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我來說，最高的成就是把思想和行動結合起來，而且我相信實力應該是達到合乎道義的目標的手段。——茲比格紐·布熱津斯基
1979年發生的伊朗人質危機是美國外交史上的一次重大失敗，它不僅使美國失去了其在中東的戰略支撐，同時也讓美國在冷戰對手面前顏面掃地。不過，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伊朗人質危機發生後，美國的中東戰略並沒有土崩瓦解，甚至變得比之前更加穩固。這是為何？本文以此入手，為大家梳理伊朗人質危機發生的脈絡，並與大家一起探尋這「不合理」背後的原因。
伊朗人質危機的發生
為了弄清楚伊朗人質危機發生的根源，我們首先來一下回顧巴列維王朝的誕生。
伊朗作為一個中東大國，它獨特的地理位置和豐富的石油資源使其成為區域外大國爭奪的焦點。早在19世紀，沙俄和英國就為爭奪波斯（伊朗的舊稱）展開激烈的競爭。而巴列維王朝就是在這樣的夾縫中崛起的。巴列維王朝的創建者禮薩·汗早年曾加入擔負波斯北部衛戍任務的著名的「哥薩克旅」，並開始嶄露頭角。「哥薩克旅」的成員多數為波斯人，但由於它的軍官多由沙俄派來的哥薩克人擔任，因此得名。俄國十月革命爆發後，哥薩克人離開軍隊，禮薩·汗成為這支軍隊的統帥。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俄國在伊朗的勢力急劇衰退，英國看準時機拉攏禮薩·汗推翻反英的伊朗政權。而禮薩·汗也打算效仿土耳其國父凱末爾，在伊朗建立一個實行政教分離的現代化的共和國。不過，由於遭到伊朗勢力很大的保守什葉派神職人員的激烈反對，禮薩·汗最終決定放棄建立共和國的主張，改為成立君主制國家，這就是巴列維王朝。
不過，雖然英國如願看到禮薩·汗推翻了原來的伊朗政權。但是自立為王的禮薩·汗並沒有站到英國一邊，而是選擇與德國靠近。二戰爆發後，英國和蘇聯的軍隊重返波斯，禮薩·汗被放逐，他的兒子——穆罕默德·禮薩·巴列維——被推舉為伊朗新的國王。
二戰結束後，世界各地掀起了轟轟烈烈的反殖民運動，伊朗也不能例外——堅定的民族主義者摩薩臺成為伊朗首相。摩薩臺上臺後，大力推行石油企業國有化，並修改憲法將國王的權力收入政府手中。如此一來，使得西方國家，特別是英國和美國高度緊張。原因同樣是戰略和經濟兩方面的。從經濟的角度看，20世紀50年代的中東是西方石油資源的主要來源地。當時的石油供應遠不像現在這樣多樣化，更沒有如今使石油市場重新洗牌的頁巖開發技術。因此，可以毫不誇張地說，中東握有卡住西方經濟生命線的「閥門」，而伊朗就是其中最重要的「扳手」。從戰略的角度看，親西方的伊朗是堵住蘇聯南下的重要屏障。因此，在英美特工的幫助下，成功地將摩薩臺趕下臺，巴列維國王重新掌握權力。
通過上文的梳理，有兩點值得注意：一是不同於土耳其，保守的什葉派宗教勢力在伊朗王朝創建的過程中影響很大，這就為後來推翻巴列維王朝留下了隱患；二是英美特工推翻摩薩臺的行動，在伊朗人心中留下一個巨大的陰影。這也為後來伊朗人質危機埋下了伏筆。
限於篇幅，巴列維王朝被推翻和伊朗人質危機的發生過程我們不再贅述。不過這裡有幾個問題值得思考：首先，在巴列維王朝應對伊斯蘭革命的過程中，美國是否給予了足夠的幫助？這是因為，如果美國給予了他所能給予的全部支持卻依舊未能挽回危局，那麼對美國在中東的影響力就要重新進行評價；相反，如果美國沒有給予足夠的支持，那麼這又是為什麼？有學者認為，一種可能是美國低估了革命者的力量、高估了巴列維國王的控制力；另一種可能是由於卡特政府的心思都放在了促成埃以和談上；還有一種可能是，巴列維在之前的石油危機中的表現令西方感到失望，因為伊朗曾借石油危機狠敲了一筆。這些問題我們將在下文繼續分析。
第二個問題是，伊朗人質危機的發生，是否是阿亞圖拉霍梅尼授意的。由於伊朗的一手資料很難獲得，我們只能從西方學者對有限的採訪資料的分析中尋找蛛絲馬跡。目前比較被信服的說法是，霍梅尼在事前並不知道學生的所作所為，因此曾有親歷者描述說，阿亞圖拉得知學生們佔領了美國大使館後「非常驚訝」，甚至擔心這樣會危及到伊斯蘭政權的生存。但是，事後霍梅尼卻認識到他可以藉此大做文章。由於擔心推翻摩薩臺的事件重演，扣押美國人質可以讓美國人投鼠忌器。另外，更關鍵的是，扣押美國人質極大地提高了霍梅尼的地位，沉重的打壓了伊朗溫和派的影響力。換句話說，伊朗人質危機對霍梅尼的價值更多地在保衛和鞏固其在伊朗國內的地位，而不是對外打擊美國上。
美國的應對
伊朗人質危機發生後，如何應對成為卡特政府的頭等大事。很自然的，幾種不同的方案擺在了吉米·卡特總統的面前：一是通過談判和依靠中間人斡旋的方式換取人質的釋放；二是派出營救部隊深入伊朗救出人質；三是通過封鎖伊朗港口、報復性轟炸等手段迫使伊朗屈服。
第三種方案最先被排除。這是因為，報復性打擊的危害很大，它極可能給予蘇聯幹涉中東的藉口，而且伊朗也很可能以殺害人質作為反擊。因此，真正可以選擇的方案就局限在談判和救援之中。這兩種方案在卡特政府內部都有著關鍵的支持者。談判派的代表是國務卿塞勒斯·萬斯，他主張效仿林登·詹森在「普韋布洛號」事件中的應對，通過談判使人質獲釋。萬斯這樣主張的原因是：他清楚地認識到美國人質對霍梅尼的價值在於國內，因此伊朗不會殺害這些人質，而是會在霍梅尼鞏固了他的權力之後予以釋放。另一個原因是萬斯本人就是詹森派往韓國處理「普韋布洛號」事件的特使。
相反的，以時任國家安全事務助理的布熱津斯基為首的營救派堅決反對萬斯的「拖延戰術」。布熱津斯基主張用以色列的「恩德培」行動為模板，組織一次特種部隊突襲救出美國人質。布熱津斯基認為，營救人質的目的不僅僅在於人質的生命安全，更關乎美國的顏面。有趣的是，布熱津斯基本人在以色列實施「恩德培」行動的時候正在以色列訪問。因此，萬斯和布熱津斯基都是以自己親身經歷過的案例為模板來提出主張的。
但是上述兩個模板都有問題：「普韋布洛號」事件之所以拖得起，是因為當時美國深陷越戰泥潭，美國人民的目光都集中在越南。這就給了詹森總統淡化處理的可能。可是伊朗人質危機卻沒有這樣的機會，全世界的目光都集中在了這裡，正如布熱津斯基所說，談判就等同於顏面掃地。可是布熱津斯基的主張也有問題，德黑蘭不是恩德培，美國人質被扣押在一個百萬人口的大城市中心，周圍也沒有可利用的機場，突襲營救的風險極大。因此，不論哪一個對於卡特來說都是左右為難。最終，由於談判渠道的堵塞、談判遲遲沒有取得進展，卡特總統被迫選擇營救方案。而營救不出意外地變成了一場更大的災難：不僅人質沒有救出，特種部隊還在實施過程中遭遇了沙塵暴和撞機事故，白白死了8名士兵。伊朗人質危機的災難也意味著卡特執政生涯的終結。
福兮禍兮：美國的轉機
行文至此，卡特政府在伊朗人質危機中的應對堪稱「災難」。不過，從更大的視角來看，此次應對也可以被看作是卡特外交戰略失敗的縮影。不同於尼克森—基辛格，卡特上臺之初就明確表達了他對「遏制戰略」和「緩和戰略」的厭惡，高調提出自己的「基於道德和人權的理想主義外交」。但是，理想很快就被無情的現實擊敗，1979年蘇聯入侵阿富汗，雖然在現在看來這是蘇聯最大的敗筆，但在當時卻被普遍認為是蘇聯強大影響力和軍事實力的展示。為了應對蘇聯的咄咄逼人，卡特不得不放棄理想，重新選擇對蘇聯的「遏制」。
事實上，蘇聯入侵阿富汗對伊朗也是一種威脅：不論是早期的波斯還是巴列維王朝，伊朗始終生存在北方的俄國（蘇聯）與英美的夾縫之中。這是伊朗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和豐富石油資源所帶來的「副產品」。因此，伊朗歷屆政府始終在左右之間尋求平衡。霍梅尼的伊斯蘭政權同樣不能例外。伊朗作為一個志在稱霸中東的雄心勃勃的地區大國，它不能心甘情願的成為任何一方的傀儡。這就解釋了為什麼在伊朗人質危機發生之後，痛失戰略支撐的美國，其中東戰略沒有就此崩塌。相反，埃以和談的成功、伊朗政權的更迭和蘇聯入侵阿富汗的發生，迫使更多的中東國家轉而投入美國一方。美國在中東的地位在經歷了短暫的陣痛之後，得以回升。
前文提到了美國在中東的影響力問題。美國和伊朗顯然不是一個體量的對手，那麼為什麼強大的美國完敗於相對弱小的伊朗呢？這個問題看似不符合權力外交的邏輯，但仔細剖析卻並非如此。可以說，這個實例恰恰印證了基辛格對「權力均衡」的理解。基辛格認為，在新時代下權力擴散，不能再以傳統的大國關係概括權力均衡。例如，日本和德國雖然軍事實力非常薄弱，但是他們的經濟力量足以支撐他們的權力地位。同樣的，第三世界國家的民族主義和國家認同感也可以彌補硬實力的不足，提升第三世界國家在世界舞臺中的地位。因此，如果我們按照現實主義外交理論的邏輯，將上述要素都轉化為「權力」這一概念的話，超級大國與像伊朗這樣的地區大國之間的「權力差距」就會急劇縮小。
總的來說，伊朗人質危機是世界外交史中的一個「明亮的插曲」。作為插曲，它沒有改變冷戰的結局。不過，回顧伊朗人質危機與美國的應對，為我們理解戰後世界，特別是重新思考國家間「相對權力」提供了一個重要的參考。
參考文獻：《敗退德黑蘭》，（英）戴維·P·霍頓《布熱津斯基》，（中）胡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