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4集：文治與文字獄
公元1657年，歲次丁酉，這一年，一場全國性的客場舞弊懲治舉動震驚朝野，10月27日，順治皇帝下旨，將在當年順天鄉試中存在舞弊行為的李振鄴、張我樸等七名官員和新科舉子立斬，抄沒家產，父母、兄弟、妻子等108人的流徙尚陽堡，而這僅僅是一個開端。
一個月後，江南貢院再次爆出科場舞弊醜聞，最終17名負責江南鄉試的考官因此事被判絞刑，第二年春節一過，順治皇帝親自命題，分兩次對之前中榜的舉子進行了複試，接著，順治皇帝下旨，對沒有通過複試的士子們分別進行處罰，共有22人被革去舉人資格，24人被罰停會試，另有八人被仗刑之後，連同家屬一起被流放關外。這是自科舉考試以來最嚴厲的一次作弊懲治事件，這一次處罰幾乎蔓延全國，不僅參與作弊的考官及士子被處以極刑，一些沒有參與作弊的士子也牽連其中，被取消功名，抄沒家產。對於讀書人，順治皇帝是愛惜的，他曾經不顧滿洲大臣的反對，任用精通儒學的漢臣，還親自去太學祭拜孔子，以示對讀書人的重視，並把崇儒重道定為國策。但是，他為什麼又會對讀書人採取如此極端的手段呢。
公元1652年9月22日，順治皇帝在太學舉行隆重的釋奠先師孔子典禮，勉勵太學師生，篤守聖人之道，把聖人之道時刻銘記在心，並用以指導自己的行為。順治的這一做法，並非偶然為之，而是他所代表的清朝統治核心層，深思熟慮之後所作出的重大決定。這是滿洲貴族入住中原的第九年，關外時期，他們雖然已對漢族文化有所接觸，但實行的主要還是滿洲傳統的風俗習慣，入主中原之後，面對這樣一個疆域遼闊，有著數千年歷史文化的龐大國家，清朝的統治者很快發現，如果繼續採用滿洲的傳統治理國家，在很多方面是行不通的。經過一番艱難抉擇之後，順治皇帝決定以中原歷代王朝奉為正統的儒家思想作為立國的根本，治國的大法。公元1653年4月，在順治皇帝舉行祭奠孔子儀式半年之後，他頒喻禮部，將崇儒重道確定為一項基本國策，順治皇帝認為帝王治理國家，要把儒學放在第一位，輔助君王，也要以儒家經典作為基本準則，只有興文教，崇經術，才能實現天下太平，因為崇儒重道的國策已被一批精通儒學的漢臣得到了順治皇帝的重用。
揚豔秋：清王朝是中國歷史上第二個由少數民族的統治者，它的建立對明清之際的士大夫造成了一個非常大的衝擊，它除了像其他的王朝一樣，要面臨一些一系列的社會問題之外，他還面臨著很大的這個民族問題需要處理，在建立的時候它吸取了這個蒙元王朝排斥漢文化遭到滅亡的這個教訓，所以呢，從順治朝一開始呢，他就制定了興文教，崇經術，開太平這樣一個文化策略。
但是，任用漢臣對於順治皇帝來說，這個決策並不容易，也造成了很多滿洲貴族的反對，甚至順治皇帝對自己的決定也有所懷疑，在臨終前的罪己詔中，順治皇帝把見習漢族，沒能堅守純樸舊制列在了自己過錯中的第一項。康熙初年，輔政大臣鰲拜等人，一度試圖回歸滿洲舊制，然而，隨著康熙皇帝親政以後，以儒學作為指導國家治理的方略，再次被提上日程。傅山，明末清初著名學者，以博學著稱，精通儒學、佛學、醫學，在詩書書畫等方面也有很高的造詣，康熙初年，隱居山裡的傅山接到當地官員的通知，要求他去京城參加考試，不僅僅是傅山，當時全國各地有近兩百名學者，都接到了考試的通知，這不是一次普通的科舉考試，他由康熙皇帝親自在體仁閣主持，參加考試人的要求，學行兼優，文詞卓越，而且必須由中央三品以上官員以及地方總督、巡撫等封疆大吏舉薦，康熙皇帝希望從這些優秀的讀書人當中選擇出更為優秀者，是為博學鴻儒。對於當時的讀書人來說，康熙求才若渴的舉動，堪稱曠世盛典，各地的才子名士對這次機會十分重視，除了黃宗羲、顧炎武。呂留良等少數以明朝遺民自居以外，多數人都欣然前往。
陳連營：從統治階級來講，他們需要精英階層進來為他們服務，因為他們來源於相對落後的一個一個民族，他需要漢文化，可這一批人又不為你服務，怎麼辦，他是通過一定的手段，滿足下知識分子一些揚名立言吧，立功、立言的這個角度，這是從國家的角度來徵集博學鴻儒，有學問的人，國家授予一定的官位、名譽，這等於也是一種收買。
傅山則被地方官強行抬入京城，雖然他裝病以逃避考試，但康熙皇帝愛其才，下詔對其免試，並賜予他內閣中書的官職。
楊貴生：這個傅山進了北京以後，他沒有進北京城，在北京崇文門外一個圓覺寺，他就在那裡一直養病，到了第二年以後，考試的時候，傅山還是告了病假，他堅決不參加清人主持的考試，在當時的話，他的民族心理較強，所以說他不剃頭，不留辮子，所以說，毅然就出家當了道士，因為在當時，當了道士以後不需要剃頭，留辮子。
祭孔是民間的一種對先賢尊敬仰慕和追思的紀念活動，至漢高祖劉邦之後，天子祭孔成為慣例，清朝時期，天子祭孔活動成國之大典，皇帝尊孔子為大成至聖文宣先師。祀禮規格又進一步提高為上祀、奠帛、祝文、三獻，行三拜九叩大禮。康熙23年11月18日，首次南巡返京途中，康熙親臨曲阜孔廟，舉行了隆重的謁孔活動，他不僅在孔子塑像前，行了三跪九叩大禮，還手書萬世師表匾額，以示尊聖之意，在推尊孔子的同時，康熙皇帝還大力表彰朱熹和理學，他認為朱熹對儒家經典的注釋和解讀，明白精確，公正而不偏不倚，是繼孔孟之後能夠給讀書人以最大幫助的聖賢之人，在徵得大學士、九卿等的意見後，康熙下旨將朱熹的地位升格，由孔廟東憲先賢之列，升至大成殿十哲之次，並指示精通理學的大臣熊賜履和李光地先後主持，將朱熹的論學經義彙編成朱子全書，由此，理學成為清王朝的官方哲學。
袁立澤：民國時代的著名的思想家章太炎先生有一個很好的論斷，叫做就是清世理學，清世理學之言竭而無餘華，什麼意思呢，就是理學做為一個學術形態，在整個清代的社會，它處在一個衰敗、沒落的過程之中，但是它並不妨礙統治者，把理學做為一個綱常名教的利器，去維護它的統治，所以清代的統治者，在理學上下了很大的功夫，去不斷地去推崇它，同時呢以身作則，做了很多解釋工作，所以，理學在幫助清代統治者，執行它的統治理念方面應該說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公元1749年開始，乾隆皇帝先後數次下詔，請內外官員薦舉潛心經學之人，可設經學特科，這次經學特科從舉薦到錄取，歷時兩年，經過層層選擇，嚴格審核，雖然乾隆皇帝最終僅選定了四人，但這次經學特科，卻讓各地的經學之士大受鼓舞，江南經師惠棟更是感慨，這是自漢魏六朝、唐宋以來沒有過的曠世盛典。江南貢院舊址，位於南京城最繁華的夫子廟景區，秦淮河兩岸的風光吸引了眾多遊客，這裡的景點也大多和文化有關，科舉曾是這座城市的驕傲，如今依然在不斷給後人帶來無盡的財富。康熙皇帝選定理學作為官方哲學，是為了建立適合清王朝統治的文化倫理，但是，如何讓這樣的文化倫理深入人心，成為百信教化的一部分，是康熙皇帝一直在思考的問題。
就是位於北京的科舉匾額博物館，博物館內的一件藏品，真實記錄了當年康熙皇帝對於教化民眾所採取的措施。省諭16條發表於康熙九年，對於理學的研究，使康熙皇帝認識到，治理國家不僅需要法律的令行禁止，教化民眾才是第一要務，為了實現對老百姓的教化，營造良好的社會風氣，康熙皇帝將崇儒重道的文化國策具體化為聖諭16條，希望藉此達到尚德緩刑，化民成俗的目的。為了使百姓能夠更好地理解聖諭，各直省府州縣官員，以及富有教化之責的學政系統，或以圖解、詩、謠的形式，或以百信直接理解的白話，或直接講解，或將其與律合釋等，對聖諭16條進行了大量的解釋和通俗化的努力。
公元1698年九月，康熙第三次南巡，在開源通往盛京的驛道上，他見到了被自己下旨流放的臣工陳夢雷，因為受耿精忠謀反一案牽連，陳夢雷被流放在開原已經16個年頭，在得到皇帝東巡的消息後，他向開原的地方長官申請，並經盛京將軍批准，在驛道上向皇帝獻上了自己寫的詩，陳夢雷希望通過獻詩，得到皇帝的寬恕，獲得重新啟用的機會。陳夢雷的獻詩讓康熙皇帝非常滿意，他因此被召回京師，侍奉皇三子胤祉讀書，為了報答皇帝，特別是皇三子對自己的知遇之人，陳夢雷決心做一件大事，這一件大事就是將古今典籍重新分類編排，便著一部足以光大聖朝文治的圖書。康熙39年，陳夢雷根據自己家中經史子集類藏書，以一人之力開始了圖書的編纂工作，這項工作得到了三皇子胤祉的支持，胤祉允許他利用王府中所藏典籍，並提供經費讓他僱人繕寫，以儘快完成圖書編纂工作。六年之後，陳夢雷編纂的書稿完成，這部書稿暫定名為彙編，分為六彙編，三十二志，六千部，約一萬多卷，康熙皇帝審閱後，賜書名古今圖書集成，並專門開館，命胤祉和陳夢雷主持工作，率領八十名人員，對該書做進一步修改潤色，負責印刷事宜，古今圖書集成於雍正四年最終完成，今全書包含六彙編，三十二典，六千零九部，計一萬卷，它不僅是我國現存規模最大的古代類圖書，就是比大英百科全書第十一版也要大三四倍，因而被外國學者稱為康熙百科全書。
雍正皇帝親自作序，認為該書海納百川，包羅萬象，集諸子經史百家之大成。乾隆皇帝，大學士張廷玉也對此書給予很高的評價，這些評價雖然不無溢美，但古今圖書集成確實為後世提供了很大的便利。而清代總結整理古代文化，與此書已初見規模，事實上，清王朝早在建國之初，就對搜訪，纂修圖書給予很大關注，順治十四年三月，順治皇帝令各省學臣購求遺書，以此為開端，康熙、乾隆年間，搜訪遺書的活動愈加推進，同時，編纂圖書也越來越活躍，經史。政典之外，性理、詩文、音韻，曆法、數學、地理、名物、彙編等一大批圖書也相繼問世，僅以清宮藏書來看，其藏書量之大，藏書質地多，內容之博，校勘之精，書品之佳，雕板技術之高，裝潢之美，利用之廣，都超過了歷朝各代，它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清代文化的繁榮，政治經濟的昌盛。到今天，北京和臺北兩個故宮博物院依然藏有清代圖書30多萬冊，其中30多萬冊存儲於北京故宮博物館，令十五萬冊收藏與臺北故宮。清王朝入主中原之後，歷經順治、康熙、雍正三朝文治武功，到乾隆時期已經進入全盛時代，乾隆皇帝曾於公元1741年，頒詔各省督撫、學政，訪求天下遺書，公元1772年正月，他再次頒詔求書，但因應者寥寥，乾隆皇帝大為惱火，於十月又下詔進行督促。
陳曉華：因為清朝的前期文字獄相當興盛，雖然乾隆一再下旨說，只會罪書不罪人，就是你的書有毛病，我只會把書給毀了，我不會最罪人，你把書籍獻上來就可以了，但是呢因為文字獄留下的陰影，老百姓不敢把自己的書籍交上去，那麼同時這些督撫，他摸不清楚乾隆到底想幹什麼，所以說在沒有揣摩好自己主子的意思之後，他們也不敢積極地去完成這個任務，所以說當時的徵書工作很不順利。
在此情形下，安徽學政朱筠率先響應，對圖書徵集、著錄、校讎等提出四條具體的意見，朱筠基校永樂大典的建議，一度在朝堂上引起大臣們的激烈爭論。最後乾隆皇帝作出指示，基本採納朱筠的建議，他下令將所輯佚書，各省採集上來的，及武英殿所有官刻書籍彙編在一起，名曰四庫全書。
陳連營：從那個乾隆個人來說，他有政治目的，他就是統一思想，對古代文化典籍需要整理，從乾隆37年，37年下半年，這個主意提出來，很快就受到這個乾隆皇帝的呼應。
四庫全書指公元1773年2月開館起，一支龐大的隊伍便投入其中，僅四庫全書卷首開列諸臣職名既有360多名，而事實上，參與者遠遠超過此數。據學者郭伯恭考證，僅前後選用的榶錄人員就多達3826人，四庫全書共收書3461種，計79309卷，存目6793種，計93551卷，如果加上以各種原因而淘汰不存的書籍，數量就更為龐大了，全書按經、史、子、集四部分類，共計四十四小類，六十六子目，為了有所區別，經部封面用綠色，史部用紅色，子部用藍色，集部用灰色進行標識。公元1781年12月，第一份四庫全書繕寫完工，公元1782年至1784年，又各完成三份，這四份分別藏於紫禁城文淵閣、圓明園文源閣、承德避暑山莊文津閣、盛京文朔閣，成為北四閣。此外乾隆為彰顯國家藏書美富，便利江浙士子就近觀摩謄錄，還下令再繕寫三份，分藏於揚州大觀堂文匯閣，鎮江金山寺文宗閣，杭州西子湖畔文瀾閣，成為南三閣。
陳連營：把中國的這個典籍做了一次梳理，集出來的一批訓釋書，包括永樂大典，後來見不到的書，它又把它集出來，從積極意義上來說，好多人能看到，咱們不是現在的印刷時代，那時候圖書流通畢竟還是有限，它能集國家的物力，包括這個人力，對文化的傳播應該是起到積極作用。
清朝的修書活動，對於整理典籍，發揚學術，固然有著積極的意義，然而，這並不是皇帝下旨修書的唯一目的。公元1722年11月13日，康熙皇帝去世，皇四子胤禛即位，年號雍正，新皇帝登基之時，陳夢雷編纂的古今圖書集成正在印刷過程中，這一年，陳夢雷已經72歲，他為了編著這本圖書已花了20多年的時間，這部凝結著他畢生心血的著作，即將問世，陳夢雷也將完成他報答康熙皇帝和皇三子胤祉知遇之恩的夙願，但是最終出版的古今圖書集成，卻沒有署上陳夢雷的名字。
楊珍：可以說到目前為止，從我們發現的史料來看，陳夢雷是捲入這個康熙朝中後期的儲位之中的漢族人中捲入最深的一個人，他有很多行動，比如說他和庶士在一起，為皇三子希求大位，而且還政宴一些跟皇太子關係不好的皇子，這裡面包括廢太子胤礽，還有皇長子胤禵，甚至也包括後來的雍正皇帝，當時的皇四子胤禛。
原來，雍正即位之後，因為和皇三子的政治鬥爭，他不僅將陳夢雷及其門生排擠出古今圖書集成館，甚至將陳夢雷父子再次發譴關外，重新任命蔣廷錫，陳邦彥擔任古今圖書集成的編纂出版工作，蔣廷錫，陳邦彥接收後，對已經印刷的9621卷再次校正，改正錯字，對未印刷的379卷重新審核、印刷和裝幀，並把原書中的志改為典。除此之外，並沒有對陳夢雷已經完成的古今圖書集成做大的修改，而就在古今圖書集成出版的當年，新任副總編纂官陳邦彥也莫名其妙地被雍正皇帝革去官職。陳邦彥被革職，和一首詩大有關係，江南武進人錢名世，康熙42年探花，與年羹堯為鄉試同年，雍正二年，年羹堯平定青海叛亂，錢名世曾作詩8首贈年羹堯以表示祝賀，其中有一句寫道，鼎鍾名勒山河誓，番藏宜刊第二碑，據錢名世自己註解，這句詩的意思，是年將軍率兵平西藏，應該刻一座碑，立在康熙皇帝平藏碑的後面。不過，錢名世無論如何也沒想到的是，這句用作唱和酬答的詩卻為自己引來了一場大禍，也讓其家族蒙受了多年的屈辱。
陳曉華：雍正皇帝懲處他的方法比較有趣，他給他寫了一個匾，寫的是名教罪人，掛在他家門口，讓所有的官員路過去都罵他，還要寫詩去斥責他。
袁立澤：那麼名教，我們其實講得很清楚，就是綱常禮教這個東西，他是一個罪人，因為你投的這個詩，他給年羹堯投詩，後來呢，罪名是什麼呢，就是他諂媚奸惡，因為年羹堯本身是大奸大惡之人，在後來給年羹堯案子裡邊呢，雍正給了大概給他羅列了92條罪狀，當然很多都是子虛烏有的，那麼名教罪人，實際上就是說，你對這個封建社會的綱常禮教構成了一個犯罪，所以讀書人嘛，因為他第一不是年黨，第二他又不是反清的義士，所以他不過就是寫了幾首詩，而且，應該說是他希望自己的這個仕途更發達一點，最後雍正抓住這個機會，把他叫做明教罪人，所以說對當時士林的打壓是很可怕的。
雍正皇帝還命令科舉出身的在籍大小官員，作詩批判錢名世的罪惡，最終雍正挑選出自己認為滿意的385名官員的詩作，匯在一起，令錢名世自己花錢，把這些諷刺他的詩出版刊印。在這一過程中，有人因作詩沒有達到皇帝的要求，而受到了嚴厲處分，像翰林院侍讀吳孝登，因此發往寧古塔，給披甲人為奴，正在負責修訂古今圖書集成的陳邦彥，以及他的堂弟陳邦直，就是因批判錢名世的詩作沒有過關而被革職。雍正何以對一首詩如此震怒，以至於大動幹戈呢，實際上，雍正最擔心的是官員結黨，他曾經專門寫過一篇朋黨論，認為君子無朋，惟小人則有之，他希望臣工心裡只有皇帝，對皇帝一心一意，俯首聽命，絕對不能有其它的想法。為了掌握官員的思想動向，皇帝通過各種途徑關注官員的言行，一旦發現對朝廷不利的言論，則採取嚴厲手段進行打壓，從詩文和書籍中，尋章摘句，發現臣民的反清、牴觸、不合作舉動或情緒，乃至捕風捉影，妄加罪名，從而對相關人員嚴厲鎮壓，這就是清朝的文字獄。文字獄主要集中在康、雍、乾三朝，尤以乾隆時最為頻繁，據不完全統計，康熙時不超過十起，雍正時近20起，乾隆時則多達130餘起，平均一年兩起還多，其中駭人聽聞的大案由莊廷龍明史案、戴名世南山集案、查嗣庭維民所止案，曾靜和呂留良詩文案，及湖中藻堅磨生詩鈔案等等。
陳曉華：到龔自珍的時候，我們已經知道到清朝中後期了，龔自珍還在說，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都為稻粱謀，也就是說這個文字獄的陰影，給清朝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時也是清朝人的一些思想受到了限制。
與文字獄相伴行者是清朝統治者掀起的禁書、毀書狂潮，其中尤以乾隆時修四庫全書，寓禁於徵最為肆無忌憚，借修書之名查繳禁書，正是乾隆修四庫全書的另一個目的，乾隆三十九年八月，明令查繳禁書，一直到五十八年，近20年間，歷代大量典籍，或遭全毀，或遭抽毀，遂釀成空前未有的圖書浩劫，據統計，清廷毀禁的圖書達3100多種，十五萬一千餘部，銷毀的書板在八萬塊以上。除了銷毀書籍和檔案外，四庫全書的編者還系統的對殘存書籍和檔案進行篡改，對於反映民族矛盾，民族壓迫和民族戰鬥精神的作品儘量摒棄和抽毀，對於不能不收錄的名家名作，則大肆篡改。
陳連營：當時也毀掉了好多書，有的說是毀掉十五萬冊，也一萬多卷，那量很大，整個四庫全書也不過三萬多卷，他又毀掉了幾萬卷，包括有些研究說是，包括一批明代檔案，毀掉了1000多萬件，你想整個明代檔案，就毀掉了不少，涉及一些邊疆少數民族地區，尤其是這個對東北地區，對滿族的先世，有些問題它都是屬於禁止之列的。
明史，中國24史中的最後一部，這部史書從清軍入關後的第二年開始籌備，到乾隆四年最後完成，前後歷時九十四年，這部史書的編纂眾多，幾乎囊括而來清朝前一百年中最有名的博學鴻儒，可謂人才濟濟。最初，清朝統治者設立明史館，是為了籠絡明朝遺臣，增加漢族官員的感情寄託。
楊豔秋：當時呢清王朝實際上它的政權是不穩定的，而且抗清的戰爭可以說是此起彼伏，而且經濟也不好，那麼在這樣一個條件下，實際上是不適合修史的，那麼他為什麼要提出來修明史了，這裡面的實際上有一個非常深層的政治原因，因為清王朝它是以少數民族來入主中原，它存在一個非常大的問題，就是我怎麼樣來昭示我這個政權的合法性，那麼清朝呢，在這個時候，在順著二年的時候，這麼倉促地提出這麼一個修明史的舉措，實際上他是一個維護統治政權的一個需要，來向天下宣揚、昭示明朝已經滅亡了，我是繼明朝之後的一個正統王朝。
隨著編纂過程的不斷推進，越來越多的漢族知識人加入了進來，成為了清王朝堅定的支持者和擁護者，而與此同時，清朝統治者也在這些讀書人中不斷剔除與自己統治思想相悖部分，一部明史見證了清朝前100的的文治，也見證了這一百年來因推行文字而出現的文字獄。懷柔與鎮壓相互使用，是清朝統治者對待漢族知識人的策略，清朝統治者稱之為寬嚴相濟。清王朝的前150年，是一個從亂到治的過程，這150年裡，政治、經濟、軍事、社會、文化整體呈上升趨勢，這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在於順治、康熙，雍正，乾隆四位皇帝比較重視寬嚴並用，以加強對廣大臣民，漢族知識人的引導與控制，從而實現有效的統治。
然而清朝的統治者對漢族之使人始終是不信任的，他們對結黨深惡痛絕，對有名望的儒臣深懷疑慮，對草野遺民更是念念不忘，於是他們一方面籠絡讀書人，一方面打壓讀書人，交互使用懷柔與鎮壓的兩手，最終達到天下讀書人不敢有二心，只為我所用的目的，這種所謂的寬嚴相濟，的確在一定程度上穩固了清王朝的根基，使國家實現了由亂到治，然而恰恰是這樣的寬嚴相濟，也導致了可怕的後果，清朝時查繳禁書，文字獄橫行，這對於中華思想文化來說，無異於一次浩劫，而當時的讀書人因懼怕文禍，不得不將學術思想限定在朝廷允許的框架內，學問多用於保身，而缺少爭鳴與探索。如此一來，清朝的思想文化在一定程度上走向狹隘和禁錮，時代在變，國際形勢在變，如何應對決定了清王朝的未來命運。
國家自強運動的口號。
作者：睆花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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