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彥火[香港]
我所認識的柏楊
柏楊夫人張香華女士來電，表示今年是柏楊誕辰100周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柏楊版資治通鑑》三十六卷作為紀念。希望我錄一段視頻給她，內容談與柏楊的交往，在紀念會上播出。
我的視頻講話內容如下——
柏楊的雜文的尖銳如匕首，無疑是臺灣的魯迅，但他可能比魯迅對不合理社會制度的體驗更深刻。因為魯迅沒有坐過牢，他坐過九年牢；他的《醜陋的中國人》在今天看來也具有深刻現實意義。
他在黑牢中，寫了《中國人史綱》等三部史學著作，晚年又傾盡心血把過去少眾讀者的《資治通鑑》白話文化普及化，功德無量！
所以柏楊不光是文學家，也是史學家！
我是1984年秋在美國愛荷華「國際寫作計劃」認識柏楊、張香華伉儷，此後成了忘年交。1985年我在美國紐約大學留學期間，柏楊寄了全套白話《資治通鑑》給我，成為留學期間的良伴和精神食糧。我是非常感謝的。
2000年我在《明報月刊》為柏楊開了「柏楊論古說今」專欄，他堅持寫了兩年。我在香港策劃的文學活動或學術研討會，柏楊先生都是拄著拐杖與張香華大姐一起來參加。
2018年正值柏楊先生逝世十周年紀念，我參與策劃組織了兩場國際學術研討會，第一場是在北京現代文學館舉辦柏楊先生「創作與人生」學術研討會，第二場是在香港舉辦「文學批評與人生」講座，論述柏楊先生作品與人生關係，反響很大。
搭建文學橋梁
柏楊的回憶錄《家園》，是寫他1988年第一次踏足中國大陸的經歷和感受。其中兩章《中國大陸作家文學大系》和《捐門坎》的內容與筆者有關。
事因柏楊有一次來港，談起大陸開放後，湧現一群新銳的作家，臺灣讀者諱莫如深，所以他表示要主編一套大陸文學叢書，並希望我協助代組稿。
柏楊在《中國大陸作家文學大系》一節寫道：「（1987）三月，我去香港參加香港電臺主辦的讀書節目頒獎典禮，和作家彥火先生晤面，我告訴他我的構想，當時，海峽兩岸還沒有解凍，但暖和的氣息，已開始擴散，我有心在臺灣系列介紹大陸作家的作品，使大陸作家能在臺灣家喻戶曉，作品能在臺灣流傳，並藉著臺灣精緻的印刷，更進入海外華文市場。但我對大陸文壇毫不熟悉，三零年代作家當然有印象，四零年代以後作家因兩岸徹底隔絕緣故，連姓名都不知道。所以我拜託彥火先生義務幫忙，作家名單及作品，統由他決定，他初步遴選十二位作家（包括一位詩人），每人作品一冊，共十二冊（包括詩集一冊），稿酬每冊港幣1500元。彥火先生對大陸作品在臺灣市場情形，略有所聞，詢問我是不是有出版社委託我辦這件事，當他聽說只是我個人的計劃時，深為擔心，但仍被我說服。」
其實，我乍聽柏楊的設想，起初有些擔憂。因為其時中國大陸作家作品在臺灣是被嚴禁的。換言之，出這套書有風險，此其一；臺灣讀者是否對內地作家作品感興趣，市場未卜，此其二。
在柏楊的盛情要求下，我最後答應為其組稿。我後來通過中國大陸作家陳建功兄的協助，組成了十二部稿，包括莫言、王安憶、劉心武、鄭萬隆、餘華、賈平凹、舒婷、諶容、陳建功、張承志、格非等。
中國大陸開放後，十二位中國大陸新銳作家的選集，嚴格來說並不是什麼「大陸文學大系」，充其量是一套小型叢書而已，但出版過程很不順利。
據柏楊後來憶述：「半年之後，十二位作家的十二冊稿件寄到臺北，我送給遠流出版公司總經理王榮文先生，特別聲明，第一、我同意不署名主編，他可以用任何人主編，只要能幫助推銷；第二、他除了直接付香港彥火先生所轉付的稿酬之外，我不收一文酬勞。但仍不能使王榮文動心，兩個月後，他問我是不是可以轉介新地出版社，我說當然可以。結果新地出版社把稿件退給遠流。我只好多複印一份，分別再向駿馬出版公司總經理林明珠女士、林白出版公司總經理林佛兒先生推薦。最後，林佛兒勉強接受，他認為十二冊不能一次出齊，準備一個月出兩冊，使資金的壓力得以平均分配，但必須由我擔任主編，並付我每冊新臺幣5000元主編費，十二冊6萬元，那時新臺幣還沒有升值，約合美金2100元，我很高興擔任主編，但不接受一分一毫報酬。這十二冊書定名《中國大陸作家文學大系》，當我啟程前往大陸時，已出版八冊。」
柏楊認為，兩岸暌違凡四十年，彼此間產生隔閡，所以他希望《中國大陸作家文學大系》可作為文化橋梁，「文學不但使真相現形，也使人生命充實和豐富。透過文學，不但使兩岸彼此了解增進，進而相互激賞，也終於在彼此尊重之下，建立同心共榮的前途。」
「捐門檻」風波
由於在臺灣出版這套書存在不確定因素，所以當時定的稿酬每位作家1500元港幣是象徵式，比中國大陸開放後稿酬的大幅漲價，有一定距離。最初入選中國大陸作家因從未在臺灣出書，加上陳建功兄的江湖地位，全部作家答應這個條件。
但是，事後個別作家還是傳來一些微言。
首先是輾轉聽到諶容女士不滿意稿酬，後來不免有人起鬨，雜聲越來越多，作為中介人的我，更備受質疑。
為清白起見，我只好向柏楊求救，並懇請他出一份稿酬證明。
柏楊當天便出一份簡短聲明，重申稿酬是1500元港幣，並向我致歉：「深感對你不起，你並沒有從中拿一文錢酬勞，還要付出郵費和分出時間，當初，只是看到海峽兩岸隔絕四十年，希望盡一份文化人的責任，才把大陸作品介紹到臺灣，如此而已……」
表面上似乎風波已過去，其實不然。
1988年，當柏楊返大陸考察及探親，途次北京，北京一些入選「大陸文學大系」的作家，相約去拜會柏楊，當然柏楊也想見這些素未謀面的作家。
結果聽說有一位作家，表示堅決不見，還說了一句很不中聽的話：「柏楊搞作家大系，還不是『捐門檻』！」
「捐門檻」之說傳到柏楊耳中，柏楊為之大怒。在他的大陸行回憶錄《家園》便將經過原原本本寫出來。
某次，我在香港接待一位入選的作家，在我請他吃飯的期間，不知什麼原因，突然說起此事，這位作家當場反臉，指著我拍案而起，說這件事因我而起，我要負責最大的責任。平時語拙的我，氣得說不出話來。
事後憶起，這位作家反應如此強烈，不就是自己對號入座嗎？！如果他沒發這一通大脾氣，我還不知道是怎麼回事。
對茹志鵑的誤會
柏楊的大陸行第一站是上海。柏楊張香華伉儷準備啟程前，美國愛荷華國際寫作計劃主任聶華苓建議由茹志鵑代為安排，因聶與茹志鵑稔熟。
當時柏楊曾通過我轉信給茹志鵑。1988年10月4日，茹志鵑曾給我來一封信，內容略謂——
柏楊先生託你轉來的信已收到。他同時也直接給我寫了信，並給我他在臺北家中的電話，我試了試，竟很快接通了。他告訴我他將在15日從香港再告訴我他來上海的具體航班。他來訪問，許多人是非常高興的，但我就生怕熱情過了頭，會給他帶來不便，他來訪問時，我們將派評論家、《上海文學》執行副主編全程陪同，住宿、車票等已電告各地兄弟協會，他們會妥善安排的。他們知道郭先生要來，都非常歡迎，如柏楊先生到港，你見到他時，請代為轉告，他的具體日程，如另紙。
信中的「郭先生」指柏楊，他的原名「郭衣洞」。
從上述茹志鵑信中的表述，她對柏楊夫婦的大陸行非常重視並作了精心安排。可是，因為兩岸暌違凡四十年，海峽兩岸文化背景很不一樣。在當時的中國大陸，如果沒有接待單位，很多事情辦不了。
自由慣了的柏楊，希望能自己安排行程、包括安排會見想見的人物。其中雙方最大矛盾產生是柏楊要求前往探望某文化名人，茹志鵑對此事感到為難，表示他不在上海。結果，柏楊通過其他人輾轉聯繫到該名人的電話，證實他在上海，並沒有離開。結果，柏楊夫婦自己去探望他。
柏楊此後對茹志鵑便很有意見，並在他的《家園》回憶錄原原本本把整件事的來龍去脈寫出來。這件事發生後，柏楊決定自己安排行程及會見人等，當然辦起來並不很順利。
人物介紹：
柏楊（1920年3月7日-2008年4月29日），初名郭定生，後改名郭立邦、郭衣洞。著名作家，祖籍河南輝縣，1949年後前往臺灣，曾任臺灣《自立晚報》副總編輯及藝專教授。
柏楊創作以小說、雜文為主，後者成就更高，曾被列為臺灣十大暢銷作家之一，他的雜文集有《玉雕集》《倚夢閒話》（10集）《西窗隨筆》（10集）《牽腸掛肚集》《雲遊記》等。代表作有《醜陋的中國人》《中國人史綱》《異域》等。(更多新聞資訊，請關注羊城派 pai.ycwb.com)
來源 | 羊城晚報·羊城派
責編 | 周欣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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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生 | 陳怡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