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惟庸，明朝開國功臣，朱元璋時代的朝廷中書省宰相，就是一般意義上的丞相。洪武十二年，因妄圖發動叛亂，被皇帝朱元璋處死。同時追究其黨羽，涉及胡惟庸案者最終被處決的有三萬餘人，直到朱元璋去世當年的洪武三十一年，還有人因為牽連進胡惟庸案而被誅殺。明朝洪武年間的四大案件中，胡惟庸案無論是處以極刑的人數(三萬人餘)、案件調查時長(前後近二十年)、對朝廷衝擊力(涉及一位公爵、二十一位侯爵)，還是後世影響(直接廢除了自秦朝以來的中國帝制下的宰相制度)，都遠遠超過了其他三案。
但同時，胡惟庸案也是四大案中疑點最多的，疑點就集中在胡惟庸是否真的妄圖謀逆。
絕大多數的史學家都認為所謂的胡惟庸案只是一個藉口，即使朱元璋的出發點並不是要屠戮開國的功臣，至少也是要將分散給官僚們的中央權力收在自己一人手中，這從其自此徹底廢除了宰相制度就可見一斑。由於清朝沿襲了明的政治制度，而民國則終結了封建帝制，所以胡惟庸就成為了中國歷史上的最後一位宰相。
民間後來所謂「宰相劉羅鍋」之說，其實劉墉只是官拜內閣學士，並不是宰相，內閣大學生雖然是作為宰相的替代品，但是權限、品級等方面和宰相出入很大，而且更重要的是，內閣是集體領導。
現代明史學家吳晗在其《胡惟庸黨案考》，詳細地描述了胡惟庸的案子來龍去脈，一般讀過該文章的人都會認同吳晗的結論，相信胡惟庸案是一個冤案。
明朝洪武年間，敢把，也能把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當朝宰相置於死地的，必然只有皇帝朱元璋一人。朱元璋要除掉胡惟庸可以有一百個理由，無論其真的罪有應得，還是羅織誣陷，沒有人能干涉朱元璋怎麼想，但是如何把想法實現，是朱元璋的難題，也是後世研究這段歷史的盲點。
相比在朝廷中人脈廣泛的胡惟庸，洪武十一年的朱元璋只是獨坐在深宮禁院中的孤家寡人，從後來的處決範圍來看，胡惟庸的交往範圍從朝廷文官已經蔓延到開國功勳和軍隊將領，甚至傳說他的外援中還有日本、蒙古的勢力。幾乎整個朝廷都是胡惟庸的政治集團。
即使朱元璋決心要除去胡惟庸和他的政治盟友們，但皇帝畢竟不是超人，他不可能一個人挑戰整個集團，更何況這個集團囊括了朝廷幾乎全部的文官精英和軍隊的骨幹。他也需要有人替他傳遞情報、搜集證據，試探中立大臣的傾向和軍隊的忠誠度，甚至是創造事情爆發的導火線。他需要一個不在胡惟庸控制範圍內的，也不會被胡惟庸為首的文官集團收買，對他本人保有忠誠又不會引人關注的組織為他服務。一旦朱元璋挖掘出這個組織，隨著它的出現和活躍，幾乎就可以宣告了胡惟庸的最終覆滅。
從歷史的進程來看，顯然朱元璋掌握了對抗龐大的胡惟庸集團的秘密武器，那麼胡惟庸究竟覆滅於誰手?
明朝最早的特務機構並非錦衣衛
一般而言，提到明朝的特務機構，我們首先想到的就是錦衣衛。眾所周知，朱元璋對明朝開國功臣極其缺乏安全感，以至於組建了特務機構錦衣衛刺探大臣虛實。值得注意的是，錦衣衛最開始並不是專門的情治機構，其前身拱衛司，只是皇帝身邊的儀仗隊，只是後來出於形勢的需要開始從事諜報等副職工作，沒想到最終兼職成了專職，本職工作反而淪為了裝飾。
胡惟庸案的確是錦衣衛在歷史上的第一次活躍，胡惟庸案二十年間數次起伏、波及面數次擴大，每次趨於沉寂又會再起波瀾，其中都歸功於錦衣衛及其指揮使毛驤。無論毛驤是趁機興風作浪剷除異己也好，還是忠於職守細心搜證也好，他和錦衣衛的工作，既讓朱元璋滿意，又讓他恐懼。在洪武二十年，他廢除了錦衣衛，將毛驤處決。諷刺的是，毛驤的罪名是參與胡惟庸的謀反活動。然而錦衣衛正式建立事在洪武十五年，是在處置胡惟庸案的過程中逐漸發展壯大起來的，在洪武十一年，尚被稱為親軍都尉府的錦衣衛似乎還不足以成為朱元璋的借力。
從錦衣衛的興衰我們似乎可以看出朱元璋對政治工具的選擇偏好，偏愛身邊的近侍，偏愛有正當工作作為掩護的集團，偏愛低調懂得進退的人。那麼在當時，是否有別的符合條件的組織扮演了特務機構的角色，能夠在揭發(或者誣構)胡惟庸之後又悄然隱沒呢?
《明史》總編纂官張廷玉曾說過：「有明一代，巨奸大惡，多出於寺人內豎，求之外廷諸臣，蓋亦鮮矣。當太祖開國之初，胡惟庸兇狡自肆，竟坐叛逆誅死」。大意是明朝廟堂上的大奸大惡之人一般都是出身宦官內侍，只有剛建國時候的是個外廷大臣胡惟庸。
我們都知道，明朝廢除宰相之後，受益最大的除了皇帝本人，就啥事宦官們，後來的王振、劉瑾、魏忠賢無不適皇權過度集中的受益者。而他們之所以可以從皇帝-朝廷的二元關係中脫穎而出，就是得意他們和朝廷官員之間的鴻溝以及與君主在身心兩層意義上的親近。
那麼宦官會不會成為朱元璋打擊胡惟庸集團的秘密武器呢?
朱元璋對宦官活躍的曖昧態度
從各種史料來看，明朝後來宦官勢力的增長是明朝各項制度的建立者朱元璋本人所極力反對的，或者說至少是不支持的。根據《明史·職官三·宦官》的記載：太祖嘗謂侍臣曰：「朕觀《周禮》，奄寺不及百人。後世至逾數千，因用階亂。此曹止可供灑掃，給使令，非別有委任，毋令過多。」又言：「此曹善者千百中不一二，惡者常千百。若用為耳目，即耳目蔽;用為心腹，即心腹病。馭之之道，在使之畏法，不可使有功。畏法則檢束，有功則驕恣。」有內侍事帝最久，微言及政事，立斥之，終其身不召。因定製，內侍毋許識字。
太祖皇帝朱元璋曾經跟侍奉的大臣們說：「我讀《周禮》，發現古代君主身邊的宦寺人數不到一百，後來的朝代發展到了數千，所以宦官就開始犯上作亂。這種人只可以去從事打掃這類的工作，不能讓他們幹別的，也不能讓他們人數太多。」又說：「這種人中善良的人不過上千人中的一兩個，而為惡的人通常都是上千。如果用他們作為自己的耳目，那麼你的耳目就會被蒙蔽，如果用他們作為自己的心腹，那麼你的心腹就會變壞。管理他們的方法，在於使他們畏懼法律，不可以有功勞。他們畏懼法律就會約束自己的行為，有功勞就會恃寵而驕。」有個宦官侍奉朱元璋很久，有一次偶爾對政事發表了意見，立刻被朱元璋斥責，終身不再使用。並且由此定下規矩，宦官都不許識字。
諷刺的是，朱元璋要求朝廷的宦官「毋令過多」、「不可使有功」偏偏明朝宦官規模歷朝歷代排名第一，參與政事最多;又告誡後世子孫對宦官若「用為耳目，即耳目蔽;用為心腹，即心腹病」，偏偏自其子朱棣開始，明朝君主就喜歡以宦官為耳目心腹。後世文人都感嘆朱元璋的初衷沒有得到貫徹，否則明朝不會出現宦官幹政的現象。然而朱元璋是否如他自己所說的那般極力壓制和疏遠宦官，又或者所謂朱元璋對宦官的深惡痛絕態度只是後世借古諷今的一種附會?
朱元璋自己其實並不避諱使用宦官參與政務，《明史·列傳第二百十八·西域二》就記載早在洪武八年(公元1375年)，中官趙成就代表朝廷出使西蕃並主持互市絹馬。此後數年中宦官屢次作為使節出使冊封和護送他國使節歸國。這不能不說是《明史》一個小瑕疵，因為《明史·職官三·宦官》中記載「然二十五年命聶慶童往河州敕諭茶馬，中官奉使行事已自此始」，以及「(永樂)元年，李興等齎敕勞暹羅國王，此奉使外國之始也」，這裡所說的洪武二十五年(公元1392年)聶慶童前往河州主持茶馬互市和永樂時期才有中官出使外國的事跡，都與後面的敘述相矛盾。
宦官揭發了胡惟庸的罪行
既然朱元璋其實也會任用宦官參與處理一些政務，那麼他會不會將對抗胡惟庸集團這樣隱秘的任務委託給宦官呢? 很可惜的是，官方對胡惟庸案的描述本身就充滿了各種掩飾和矛盾，更無遑論及朱元璋暗中的策劃和準備過程，不過在流傳甚廣的野史中，胡惟庸的謀逆，卻是由一個宦官揭發和破獲的。
這個故事記載在清朝傅維鱗編寫的《明書》中，在卷一五八，宦官列傳的開篇：雲奇，南粵人。太祖時守西華門。遷胡惟庸第。刺知其逆謀。惟庸誑言所居井湧醴泉，請上往觀。鑾輿西出。雲慮必興禍，疾走衝蹕，勒馬銜言狀。氣方勃猝，舌駃不能達。太祖怒其犯，左右撾捶亂下，雲奇垂斃。右臂將折，猶奮指惟庸第。上見狀乃悟。登城眺顧，見其壯士披甲伏帷屏間數帀。亟返堫殿，發兵擒惟庸。召奇，則息絕矣。上追悼之。錫賜加等。令有司春秋祀之，葬鐘山之西，樹碣表其忠焉。
譯文如下：雲奇，廣東南部人，朱元璋時期守衛西華門。後來被調到左丞相胡惟庸府邸當差，暗中打聽到胡惟庸要謀反的消息。這時胡惟庸騙皇帝朱元璋說自己家中的井湧出了甘甜的泉水，請朱元璋來家中觀看，因此朱元璋和隨從就往西去胡惟庸家。雲奇想到胡惟庸肯定是要趁機圖謀不軌，就衝到朱元璋的車隊前，抓住馬的韁繩要稟報。但是他跑得太急，氣息不濟，一時說不出話來。朱元璋對他無故犯上的行為十分惱火，就讓隨從毆打雲奇。雲奇被打得奄奄一息，右手臂都被折斷，仍然堅持指向胡惟庸家。這時朱元璋才醒悟過來，於是登上城樓眺望胡惟庸家，看見他府中有眾多身著盔甲的武士埋伏在屏風帷幕後，於是朱元璋返回宮廷，召集軍隊捉拿胡惟庸。又讓人找來雲奇，這時雲奇已經氣絕身亡。朱元璋很是悲痛，不僅給與賞賜還追升他的官職，又讓朝廷將他列入春秋季節祭祀的先烈中，雲奇被埋葬在鐘山西側，墳前還立有記錄和表彰他忠誠事跡的石碑。
傅維鱗記述的這個故事只能算是稗官野史，真實性不能保證。拋開雲奇以死相諫、朱元璋登高識陰謀這些破曲折離奇的故事情節不說，其中很多章節都有明顯的漏洞和不合理，比如胡惟庸在家中偽造醴泉，古代大臣但凡與祥瑞沾上邊都是犯忌諱的事，胡惟庸這麼做不僅招不來皇帝，反而會引起猜忌，以他身居左丞相的見識即使謀反應該也不會謀劃這麼簡單。
不過傅維鱗的故事其中有一個乃入尋味的地方，就是雲奇的身份。胡惟庸案發生在洪武十二年，此時的內廷機構還比較簡單，以雲奇曾任西華門守衛的身份，他應該隸屬於內廷皇門官這一系統，然而為何他又能被派遣到胡惟庸的府邸當差。胡惟庸只是外廷文臣，不是藩王，所以府上不該有宦官當差。而如果雲奇是接受朱元璋的任命大搖大擺地進入胡府，那麼謀反這樣的大事應該在他面前極力隱瞞才對。而《明書》中記載雲奇是「遷胡惟庸第，刺知其逆謀」，「遷」意味著他是接受官命的委派，「刺」意味著他是有預謀的打探。因而有一個合理的解釋，結合後來朱元璋好用錦衣衛偽裝潛入大臣府中暗中打探的風格，雲奇很可能是被朱元璋派遣，隱瞞身份混入胡惟庸府邸收集情報。只是《明書》這一段的記載疑點太多，我們也只能做出這樣的猜測不能確實。不過倘若朱元璋果真調動宦官充任密探，那整個明朝的廠衛系統歷史都得重新改寫。
雲奇的故事太過傳奇，大多學者對其都是將信將疑，並不採納。而官方編修的《明史》將胡惟庸列入《列傳第一百九十六·奸臣》並對胡惟庸案的經過持另一種說法，另一種少了許多演義色彩更偏向現實政治的說法。巧合的是，官方認同的胡惟庸案發經過，其肇始同樣來源於宦官的揭發。
「(洪武)十二年，佔城來貢，惟庸等不以聞。中官出見之，入奏。帝怒，敕責省臣。惟庸及廣洋頓首謝罪，而微委其咎於禮部，部臣又委之中書。帝益怒，盡囚諸臣，窮詰主者。未幾，賜廣洋死，廣洋妾陳氏從死。帝詢之，乃入官陳知縣女也。大怒曰：『沒官婦女，止給功臣家。文臣何以得給?』乃敕法司取勘。於是惟庸及六部堂屬鹹當坐罪。明年正月，塗節遂上變，告惟庸。御史中丞商暠時謫為中書省吏，亦以惟庸陰事告。帝大怒，下廷臣更訊，詞連寧、節。廷臣言：『節本預謀，見事不成，始上變告，不可不誅。』乃誅惟庸、寧並及節。」
譯文如下：洪武十二年，佔城國派使節進貢。左丞相胡惟庸等人將這件事壓了下來，沒有向朱元璋稟報。後來有宦官見到了佔城使節，就回去向朱元璋稟告。朱元璋很生氣，就責備中書省的官員(中書省，以左右丞相為首的最高文官署衙)。胡惟庸和右丞相汪廣洋都磕頭向皇帝道歉，同時把責任推給禮部。禮部官員又把責任推回給中書省，這樣一來朱元璋更加生氣，就將雙方都給治罪關入牢中，要追究主要的責任人。不久就賜汪廣洋死罪，汪廣洋的妾陳氏隨著他殉死，朱元璋就問這個陳氏的情況，得知以前一個犯罪的官員陳縣令的女兒。朱元璋震怒地說：「被處罰官員的家屬都是賞賜給開國元勳的家中為奴，汪廣洋只是一個文臣，他怎麼會有那些人的家屬?」於是讓司法部門徹查，結果胡惟庸和六部的官員都被牽連進來，被判了罪。第二年正月，胡惟庸的黨羽、御史中丞塗節出賣胡惟庸，向朱元璋揭發他謀反的事實。前任御史中丞商暠被貶為中書省的低級官員，此時也出來揭發胡惟庸謀反。朱元璋震怒，讓官員追查此事，發現此事牽扯到御史大夫陳寧、御史中丞塗節等人。官員向朱元璋稟告說：「塗節本來就參與了謀反，現在見到事情沒有辦法成功，所以才回來檢舉胡惟庸，這種人不得不殺。」於是朱元璋下令誅殺胡惟庸、陳寧和塗節等人。
隱匿佔城使節來訪本身也只是個工作失誤，禮部和中書省還可以相互推諉，最後，竟演變成丞相胡惟庸的謀反案。明史第一大案事發居然來源於某個宦官的見聞，實在是匪夷所思。這個宦官想必是不知道，朱元璋在《明史》曾被記載為，有宦官「微言及政事，立斥之，終其身不召」。他居然還在朱元璋面前多嘴地討論外事活動，甚至可能挑唆君臣不和，難道就不怕被發配甚至刑罰?合理的解釋，就是這種匯報行為是朱元璋默許的。那麼，我們更進一步猜測，如果這些宦官本身就是朱元璋派出刺探朝政的工呢?也正因此，他們才會對外國的使節這麼敏感。
關於宦官特務機構的猜想
胡惟庸案發後，開國六國公之一的李文忠曾經上疏朱元璋，勸他不要在政治事務中重用宦官以及停止誅殺無罪和輕罪的大臣而觸怒了皇帝，被罰入獄，後來因為他是朱元璋外甥的身份才被開釋。不過這一段經歷只被記載在南京地方志中，不算是信史。
無論是正史、野史還是地方史中，朱元璋在對胡惟庸案的揭露過程中都伴隨著宦官若影若現的存在。如同冰山一樣，水面可見的不過十分之一二，無論是雲奇還是撞見佔城使者的無名宦官，作為胡惟庸罪行的揭露者，他們的成功或許是建立在無數宦官同伴的搜集和潛伏之上。從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大膽地假設，宦官組成的情報機構，是真正覆滅胡惟庸的幕後推手。
顯然，相比於明朝後來的皇帝們，朱元璋在自制力和控制力方面都遠超常人。他意識到錦衣衛的權力膨脹而將其解散，卻被後來的繼任者重新組建;他意識到宦官對文官的監視只是權益之計，非常時期過後就加以限制，而後來的繼承者則搞出了東廠、西廠、內行廠。
雖然提到宦官特務機構，在明朝的歷史上並不陌生，但是將其最早的出現由永樂時期東廠的建立提前了半個世紀到洪武年間，還是一個相當大膽地假設。不過，朱元璋本人的性格和當時的政治現狀，都決定了這個特務機構與其說是專職的組織機構，不如說是臨時組建的胡惟庸專案組更為合適。作為宦官，他們是皇帝最信任的人，而特殊的生理構造又使得他們不可能被文官集團所接納或收買，也決定了他們不可能參與政治新格局的分紅，只能繼續淹沒在歷史文牘之後。對於朱元璋來說，宦官們就是他生理機能的延長，不帶有獨立的思想可以專注地在自己控制之下執行任務。或許，這也是他和後世君主任用宦官參與特務活動的初衷。不過對於更多的君主們來說，缺乏朱元璋的控制力和魄力，使得他們反而被自己的耳目所控制，這不能不說明朝政治諸多現象中最為悲哀的一個。
【資料來源：共識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