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與中國書法
中國書法是中國漢字特有藝術形式，也是中華傳統文化的外在表現方式。「學界泰鬥、人世楷模」蔡元培深受中華傳統文化薰陶，在北京大學設立書法研究會，率先倡導開設書法專科，其書法創作兼容並蓄，對弘揚中國書法藝術具有積極作用，是中國書法史上具有重要影響的人物。
蔡元培(1868～1940)，字鶴卿、孓民，生於「書法之鄉」浙江山陰(今紹興)的筆飛弄。據其《自寫年譜》記述：「筆飛弄是筆飛坊中的一弄……相傳右軍在此的時候，一老姥常求題扇。有一日，右軍不勝其煩，怒擲筆，筆飛去，這就是筆飛名坊的緣故。」
「右軍」即「書聖」王羲之(約321～379)，字逸少，祖籍琅琊臨沂(今山東臨沂)，曾任會稽(今浙江紹興)內史，領右將軍之職，其故居戒珠寺與蔡元培故宅相鄰。
蔡元培18歲以前不曾離開紹興，對故鄉的秀麗山水備感自豪，對「鄰居」王羲之推崇備至。在《魯迅全集·序》中，蔡元培引用王羲之「行山陰道上，千巖競秀，萬壑爭流，令人應接不暇」之句，讚揚故鄉景色並說「有這種環境，所以歷代有著名的文學家、美術家，其中如王逸少的書，陸放翁的詩，尤為永久流行的作品」。
「書法之鄉」的文化氛圍和科舉教育對於書法的重視，對蔡元培產生了深刻影響。蔡元培《自寫年譜》中有「六歲習字，先用描紅法……進一步摹寫墨印或先生範本……再進一步臨寫，是選取名人帖子，看熟了，在別紙上仿寫出來」 。
現代名家書畫展（蔡元培前排右三）
蔡元培早年師承黃山谷體。黃山谷即北宋文學家和書法家黃庭堅，其行書不循常軌，張揚個性，如鐵幹銅枝，似高峰奇石，以剛勁奇崛著稱。蔡元培的小篆寫得甚好，《自寫年譜》中云：「我的八股文是用經、子中古字義、古句法湊成的，錢先生很賞識;詩賦有時候全用小篆寫的，王先生很賞識。」錢先生即山陰書院的院長錢振常(錢玄同父親);王先生即金石大家、善篆隸的稽山書院的院長王繼香。
蔡元培所習的行書、小篆，與當時科舉考場流行的館閣體相差甚遠。館閣體是一種楷體，屬官方書體，講究規範、美觀、整潔、大方，強調共性而非個性。因此，蔡元培準備殿試時遇到「麻煩」。1890年春，23歲的蔡元培考取貢士。清代科舉規定，貢士須經複試列出等次後再行殿試，考中即為進士。複試和殿試的考卷徑呈考官，毋須謄錄，故而較重書法。蔡元培沒有參加當年的複試和殿試，而是兩年後補行上述考試。此為何故?
李慈銘的日記和蔡元培後來的自述道出原委。李慈銘在1890年的日記中記述：「四月十二日，是日會試填榜……知山陰中兩人，蔡元培、俞官圻。」「四月十三日，蔡進士(元培)來;身進士(寶琛)來。兩人皆年少未習楷書，故不待覆試而歸。」 蔡元培《自寫年譜》中也說：「因殿試朝考的名次均以字為標準，我自量寫得不好，留待下科殿試，仍偕徐君(徐維則)出京。」原來，是蔡元培擔心自己的書體與館閣體不符而影響名次，打算回家練習兩年館閣體再說。
然而，蔡元培回鄉的兩年中，擔任了一段時間的《上虞縣誌》總纂，又忙於在老家的鑄學齋研讀經史，作讀書扎記《知服堂日記》，未花太多時間習練館閣體。
蔡元培書法之一
1882年春季，蔡元培再次赴京複試後參加殿試，幸得金榜。憶及此次考試，蔡元培說：「這兩年中也並沒有習字，仍是隨便一寫，但結果被取為二甲進士。聞為汪柳門先生(閱卷大臣汪鳴鸞)所賞識。有位閱卷大臣說此卷的字不是館閣體。汪說，他是學黃山谷的。於是大家都在卷子後面圈了一個圈，就放在二甲了。」爾後，蔡元培經過朝考躋身翰林院。
馬敘倫在《石屋續沈》中的記載也證明蔡元培當時的字有點兒「異類」：「其(蔡元培)入翰林也，試者得其卷大喜，評其文盛稱之，而於其書法則曰『牛鬼蛇神』」。「牛鬼蛇神」一詞出自杜牧《李賀集序》，原喻李賀詩賦的虛幻怪誕，此處指蔡元培的書法不矯揉造作，體現個性，寧醜勿媚，古拙奇樸，衝破了宮廷書法館閣體的單一模式。
作為清末翰林，蔡元培不拘泥於靡弱死沉的館閣體，使當時許多學者不解。
在北京大學一次宴會上，名流雅集，率直的錢玄同幾杯酒落肚，忽然冒失地問道：「蔡先生，前清考翰林，都要字寫得很好的才能考中，先生的字寫得這樣蹩腳，怎樣能夠考得翰林?」蔡先生不慌不忙笑嘻嘻地答曰：「因為那年主考官最喜歡黃庭堅的字，我少年時剛巧學過黃體，所以中試。」
從「書法之鄉」走來的蔡元培，在自己書法修煉和創作的同時，十分注重書法文化的傳承與弘揚。
1917年末，擔任北京大學校長的蔡元培發起、組織了北大書法研究會，邀請沈尹默為所長，聘請徐悲鴻等為書法研究會的導師。
1918年4月15日，蔡元培在其倡導設立的國立北京美術學校開學式上專題演講，指出「中國圖畫與書法為緣，故善畫者常善書」，希望學校「經費擴張時，增設書法專科」，並商議北大書法研究會附屬於國立美術學校之事。
「五四」時期，科舉制度已經廢除，寫毛筆字失去科舉考試「敲門磚」的作用;西學東漸，傳統文化相對式微，依附於傳統文化的書法顯得脆弱;取消漢文字的「中國文字拼音化」浪潮漸興，字之不存，書將焉附?在中國書法受到多方嚴重衝擊的情形下，蔡元培堅持創辦書法研究會並提出設立「書法專科」，這對後來中國書法藝術的發展和學校書法學科的開設具有特殊的意義。
北大書法研究會是最早的現代大學書法研究機構，它以「昌明書法、陶養性情」為宗旨，學校圖書館提供碑帖供學習觀覽;日常臨習的作業「得由教員隨時選訂成績」。由於北大的地位和蔡元培的推行，類似書法社團當時在南京金陵大學、上海藝專、杭州藝專等大學中頗為風行，為書法教育提供了榜樣。
更重要的是，北大書法研究會的成立使書法進入北大的研究視野，更使北大成為一所藝術氣氛濃厚的高等學府，且很快成為全國美育和藝術教育的中心。之後，北大相繼湧現胡適、羅振玉、魯迅、毛澤東、朱光潛、馮友蘭、宗白華等一批書法創作或理論研究很有建樹者，他們對於中國書法的發展都具有深遠的影響。
直到今天，北大對中國書法的研究和發展的成果仍離不開「永遠的校長」蔡元培的培養。2003年11月8日，北京大學書法藝術研究所成立，以「回歸經典，走進魏晉，守正創新，正大氣象」為方針，接續蔡元培提出的書法文化理念。
蔡元培對書法藝術的喜愛和推崇，與其美育思想密切相關。同時，蔡元培將書法納入美學教育的重要內容，也為中國書法繁榮發展提供了理論支撐。孫洵在《民國書法史》中，認為蔡元培的「美感教育」為民國書法的發展和繁榮營造了濃厚的學術氛圍。
蔡元培是近代中國美術教育的奠基人。首先，是他將「美育」一詞引入中國的：「美育的名詞是民國元年我從德文Asthetische Erziehung譯出，為從前所沒有。」在1912年的中華民國首任教育總長任上，蔡元培在《對於教育方針的意見》一文中，將美感教育與國民教育、實利主義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觀教育列為「五育」的教育方針;1917年4月，在北京大學校長任上他又提出「以美育代宗教」的主張，並親自在北大開設美學課程。
蔡元培希望藉助北大書法研究會這個平臺，來推行自己的美育理想，同時希望美術、書法能得到科學之助，以科學推動書法藝術的迅速發展。他說：「美術則是音樂之外，如國畫、書法等，亦較為發達。然不得科學之助，故不能有精密之技術，與夫有系統之理論。」
1931年10月，蔡元培在《中國之書畫》的長文中指出，「中國美術，以書畫為主要品」，並對書畫的密切關係作了論述，認為書畫「起源同一」、「工具共通」、「並行演進」、「互相影響」，並列出「書之演進」的章節，專門論述書法的起源與發展：「漢代流傳最多者，為篆、隸、分三體。自晉以後，競為楷法，以行、草輔之。其他各體，偶有參用而已。」在文中，蔡元培還介紹中國歷代重要書法家，扼要評述了他們的作品。
在蔡元培眼中，書法是一門藝術。20世紀30年代初，人們激烈地開展白話與文言之爭，認為「書法不是美術(藝術)」。蔡元培對全盤西化者「取消漢字」的激進觀點進行辯護，維護中國書法在文化中的地位與合法性。在《我在北京大學的經歷》一文中，蔡元培指出：「我素信學術上的派別，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例如我們寫字，為應用起見，自然要寫行楷，若如江艮庭君的用篆隸寫藥方，當然不可;若是為人寫鬥方或屏聯，作裝飾品，即寫篆隸章草，有何不可。」
在這裡，蔡元培對書法的應用屬性和藝術屬性做了科學的區分，這對在科技快速發展、書寫的實用性可用電腦代替的今天，如何更好地繼承和創新中國書法藝術，依然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蔡元培書法之二
蔡元培如柳亞子所語，「和平敦厚，藹然使人如沐春風」，面對題詞索序者或請其寫信介紹工作者，他大都欣然受命，因而其書法作品、手跡存世較多，尤其八行書(信札)。鄭逸梅在《逸梅雜札》中記載，蔡元培「晚年僑居海上，以讀書寫字為遣。求其墨寶者，日有若干起，積年餘，致積素充盈其室。蓋蔡習於『疏懶』，憚於一一應付也」。
蔡元培的書法創作兼容並包，雍容大度，以行書著稱，楷隸篆亦善之。1981年，浙江圖書館影印一本《蔡孑民先生手札》，1988年啟功、牟小牛亦編纂《蔡元培先生手跡》一書，為今人較集中地賞析其書法創造了條件。中國著名書法家、蘭亭書會名譽會長沈定庵認為，蔡元培擅長楷書和行書，其風格一掃清代科舉制下書壇的清規戒律，以線條粗細自然變化，用筆提按頓挫徐疾有致體現書法的節奏感，書作上字結體往往左低右高，呈斜勢，整體布局虛實結合，疏密得當，通篇行氣連貫，顧盼生姿，自出機杼，獨具個性。但至今尚未有專門的蔡元培書法集問世，對其書法藝術的研究也很缺乏，不能說這不是遺憾。
劉熙載說：「書，如也。如其學，如其才，如其志，總之曰，如其人而已。」蔡元培是前清翰林，曾入德國萊比錫大學研究哲學、文學、美術，工書法，擅詩文，歷任中華民國教育總長、北京大學校長、中央監察院長、中央研究院長。舊式教育的書法訓練、深厚的國學功底和兼容並蓄的開放精神，涵養了氣象。蔡元培的書法藝術特色是其學術修養、人格品行、美學思想的折射，具有特殊的審美價值。
孫洵在《民國書法史》一書中指出：「民國時期，所有政治家……都能身先士卒地帶頭弘揚書法藝術……有些政界名人兼是著名學者、文人，如蔡元培、梁啓超、章炳麟、章士釗、葉恭綽、鄒魯等……他們的政治地位與其書法地位相得益彰，無論在書法史學界還是書畫鑑藏界，同樣受到關注。」
蔡元培是20世紀初新文化運動的導師、現代中國文化名人的旗幟，其書作除藝術價值外還有很高的歷史和文獻、文物價值，其拍賣行情不斷看漲。2009年，蔡元培的《行書七言詩》立軸在嘉德獲價33.6萬元，高出估價10倍。2010年，其《行書八言對聯》在北京受到熱捧，終以123.2萬元拍出，突破百萬元大關。
蔡元培淡泊名利，一生清廉，他傾情中國書法藝術，追求的並非其中的經濟價值。如今，蔡元培書法受到追捧，反映世人對其敬仰，更體現國人對中國書法文化的熱愛，此當應為最令蔡元培先生欣慰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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