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美國總統川普執政以來，美國兩黨的鬥爭異常激烈，政治極化程度之深為近幾十年來所罕見，有學者甚至稱其為「超級極化」。面對政治極化及其背後的深層問題，美國總統川普為鞏固執政權威、兩黨政客為解決國內經濟問題，都將對華強硬作為優先事項。美國部分學術界精英等提出為了凝聚人心和強化國家認同，呼籲與中國開展新冷戰。這股強大的力量與中美兩國結構性矛盾趨於尖銳一起，共同推動了美國對華政策的極端化。但與中國對抗無法緩解美國激烈的黨爭，難以改善其國內的不平等問題，也解決不了美國國家認同面臨的長期挑戰。美國要走出政治極化，需要共和黨或民主黨通過選民重組獲得對另一方的壓倒性優勢，從而長期主導政治議程。未來美國的黨爭還會非常激烈，但不管其國內政治如何演進，美國對華強硬的趨勢都很難改變。
美國政治極化和對華政策的極端化，分別是美國政治和國際政治中的重要現象。現階段中美學術界和智庫研究美國政治極化的成果，主要體現在政治極化的表現、原因及對美國國內政治的影響上，而研究美國對華政策的成果，則集中在中美實力對比、美國對華戰略調整、中美貿易摩擦、中美軍事和意識形態較量等方面。分析美國政治變化影響美國對華政策的文章，主要從美國民粹主義的興起、川普對華政策的國內動因、美國右翼的對華政策思維等方面加以論述。本文力圖從美國政治極化的角度，分析美國對華政策趨於強硬並日益極端化的國內政治因素。
美國的黨爭是公開、持久、正常的政治現象，是美國三權分立和政黨政治的必然結果。美國的政治極化不是新現象，自上世紀 70 年代以來就不斷有學者討論該問題。綜合現有研究，美國政治極化主要表現為黨爭持續升級，如國會議員投票以黨派劃線、府會鬥爭導致「政府關門」等，總統選舉中「紅州」和「藍州」的固化與對峙也是極化的表現。從事美國政治研究的學者，還傾向於分析美國兩黨因意識形態的分歧而明顯對立、兩黨內部同質化增強、持溫和立場的選民轉向自由和保守的兩端等現象。自2016 年美國大選以來，美國政治鬥爭的激烈程度引發全球關注。川普執政後，民主黨通過「通俄門」「逃稅門」「豔星門」等調查試圖否定其當選和執政的合法性，尤其是特別檢察官穆勒的調查「攪得周天寒徹」，導致近百人被查，數十人被判有罪。在此期間，兩黨圍繞歐巴馬的執政遺產、「禁穆令」、美墨邊境牆、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等問題惡鬥，要麼導致聯邦政府關門時長創下歷史記錄，要麼迫使最高法院頻頻介入「平息爭議」。2019 年7 月，川普與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通話，要求後者公開調查 2020 年大選的政治對手拜登。此事曝光後，民主黨控制的眾議院迅速對川普發起彈劾調查，並以「濫用權力」和「妨礙國會調查」兩項罪名將其彈劾，但共和黨控制的參議院在 2020 年 2 月投票裁定川普無罪。 圍繞彈劾問題，兩黨壁壘分明、勢不兩立，在投票上幾乎嚴格按黨派劃線。針對美國兩黨的惡鬥，蘭德公司的研究人員蒂莫西·希斯撰文稱，美國政治極化已經「處在內戰結束以來最嚴重時期」，「兩黨在很多議題上無法形成共識，每個政黨內約 1/3 的選民認為另一黨對國家的未來構成威脅」。 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學院教授史蒂芬·沃爾特則表示，目前兩黨已「視同仇人」，美國政治已「超級極化」（hyperpolarization）。
在政治極化加劇的同時，美國對華政策也出現極端化趨勢。這種極端化表現為川普政府放棄對中國的接觸政策，轉而採取對抗式的惡性競爭政策。2018 年以來，除了對中國挑起大規模的貿易摩擦外，美國還在科技、人文、金融等領域有選擇地與中國「脫鉤」。 美國兩黨更在意識形態上對中國全面汙名化，並升級幹預中國臺灣、香港、新疆和西藏等事務的力度。美國政治極化和對華政策極端化的「兩化」問題，出現前所未有的共振。這種共振不是時間上的巧合，而是存在著必然的聯繫。
一、政治極化推動美國實行強硬的對華政策
美國對華政策的極端化，首要原因是中美力量對比和國際影響力的變化引起了美國的戰略焦慮，刺激美國大幅調整對華政策。不過，內政影響外交，美國政治極化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川普政府實行對抗中國的戰略。也就是說，對華強硬符合川普政府認定的國內政治利益，也契合了一部分美國精英希望緩和國內矛盾的訴求。
首先，面對極化的國內政治環境，川普政府試圖通過對中國示強來樹立權威，以推行有爭議的國內政策。美國政治極化的一個重要後果是，兩黨不管哪一方執政和主導立法權，都面臨著另一黨的嚴重掣肘。聯邦政府關於經濟、金融、移民、控槍和醫改的重大立法，要麼需要總統所在黨同時控制國會兩院，要麼受制於政治僵局而被長期擱置。「否決政治」的盛行，造成美國政府行政效率大打折扣。這種狀況迫使「帝王般的總統」繼續擴大行政權，頻繁頒布總統行政令成為一種重要方式。歐巴馬擔任總統期間，在事關移民政策的「童年抵美者暫緩遣返」（DACA）計劃、應對氣候變化的「清潔電力計劃」上多次頒布行政令。川普多次發誓要「排乾華盛頓沼澤」，「還政於民」。為快速推進右翼民粹議程，在嚴打非法移民、退出《巴黎協定》、減少監管等方面頒布大量行政命令。在執政前兩年，川普政府利用共和黨對國會兩院的控制權，在相關議程上頗有斬獲，但從一開始就遭遇民主黨的全力反對和掣肘。民主黨利用各種調查挑戰川普的合法性，並利用立法和司法系統幹擾其施政。受此影響，川普政府施政環境惡劣，其針對海外穆斯林的「旅行禁令」一波三折，廢除和取代「歐巴馬醫改法」的努力事倍功半，取消 DACA 計劃和「清潔電力計劃」也遭遇重重阻力。
對一國領導人而言，國內事務優先於外交事務，外交政策服務於國內議程。政治極化使川普政府難以在國內政策上實現跨黨派合作，被美國列為首要對手的中國成為其「以外促內」的對象。希斯認為，政治極化促使川普政府通過對中國強硬在國內樹立權威，從而推動有爭議的國內政策。 也就是說，國內惡鬥使川普有強烈的不安全感，需要通過對華強硬來煽動民族主義情緒，藉以提高自己在國內的威望，並進而利用這種威望對抗國內政治對手、實現國內政策目標。川普政府和共和黨不遺餘力地在國內和國際上製造「中國威脅」、煽動恐懼和仇恨，首要目的是對抗中國，而藉助對抗中國鞏固權力，以推動貿易保護、嚴打非法移民等爭議性政策也是重要考慮。在對華貿易戰的過程中，川普不惜以維護國家經濟安全、應對中國「經濟侵略」為名不斷升級關稅行動，既是為了對中國「極限施壓」，也是為了壓制美國商會、農業集團和其他利益集團對其關稅政策的反彈。可以說，在處理內政和外交問題上，川普頻繁使用「國家安全」「國家緊急狀態」的名義鞏固權威，就是試圖把自己打造成「危機總統」「革命總統」「強勢總統」「威權總統」，以首先實現國內政策目標，而對抗中國服務於這一目標。
美國問題研究專家黃靖認為，美國決策者有利用外部威脅來推動國內轉型的傳統。冷戰期間，美國通過升級對蘇聯的冷戰實現了兩次國內轉型。第一次是從艾森豪時期到詹森時期，美國借力與蘇聯的對抗，完成了國內「從右向左」的戰略大調整。此後，美國因越南戰爭失敗、石油危機、經濟滯脹等內外交困，裡根終止了對蘇緩和政策，重新升級對抗，推動了國內「由左向右」的大轉變。川普選擇與中國對抗，其國內政治目的是逆轉歐巴馬和民主黨的執政遺產，實現美國「由左向右」的大調整。
其次，一部分美國前政要和學術精英希望靠對抗中國來緩解美國的政治極化、刺激美國形成跨黨派共識，以加速提升美國的競爭力並更好地與中國競爭。美國精英信奉權力制衡，推崇三權分立，但政治極化不可避免地讓兩黨精英陷入「為反對而反對」的權力遊戲之中。從川普執政伊始民主黨內就醞釀彈劾，並最終在控制眾議院後成功推動彈劾案，這種長期、激烈的政治鬥爭已經嚴重消耗了美國的政治資源。國會兩黨議員、司法委員會和情報委員會的助手和議員助手等，圍繞針對川普的各種調查投入大量時間和精力。接二連三的聽證會，無休止的國會辯論，繁瑣的議案起草、表決及相關法律工作等，都用在政治鬥爭上。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能夠刺激經濟、提升美國競爭力的大規模基礎設施建設方案卻因「否決政治」而無人問津 ；重大槍擊案頻發常震動朝野 , 但民主黨持續推動的更嚴格的控槍立法被束之高閣。如果再考慮到川普執政後對歐巴馬執政遺產的否定，考慮到美國國內在稅改、醫保、教育、氣候變化、伊核等幾乎所有重要議題上的反覆和折騰，美國政治的弊端再清楚不過地展現在世人面前。
對於美國的政治極化和政治惡鬥，越來越多的兩黨政客和社會精英痛心疾首，呼籲進行改革。但這涉及到社會資源的再分配、選舉制度的改革、利益集團的角力、意識形態的分歧等，難以推進。在這種情況下，部分精英希望通過向外部轉移矛盾、樹立一個敵人來迫使兩黨緩和對立情緒，與中國開展冷戰成為一項選擇。英國歷史學家、哈佛大學教授尼爾·弗格森稱，「如果美國人現在意識到一個新的外部敵人，這會不會減少近期聲名狼藉的內部兩極分化呢？我們能從國會裡兩黨合作的減少、社交媒體上的激烈討論中看到這種兩級分化。我覺得有可能。冷戰對美國有政治上的好處。」上世紀 50 年代，「麥卡錫主義的發作過去之後，隨著（美蘇冷戰）美國人對他們面臨一個共同敵人達成共識，國內的分歧明顯減少。也許外部敵人的概念能夠說服美國的政客們把大量資源投入到開發新的技術上去，如量子計算」。美國前國會眾議長紐特·金裡奇雖然在上世紀 90 年代不擇手段地與民主黨鬥爭，親自推動了美國的政治極化，但如今對美國的政治內鬥頗為憂慮，呼籲美國人不要熱衷於黨爭和「認同政治」，而應相互合作以更有效地對抗中國，認為此舉有助於在美國製造危機感，促使兩黨投資美國的教育、科技、基礎設施等以提高美國的競爭力。
實際上，包括川普在內的兩黨精英雖然忙於內鬥，但已經在對華政策上建立了共識，並在推動與中國對抗的道路上越走越遠。川普和眾議院議長佩洛西、參議院少數黨領袖舒默是政治對手，布魯金斯學會和傳統基金會的分析師們各為其主，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和「福克斯新聞」（Fox news）的編輯和記者們互不對眼，但他們正在形成相同或相似的「中國認知」。這些精英都認為中國的經濟模式和中美經濟關係「對美國不公平」，都聲稱中國的軍事現代化「侵蝕了美國的主導地位」，都承認接觸政策沒能「讓中國走上民主道路」，都表示中美在宗教、人權、臺灣、新疆、香港等問題上存在著明顯分歧。其結果是，儘管在國內議題和其他外交議題上爭吵不休，兩黨精英在抨擊和「鞭打」中國上在開展「逐底競爭」。例如，川普在經貿問題上對中國極限施壓，而民主黨議員則提醒其不要和中國達成「出賣美國利益」的協議。在表決「與臺灣交往法案」「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等涉華議案時，兩黨議員幾乎全票贊成。在 2020 年 2 月參加慕尼黑安全會議時，在美國國內一手策劃彈劾川普的眾議院議長佩洛西與國務卿蓬佩奧、國防部長埃斯珀等行政官員一起攻擊中國。可以說，維護美國的領導地位、指責和壓制中國成為美國兩黨精英的粘合劑，成為美國新的「政治正確」。美國兩黨都是美國大企業、軍工集團、高科技公司、不同選民群體的代表，在護持美國霸權、壓制中國挑戰上自覺不自覺地在維護「精英的共識」。美國內鬥越激烈，精英層越有意識地在重大外交議題上，尤其是在中國議題上建立共識。
二、美國「社會分化」推動對華態度極端化
美國的政治極化是社會分化的反映，背後是社會貧富分化加劇和種族矛盾激化，而美國民粹主義的濫觴，則是貧富分化的必然結果。隨著美國人口種族結構的變化和不同選民群體在政治影響下的「部落化」，美國精英越來越感到樹立一個強大的外部敵人的緊迫性，而中國就是這樣一個敵人。
首先，美國右翼民粹和左翼民粹兩股力量雖然勢不兩立，但都試圖通過對華貿易保護解決國內貧富差距擴大和中產階級萎縮問題。2008 年金融危機後，以「茶黨」為代表的右翼民粹力量興起，不久以「佔領華爾街」為代表的左翼民粹勢力也抬頭。民粹勢力的高漲，當然與金融危機後的高失業率，以及民眾不滿政府以納稅人的錢救助華爾街有關。2016 年大選期間，兩股民粹力量繼續增強。川普成為右翼民粹力量的旗手，並藉助這股力量當選總統，集中在桑德斯麾下的左翼民粹勢力，則對民主黨建制派希拉蕊形成強有力的挑戰。在 2020 年大選中，川普依舊保持著鮮明的右翼民粹風格，而桑德斯和沃倫代表的民主党進步派，則延續著左翼民粹的戰鬥精神。
這兩股民粹勢力的外在表現、政治訴求、選民構成不同，並且存在著激烈的競爭，但其經濟和社會根源基本上是一樣的。美國貧富分化加劇和中產階級萎縮，激起了社會弱勢群體和部分中產階級的不滿，催生了民粹主義高漲。而貧富分化加劇，則與上世紀 70 年代以來產生，並在 90 年代開始加速的經濟全球化、技術進步和移民的湧入密切相關。這一巨大的新自由主義浪潮將市場、資本和技術在全球範圍內流動和配置，使勞動所得日益少於資本所得。 中下層白人、鄉村人、老人和男性更傾向於支持共和黨，成為右翼民粹的支持力量。少數族群、城市人、年輕人和女性則傾向於支持民主黨。
因政策分歧和利益博弈，美國兩黨和兩股民粹勢力難以在國內改革問題上達成共識，全球化以及從全球化當中受益的中國，成為其轉嫁危機的替罪羊。他們都將美國工人收入增長緩慢、貧富差距拉大等問題歸咎於跨國公司的產業外包，歸咎於中國商品對美國市場的衝擊，歸咎於中國的「不公平貿易行為」。川普的單邊主義和貿易保護指向的主要矛頭是中國。在競選和執政期間，其不斷攻擊「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導致美國大量企業倒閉和工人失業」，指責「中國竊取美國公司的智慧財產權讓美國損失巨額財富」，抱怨中國對國企的補貼對美國「形成不公平競爭」等。川普政府對中國發起的「232 調查」和「301 調查」、不斷升級關稅迫使中國放棄產業政策、以脅迫手段施壓在華投資的美國公司回流等，都是「美國生病，讓中國吃藥」的表現。桑德斯和沃倫則更明確地將貧富分化問題歸咎於跨國公司的貪婪和對富人的低稅收政策，歸咎於自由貿易和產業轉移，並同樣將中國作為主要的替罪羊。桑德斯在 2016 年大選中抨擊全球化和自由貿易，在參加 2020 年大選辯論時自詡十幾年前就反對中國加入世貿組織。沃倫聲稱「反對讓跨國公司主導貿易政策」，「支持對中國的關稅行動」；「若當選總統，將為貿易協議制定環境、勞工和人權標準，並將其作為與中國達成經貿協定的前提。」可以說，重塑中美經濟關係，是右翼民粹和左翼民粹的代言人解決美國國內問題的重要途徑，而前者已經採取了相關行動。
其次，美國精英希望以中國威脅來強化國家認同、鞏固國內團結，部分極端人士甚至試圖挑起針對中國的文明衝突。美國哲學家艾默生表示，別的國家是基於共同的歷史而建國，美國則是由意識形態建國。美國政治學者塞繆爾·亨廷頓等稱，美利堅民族認同的基礎是被稱為「美國信條」的價值觀，這包括個人主義、自由、平等和民主等。 美國在與蘇聯的冷戰中，以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凝聚國內，並藉此鞏固盟友，佔據相對蘇聯的優勢。冷戰結束後，美國精英就一直在思考如何維繫國家內部的團結問題。亨廷頓等人明確表示，失去蘇聯這樣一個理想的敵人，美國人很可能迷失自我，因此需要尋找新的敵人。在這些保守派看來，美國這樣一個多族裔、多文化的國家，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難以長久地凝聚國內 ；墨西哥移民的持續增長、少數族群的亞文化認同持續強化等，可能讓美國「國將不國」。為此，美國可以用盎格魯 — 新教文化充實「美國信條」，並持續不斷地與外部敵人作鬥爭。理想的敵人應該「在意識形態上與己為敵，種族上和文化上與己不同，軍事上又強大到足以對美國的安全構成可信的威脅」。
冷戰結束近 30 年來，美國社會分化的危險一直讓保守派耿耿於懷。「9·11」事件後，美國將恐怖主義作為敵人，愛國主義一度高漲，少數族群的亞文化認同暫時被壓制。但隨著反恐戰爭的結束，美國人的身份認同問題再次凸顯。隨著白人人口佔比的下降和少數族群人口佔比的上升，兩黨鬥爭引發的「身份政治」問題凸顯，社會分裂嚴重。共和黨主張收緊移民政策，削減針對少數族群的社會福利，獲得了更多老人、白人、男人的支持。民主黨則主張寬鬆的移民政策和擴大福利覆蓋網，獲得了更多少數族裔、年輕人和女性的支持。歐巴馬執政期間，少數族群的政治力量及其族裔認同讓保守派深感憂慮。非洲裔反對白人警察濫權的「黑人的命也是命」運動、同性戀要求平等權利的呼聲等，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白人將帶有種族主義傾向的川普送入白宮。川普執政後，在移民和平權等議題上竭力爭取白人的支持，刺激了白人至上主義，導致近年來與種族相關的仇恨犯罪增多，民主党進而攻擊川普大搞種族歧視和性別歧視。兩黨均通過極端主張強化選民基本盤的支持，使政治「部落化」現象更加突出。
面對持續的社會分裂和無休止的政治內鬥，川普身邊的保守派認為，應該從文明衝突的角度來看待和組織與中國的競爭。白宮前首席戰略師班農認為，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與美國的「自由資本主義」之間、中國的「東方儒家」和美國代表的「西方基督教世界」存在競爭。美國國務院前政策規劃司司長基倫·斯金納則明確將中美關係描繪成「兩個不同的文明和不同的意識形態之間的鬥爭」，上升為美國首次與「非高加索人之間的競爭」。這些美國人處心積慮，就是希望對中國開啟「新冷戰」，並憑藉美國的優勢扳倒中國，以重現美國的「光榮與夢想」
不過，由於新版的「文明衝突論」過於極端，在美國國內和國際社會都難以贏得人心，美國精英又回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老路上。美國政府繼續高舉「自由民主人權」的旗號，給中國扣上了「極權國家」「侵犯人權」「迫害宗教自由」等帽子 ，試圖把中國塑造成「他者」「另類」甚至「敵人」，並藉此凝聚不同黨派、不同種族和族裔、不同性別的美國人。可以說，意識形態和價值觀不僅是美國對抗中國的工具，還成為美國精英重建「美國信條」、重建美國認同以修補社會裂痕的工具。
三、對抗中國難以解決美國政治極化問題
「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對一個內部政治矛盾尖銳、社會文化分裂嚴重的國家而言，一個強大的敵國存在並非壞事。在美國精英看來，將中國作為首要對手予以壓制，似乎可以解決美國這個超級大國的諸多國內問題。不過，既然政治極化是美國市場金融化、社會分化及政府失靈長期作用的結果，治病也就需要有個過程。更關鍵的是，治病需要直面問題、祛除病因，而不是靠對抗中國來轉移矛盾、逃避問題，否則很可能是南轅北轍，延誤國內改革的時機。
首先，對抗中國無法緩解美國的政治極化。從本質上看，美國政治極化是美國競爭性政黨、分配性激勵體系和美國人口結構變化造成的，和外交政策沒有直接聯繫。把中國樹立為一個強大的外部威脅，無法解決美國精英追逐國內政治權力的途徑和方式。在川普任內，兩黨圍繞川普「通俄門」「通烏門」展開的激烈鬥爭和彈劾大戰，實際上和中國沒有任何關係。美國十多位民主黨總統參選人在辯論中猛批川普，不同選民群體在稅收、醫改、移民、控槍、墮胎等問題上的根本分歧等，也和中國無關。可以預見，如果 2020 年大選結束後出現一位民主黨總統，其推行的政策將具有鮮明的「反川普」特徵，且一定會遇到共和黨的強烈抵制。「彈劾門檻」的降低，也預示著彈劾可能會成為經常被使用的鬥爭方式。中美兩國有一定的競爭，但中國無意與美國爭霸、沒有向美國輸出意識形態、沒有損害美國核心戰略利益，也就沒有對美國構成生存性挑戰。因此，中國構不成那種讓美國「大敵當前、一致對外」的威脅。即便兩黨精英在持續的政治操作下在對抗中國上形成共識，並影響了美國主流民意，也解決不了美國政治極化問題。冷戰初期，在美國國內擁有「冷戰共識」的情況下，兩黨就圍繞「誰失去了中國」、韓戰、麥卡錫主義等激烈爭論。越南戰爭、「伊朗門」事件等都在美國國內引發了深刻的分歧。
其次，對抗中國無法緩解美國國內的不平等現象。在美國右翼民粹和左翼民粹代言人看來，重塑全球化、解決中美的「不公平」貿易關係能夠讓美國中產階級重新壯大。但中美的互動和國際社會的多方博弈產生的系統效應，將對美國產生反噬，造成美國不希望看到的後果。2020 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在美國蔓延之前，儘管川普聲稱美國經濟連續 10 年增長、其執政以來為美國創造了 700 多萬個就業崗位等 ，但這與其大規模減稅政策和寬鬆的貨幣政策有很大關係，與中國的貿易摩擦並未產生「製造業回流美國」的效應。實際上，川普政府以關稅為手段對中國「極限施壓」，破壞全球產業鏈，造成美國公司和消費者利益受損。中國對美國商品徵收報復性關稅，也增加了美國企業和消費者的成本，降低了經濟效率。從 2018 年 3月到 2020 年 1 月，中美在貿易摩擦中邊打邊談，最終籤署第一階段經貿協議，這短期內有助於美國擴大對華出口和增加就業。但從長期看，美國以零和思維升級對中國的高科技出口管制，威脅中國的經濟安全和科技安全，促使中國更加重視科技投入、下決心擺脫對美國關鍵技術和零部件的過度依賴。若逐漸失去中國市場，美國高科技企業的盈利能力、研發能力都會受到負面影響，而這關係到美國經濟的未來。
同時，如果美國在未來的經貿磋商中堅持不合理立場，無法與中國就取消關稅、放鬆出口管制、產業政策等達成協議，而歐盟、日本等發達經濟體與中國加速推動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並率先籤署互利雙贏的協議，美國在華經濟利益將受到損害。在世界各國均更加依賴中國龐大市場的情況下，美國選擇與中國對抗將讓美國的本土企業以及美國的勞動者、消費者付出代價，其重新壯大中產階級的努力會受到拖累。與中國對抗還將導致美國增加軍費開支，使本來已經緊張的醫保、社保等福利開支承受更大壓力，並繼續增加美國的債務。共和黨政府通過壓縮窮人和少數族群的福利來管理預算，更會拉大貧富差距、加劇既有的社會矛盾，尤其是種族矛盾。另外，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美國更擔心產業安全問題，要求加速與中國經濟「脫鉤」的聲音高漲，但「脫鉤」將導致美國跨國公司和本土企業從中國市場獲得的相對收益下降，美國公司的利潤和從業人員的福利都會受到影響。
再次，對抗中國不會強化美國的國家認同。大規模對外戰爭和強烈的民族主義有助於建立和強化國家認同。美國獨立戰爭造就了美利堅民族，內戰解決了國家分裂的問題，參加兩次世界大戰加速了德國移民、愛爾蘭移民、日裔美國人等群體的同化進程，而與蘇聯的冷戰則強化了美國以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為基礎的國家政治認同。但民族主義的邊界和戰爭的性質會對國家認同產生不同的影響，並非所有的戰爭都有助於國內團結。越南戰爭、伊拉克戰爭等非正義戰爭在美國國內造成了嚴重分裂，削弱了美國的凝聚力。
2008 年金融危機以來，全球化雖然經歷曲折，但美國和中國作為全球最大的兩個經濟體具有系統重要性，雙邊關係「大到不能倒」。從中美關係發展中受益的美國人不願中美爆發衝突或「新冷戰」，其他國家也不希望中美衝突，甚至不願在中美之間選邊站。中美都是核大國，在軍事上有防範、意識形態上有分歧、國家利益上有競爭，但中美競爭不是大國爭霸，而是美國護持霸權和中國反對美國侵犯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破壞中國發展權益的鬥爭。美國對中國的壓制是非正義的，而中國的抗爭是正義的。這在美國肆無忌憚、毫無根據地打擊華為，貶損和破壞「一帶一路」倡議上表露無疑。美國右翼將中美矛盾上升為文明衝突，更是違背國際正義和歷史潮流。這種文明衝突論有強烈的種族主義色彩，會激化美國白人和少數族裔的矛盾，使美國強化國家認同面臨更複雜的環境。美國對中國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的汙名化，也解決不了美國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的深層次矛盾。
四、結語
事物的發展主要靠內因。美國政治極化需要通過政黨重組，即美國民主、共和兩黨中的一黨獲得較長期的壓倒性優勢來克服。美國歷史上，重大的危機、事件常引發大規模政黨重組，從而決定性地改變美國政治的進程，直到新的政治周期到來。美國內戰結束後，共和黨依靠戰爭的勝利一度主導重建進程。鍍金時代的政治極化，以共和黨人西奧多·羅斯福等推動的進步運動得到緩解。大蕭條後的羅斯福「新政」，使民主黨在此後幾十年主導美國政壇，凱恩斯主義和社會福利擴大等遂漸成為主流。當前的川普政府和共和黨要實現選民重組，就需要鞏固在 2016 年大選中的勝利，將中下層藍領白人，尤其是「鐵鏽帶」的藍領白人從民主黨手中長久地爭取過來，以獲得長期政治優勢。但要從根本上解決政治極化問題，美國兩黨都需要直面極化背後的深層問題。這需要美國持續發展實體經濟、投資科技和教育、更新基礎設施等，以保持經濟競爭力和科技領先。在社會層面，美國可以通過財稅政策調節收入分配，緩解貧富差距，並在安撫中下層白人不滿的同時，著力改善少數族群的地位以強化國家認同。對於選舉政治中的一些弊端，如金錢對政治的過度影響、中間選民投票率低、國會「安全選區」過多等問題，也需要進行適當的政治改革。
當前和未來一個時期，美國政治極化可能加劇，或至少不會大幅緩解。川普在 2020 年大選中，若憑藉共和黨選民的高支持率實現連任，民主黨定會開展新的「反川普」動員。而如果民主黨人贏得大選，則勢必全面否定「川普的執政遺產」，從而加劇美國兩條路線的鬥爭。可以說，面對中國崛起和美國地位的相對下降、美國國內政治極化和社會分裂的現實，川普政府、共和黨右翼、美國部分精英出於不同的目的，都在「消費中國」，並試圖從對華強硬中撈取政治利益。對抗中國，似乎成為他們推動國內改革、緩解國內矛盾、凝聚國內共識、重樹民族自信的靈丹妙藥。但依靠這種偏執式的對華強硬不會緩解美國的政治極化，也不會根治美國國內的頑疾。
（本文轉自：《和平與發展》2020年第2期；時政國關分析）
作者簡介：
張文宗：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美國所。
原標題：《張文宗：美國政治極化與對華政策的極端化》
閱讀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