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志強
(揚州大學 社會發展學院，江蘇 揚州 225002)
摘 要：「民族國家」的形成對英國的現代化發展有著重要意義。民族國家的成長首先表現為民族意識的萌發。宗教方面，通過反對羅馬教皇，建立了英國國教，發展了民族語言文化；政治方面，英法百年戰爭激發了民族意識，玫瑰戰爭消弱了封建貴族，為新君主制的建立創造了條件；經濟方面，英國商人與漢薩同盟的鬥爭體現著民族意識的覺醒，也體現了民族國家的優勢。
關鍵詞：民族國家；宗教；戰爭；漢薩同盟
民族國家的產生和建立是英國發展歷程中的一個重要裡程碑，獨立的民族國家也是英國開展現代化(工業化)的主要載體。有學者認為，「民族國家的出現標誌著現代化的起點，發展與社會的根本轉型都是從這裡開始的。」[1]因此，認識英國早期民族國家意識的產生有助於我們更好地理解英國現代化的發端。而民族國家的出現反映在由人類構成的一定社會共同體中總會表現為某種民族意識或國家意識傾向的興起。
中世紀的歐洲，關卡林立，交通不便，信息閉塞，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把大多數人束縛在土地上，限制了人們的交往和流動。人們只知道有僧侶、騎士、商人、工匠或農夫等職業上的區別，卻很少意識到有法國人、英國人、德國人或義大利人之間的民族差異。再加上「基督教大世界」觀念的深入人心，使西方人有了共同的精神文化和生活聯繫，雖然各地都有自己的方言，但整個西歐都必須使用拉丁語作禮拜，閱讀拉丁文聖經，拉丁語是唯一被認可的官方語言。在「國家」觀念淡薄的中世紀，階級差異凸現出來，當時歐洲各國普遍存在著貴族、市民和農民三個相互疏遠和隔離的社會等級，以至於「一個英國騎士與一個法國或西班牙騎士在其共同點方面要多於他們自己的農奴。」[2]64。因此，從語義學的角度講，英語中用來指獨立國家的state是由等級(estate)一詞縮略而來。直到亨利七世、亨利八世時期國家仍然是一個比較寬泛的概念，政治家們經常用country(國家、國土)、 people(民族)、 kingdom(王國)、 realm(王國)來表示他們的國家，state一詞是在英國民族國家的主權意識不斷增進的基礎上才被廣泛使用的。
英國民族國家形成於15～16世紀，而其民族意識主要萌發於14世紀反對羅馬教廷的鬥爭以及與大陸國家的戰爭衝突的漫長過程中。同時，在經濟方面，英格蘭商人為爭取經濟獨立而與大陸商人(尤其是漢薩商人)的鬥爭也體現著英格蘭民族意識的覺醒與發展。下面將分別從宗教、政治(戰爭)和經濟三個層面來梳理英國民族國家意識的產生發展及其表現。
一、民族宗教的確立在中世紀的西歐，森嚴的教會體系禁錮著人們的思想和生活，王權也因受到限制而得不到施展。從14世紀開始，各國普遍掀起了反對羅馬天主教教會的鬥爭，特別是「阿維農之囚」(1308～1377)發生以後，羅馬教皇實際上受控於法王，教皇的權威大大下降。義大利帕多瓦的馬爾西利奧在《和平保衛者》(1324年)一書中指出：「教會應該交出一切政治權力，國家應該對所屬全體教俗臣民行使統治權，這樣教會在信仰統一的情況下，應從政治上劃分為若干國家教會，受國家統治者的約束而不屬於教皇。[3]342這種民族覺醒意識在英國宗教改革先驅威克裡夫(1330～1384)那裡得到進一步發展。他從英國的民族利益出發，否認羅馬教皇在英國享有司法管轄權，反對羅馬教廷幹涉英國國民的社會生活，主張英格蘭王國是一個整體，要求建立不依賴於任何外國勢力的「廉價的」民族教會。他還把《聖經》翻譯成英語，主張用本民族語言作禮拜，抵消拉丁語的影響。他認為，《聖經》是信仰的唯一根據，應排斥外來勢力對信仰自由的幹預。
15世紀初，英格蘭出席康斯坦茨宗教會議(1414～1417)的代表宣稱：「無論人們把國家理解為由於血緣關係和習慣上的統一或語言特點(這是國家在神法和民法上最可靠而積極的標誌和實質)而與其他民族區別開來……或是把國家按其應該被理解的那樣理解為與法國同等的領土，英格蘭都是一個真正的國家。」[4]238
14～15世紀的市民宗教活動往往被羅馬教廷稱之為「異端運動」，它為將要到來的宗教改革奠定了基礎。進入16世紀，整個歐洲都興起了宗教改革浪潮，英國在國王的推動下也進行了改革。都鐸王朝的亨利八世(1509～1547)因與皇后凱塞琳的離婚問題與教皇產生矛盾，他頒布了一系列法令，如1532年的「首歲教捐法」、1533年的「禁止上訴法」、1534年的「至尊法」、「繼承法」、「叛國法」和1536年的「反對教皇權力法」，宣布英國教會不再效忠於羅馬教皇而是英國國王。[5]114他還下令封閉修道院，沒收其財產歸王國政府，其中大部分又轉入世俗臣民手中，對英國社會經濟的變化產生了重大影響。愛德華六世(1547～1553)時期，坎特伯雷大主教克萊默向議會提交了用英語寫成的《公禱書》，包含了許多新教的內容。瑪麗女王(1553～1558)是一個狂熱的天主教徒，她在位期間宗教改革被殘酷鎮壓，但她統治時間不長，隨後的伊莉莎白女王迅速扭轉了這種局面。上臺伊始她就承認了亨利八世頒布的宗教法令，宣布與羅馬教廷決裂，建立世俗君主的至尊地位。她在位期間，議會先後通過了《至尊法》、《信仰化一法》和《39條教規》。至此，英國最終建立起獨立的國教會即安立甘教會。
共同的語言文字是一個民族取得共同體認可的聯繫和紐帶，是民族靈魂和民族個性的外在體現，也是民族意識得到闡發的重要載體。在掙脫羅馬教廷控制的鬥爭中，英國的民族語言也得到了發展。14世紀，英語是作為一種民間語言保留下來的，主要以倫敦方言為主。民族詩人喬叟(1340～1400)，選用倫敦方言作為詩歌的媒介，創作出了卓越的詩篇，成為英語和民族文學的奠基人。之後，經過詩人埃德蒙·斯潘塞、劇作家馬洛到莎士比亞(1564～1616)時代，英國的民族語言臻於成熟，文學發展也達到高峰。英語的發展和文學的興盛體現了英格蘭民族意識的覺醒和演進。
二、百年戰爭與玫瑰戰爭戰爭是激發民族意識的另一種方式。百年戰爭與紅白玫瑰戰爭時期是英格蘭走向民族國家的重要階段，也是英格蘭民族主義興起的時代。英法百年戰爭從1337年開始至1453年結束，歷經幾代人。長期的戰爭激發了強烈的民族自我認同意識，此後任何使兩國聯合共戴一王或在對方國土上佔有領地的企圖都會遭到強烈的抵制，並註定要以失敗收場。英格蘭在百年戰爭中退出了歐洲大陸，轉而在本土勵精圖治。
戰場上的兵刃相見與殘殺對峙，加劇了英格蘭對本民族的認同情感和對異族的敵對情緒，「戰爭的結果使英國人和法國人更深刻地認識到他們之間的民族差異。」[5]82戰爭之初，英國國王的秘書在國家文件上寫上「別給外國人看」的字樣，對異族的牴觸與猜疑昭然若揭。一位見聞廣博的觀察家於1373年寫道：「英國人深深感到他們的偉大，並且他們已贏得許多次巨大的勝利，以致他們認為他們是不會輸的。在戰爭中他們是全世界信心十足的國家。」[4]237英格蘭人也毫不掩飾他們對弗蘭德人(今天比利時北部的民族)的蔑視，對他們說：「你弗蘭德人十分可恥，當你們圍攻加萊時，你們理應受到譴責；因為英格蘭人比你們聲譽高，而且出身高，淵源久長。」[4]237即便是在1500年左右，當英格蘭幾乎失去所有的海外領地時，一位義大利外賓仍然報導說：「英格蘭人極愛他們自己和屬於他們的一切。他們認為除了他們自己以外就沒有別人，除了英格蘭以外就沒有別的世界；而當他們見到一位漂亮的外國人時，他們便說『他長得像個英格蘭人』，並說『可惜他不是英國人』。」[4]237由此可見，英國人的民族認同感、自豪感在14、15世紀就已經十分明顯，而其高傲的民族性格亦可見一斑。
百年戰爭結束後，在英國國內繼而發生了紅白玫瑰戰爭(1455～1485)，雖然這場戰爭是英格蘭民族的內部戰爭，而非對異族的戰爭，但它仍然對英國民族國家的形成發揮了重要作用。玫瑰戰爭在兩大封建主集團——約克家族和蘭開斯特家族之間進行，結果是兩大家族的勢力都在戰爭中消耗殆盡。貴族封建割據勢力的削弱，為專制王權的張顯創造了空間。「新君主制」正是在玫瑰戰爭瓦解封建制度後所留下的一片廢墟上建立起來的，它萌發於約克王朝，臻熟於都鐸王朝。「新君主制」的核心特徵是「它把專制王權的功能與民族國家利益結合在一起，從而與中世紀舊的『等級君主制』區別開來」[6]例如，約克王朝的愛德華四世(1461～1483)，積極推行重商主義政策，努力追求商業投機，成為英國歷史上第一個著名的「商人國王」；亨利七世(1485～1509)推動實行了具有民族主義和重商主義雙重性質的《航海法案》，為英國人進入海外市場創造了條件。這樣，王權成為民族力量的化身，也是國家實力的象徵；在擺脫封建割據和實現民族統一的基礎上，英國在都鐸王朝時期形成了以專制王權為代表的民族國家。
百年戰爭雖然以英國的失敗和退居不列顛告終，但它為英格蘭組建民族國家確定了方向，從此以後，它就有了獨立的身份認同，依據本民族和本地域的原則行事，不再受擾於歐洲大陸的諸多紛爭。在這裡，不妨舉德國作為反例，或許能更有助於理解英國「退居不列顛」在其民族國家形成過程中的意義。15世紀的德意志民族，幾乎與歐洲其他民族同步出現，但由於其統轄的地域範圍和行政機構在規模上遠遠超過其共同的血緣和語言界限，從而把德意志的「民族國家」擴大為「德意志民族的神聖羅馬帝國」。這種「心有餘而力不足」的統治，使得「帝國既不神聖，也不羅馬」(伏爾泰語)，實則形同虛設，有帝國之形，無帝國之實。相反，卻使德意志與民族國家的建立失之交臂，至少推遲了200多年。因此，不難理解，英國此種意義上的「退居」，也是另一種意義上的「演進」。
三、與漢薩商人的鬥爭英格蘭民族意識的萌發，在經濟方面也有明顯的體現，那就是他們試圖打破長期以來外國人壟斷本國經濟貿易的局面，努力實現本民族獨立自主地發展商業貿易。這尤其反映在英國人與漢薩同盟的商業競爭之中。
英國在中世紀後期還未能顯現其自身的商業優勢。一方面，因為它位於中世紀商路的末端，商業地位不是很明顯；另一方面，當時英國的造船業和航海技術都不甚發達，商業貿易更無從談起，在14世紀以前竟沒有任何關於英國船隻竟進入地中海東部地區的紀錄。[3]162與此相反，北德的漢薩同盟商人、義大利的威尼斯商人和熱那亞商人以及法國商人，不僅訓練有素，組織良好，而且有較為雄厚的財力支撐，因此英國14世紀的商業貿易大部分都由他們控制。尤其是漢薩商人，他們不僅壟斷著英國的大部分對外貿易，還享有在倫敦辦事處的治外法權和所有進出口貿易磅稅的免除權——這種磅稅是一般英國商人都要繳納的一種法定關稅。英國王公貴族所需要的商品大都由外國商人提供，其中，漢薩商人壟斷了蜂蠟、皮毛等貨物的供應。漢薩商人與英國王室在經濟上形成了緊密的依賴關係，也因此獲得了諸多特權。不難想像，受到排擠的英國商人對待外國商人與僑民的態度會是如何。16世紀50、60年代倫敦、南安普頓等地發生的激烈的排外運動就是很好的說明。[2]114英王愛德華四世在位時，迫於政治上維持王位的需要與漢薩同盟達成了妥協，根據1474年雙方籤訂的《烏特勒支條約》，漢薩商人享有愛德華四世和他的先輩們所給與的全部特權。
都鐸王朝時期，隨著英國王室收入的增加以及英國本土商人的崛起，對漢薩商人的抵制活動日益加強。國王亨利七世在市民階級的支持下進行了一場反對漢薩同盟的戰爭，試圖實現英國民族商業的擴張。1488年，英國商人要求漢薩人離開英國北部的赫爾港，雙方在安特衛普舉行談判，但沒有達成一致。在此問題上，亨利七世態度堅決地維護英商的利益，他說：「我的臣民們，必須像在普魯士，以及在所有隸屬於漢薩同盟城市的其他人一樣，享有自由，正如漢薩人在英國享有自由一樣。」[2]118可以說，這番話表達了英國人在經濟上追求民族獨立和自主的聲音。愛德華六世時，攝政諾森伯蘭公爵取消了漢薩人在英國「辦事處」的地位，使漢薩商人降到與其他外國商人同等的地位。而女王伊莉莎白採取進一步措施，把漢薩商人降低到其他外國人地位之下，並於1598年把他們徹底驅逐出境。
英國商人與漢薩商人之間的鬥爭，雖然過程漫長曲折，但最終贏得了商業貿易的獨立與自由。這種結果與英格蘭民族意識的覺醒和民族國家的成長是分不開的。在英國民族國家的形成時期，漢薩同盟作為一個鬆散的商業組織，它所面對的不再是一個與它具有同樣性質的商人團體(如義大利人、佛萊明人、荷蘭人等)，而是一個君主制的民族國家。王權與民族的整體利益融合在一起，國王與市民達成一致，新君主制已經把捍衛國家和民族利益作為一項職責。在這種情況下，沒有強大的民族國家作為依靠的漢薩同盟被趕出英國是必然的。
總之，14—16世紀是英國民族國家意識產生與發展的重要時期，王權與國家管理機制的融合則是形塑民族國家的重要動力。英格蘭掙脫羅馬天主教的鬥爭為專制王權的擴大和英語語言文字的普及提供了條件；英法百年戰爭通過「樹敵」的方式增強了民族認同和凝聚力，黑白玫瑰戰爭則瓦解了國內的封建貴族勢力，為新式君主制及國家力量的興起鋪平了道路；通過對以漢薩同盟為代表的異族商人的排斥與打擊，清除了外國經濟勢力對英國的控制，促進了英國商人的崛起和民族經濟的勃興。在民族國家意識覺醒之後，英國也開始染指於海外擴張與殖民貿易，其民族國家逐漸走向成熟和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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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 董翔薇)
The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Nation-State Consciousness in Early Modern EnglandXU Zhi-qiang
(Social Development Department, Yangzhou University, Yangzhou Jiangsu 225002, China)
Abstract：The formation of nation-state was crucial for British modernization. The first performance of nation-state’s growth was national consciousness. In the religious aspect, England set up officially-established church and developed English language and culture through struggling against the Pope of Roman Catholic Church. In the political aspect, the Hundred Yeas’s War inspired national consciousness and the Rose War created a new monarchy system by weakening the feudal aristocracy. Economically, British businessman fought with Hanseatic League and this reflected the national consciousness and the advantages of nation-state.
Key words：nation-state; religion; war; Hanseatic League
收稿日期：2015-08-10
作者簡介：許志強(1982- )，男，揚州大學社會發展學院講師，在職博士後。主要從事英國近現代史、犯罪與社會治理研究。
中圖分類號：K561.32
文獻標識碼：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