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段話出自明末清初的著名學者王夫之，經常被人理解為漢朝似乎是因為太強大了而走向滅亡，但並不是表面的意思，先來看一下王夫之的原文。
王夫之 《讀通鑑論》卷八 ○桓帝 【九】：
桓，靈之世，士大夫而欲有為，不能也。君必不可匡者也；朝廷之法紀，必不可正者也；郡縣之貪虐，必不可問者也。士大夫而欲有為，唯擁兵以戮力於邊徼；其次則驅芟盜賊於中原；名以振，功以不可掩，人情以歸往，主權閹抑資之以安居而肆志。故雖或忌之，或譖之，而終不能陷之於重闢。於是天下知唯此為功名之徑而禍之所及者鮮也，士大夫樂習之，凡民亦競尚之，於是而盜日起，兵日興，究且瓜分鼎峙，以成乎袁、曹、孫、劉之世。故國恆以弱喪，而漢以強亡。 夫羌、虜之於漢末，其害已淺矣，驅之迫之，蹙而殺之，而生類幾絕。非以紓邊疆之急，拯生民之危，扶社稷於不傾，而艾之若此其酷。人長樂殺之氣，無虜可殺而自相為殺。自相殺，則自相敝矣；自相敝，則僅存之醜類，徐起而乘之；故垂百年，三國兵息，而五胡之禍起。佳兵不祥，遂舉曠古以來富強卓立之中夏趨於弱，而日畏犬羊之噬搏。漢末之強，強之婪尾而姑一快焉者，論世者之所深悲也。
可以看出，王夫之的本意並不是說當時的漢朝真的有多麼強盛，而是說，在漢朝末期的桓靈二帝時期，士大夫想有所作為已經很難有什麼渠道了，只能通過立功邊疆來為自己積累政治資本。
但在王夫之看來，漢朝中後期時，無論匈奴還是羌人，實際上都已經衰落了，最多也就是零散的劫掠邊境，不構成對漢朝的嚴重威脅了，沒有必要進行大規模的戰爭。但為什麼仍然要打呢？就是因為內部政治鬥爭的需要。
一個比較著名的例子其實不是在桓靈二帝時期，而是竇憲北徵匈奴，也就是」勒石燕然「那次。竇憲是因為受到皇帝猜忌，為了避禍，但又希望能夠保持對朝廷的影響力，才主動請求北伐匈奴。但實際上當時匈奴已經嚴重衰落，根本沒有什麼大規模入侵內地的能力。
竇憲之後，東漢也經常有人通過主動討伐邊疆蠻夷部落，來為自己積累政治資本，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這個習氣一直延續到漢朝晚期，形成了士大夫和民間都崇尚武力的習慣。民間崇尚武力的人多了，就容易變成盜賊，地方上的官吏也就要練兵討伐，從而造成了軍隊規模擴大，逐漸脫離中央控制的局面，也就成了軍閥。最後，則演變出了袁紹、曹操、孫權、劉備這種軍閥割據的局面。
王夫之這個觀點，其實也是典型的儒家的觀點。大規模的軍事行動是國之重器，不要輕易擺弄，也就是不要弄兵。弄兵雖然能在短期內獲得政治和軍事上的好處，但從長期來看，往往是得不償失的。
宋神宗時期，王安石變法因為在朝堂上遇到比較大的阻力，所以王安石就想通過建立邊功來為自己的改革爭取正當性。這時候，其實西夏已經開始衰落了，吐蕃部落更是早已無力侵擾內地，但通過王韶、李憲出兵討伐，佔領了大片地區。
宋神宗死後，司馬光當宰相，觀點就和王夫之基本上是一樣的。司馬光認為，開拓河湟雖然拓地千裡，但實際上那些地方對宋朝來說並沒有什麼用，不但出兵徵討耗費大量的錢糧，討平之後駐軍佔領，也需要耗費大量錢糧，增加國家的財政負擔。所以，司馬光主張放棄河西之地。
司馬光死後，尤其是宋哲宗親政之後，又開始搞變法，同時也開始繼續開邊功。這個政策一直延續到宋徽宗時期。蔡京為了表明自己是王安石變法的繼承人，就支持童貫繼續討伐西夏和當時已經非常零散的吐蕃部落，來建立邊功。
所以，看上去宋徽宗時期宋朝簡直到了最強盛的巔峰期，不僅對西夏進行了持續的打擊，還與新崛起的金國夾擊，滅了遼國，恢復了幽雲十六州。但恰恰是在這個巔峰期，金國發現了宋朝有可乘之機，南下伐宋，滅亡了北宋。
那麼，王夫之說這些的意思是什麼呢？
王夫之本人以明朝遺民自居，入清之後，隱居衡山不出，著書立說，以終殘年。但只要看過王夫之的《讀通鑑論》和《宋論》，就會發現王夫之看上去是在評論歷朝歷代的歷史，但實際上幾乎每一句話都是在反思一個問題，明朝為什麼會滅亡？
從這個角度，我們也可以說，王夫之這樣評論漢朝滅亡的教訓，其實也是在總結明朝滅亡的教訓。」國恆以弱亡，獨漢以強亡「這個說法裡的漢，實際上在王夫之那裡，更多的是在說明朝。
為什麼說是明朝」以強亡「呢？因為，在明亡之後，清初遺民反思之後都認為，崇禎帝繼位後，明朝已經面臨著內部李自成、張獻忠起義的威脅，外部又有女真清朝的崛起。在這種情況下，理智的做法應該是先內後外，先和女真講和，全力平定內部叛亂，再以全力對付清朝，而不應該同時在內外兩個戰場上作戰。
實際上，這個看法在崇禎帝登基時，在士林中也有不少人私下是同意的。甚至崇禎帝本人也是認可的，他任用袁崇煥的時候，也很清楚，袁崇煥所謂的三年平遼，實際上就是和清朝達成和平協議，來為明朝爭取一點喘息之機。
但就是在這個時候，明朝卻陷入了一個怪圈，就是大家都知道議和是對的，但誰也不敢公開說。只要誰敢公開說，就要被千夫所指，被世人所唾棄。陳新甲就是因為對外洩露了崇禎帝有對清議和的意思，在輿論壓力面前，崇禎帝面子上掛不住，才殺了陳新甲，以表示他沒有對清議和的意思。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呢？就是因為明朝從建國以來，從不接受敢公然與明朝抗禮的平等基礎上的和平協議。哪怕是在英宗被俘的極端情況下，明朝的議和姿態也是非常高的。
而到明朝末期，掌握社會輿論的所謂清流和東林士大夫們，正是用這個標準來要求當時的當權者的。但無論崇禎帝，還是袁崇煥、洪承疇，都不能不顧忌輿論壓力，最後只能硬著頭皮在內外兩個戰場上長期消耗，直到明朝滅亡。
所以說，王夫之所謂的」國恆以弱亡，獨漢以強亡「實際上是對明朝滅亡教訓的總結。因為，政治不僅需要強硬，也需要在該妥協的時候主動妥協，始終堅持強硬姿態，最後就變成了逞強和硬撐，就名實俱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