濟的武士階層失去生活來源，開始從事多種不法經營，對日本當時的社會造成了巨大的負面影響，其中一部分武士受海上走私團體的僱傭，從事海盜活動，他們以打劫海上商貿路線上的過往船舶來獲取巨額利潤，當積累起一定財富後，走私團體又再次招募更多的流浪武士來擴充自己的力量，最終形成了有組織力和戰鬥力類似於軍隊性質的海上武裝，開始不斷向周邊國家的沿海陸地區域進行搶掠，這就是我們歷史上所說的倭寇。
倭寇的形成內因，主要在於當時日本政府內部政局動蕩，社會及其不穩定，以大名政治為主體的日本社會，始終存在著地方和中央之間的多種不可調和的矛盾，即使是在足利義滿家族統一全日本後，也始終無法徹底根除大名這種莊園主政治制度，而莊園主制度的存在，就類似於中國春秋時代的諸侯國制度，隨著周王室權威的下降，諸侯國之間徵戰不休，殺伐不止，許多小國因此滅亡。而日本當時的天皇權威也如中國春秋時代的周王室一般，日本各地的大名之間失去了天皇權威的制約，彼此攻伐不止，隨著部分大名被消滅，他們豢養的武士成為了浪人，在這樣的局勢下，越來越多的武士成為了海盜，使得倭寇的力量也越來越壯大。
從外因上看，隨著明朝對日本的貿易限制越來越嚴格，日本國內的經濟環境也越來越惡劣，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明朝對日本實行了經濟制裁。從宋代開始，日本就大量進口中國鑄造的錢幣來作為本國流通使用的貨幣，但在明朝，由於明政府限制出口官鑄錢幣到日本，頓時造成了日本國內的通貨緊縮，在對外貿易上，西太平洋地區各國都與中國達成了貿易協定，也類似於今天WTO一類的貿易組織，這些國家在經濟利益上要仰賴明政府，因此在對日本的貿易上始終存有顧慮，無法與其展開大規模的貿易活動，從而使得日本國內各種民生物資極為匱乏，通貨膨脹十分嚴重，在緊縮與通脹兩重壓力下，走入困境的日本人只能鋌而走險，採用走私或者海盜活動來維持自己的生存。
綜上所述，困擾明朝的倭患其實並不能把所有責任推到當時的日本身上，一方面固然是日本社會內部過於混亂，但明政府對日本的經濟制裁同樣是誘發倭患的重要原因。而這一切，都在永樂皇帝和足利義滿的共同努力下發生了改變，永樂元年（1403）年，日本國王派使者300人向明政府上表稱臣，從此兩國進入了一段美好又短暫的蜜月期。
足利義滿低下了高昂的頭
歷史上那個關於古代中國和日本關係最有名的段子裡說，當隋煬帝接到日本天皇的來信，打開信看到開頭第一句話的時候臉就綠了，日本天皇以「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作為整個信件的第一句話，著實有點挑釁意味。我們暫且不論這個段子是真是假，但從之後日本的表現上來看，確實也是桀驁不馴，沒有把日沒處的中原王朝多當一回事。但是明朝建國後，朱元璋為了重新制定西太平洋國家之間的政治秩序和外交關係，大力推動以儒家文化為主導的倫理外交，即明朝作為一個家族族長，論輩分和遠近來安排諸國的地位和禮節待遇。但顯然，日本在此之前就一直沒有認可中國的這種地位。這與元朝東徵日本也有著一定關係，畢竟在日本人眼中，元朝和明朝沒有多少區別，就像俗話說的那樣，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廟，誰呆在廟裡就找誰。元朝的鍋，明朝背。在當時日本人眼裡也覺得挺合理。
日本在足利義滿統一之前，由於國內局勢動蕩，處於一個四分五裂群雄混戰的時期，內部政策無法統一且也得不到長期執行的保障，每個大名對中原王朝的政策都有所不同，有的願意稱臣，有的喜歡叫板，有的用高規格待遇招呼明朝使節，有的看到明朝派遣的使節就是一頓禍害。這也就是我在文章一開頭所說的，明政府對倭人在華活動十分敏感和不信任的主要原因。
室町幕府上臺後，足利義滿成為了日本的實際統治者，眾多大名懾於足利義滿的軍事實力而不得不俯首稱臣。而足利義滿為了保持自己的軍事優勢和維持自己在日本的統治，必然要重新建立與中國的貿易關係，為此，獨攬大權的足利義滿決定放棄日本一貫桀驁不馴的做法，接受明朝政府的冊封，在明朝劃定的儒家倫理體系裡與中國展開外交活動。用咱們現在的粗話說，就是認慫了。儘管這樣的屈尊讓室町幕府受到了國內許多勢力的批評，也為他後來的政治危機埋下了隱患，但在當時，卻實打實的得到了不少好處。
雙贏的外交關係，足利義滿贏了，明朝也贏了，倭寇輸了
日本學者田中健夫在《東亞國際關係格局的形成和發展》一文中評價道：日本對華朝貢曾是足利義滿鼎盛時期的主要經濟來源。《明代倭變端委考》中曾有這樣的數據統計：明朝景泰時期的1453年，日本朝貢附載物在日本國內的總價值約為2000貫，而明朝給價約30000貫，獲利高達15倍。足利義滿時期（1404~1410），日本以各種名目向明朝進行朝貢的船數達到了38艘，而永樂時期明政府對日本出手的闊綽程度遠在景泰時期之上，室町幕府為此大方一筆橫財，足利義滿以能伸能屈的政治家手腕獲得了巨大的經濟回報，這種做法的確有值得稱道的地方。
俗話說得好，得人錢財與人消災，足利義滿獲得了巨大的經濟回報，自然也兌現了他對明政府許下的承諾，開始大力鎮壓浪人武士集團，控制打壓海盜活動。整個西太平洋的海上商業貿易在這一階段似乎又出現了短暫的繁榮跡象，然而，這一好兆頭卻沒有維持多久，足利義滿死後，他兒子足利義持上臺，對華政策也做出了相應調整，足利義持認為自己父親制定的對華外交關係有損日本的地位和尊嚴，在1419年中斷了對明朝的朝貢活動，雙方官方貿易就此停滯。
談藝認為，足利義持之所以中斷對華朝貢的外交活動，表面上看是為維護自身國家的尊嚴，但實質上卻是大名勢力與幕府之間的矛盾糾葛所引發的必然現象，正如我前文所說，儘管室町幕府形式上統一了日本，但大名莊園主形式的政治結構和經濟結構未發生改變，對華朝貢的所有貨物都需要莊園主來提供，而所得收益也要有一部分退還給莊園主，因此，到了足利義滿晚年，其中幾個大名的勢力迅速崛起，他們積累起的財富總和已經遠超室町幕府。足利義持阻斷對華朝貢，就是要打壓他們的經濟收益，限制他們的勢力擴張。但這樣的政策顯然是傷敵一千自損八百，也讓室町幕府陷入了空前的危機。
結語
從永樂元年開始，中日兩國邦交總算是有了起色，兩國之間進入了一個短暫而美好的蜜月期。從明朝這邊來看，室町幕府接受中國的冊封，就是承認了明朝在西太平洋地區的政治核心地位，日本也納入了這個大家庭之中，因此，明政府願意用經濟回報的方式來維繫這樣的國家關係，一方面，明政府能在這樣的外交倫理關係中掌握更多的話語權和支配權，另一方面，利用懷柔綏靖的策略來買通日本最高層，藉助他們的力量來打擊倭寇，保障海上貿易通道的暢通與安全，也是權衡利弊後的最佳手段。
從日本這方面看，可能顯得有些滑稽，為什麼這麼說呢？幕府與大名之間的根源性矛盾始終是影響日本外交策略的重要原因之一，幕府對朝貢獲得的財富早已是垂涎三尺，他們不是不想抱上明朝的這個大腿，實在是扯室町幕府後腿的人太多。大名們見不得幕府發財，幕府也容不下大名撈外快，簡單點說就是你不讓我好，你也別想好。而這樣的內部窘況，明政府又不可能了解得有多仔細，以至於明朝在嘉靖年間徹底斷絕了和日本的朝貢貿易。
不過，中日兩國的這場較量卻為另外一個國家帶來了巨大的好處，這個遊走在兩國之間的小小島國，一時間成為了當時西太平洋區域內十分富裕繁華的國家，他們甚至在幾百年之後被滅國時，還依然奉中國為自己的宗主國，如果您對此感興趣，敬請關注談藝，明天，我將會詳細介紹這個國家在此時期的相關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