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美國著名諮詢公司麥肯錫（McKinsey & Company）被《紐約時報》曝出了一個巨大的醜聞。
很多被此事震驚到的美國網民，更是直斥該公司是「殺人公司」。
此前多家美國媒體報導，
美國普渡製藥（Purdue Pharma）承認該公司在美國阿片類藥物泛濫的危機中扮演了醜惡的角色，通過行賄等方式慫恿藥店和醫生大量推廣該公司生產的阿片類藥物「奧施康定」（OxyContin）。10月21日，美國醫藥巨頭普渡對三項聯邦指控認罪，將花80億美元與司法部達成和解協議。
據此次曝料，作為普渡製藥的管理諮詢方，麥肯錫竟然曾經提出過多條惡劣的建議，讓普渡製藥謀求在美國的阿片藥物濫用如此嚴重情況下繼續增加「奧施康定」的銷量。
（截圖來自《紐約時報》的報導）
自2000年以來，濫用阿片類藥物已經在全美導致超過47萬人死亡。人們認為，普渡公司生產的止疼藥羥考酮（Oxycodone）是導致美國阿片類藥物上癮這一流行病的肇始者。
止疼藥羥考酮。
今天庫叔就來給大家講講阿片類藥物在美國泛濫的故事。
文 | 安妮·凱斯（Anne Case）、安格斯·迪頓（Angus Deaton）在《帝國黃昏》一書中，歷史學家史蒂芬·普拉特（又譯裴士鋒）講述了中英鴉片戰爭的來龍去脈。
就像南北戰爭後的美國南部，還有今日的美國勞工階層一樣，當年的清朝陷入了困境。
在19世紀30年代，英國東印度公司最賺錢的業務就是鴉片貿易，這些鴉片在印度生產並銷往中國。出生在愛丁堡的威廉·渣甸醫生是鴉片業務中最重要的商人之一，他的合伙人是蘇格蘭人馬地臣。1832年，他們共同創辦了怡和洋行（如今已更名為怡和控股）。這家公司現在擁有40多萬名員工，是全球300強公司之一。正如普拉特所說，渣甸、馬地臣和其他鴉片販子，「在家鄉非但沒有因其從事的行業受到玷汙……反而成為他們各自社會中最受尊敬的成員」。
廣東東莞市虎門鎮太平廣場上的一座雕塑——折斷的煙槍。圖|新華社
所幸清政府並不認同，並試圖取締鴉片貿易。1839年6月，被視為中國民族英雄的林則徐，受道光皇帝直接指示，在廣東銷毀了1000多噸英國鴉片（一年的鴉片供應）。鴉片商人遊說英國政府要求賠償。這雖然在政治上不可行，但英國可以派遣炮艦迫使中國人賠償，同時，還可以藉機迫使中國開放沿海的其他城市，不僅針對鴉片，還針對其他英國貿易品。當時，鴉片貿易並不合法。
這種做法就好比，因為美國緝毒局扣押了一批毒品，墨西哥毒販要求獲得政府賠償，但墨西哥政府拒絕用自己的資金支付，而是入侵德克薩斯州並要求美國人付款。
這個故事還有不是特別為人所知的另一部分。
當時，印度西部地區的罌粟也很繁盛，東印度公司在這個地區面臨著孟買毒販的激烈競爭，其中最有名的是巴斯商人詹姆塞特吉·吉吉博伊。他的鴉片供應幫助壓低了中國的鴉片價格，使這一毒品從富人的奢侈品走向更廣泛的人群。
吉吉博伊將從毒品貿易中獲得的利潤投入正途，後因慈善事業被英國女王封為爵士，成為有史以來第一位獲此殊榮的印度人。
渣甸成為一名議會議員，1843年去世後，馬地臣接替了這一職位。馬地臣成為英國皇家學會會員和英格蘭銀行行長，他還是英國最富有的人和最大的地主之一，後來因慈善行為獲得男爵頭銜。
他們的故事同樣適用於當今受到政府支持的毒販——藥品製造商。他們生產的阿片類藥物至少2次在美國大規模流行，並導致相當數量的意外死亡。
阿片類藥物可以指罌粟的天然衍生物，例如鴉片和嗎啡，這些藥物已被使用了數千年，稱為阿片（或鴉片）製劑。阿片類藥物也可指代具備全部或部分罌粟衍生物性質的合成或半合成化合物。
阿片類藥物與70%的藥物致死有關，包括單獨使用以及與其他藥物聯合使用。海洛因就是一種阿片類藥物，於1874年被首次合成，在美國不能合法使用，在其他幾個國家可用於醫療。
阿片類藥物的強度通過與嗎啡進行比較來測量。一毫克海洛因等於三毫克嗎啡（或鴉片），因此它的嗎啡毫克當量（MME）為3。
當前流行的最重要阿片類藥物是羥考酮（MME 1.5），以緩釋片形式在市面上銷售，即普渡製藥生產的止痛藥奧施康定。它有個綽號，叫「鄉村海洛因」，於1995年獲得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批准。
另一個上市銷售的是氫可酮（MME 1），藥品名為維柯丁。
2019年1月31日，在美國亞利桑那州諾加利斯，海關和邊境保護局展示查獲的芬太尼和冰毒。
此外，還有一個目前非常流行的阿片類藥物——芬太尼（MME 100），於1968年獲得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批准。
與海洛因（完全非法）或奧施康定（合法製造，但經常非法銷售）不同，芬太尼既可合法獲得，也可非法獲得（從其他國家出口到美國）。阿片類藥物不只能夠緩解疼痛，還能產生一種欣快感，促使人們希望重複獲得。我們說「能」，因為並不是每個人都能感受到快感或緩解疼痛。身體會逐步產生對阿片類藥物的耐受性，因此可能需要更高的劑量控制疼痛或者達到同樣的快感。
使用者會發現很難停止，因為身體已經對藥物產生依賴，當他們試圖停止時，會有嚴重的戒斷症狀，包括嘔吐、腹瀉、出汗、失眠、抽筋，並體驗到醫學上所稱的「寄生蟲妄想」或「蟻走感」（沒錯，就是字面的意思）——感覺有螞蟻或其他昆蟲在皮膚下爬行。
2012年，醫生開出的阿片類藥物處方量已經足夠所有美國成年人使用一個月。
人們開始死於處方藥物過量使用，到2016年，死於處方類阿片類藥物的人數上升至17087人。2017年，在所有阿片類藥物相關的死亡中，來自醫生處方的佔了1/3，並佔當年藥物過量致死總人數（70237例）的1/4。這個數字（因藥物過量而死）高於每年死於愛滋病、槍殺或交通事故的最高人數，比美國在越戰中的死亡總人數還要多。
2000——2017年，阿片類藥物過量使用的累計死亡人數超過了美國死於兩次世界大戰的人數。2016年，近2900萬名12周歲以上（含12周歲）的美國人自我報告稱，在前一個月曾使用過非法藥物（包括濫用處方藥），同時94.8萬人自我報告，在前12個月內曾使用過海洛因。
2015年，超過1/3的成年人（9800萬人）服用過阿片類藥物。許多僱主在僱用新員工之前會進行藥檢。
而且，與合法和非法阿片類藥物過量使用相關的死亡主要發生在沒有學士學位的美國人中。自20世紀90年代初以來，擁有學士學位的白人在意外藥物過量死亡中的比例一直為9%，而死亡人口中的2/3最高只接受過高中教育。
除了少數例外，主要是說英語的加拿大、英國（特別是蘇格蘭）、澳大利亞、愛爾蘭，還有瑞典，世界其他地方並沒有出現類似的阿片類藥物濫用。並且，除了蘇格蘭，其他幾個國家的死亡人數與美國相比微不足道。然而，阿片類藥物在其他富裕國家也被廣泛使用，通常是在醫院中用於治療癌症或術後疼痛。
製藥公司從合法阿片類藥物中賺取了豐厚利潤。根據多個媒體報導（包括《洛杉磯時報》的調查性報導），薩克勒家族私人擁有的普渡製藥公司已售出價值約300億-500億美元（約合1974億-3291億元人民幣）的奧施康定。最近公布的法庭文件顯示，該家族自身即獲得120億-130億美元（約合790億-855.6億元人民幣）的利潤。
在這場流行病中，醫生們也難脫干係，尤其是早期，至少他們不謹慎地開出了過量處方。
阿片類藥物致死很大一部分由美國的醫療制度造成。醫學上的標準術語是醫源性死亡——即「由治療者導致」的死亡。這真讓人感到諷刺，作為迄今為止世界上最昂貴的醫療制度，美國的醫療制度不但未能阻止預期壽命的下降，反而實際上對預期壽命的下降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2縱觀歷史，人們一直用罌粟製品止痛和獲得快感。提供者的出發點往往是幫助他人，同時讓自己獲利，這兩個目標並不一定互相矛盾。
自由市場的精妙之處在於，人們可以通過幫助他人致富。但是，
自由市場在醫療領域的運行總體而言並不太好，尤其是對於成癮性藥物。供應商若是能夠讓消費者對其產品上癮，則將有利可圖，因而雙方的互惠互利很可能演變成利益衝突。
美國內戰後，剛剛發明出來的皮下注射針被廣泛用於給退伍軍人注射鴉片以止痛。
歷史學家戴維·考特賴特說，在美國內戰中，聯軍士兵獲得了超過1000萬個鴉片丸和近300萬盎司的酊劑和粉末鴉片。戰後，剛剛發明出來的皮下注射針（最初人們認為，藉助它可以讓藥物繞過消化系統而減少上癮機會）被廣泛用於給退伍軍人注射鴉片以止痛。
到19世紀末，嗎啡和鴉片在美國隨處可得，並被廣泛使用。吸毒現象在南方白人中尤其普遍，因為他們的世界在內戰後變得一團糟。
20世紀末，拜耳公司成功合成海洛因，並將其作為嗎啡的非成癮性替代品進行銷售，於是更多的美國人染上毒癮。
最終，醫學界重歸正途，開始努力限制公眾和醫生使用阿片類藥物。
1914年，《哈裡森麻醉品法》出臺，標誌著美國第一次大規模阿片類藥物流行的結束。該法案嚴格限制類阿片的使用和銷售，10年後，海洛因被完全禁止。那麼，在不到一個世紀之後，怎麼又會暴發了新一輪阿片類藥物流行呢？
由於藥物能帶來如此巨大的利潤，總會有人跳出來表示藥物的風險被過分誇大了。
20多年前，羅納德·梅爾扎克提出痛覺的閘門控制理論，徹底改變了人們對疼痛的理解。從1990年左右開始，疼痛專家越來越多地呼籲人們更好地認識疼痛，並要求醫生詢問患者的疼痛程度。1990年，梅爾扎克的論文《不必要疼痛的悲劇》提出，「事實上，當病人服用嗎啡對抗疼痛時，很少出現上癮現象。」
對於晚期癌症患者來說，上癮的風險無關緊要。然而，很多癌症患者長期存活，更多面臨的是手術後的巨大疼痛，除此之外，還有很多慢性疼痛患者。人們到今天仍然激烈爭論，服用阿片類藥物來緩解疼痛，是否像梅爾扎克所說，無須擔心上癮。
隨著外部環境的變化，全科醫生和牙醫大量開出阿片類藥物處方，用來治療各種疼痛，特別是在1996年奧施康定推出之後。據稱，有12小時緩釋機制的奧施康定，可以讓疼痛患者徹夜安眠。不幸的是，很多使用者疼痛復發和藥物失效的時間遠遠短於12小時。
許多醫生的反應是，將服藥間隔縮短至8小時，或增大劑量。這就增加了濫用與上癮的風險。奧施康定的推出引發了疼痛患者看似無限的需求。大多數執業醫生都面對巨大的時間和費用限制，開口服藥片處方遠比進行昂貴和耗時的跨學科治療更具吸引力。阿片類藥物在病人滿意度調查中也表現良好。毫無疑問，如果在一個世紀前對患有絞痛的嬰兒和給他們使用海洛因的父母進行調查，滿意度也會很高。
關節炎患者很容易從初級保健醫生那裡拿到阿片類藥物處方，牙醫也給病人開出可以服用多日的阿片類藥物，來急診室治療各種損傷的患者也都會帶著阿片類藥物離開。
或許，醫生可以評估哪些病人存在成癮風險，但這不可能在幾分鐘內完成，也不可能在一個許多患者沒有私人醫生，也沒有統一診療記錄的系統中完成。
在上一次流行病一個世紀後，一場阿片類藥物濫用、成癮和死亡帶來的醫源性流行病再次出現。
20世紀90年代初，死於藥物過量使用的人數開始上升，這一勢頭在2000年後開始加速。2000年，意外藥物過量致死人數超過14000人，其中，1/3到1/2涉及阿片類藥物（主要是處方藥）。2011年之前，死亡人數的增加由處方類阿片類藥物推動，特別是那些基本成分為氫可酮和羥考酮的阿片類藥物。2011年，為避免藥物濫用，普渡製藥公司更改了奧施康定的配方。但藥品說明中明確不該做什麼的警告，反而詳盡地指導了使用者如何將緩釋藥片變成可立即帶來快感的藥品，或者如何將其變成可注射的毒品。
2011年，處方類阿片類藥物導致的死亡人數不斷增長的勢頭被遏制，一個重要原因當然是配方的更改。另外，醫生隨意開具阿片類藥物處方的行為也有所收斂。事實上，配方的更改很可能導致一些死亡，因為使用者會被迫轉向相對更不安全的非法毒品。同時，普渡公司更關心的可能是，更改配方使即將到期的專利得以續期，而非拯救生命。
無論如何，時至2011年，再想把魔鬼關進瓶子裡已經太遲了。
非法海洛因，一種幾乎完美的羥考酮替代品很快開始填補空缺。處方藥導致的死亡被海洛因導致的死亡取代，藥物過量使用致死的總人數繼續攀升。毒販在止痛診所門外守候著遭醫生拒絕續開新藥的病人。一些人在黑市購買（轉售的）奧施康定，直到發現更便宜和更強效的海洛因。
儘管海洛因致死人數不斷增加，但很快就被芬太尼致死的人數超越。2017年，芬太尼致死人數增至28400人。海洛因和非法芬太尼得以泛濫，因為處方類阿片類藥物成癮的人發現他們的需求越來越難以被滿足。而且，服用者已經不是從處方類阿片類藥物開始，進而轉向這些毒品，而是從一開始服用的就是這些非法替代品。
3生產藥物並積極推動其銷售的製藥公司；
阻止美國緝毒局對有意過度開具處方的醫生提出起訴的國會議員；
作為監管機構的美國緝毒局屈服於遊說者的要求，沒有彌補法律漏洞，而是允許從塔斯馬尼亞罌粟種植場進口原材料，為這一流行病提供了彈藥；
罌粟。
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批准阿片類藥物上市，而沒有考慮會帶來的廣泛社會後果，它還同意了製藥公司更改標籤，從而大幅度擴大了藥物用途，並為藥廠帶來豐厚利潤；
那些漫不經心地開出超量處方的醫療界人士；
來自墨西哥等國的藥販子在醫學界開始控制阿片類藥物處方時接棒，繼續源源不斷地輸入藥品。
在這場流行病中，供給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供給方通過使人上癮並送命而賺取巨額利潤，政治權力則對犯罪者施以保護。一旦人們開始使用阿片類藥物，就仿佛是已經感染病毒。
但是，為什麼這種流行病在美國如此嚴重，在其他大多數富裕國家卻幾乎未見蹤影呢？
即使在美國，某些阿片類藥物，例如維柯丁，甚至芬太尼，也都是早已上市的藥物。其他國家也普遍使用阿片類藥物來治療術後疼痛和癌症相關疼痛，同時包括英國在內的一些國家長期使用海洛因止痛，雖然海洛因在美國被禁止使用。是什麼阻止了這些藥物從預期用途擴散到普羅大眾呢？
此外，為什麼擁有學士學位的美國人很少死於藥物過量使用（在死於過量用藥的人口中，沒有學士學位的人佔90%）？確實，
受教育程度較低的人口更有可能在工作中受傷，或者從事可能導致急性或慢性疼痛的高風險工作，因此他們需要服用阿片類藥物止痛，但這絕非故事的全部。為何沒有學士學位人口的藥物過量使用的死亡率是擁有學士學位人口的9倍。一定還有別的原因。
儘管在阿片類藥物流行這齣戲裡，因為不道德和貪婪，所有角色都難辭其咎，但批評醫生和毒販是一丘之貉是不對的。無疑，有些醫生開始做「賣藥生意」，但腐敗的畢竟是少數，鑑於20世紀90年代中期醫學界的共識，醫生們有充分的理由給患有疼痛症狀的病人開具阿片類藥物。
一些評論家認為，歐巴馬醫改計劃也應對這一流行病負責，因為醫療補助計劃的擴張使阿片類藥物得到更廣泛使用。但這種指責與阿片類藥物流行病的時間不符，因為在醫療補助計劃推行之前，這一流行病已經全面暴發。相比之下，在為阿片類藥物濫用障礙患者提供負擔得起的治療方面，醫療補助發揮了重要作用。2014年後，醫療補助得到擴大的州，治療水平也獲得大幅提高。
藥物的生產商則採取各種直接間接手段，增加銷售額和利潤，哪怕藥物已經明顯被濫用。例如，在兩年的時間裡，900萬粒藥物被發送到僅有406人的西維吉尼亞州克米特城的一家藥房。
根據美國眾議院能源和商務委員會的一份報告，2007-2012年，「藥物經銷商向西維吉尼亞州運送了超過7.8億粒氫可酮和羥考酮」。而根據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60分鐘》節目和《華盛頓郵報》進行的調查，當負責制止此類濫用行為的美國緝毒局試圖採取行動時，國會通過了2016年的《保障病患獲得有效藥物執行法案》，其規定有效地阻止了美國緝毒局採取制止藥物泛濫的行動。
唐納·川普隨後提名賓夕法尼亞州眾議員湯姆·馬裡諾擔任他的禁毒負責人，負責該法案的執行。隨後，《60分鐘》和《華盛頓郵報》的調查揭露，馬裡諾多年來一直代表製藥業努力推動通過這樣一項法案，這迫使他在公眾的憤怒聲討中辭職。
調查性新聞報導還揭露了一位發揮重要作用的「反水者」——林登·巴伯，他以前是美國緝毒局的高級律師，後來轉換門庭，為製藥行業提供顧問服務，並幫助起草了該法案。
美國最知名的製藥公司之一強生公司是美國大部分阿片類止痛藥的原料供應商，其子公司塔斯馬尼亞生物鹼公司在澳大利亞塔斯馬尼亞擁有大型罌粟種植農場。記者彼得·奧德麗·史密斯報導，
美國緝毒局對這些情況非常了解，但應製藥業遊說者的要求，拒絕修補法律漏洞。就在美軍轟炸阿富汗赫爾曼德省的鴉片產地之時，強生公司在塔斯馬尼亞合法地為美國阿片類藥物生產商提供原料。
馬裡諾的選區受到阿片類藥物的嚴重影響，上面提到法案的一個提案人——眾議員瑪莎·布萊克本所在的田納西州也同樣深受其害，他們卻反對有效的監管。一切向錢看和以企業為先的觀念取代了為那些深陷毒癮，甚至瀕臨死亡的人發聲的義務。
醜聞並沒有阻止馬裡諾在2018年再次當選眾議員。布萊克本也再次當選，現在是田納西州的資深參議員。
參議員奧林·哈奇是製藥行業的老朋友，他幫助法案順利過了美國緝毒局這一關，自己則長期接受後者贊助。42年來，哈奇一直代表猶他州擔任參議員，該州從1999年到法案正式通過的2016年期間，藥物致死率增長了足足7倍。
如果沒有醫生的不負責任，沒有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的審批程序瑕疵，或者沒有製藥行業不計任何人道成本地追求利潤，這場流行病就不會發生。但這些不當行為並非導致這場流行病的先決條件。阿片類藥物的使用者，其中數百萬已經成為阿片類藥物濫用者或上癮者，成為在曾經興旺繁榮的城鎮街道上行走的殭屍。這些人的生活在他們開始嗑藥之前已經分崩離析，他們的經濟和社會生活不再能夠為他們提供支持。
無論是製藥公司，還是它們在國會的支持者，或者不負責任亂開處方的醫生，這些供給方很重要，但同樣重要的還有需求方，即白人勞工階層、受教育程度較低的人口。他們本已痛苦不堪的生活成為一片沃土，供貪婪的企業、功能失調的監管體系，以及存在缺陷的醫療制度肆意妄為。
阿片類藥物在其他國家並沒有流行，因為這些國家沒有摧毀自己的勞工階層，也因為它們的製藥公司得到更好的監管，它們的政府也沒這麼容易被追逐利潤的企業左右。
4阿片類藥物的泛濫能讓我們看清這一過程。
財富是如何利用市場勢力實現向上再分配的，即掠奪擁有很少財富的大量普通百姓，並分配給擁有大量財富的少數人，這在很大程度上已經成為美國醫療的現狀，並且已經成為美國資本主義的普遍現狀。
受益者不僅包括富有的大股東，還包括許多高教育程度的精英人士，他們間接在退休基金中持有股票，並從公司利潤增加的所有行為（包括降低工人工資）中受益。在半個多世紀的時間裡，這個過程正在蠶食勞工階層的生活基礎，包括高薪和一份好工作，並且在導致「絕望的死亡」泛濫上起到關鍵作用。
我們並不認為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已經被製藥行業掌控，儘管它在阿片類藥物的審批，尤其是在奧施康定的批准上的確出了很大的問題。奧施康定的對照組（隨機選擇的未使用藥物組）試驗和在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的批准過程僅著眼於藥物對個人的作用，卻忽略了推出一種強效、高度成癮藥物將導致的更廣泛社會影響。
雖然，要求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能夠預見批准奧施康定會造成的全部後果，並不現實。但不可原諒的是，這是未能考慮到批准該藥物對公眾健康影響的制度性失敗。畢竟，它實質上給合法海洛因的銷售蓋上了政府的批准章。
阿片類藥物的故事充分揭示了資本的力量——阻止政治保護普通公民，保護他們免於死亡。那些因此而發了大財的人既沒有被排斥，也沒有被譴責，而是被公認為成功的商人和慈善家。
普渡製藥是一個典型例子。薩克勒家族的名字頻頻出現在博物館、大學和各類慈善機構當中，不僅在美國，還在英國和法國。在奧施康定被研製出來前，已經去世的阿瑟·M.薩克勒給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普林斯頓大學、史密森學會和美國國家科學院等許多機構提供了大筆捐贈。薩克勒家族開發出當今美國普遍使用的藥品廣告和銷售體系，財富也由此而來。借用一位評論人士的話來說，「推動製藥行業陷入今天這場災難的大多數可疑做法都可以歸咎於阿瑟·薩克勒。」
阿瑟·薩克勒的兄弟雷蒙德和莫蒂默，以及雷蒙德的兒子理察，是普渡公司在奧施康定上市和營銷期間的掌舵人。1995年，雷蒙德和莫蒂默雙雙被伊莉莎白女王封為爵士，這與一個半世紀前詹姆塞特吉·吉吉博伊的經歷驚人地相似。
製藥公司已經從這場危機中賺得盆滿缽滿，它們現在正準備從治療中獲利。目前還沒有簡單或可靠的藥物治療方法來治療藥物上癮，現有的最好方法是藥物輔助治療（MAT）——讓上癮的人在戒毒期間使用不同的阿片類藥物（美沙酮或丁丙諾啡）。雖然MAT的效果可能被誇大，但MAT比單純的禁藥治療法更有優勢，因為後者是導致復吸過量死亡發生的重要原因。
即便如此，製藥公司和它們的盟友如此大力推廣MAT，仍然令人作嘔。因為，這樣它們既可以通過引發流行病獲利，又可以通過治療同樣的流行病賺錢。
事實上，2018年夏，普渡製藥公司獲得了可用於MAT的一種藥物的專利，並有望再次重演奧施康定的成功。這就好像給供水系統下毒的人在殺死了成千上萬的人，或者使他們生病之後，又來索要一大筆贖金，以提供解藥來拯救倖存者一樣。
那些針對製藥公司蜂擁而至的訴訟又會取得怎樣的效果呢？處方類阿片類藥物的供給將永久性地減少，供給已經開始減少。
隨著對毒品的需求從合法來源轉向非法來源，這對減少非法毒品的使用幾乎沒有作用，甚至可能增加非法毒品的使用。巨額和解協議可能會使一些製藥公司破產，還有一些公司在過去曾憑藉其更強的資金實力，或通過提高其生產的藥品價格，輕鬆地支付了巨額罰款並脫身。同時，那些收取罰款的州和地方當局能否用好這些錢也有待觀察。從前的例子並不令人那麼放心。
1998年，美國與多家菸草公司之間達成了菸草大和解協議，各州從這些公司手中獲得數千億美元——這些錢實際上全部來自菸民（他們中的大部分是貧窮並且受教育程度較低的美國人）——但收到的錢幾乎全部被用於一般性收入，從而減少財產稅和所得稅。
就阿片類藥物而言，活下來的公司將有能力提高產品價格，使醫療成本變得更高，因此，歷史將再次上演，贏得訴訟勝利的州未來收取的罰款費用，最終將由那些支付醫療費用或醫療保險費用的普通人承擔。只有判定高管行為不當並承擔刑事責任（這類判決非常少見），而不是罰款，才有可能激勵製藥公司改變其行為。
自由市場資本主義使人們有能力得到所需之物，能激勵創新和促進經濟增長。但是，美國的醫療制度，包括製藥業，並不像一個自由市場。存在賺錢的公司並不意味著這就是自由市場競爭。相反，這些受到高度監管的公司主要關注的是尋求政府和監管機構的保護性監管，以保證獲取利潤，並以在自由市場上根本不可能出現的方式限制競爭。
美國現在擁有的醫療制度並不能被稱為自由市場體系。一個從腐蝕自由市場競爭中賺取超額利潤的行業竟然能夠指責其批評者，稱對方為自由市場的反對者。其他國家已經制定一系列醫療制度，各有其長短，但沒有一個是為了殺人，也沒有一個支持「人類需求對人類利益厚顏無恥的屈從」。
如果允許阿片類藥物貿易帶來的利潤腐蝕美國，將在後世被視為百年屈辱和衰落的開端，那無疑將是一場悲劇。
原標題：《缺德！麥肯錫曝出巨大醜聞，已有近50萬美國人死於這種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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