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前言：困頓中的熱望
「……這將是正確的。偉大的近代工程師，法國的Freyssinet、瑞士的Maillart、義大利的Nervi、英國的Ove Arup以及Samuely在未來建築的新立體構造方法上，給予科學的基礎，這種方法只有對三次元完全理解的人，使能加以驅使。現在的建築理論——過分理論的、不能與建築實際經驗平衡的——乃是平面與正面水平展開而產生的『製圖板建築』。」——瓦爾特·格羅皮烏斯
1954年3月，臺灣地區光復後第一本建築專業期刊《今日建築》剛從手寫油印創刊號升級為鉛字排版，其創辦者金長銘先生，即編譯刊發了《空間架構的概念及其可能性》一文，通過格羅皮烏斯、薩繆埃利等人對空間結構形式的定義、論述，詳解了空間架構的類型、組成、構造方式和力學特徵。同期還翻譯了彼得羅·貝魯奇《新建築的精神》一文，描繪了結構突破將為建築師提供的無限可能，「充分地利用結構學的智識，以結構上的天然形態美，作為我們創造建築形態的泉源……只要我們對結構上多予態度，我們是無不可大膽地將我們的想像力，貫徹於美感的形態，予以表現的」。
儘管1950年代中前期的臺灣地區百廢待興，金氏仍對這種三次元的、與傳統「製圖板建築」截然不同的新型結構形式及其所可能引發的建築革命充滿期待，「空間的結構及其可能性說明了最近結構方面可能遞進演變的情形……其特具的經濟性非常可能在未來的結構上形成一種極重要的地位」，這「將成為新建築的誕生期」。確如這位年輕的臺灣省立工學院建築系教師所預感的，一場現代中國建築群星璀璨的集體呈現，即將伴隨著西方現代建築運動的傳播以及與中國建築傳統的融合創新，在這塊冷戰鐵幕另一側的中國土地上，登上舞臺。二 1950年代：從現代西方到中國邊陲
二戰之後，隨著新材料、機械、施工技術的發展，以羅馬小體育宮（1956年）、雪梨歌劇院方案（1956年）等為代表，薄殼、折板、懸索等空間結構建築得到廣泛運用，已然成為現代社會生產力突飛猛進的重要表徵。
在中國，1949年末，國民黨政權攜200萬軍民敗退臺灣地區，其中包括一定數量的建築專業人員。他們填補了日籍建築師撤離後留下的真空，並藉由法定建築師專業制度的實施，構成了1950年代至1970年代臺灣地區建築創作的主體。1951年，韓戰爆發，美國恢復對臺灣當局的支持，掀起了一次生產資料、科學技術等重要現代元素輸入臺灣地區的浪潮。現代建築設計方法、設計思潮通過刊物和技術人員交流被引入，空間結構被視為最具技術含量的現代建築代表，一時間研討蔚為風潮。
除上文《今日建築》系列文章，1958年《百葉窗》翻譯刊發《垂懸屋頂簡介》一文，採用形象的方式推介空間結構形式，1960年第六期更定為「殼形結構專輯」，刊發《殼形建築的審美觀》《殼的發展》《薄殼結構簡介》等系列文章。在《殼形建築的審美觀》一文中，漢寶德基於新美學基礎、內外空間構成、居住心理、浪漫情感等諸要素，全面論述空間結構。論述基于吉迪恩（S. Giedion）的理論展開，即以動的現象來解釋新型空間結構建築的第四度空間特質。作者以尚未建成的雪梨歌劇院方案等為例，認為傳統歐幾裡得平面幾何學下的審美體系，造就了古典主義的復興，而經典現代主義建築的形態哲學，儘管有「柯比意（即柯布西耶）等有力的呼籲」，亦無非是同一體系的延續，兩者歸根結底仍屬於「古希臘時代」，並不適應「火箭船的二十世紀」。因此，面對顛覆性的空間結構建築，應放棄「自雅典至柯比意的批判觀念」，重新構築出具有時代性特徵、基於「純直感」和「數理」的審美新標準。
他總結道：「殼形建築與傳統建築是站在絕不相同的世界觀上。建築的傳統特性，是寧靜的，永恆的，沉默的，代表文化的靜態。傳統建築之所以博大精深，即在其能以靜制動，包容了人類社會的演變……殼形建築的特性，恰恰相反，它在於激動人心促使脈搏跳動，是主動的，與我們時代的常變狀態相應，若合符節。」
三 倒傘、折板、薄殼與現代中國
1960年代，隨著建設量的擴大，臺灣地區迎來了一次空間結構建築的實踐高潮。薄殼結構及其變體倒傘形結構（即反曲薄殼屋頂）、折板結構是當時最主要的、運用最廣泛的三種結構形式。
從創作源流來看，代表建築師有陳其寬、王大閎、貝聿銘、張昌華、修澤蘭等，均有深厚的中國式家學。其中，王大閎、貝聿銘在歐美接受完整現代建築教育，並直接受教於第一代現代建築大師格羅皮烏斯。陳其寬具有中央大學「布扎」式本科教育背景，在美伊利諾州立大學深造後于格羅皮烏斯門下從事建築設計。張昌華具有清華大學土木工程背景，修澤蘭具有中央大學「布扎」式教育背景。
在當時國民黨政權以「中國正統」自居的歷史情境下，創造現代中國建築乃是臺灣地區知識界「現代中國」宏大文化建構範疇中的一環，亦是作為中國傳統知識分子菁英的建築師群體源自家國情懷的自覺追求。因此，這些「精神上的現代主義者」們所探索的，除了經濟性考量、新結構樣式表達，更重要的目標，是如何將中國氣韻融入其中，將新潮的結構形式與古老的中國傳統結合，創造出具有時代精神的現代中國建築。
因此，經濟性、表現性、中國氣韻，這三個要素決定了1960年代臺灣地區空間結構建築發展的方向。儘管在經濟、技術和觀念諸多限制下，具備創新特徵的作品規模均不大，不少優秀方案可惜未能建成，但仍不失為中國現代建築發展進程中一次重要的集體探索。
1 陳其寬
（1）系列實踐 1960年，東海大學設立建築系，陳其寬擔任首任系主任。由此，陳氏在其負責設計建造的東海大學第二期校園建築群等設計中，開始了薄殼屋頂系列實踐。
東海大學建築系館是臺灣地區第一座建成的薄殼結構建築（1961年）。經濟性是採用薄殼結構的重要因素，陳氏在談及初衷時說道：「該校經濟短絀，欲以少量之經費，供最大之空間，此問題正促生思想……此一結果即現有小型薄殼結構之產生……」
▲ 東海大學建築系館（1961年）平面（上）、施工模板（下左）、建成內景（下右）建築為一單層狹長矩形建築，主體由26個5 cm厚的混凝土倒傘結構分兩排組成。自由平面中圍護與承重結構脫離，盡顯輕快之美。短邊磚牆與屋頂結合處以高窗連接，長邊採用整面落地玻璃，室內刷白，白色倒傘下保留模板痕跡，柱面光滑，形成粗獷與細膩的對比。這個開創性的建築，「為本省建築前途開拓一條大家不敢輕易嘗試的道路，以往大家對於薄殼結構總覺得遙遠得很，如今站在這裡可以令人置信」。
東海大學藝術中心為一層方形建築，是倒傘形系列第二個作品（1962年）。教室、音樂廳等4個由多個倒傘形結構組成的功能體量分別佔據4邊，直面中庭，由迴廊聯結。設計者在倒傘屋面與牆體交界處採取不同構造做法，3個低矮的體量中，牆與倒傘邊緣平齊，交界處使用玻璃高窗分離，而高聳的音樂廳倒傘邊緣則伸出牆外並下垂。該建築中方柱均斜轉45°，柱角與傘形曲面對角稜線對齊形成順暢的交接關係，柱與牆則不平行，柱不再隱沒於牆中，可視為自由平面體系下牆柱分離的表達。建築大門為中國式紅色月洞門，走廊兩端採用花格門，「延續了東大中國小趣味的一貫作風」。
▲ 東海大學藝術中心（1962年）鳥瞰（上）與現狀（下）陳氏1960年代中前期作品規模較小，業主多為教會。臺南市衛理堂幼稚園為倒傘形結構一層建築，形式與東海大學建築系教室相若（1961年）。高雄市衛理公會難民住宅區，是結合「花園城市」式規劃設計、由116戶住宅單體組成的單層集合式社區，建築單體採用正曲線薄殼屋頂，外粉白色，內混凝土露明（1962年）。1965年設計的高雄市聖保羅教堂將於後文詳述。
▲ 高雄市衛理公會難民住宅區（1962年）住宅外觀（上）與總平面（下）
1965年後，陳氏完成了三座大型倒傘形建築作品。林口高爾夫俱樂部（1968年）一層局部架空，二層平臺略微出挑，採用丹下健三香川縣廳舍影響下的仿木構做法，混凝土樓板、欄板、梁柱搭接處出頭。二層由28個倒傘形結構組成，中央6個倒傘略微高起，形成層次感，平面敞開通透，結構暴露，整體形象空靈浮動，舒展雅致，亭亭玉立之間，盡顯東方式的優雅，為倒傘系列的成熟之作。該期間作品尚有中華貿易開發公司基隆倉庫（1967年）、曼谷理工大學研究中心（1968年）兩座建築。
（2）倒傘與中國 1968年，陳氏撰文《薄膜結構建築界的新猷》，詳述其採用薄殼結構進行設計創新的緣由：除經濟性、安全性等技術優點，更有表達中國建築精神的人文追求。他寫道：「傘形結構雖是新興的建築學理，但與我國的建築精神有許多符合的地方。例如雙曲面屋頂挑簷大，側視為曲線，其造型系反映屋頂重量下所形成的自然結果，很符合我國木結構挑簷鬥拱表現靜力傳導的求真精神，與反宇向陽有異曲同工之處，雖是現代結構，而又具中國傳統的風格。」
確如其言，倒傘形結構因其大尺度外翻曲線神似中國傳統建築簷下層層出挑的鬥拱體系輪廓，受到了追尋中國建築現代化的建築師們之集體偏愛，而所謂「反宇向陽」的雙曲面，則在後文中的路思義教堂、高雄聖保羅教堂中得到了現代呈現。
▲ 陳其寬對倒傘形結構與中國傳統建築形式的對比與聯結▲ 中國式坡屋頂「反宇向陽」的雙曲面是不同於西方及現代坡屋面的重要特徵2 王大閎
（1）未建成的倒傘——臺北故宮博物院競圖計劃案 1960年底，王大閎獲得臺北故宮博物院設計競賽第一名，然因故未實施。
這是臺灣地區最早的大型倒傘形結構建築設計方案，挑高廊道、象徵性屋頂、豎向矩形構造格柵，整體形態上源自王氏所偏愛的密斯紀念性建築手法。3個巨大倒傘從建築內側翻出優雅的曲線，與方形的屋身脫開，隱喻中國傳統建築簷下層層出挑的鬥拱，飄逸自然，新結構形式與中國意向得到完美結合。這一未完成的方案，是採用倒傘屋頂表現現代中國建築的肇始，可能先於東海大學建築系館設計構思並對其產了影響。
▲ 王大閎臺北故宮博物院設計方案（1960年）效果圖（上）與模型（下）（2）折板，在椰林大道盡端 1962年，臺灣大學邀請王大閎設計校園中軸椰林大道盡端建築群。在王氏的規劃設計中，大禮堂、教職員活動中心、學生活動中心3棟建築以大禮堂為中心呈品字形組合，另兩棟體量與形式相若的建築分列廣場兩側，然最終僅有學生活動中心建成。
▲ 臺灣大學中軸線盡端建築群原設計方案總平面（1962年）
臺灣大學學生活動中心整體形態上採用三段式設計，抬高的臺基、二層高的柱廊、大尺度紅色大門、豎向矩形方格窗欞、連續折板屋頂，一同構成了基座、列柱與屋身、屋頂的中國傳統建築意向。折板屋頂為其精彩之處，細節推敲頗具匠心，折板最高頂點比最低點向外突出數十釐米，增強了「飛簷」的效果，最外側的折板揚起，亦形成了高高揚起的「飛簷」，增強了傳統建築與折板屋頂的想像聯結。
大禮堂設計更為大膽，兩片大型折板屋頂由地面升至頂部交接，在每片屋頂中，折板互相交錯形成側立面折線，隱喻中國傳統屋頂「舉折」意向。三角形側牆為入口面，採用玻璃幕牆與折線形露明框架，是王氏所慣用的密斯式抽離手法。建築自上而下渾然一體，雕塑感強烈，細部更宛若摺紙一般精緻優雅，「其形態、高度與氣勢均將凌攝全校建築」。
3 張昌華、修澤蘭
臺灣清華大學體育館（1969年）由張昌華主持的華泰事務所設計，是臺灣地區現存傘徑最大的倒傘結構建築。建築高2層，由12個長矩形倒傘組成，形成室內無柱空間和節奏感強烈的流動拋物線室內空間效果，在外觀上也形成了中國傳統建築出簷深遠的意向。一層柱外附加三角形板柱抵抗側力，一側6片，如飛扶壁一般，形成與倒傘形結構一致的三角形母題，增強了建築力度感。
衛道中學禮堂為女建築師修澤蘭的作品，是臺灣地區早期表現主義建築作品代表（1968年）。建築師運用教堂空間的高低變化，以棲息大地的鴿子為造型來源，表現天主教建築超脫人世的宗教氣息。混凝土薄殼結構下屋頂、牆壁融為一體，整體雕塑感強烈。隱喻十字架的主入口，由出挑外翻的薄殼結構所構成，亦象徵鴿子的羽翼，水滴形窗戶順著建築表皮排列，極富動感。
4 三個教堂
1963年底，貝聿銘、陳其寬於1956年開始設計的路思義教堂落架完工，丹下健三東京聖瑪麗教堂完成了定案設計，陳其寬的高雄聖保羅教堂設計（合作建築師沈祖海）剛剛完成了構思。三個教堂中，前二者廣為人知，後者作為陳氏最後一個重要的薄殼建築作品，相較之卻湮沒於時光之中，下文將呈現它們之間千絲萬縷的聯繫。
1963年12月，《建築雙月刊》集中刊登了陳其寬《東海大學路思義教堂設計及施工簡述》、編輯部《路思義教堂落成後》及吳明修《東京大司教區天主教堂計劃案（丹下健三）》。吳氏寫道：「……丹下的這所東京天主教堂，初看實在太相像貝聿銘先生的東海大學路思義教堂，除了規模較大外，在構造及空間從處理手法上都很相似，這是無可否認的……H.P.Shell所形成的斜面，亦將與日本傳統的斜屋頂在都市的天際線上取得互相調和……據說陳其寬先生最近在高雄新設計的一所教堂亦為四個H.P.Shell構造體來構成……」的確，若將它們放置於一處，即可發現其構思相近，手法相似。三個建築平面均由十字架變形而來，前二者為長形十字架，後者為方形十字架，形成入口—會場—祭壇的縱向軸線。空間構成方式上，路思義教堂由4片拔地而起的等高雙曲面薄殼結構組成，交匯出一字形的天光帶，「曲面名為『堪腦依』，為雙曲面之一種，所形成之屋簷曲線極具美感，與中國建築屋面反宇之曲線趣味相吻合」。聖瑪麗教堂形體較為複雜，但與前作構成手法類似，由8片4組不等高、從地面直接升起的雙曲面薄殼組成，交匯出十字形的天光帶。
▲ 路思義教堂（左）、東京聖瑪麗教堂（中）、 高雄聖保羅教堂（右）三個教堂平面聖保羅教堂則與前兩者強調高聳神聖、天光傾瀉的空間出發點不同，「帳幕」「懸浮」是其設計理念之源。4片等大、源自「反宇向陽」的雙曲面薄殼組成屋頂，平面的投影為四邊形，外圍4邊，起伏上下，形成8邊，每兩邊相遇的最低點，形成支點，立於臺基之上，「形塑出飛升與離地之感」。
從時序上而言，路思義教堂設計「始於1956年秋……設計圖案於1957年發表於《市集建築》等雜誌」，早於聖瑪麗教堂構思。是時貝氏已是國際名家，日臺人員、資訊交流頻繁，兩者構成手法相似度極高，丹下設計應受其影響。
從建築師創作脈絡而言，1960年代陳氏幾乎所有作品均在探索薄殼結構的中國化表達，主持並多次論述路思義教堂的設計與建造。此時貝氏籤名式幾何化設計手法尚未成熟，還在進行多種設計手法探索，與薄殼結構有關的就有美國丹佛英裡高中心（1952—1956年）曲面薄殼裙樓和美迪夫百貨商店（1958年）薄殼入口等。由此可以推斷，在這個作品中，兩位大家有著旗鼓相當的貢獻。
1965年，陳氏辭去東海大學建築系主任一職，在臺北成立事務所，聖保羅教堂即為該時期作品，從此作上可見設計者對路思義教堂經典手法進行突破的雄心。然而此時，業主已非資金雄厚的東海大學校董會，兩者間單位造價有近乎4倍的差距，後者施工質量和構造細節與前作不可同日而語，也是導致該設計表現力遜於前作的關鍵原因。四 謝幕與迴響
1970年代後，隨著新型鋼結構興起，工人工資大幅上揚，混凝土空間結構形式逐步沒落。成功大學光復操場司令臺（倒傘結構，1980年）、成功大學航太系館（混凝土薄殼屋頂，1980年）成為了這場風潮的謝幕。
1950—1970年代，是世界現代建築史上利用新結構技術探索新建築空間與形式的重要時段，在這段歲月中，中國建築師並未缺席。當我們回望對岸，1960年代這一場現代空間結構的集體呈現和理論創新，如一卷長軸，橫向對接現代世界，縱向傳承古老中國，是一次形式、技術與文化緊密結合下的可貴探索，一次中國現代建築發展過程中極富創新意義的實踐與思考，亦補充了這一時段中國現代建築在世界進程中的敘事，其兼顧經濟性、表現性、中國氣韻的設計思想與設計方法，至今仍具有深刻的歷史與現實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