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中文學刊》改刊十年紀念 · 青年學人專輯
民國二年的「癸丑修禊」
——兼論梁啓超與舊文人的離合
民國二年（1913）4月9日，夏曆三月初三，適值晉永和九年（353）蘭亭修禊以後「第二十六癸丑」。時當民國肇造，身丁斯時的騷人墨客們，剛剛經歷過一番「鼎革」的巨變，自然不會放過這個仰觀俯察，暢敘幽懷的大好機會。這一天，樊增祥、瞿鴻禨、沈曾植等前清遺老在上海的十裡洋場發起唱和；同時，在北京參與新朝政治的梁啓超也不甘寂寞，於西郊萬牲園組織了大規模的修禊活動。一南一北，或濺新亭之淚，或抒祓塵之思。不同於遺老們僅憑藉傳統的唱和來交流感情，梁啓超等人的修禊詩，很快作為專題，刊登在當年4月16日出版的《庸言》第1卷第10號「詩錄」欄目中。
關於梁啓超與舊文人的這一點「詩文因緣」，還要從清末講起。從1906年開始，提倡「詩界革命」的梁啓超主動參與到清廷實施新政、預備立憲的政治進程中；為了更融合於國內的政治環境，開始隱藏自己所受的外來影響。[1] 由梁啓超主筆，產生於清末立憲運動高潮的《國風》報，設立了「文苑」欄目，一改此前《清議報·詩文辭隨錄》、《新民叢報·詩界潮音集》的「新意境」，以同光體詩人為主要作者，多少流露出梁啓超接近京師士大夫趣味的努力。1912年底，回國不久的梁啓超，又在天津創辦了《庸言》報，內含「詩錄」、「文錄」欄目，大體保留《國風·文苑》的風格，其加以擴充提高，與同步在《庸言》上發表的《石遺室詩話》相配合，儼然成了同光體實踐其詩學主張的陣地。[2]
一
詩古文辭刊登在報刊上，未必能引起舊文人寫作姿態的調整，卻為詩文愛好者創造了一種全新的閱讀狀態。《國風》和《庸言》的詩文欄目，都具有相當的現時性，甚至規定所收入的詩文必須「未入專集」，讀者能藉此及時了解當代主流詩文家最新的創作動態。而通過詩文欄目，近代士大夫所熱衷的交遊唱和也得到了絕好的展示。比起詩文集僅收一家之言（或稍帶附錄唱和詩作）來，在期刊詩文欄目中表現交遊唱和，更有利於讀者對照閱讀，了解整個活動的來龍去脈。
專門社團的詩文刊物（如《南社叢刻》）固然是表現文人結社交遊的最佳場合，但視野較窄，詩作水平也往往受限。《國風》、《庸言》詩文錄以所謂「同光體」詩人為主，同時基本上囊括了當時古文辭界的一流作家。不同背景的作者以不同目的參與到同一文人交遊圈中，從政治理念到文學觀念，種種意嚮往往借著交遊唱和在詩文欄目中發生碰撞或磨合。
《國風·文苑》主要以表現庚戌（1910）春到辛亥（1911）夏這一年半間京師詩人結社交遊的狀況為主。茲將「文苑」所表現歷次交遊唱和的情況列表如下：[3]
卷·期
時間
地點
發起人
參與者
主題
1.6
宣統二年
一月十四日
南京半山寺
陳三立
吳保初、陳詩、夏壽田、俞明震、魏季詞(?)、王瀣、劉詒慎
遊半山寺，追懷王安石。
1.11
宣統二年
一、二月間
北京城南楊繼盛祠
林紓、陳寶琛、張亨嘉、趙熙、林紹年、嚴復（林紓畫圖，第1卷第18號刊有陳衍、陳曾壽、楊增犖的題畫詩）
送江春霖歸養，題《梅陽歸養圖》。
1.15
宣統二年初
羅惇曧
陳衍、何藻翔、李稷勳、潘博、麥孟華（麥詩載第1卷第16號）
戊申除夕唱和
1.16
宣統二年
清明
城南袁崇煥墓、萬柳堂
羅惇曧
陳衍等詩社同仁
1.27
宣統二年
六月十三日
城南上斜街小秀野草堂
（時間地點據《庸言》第1卷第7期「文錄」林紓《送楊昀谷入蜀詩序》）
陳衍、
林紓
楊增犖、陳寶琛、林紓、曾習經、潘博、向楚、章華、羅惇曧（第1卷28號刊有胡思敬、趙熙贈詩）
送楊增犖官蜀
1.30
宣統二年
天寧寺
羅惇曧
潘博、陳衍、楊增犖
1.30
宣統二年九月二十八日
天寧寺
羅惇曧
趙橫溪（趙炳麟?）、陳衍、湯覺頓、潘博、吳保初、陳詩
觀敦煌石室藏唐人寫法華經。
1.30
宣統二年
十月五日
城南上斜街小秀野草堂
陳衍
楊增犖、趙橫溪（趙炳麟?）、胡思敬、王式通、林紓、冒廣生、馬其昶、姚永概、吳保初、陳詩
1.32
宣統二年
某月十二日
正陽門車站
楊增犖、趙熙、陳衍、羅惇曧、潘博、向僑、黃孝覺、溫肅
再送楊增犖官蜀
2.4
宣統三年
人日
城南四印齋（羅惇曧寓）
羅惇曧
鄭孝胥、陳衍、趙熙、林思進、潘博、溫肅等
人日立春，拈高適詩「人日題詩寄草堂」分韻。
2.8
宣統三年
二月一日
（據溫肅詩：「春風二月吉……」）
慈仁寺
溫肅
陳寶琛、林紓、陳衍、鄭孝胥、趙熙、胡思敬、曾習經、冒廣生、林思進、羅惇曧、潘博
慈仁寺看松，謁顧亭林祠。
2.10
宣統三年
二月十五日
（花朝）
花之寺
羅惇曧
趙熙、胡思敬、曾習經、梁鴻志、陳寶琛、鄭孝胥、林紓、陳衍、冒廣生（林紓作畫，楊增犖題畫詩載第2卷第5號）
詩社花朝第三集
2.12
宣統三年
三月三日
（上巳）
南河泊
林思進
潘博、陳寶琛等
上巳修禊
2.14
宣統三年
四月九日
法源寺
趙熙
鄭孝胥、曾習經、羅惇曧等
後來陳衍在《石遺室詩話》中提到當時組織交遊的辦法：「庚戌春在都下，與趙堯生、胡瘦唐、江叔海、江逸雲、曾剛甫、羅掞東、胡鐵華諸人創為詩社。遇人日、花朝、寒食、上巳之類，世所號為良辰者，擇一目前名勝之地，挈茶果餅餌集焉。晚則飲於寓齋，若酒樓分紙，為即事詩。五七言古近體聽之。次集則必易一地，彙繳前集之詩，互相品評為笑樂。其主人輪流為之。」[4] 突出良辰、名勝在交遊活動中的重要性，大體皆能在《國風·文苑》中得到表現。至於交遊的具體情況，還可參考陳衍長子陳聲暨在《庸言》第2卷第6期「詩錄」發表的《上巳日花下憶都門舊遊》一詩：
……都門車馬厭塵土，惟有花事吾粗諳。法源丁香香雪海，崇效寺裡花沉酣。天寧、花之漸減色，國香極樂猶二三。萬荷葦灣與十剎，蘆荻積水呈清潭。歸來草堂秀而野，入門穿徑香馣馣。舊時如夢去未遠，而此屈蟄同僵蠶。亦知風光過眼耳，當春發思誰能勘[堪]。
至於遊玩歸來宴飲分紙的「寓齋」，首推陳衍的小秀野草堂。此地為康熙時文人顧嗣立舊居，道光中又有學者何紹基為題楹聯「草堂小秀野，花事下斜街」，癭公（羅惇曧）《飲石遺老人宅即顧俠君秀野草堂》（《國風》1.13）云：「背城幽築佔春深，僵石疏花柳千尋。舊主尚聞尊酒帝，荒盦今已屬詩淫。相從哺啜誇餘子，每喜風騷得嗣音。更酹清觴慰猨叟，斜街花事未消沉。」其次是羅惇曧所寓的四印齋。前表所統計的14次交遊唱和中，羅惇曧發起的就有6次，可見《國風·文苑》對其推重之意。四印齋在庚子間為常州派詞人王鵬運避兵之所，後來朱祖謀亦嘗居此，簡盦（陳昭常）《寄題癭公都門寓齋》（《國風》1卷33期）：「四印齋中風物妍，王前朱後各齊肩。一生襟抱明如月，幾輩詞流化作煙。此室近推名士屋，有時同證美人禪。冷官解作閒居賦，莫道酸寒不值錢。」讀此可知彼時文人交遊的內容，除了詩文唱和，尚有狎邪冶遊。
羅惇曧是梁啓超在萬木草堂的同學，而當時梁啓超安插在京中的友人同門如吳保初、潘博、麥孟華、湯覺頓等也積極參與到這些交遊唱和中。宣統三年（1910）四月，梁啓超遊臺歸來，便收到羅惇曧的信，云：「尊詩銳進，無任佩仰。堯公（趙熙） 謂才力閎肆，加以學力可以追人境廬，惟公圖之。此間詩社並一時耆宿，惜漸近零落矣。附寄兩冊未免令公羨耳。」[5] 似是向梁啓超炫耀京中結社唱和的盛況。《國風·文苑》對京師士人唱和的表現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政治家梁啓超對文人交遊的嚮往。這種嚮往，也許正是任公歸國後在百忙中發起癸丑修禊的最初動因。
二
《庸言》時代的梁啓超身踞要津，得以親自與國內一流詩人相交接，其《寄趙堯生（熙）侍御以詩代書》[6] 云：「陳徵宇林宰平黃孝覺黃哲維梁眾異，舊社君同氣，而亦皆好我，襟抱互弗閟。更二陳弢庵、石遺一林畏廬，老宿眾所企，吾間一詣之，則以一詩贄。」可見當時梁啓超與舊文人圈的交誼。然而《庸言·詩文錄》卻甚少反映交遊唱和的作品，自是由於辛亥以後都中詩社風流雲散，士人行藏用捨不一，再難以形成庚戌、辛亥間的一致聲勢。惟上海租界中尚有超社，為「遺老墟集」，其集會唱和在「詩文錄」中略有反映。[7] 《庸言·詩文錄》所集中表現的交遊唱和，似惟癸丑三月三日（1913年4月9日）梁啓超召集在京名士修禊萬牲園一次。
《庸言》第1卷第10期「詩錄」特闢專號刊出「癸丑禊集詩」，並在封面上列出標題。第1卷第14期「詩錄」補刊嚴復《癸丑上巳任公禊集萬生園分韻敬呈流觴曲水四首》，17期補刊陳寶琛《任公仁兄召集萬生園修禊以病未赴有詩徵和分均得此字補賦奉正》，第2卷第1-2期「文錄」刊出陳衍《京師萬生園修禊詩序》。從即席分韻命詩，到事後追和，以及補序，都有完整的表現。所錄各詩文後來集為《晉永和後二十六癸丑修禊集》，補入陳衍、周宏業的兩首追和詩，以及當日照相一幀、姜筠繪《暢觀樓修禊圖》一幅，以廣流傳。[8]
梁啓超本人對此次禊集頗為自負，次日即信告長女梁令嫻，云：「今年太歲癸丑，與蘭亭修禊之年同甲子，人生只能一遇耳。吾昨日在百忙中忽起逸興，召集一時名士於萬牲園續禊賦詩，到者四十餘人。（原註：有一老畫師為我繪圖。）老宿鹹集矣。（原註：尚有二十年前名伶能彈琵琶者。吾作七言長古一篇，頗得意，歸國後第一次作詩也。）竟日一滌塵襟，歸國來第一樂事，園則前清三貝子花園，京津第一優勝地也。」[9] 過兩天又發書一封，自誇「吾此詩殆壓卷矣」，「蘭亭以後，此為第一佳話」。[10] 4月20日信中又要求梁令嫻「補作一詩」，說自己正「遍徵題詠，他日裝手卷，當作牛腰大也。」[11] 但徵集到的題詠，據《癸丑修禊集》，似僅陳衍、陳寶琛、嚴復、周宏業四人七首。且當日參與禊集者，據《癸丑修禊集》卷首照相及陳衍序文，應當只有「三十餘人」，[12] 不及當年蘭亭修禊之四十二人。更何況彼時致慨於「永和後第二十六癸丑」的，萬牲園諸公之外，尚大有人在。
陳衍《京師萬生園修禊詩序》中提到：「是日也，南則樊山樊公修禊於上海之樊園，……北則任公梁公修禊於京師西郊之萬牲園。」然則上海超社遺老也曾於此日禊集。樊增祥《三月三日樊園修禊序》云：「旅滬之第二年，歲在癸丑，三月三日，超然吟社諸公，仿蘭亭修禊故事，集於樊園。自永和九年至今，歷二十七癸丑矣！止庵相公（瞿鴻禨）夙戒庖廚，命歗儔侶。芳辰既屆，嘉賓徐來。相公分題試客，即事成章，繼軌曲江之遊，式遵《麗人》之韻。乙庵（沈曾植）則謂事同王謝，故當詩仿蘭亭，爰約同人，各賦五言七古詩二首，一人兩詩，亦蘭亭例也。臨河之序，以屬不才……」[13] 樊園禊集，雖僅十人，卻多名家，[14] 且限以詩體，一人二詩，較之萬牲園禊集以「群賢畢至少長鹹集崇山峻岭茂林修竹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天朗氣清惠風和暢」分韻，似乎更為精緻、當行。尤其是瞿鴻禨提議步韻杜詩《麗人行》，實際上是在王謝風流之外另立上巳修禊的淵源，顯然是為了寄託當代「遺老」的故國之思。樊增祥序文曾臚列樊園禊集「與蘭亭同之者二、異之者四、勝之者一」，其第三「異」：「永和癸丑，年號昭然，首題第九之春，式著紀元之義。今也，伊耆揖讓，周召共和。義熙甲子，紀年僅出私家；德祐詩歌，撰集祇憑遺老。湔涒銀河之水，天上何年；採蘭楚澤之濱，人間幾世。意者斷自前朝宣統之初，不落炎漢文景以後乎？」從紀年的角度強調易代之痛。其第四「異」：「今者九夷卜宅，三島接鄰，雖鼓吹之歆，無憾於藍田；而聲唳之驚，有甚於淝水。」其「興感之由」絕不與蘭亭集會「若合一契」，反而突出二者之間的種種區別，藉以抒發海上遺老的興亡之感。
從編輯詩文欄目的角度看，若能將南北兩次禊集前後刊登互相照應，更能發揮其全面展示當代文人交遊的作用。然而《庸言·詩文錄》並未刊出樊園禊集詩。即便是樊增祥對萬牲園禊集上易順鼎用「十五鹹」全韻一詩的唱和，[15] 也不被算在「遍徵南北題詠」之內。這裡面固然有南北地域因素，更重要的恐怕還在於萬牲園禊集組織者與超社遺老看待同一歷史事件（蘭亭修禊）時的兩樣心思。
若說寄託黍麥之悲，則梁啓超發起集會所在的萬牲園要比十裡洋場中的樊園合適得多。此地原為三貝勒花園，「前朝景帝奉太后遊幸地也」。[16] 「即茲名園問銀牓，已付酸淚話銅狄」（《庸言》1卷10期）[17] ，民國以後，昔日的皇家禁苑劃為公園，恰恰成為遺老們憑弔故國的絕佳場地。修禊的具體場所是萬牲園內的暢觀樓，關賡麟禊集詩云：「……斯樓觀成未十載，興亡一姓何匆匆。瓊華島前集裙屐，昆明湖外多驕驄。前時禁苑付遊騁，況乃此地非離宮。傳之好事足千古，何遽不與山陰同。」（1卷10期）[18] 與超社詩人正同一悲慨，樊增祥說萬牲園禊集是「不少幽哀吟杜宇」[19] ，大概就此而言。
三
然而，當日梁啓超突發奇想組織禊集的關懷卻未必在此，《庸言》「詩錄」刊出的「癸丑禊集詩」之前有梁啓超自撰的小序：
吾生有極，駟隙不返。徒顧影而悼嘆，寧假日以遊娛。始吾墜地以還，逢癸丑之上巳，山陰禊事，正屬今辰。逋亡歸國，山川猶昔。撫茲令序尚全，今我風景不殊。玄髩非故，落落舊侶，藹藹新知，遊心於爽塏，假物於春陽。詠一日之足，攄千年之慕。群賢不遺，就我呴沫，和以醇醪，拾此芳草，流傳觴詠，寧遠永和？何必天池之為大，而枋榆之足小也。
和樊增祥等強調古今差別不同，梁啓超抒發了千載而下對永和癸丑的仰慕，認為今日之會「寧遠永和」。小序開頭有一種時間緊迫感，與序文主體所描繪的「假日遊娛」形成對照。一個多月前，夏曆正月二十六日是梁啓超生日，京津諸友人在天津孫家花園為他慶壽。整整一天遊嬉之後，梁啓超在給女兒的信裡，自省「國事杌隉如此，吾受此殊覺不安耳。」[20] 在百忙中假日遊娛，對於「實行的政務家」來說，不啻有玩物喪志之嫌。王羲之《蘭亭集序》原文中對時間流逝的敏感，更加劇了千載而下模仿者的緊張。羅惇曧修禊詩云「嬉春縱非時，憤世徒傷肝」（1.10）[21] ，與梁啓超序中「徒顧影而悼嘆，寧假日以遊娛」是一樣的意思，背後都有著其出於政治家身份對墮入文人習氣的警惕。舒緩這一緊張的辦法，則不外乎賦予流連光景的遊娛以重大意義。首先是時間上的循環相契：人生能有幾癸丑？生當此際，又豈能錯過對「永和九年，歲在癸丑」的闡釋與發揮？
從王闓運、章太炎對魏晉風度的表彰，到張之洞《哀六朝》對「八代之衰」的抨擊，正可看出清季人魏晉時代觀的多元。時至民國，萬牲園禊集諸公在吟詠魏晉風流的時候又作何打算？陳衍《京師萬生園修禊詩序》是對這次集會的總結，字裡行間卻強調王、謝諸人身丁亂世而扭轉乾坤的努力，一意要在文學之中發現政治：
嗟夫！以風雅道喪之日，猶復得此，可不謂盛歟？昔者周公成洛邑，因流水以泛酒，逸《詩》所云「羽觴隨流波」是也。厥後《溱洧》之秉簡增藥，曾點言志之浴沂，取義於祓除不祥。獨東晉永和癸丑山陰蘭亭之會流傳千載不衰。彼顏延年、王元長兩詩序，乃晻曖似不甚表著者，豈不以右軍人品高尚，其遺殷浩、謝安、會稽王諸書皆關大計。初非巖棲谷處，天下事絕不措意，然終不以簪紱易其老莊山水之抱。故理解超越文字，亦若乘風遠遊，不可羈紲歟？今歲為永和後二十六癸丑，海宇騰沸，四裔交軼，視永和殆有過之。南北諸君子其未忘右軍經世之意與脫屣塵埃之本心者，感遇不同，所以寄託其感遇者同也。（2卷1-2期合刊，黑體為筆者所設）
與樊園禊集詩之步法原作、「詩仿蘭亭」不同，陳衍著力探究的是「超越文字」的「經世之意」，因此王羲之的序文就要比傳世的若干首四言五言玄言詩更有價值。萬牲園禊集，名義上是在追憶永和九年的山陰修禊，但按照陳衍的概括，卻好像只是在發掘王羲之一人，旨在重新闡釋王羲之把軍國大計與「老莊山水之抱」合而為一的高尚人品。諸唱和詩中發明此意者，首推梁啓超：
……因想蘭亭高會時，正兆典午陽九厄。雅廢夷侵難手援，井渫王明祇心惻。餘子猜意爭腐鼠，達士逃虛謝鞿勒。祇今繭紙世共寶，當年苦心誰解索。（1.10）[22]
梁啓超未正面言及王羲之的事功，卻羅列了一連串對立的範疇：「蘭亭高會」與「典午陽九」、「雅廢夷侵」與「井渫王明」、「餘子猜意」與「達士逃虛」。從當前回溯到魏晉，問題的關鍵還在於亂世之中，士大夫脫卸羈勒、縱情詩酒是否具有合理性？梁詩設想王謝諸人在清談玄言之外別有用心。認為千餘年來，禊序書法為世共寶，卻少有人能解索序文的苦心孤詣。詩末云：「侵馳忍放日月邁，蹉跎應為芳菲惜。他年誰更感斯文，趣舍恐殊今觀昔。」再度感慨年華蹉跎，還是因為難以拋舍社會責任：「再閱六十年，世人亦不復知有癸丑二字矣，故吾末聯云云，感慨殊深也。」[23]
四
「詩錄」在刊出「癸丑禊集詩」時列梁啓超詩於最前，有點定基調的意思。但是當場分韻作詩，卻未必是「主題先行」。以東晉亂世類比當代者固自不少，但也有持論與陳衍、梁啓超相反，認為晉賢不可法者。如顧瑗的《上巳禊集分暢字韻》：「……乾坤莽荊棘，狗馬蓄將相。文章小儒焚，詩書枯骨葬。（案：此言晉世與當代雷同之亂象。）懲往鄙穢俗，瞻來殷宿望。揮手謝晉賢，道在無得喪。惟有昌黎豪，忘形友文暢。」（1卷10期）認為王謝風流是應當懲戒的鄙俗，而推崇韓愈，蓋以其雖與文暢、大顛等浮圖交遊，尤能堅守「聖人之道」也。
關鍵在於，如何由表及裡，洞察山水玄言背後的經世之意。梁鴻志禊集詩[24] 云：「……流杯一曲水，中有興亡淚。神州待祓除，袖手忍輕試。獨當就林坰，滌我經世意。」（1卷10期）最後仍以「經世意」與「就林坰」為不可兼得。諸禊集詩中真正稱得上深得梁啓超之心的，還要數陳懋鼎[25] 所呈的一首五古，此詩在《庸言》「癸丑禊集詩」專輯中殿列最後，是真正的「壓卷」之作：
右軍百世人，意念邁諸少。移書督時流，訐謨周巖廟。非溺莊老風，乃悅山水妙。勝遊及暮春，點瑟實同調。高文永不滅，世事庸足料。
詠山陰修禊的實質在於詠王羲之，同陳衍的序文一樣，陳懋鼎著重突出的正是王羲之在積極入世、訐謨軍國方面超越時流之處。不沉溺於莊老玄言，而能知山水之妙，以文學論，似已預見劉宋時代「莊老告退而山水方滋」的趨勢；以政事論，則深味孔門入世進取之道，與「侍坐章」中的曾點同調。從山陰修禊到舞雩風詠，體現的正是士人理想人格的升華。而上溯之外，更關鍵還在於下延，將「逸少風流」與「飲冰孤懷」相聯繫：
逡循過千載，畦畛失萬噍。飲冰聖者徒，豈獨愛清嘯。孤懷更百障，如月出雲嶠。修門宋玉招，蒼梧虞舜叫。舊感隨風煙，春氣與蕩飄。貴生將樂群，志遠惟靜照。祓禊特強名，由來釣非釣。永和人物渺，真宰可坐召。……[26]
此次禊集既然為梁啓超召集，則分韻作詩自然多提及任公十數年來惓懷故國、奔走國事之事跡，帶著幾分「奉和」的意味。但卻少有如陳懋鼎這樣將梁啓超與王羲之放在一起吟詠的：一方面是「貴生樂群」的政治抱負，另一方面卻是「志遠靜照」的內在修養，惟內聖者能外王，梁啓超不啻是「終不以簪紱易其老莊山水之抱」的當代王右軍。「祓禊特強名，由來釣非釣」，在詩酒風流之中寄託經世致用的弦外之音，一下子紓解了「嬉春非時」的緊張。
諸禊集詩中，尚有不少能從文學交遊發現經國大事。如陳懋鼎叔父陳寶琛的補和詩[27] ，雖然從清室帝師的角度，視此次集會是「卻追永和事祓禊，似替義熙存甲子」，卻能目王羲之為桓溫、謝安一流的政治家：「……右軍故是溫謝流，臨河奄有嵇阮旨。貽書誰解奉龜鑑，弄筆世顧珍繭紙。」（1卷17期）又嚴復補和詩[28] 第四首：「……逸少居會稽，端為佳山水。今觀所為序，用意頗弔詭。俯仰猶興懷，彭殤難一軌。區區為懷祖，誓墓豈即是。遺世能恝然，固當以樂死。」指《蘭亭集序》中「固知一死生為虛妄，齊彭殤為妄作」句，駁莊子說，正表明王羲之有所執著，非恝然遺世之人。這與當時與會的孫綽等人徒恃玄理迥異：「恭惟生才心，聖賢眾所恃。懷寶諒非難，事國或盡瘁。夷叔安足惜，如尊乃勇耳。」（1卷14期）眾人清談懷寶，卻不如執著於「死生亦大矣」的王羲之能盡瘁國事。末句明說遺世獨立為不可取，附帶譏刺首陽諸公，「如尊乃勇耳」則贊王羲之。嚴復和詩共四首，第一首即贊梁啓超，末句「借問王右軍，感慨猶此不？」直接比任公於王逸少，故贊王實即奉承梁啓超本人。
五
從玄言清談的文學場合中發現深遠的政治抱負，萬牲園禊集吟詠的對象主要不是蘭亭集上流傳下來的三十七首「扣木得音，嚼蠟寡味」[29] 的玄言詩，而是集中於王羲之一篇《蘭亭集序》，並涉及王羲之在文學風流之外的政治事功。而陳衍將王羲之看作是「經世之意」與「脫屣塵埃之心」結合的典範，箇中思路，與《飲冰室詩話》同時強調「影響世運」與「陶寫吾心」頗為類似，實則皆為儒家傳統中「內聖外王」理想的投射。文學修養也是「內聖」的一方面。梁啓超在其所主辦的政論性刊物中闢出專欄刊登詩古文辭，固然有利用的動機（如《國風·文苑》之推重趙熙），也曾採取放任的態度（如《庸言·詩文錄》之容忍遺老），但最根本的因素，恐怕還在於表現其在政治議論的緊張之外不廢文學優遊的紓徐風度。從這一角度講，倒是詩文欄目與期刊主旋律偏離越遠，其緩釋緊張的效果越明顯，從而使高頭講章能導人以興味、影響至深遠。
梁啓超本人固欲在堅守政治本位的同時兼收文採風流，但受眾卻可能仍然從政治/文學二元對立非此即彼的角度忽視任公的這番苦心，一如千多年來讀者之「誤解」蘭亭集清談誤國。如梁漱溟父梁濟即在《伏卵錄》中抱怨自己「真心欽慕」以為「救中國之第一人」的梁任公墮入文人之流：「其所與談者，皆飲酒賦詩，能文章，工翰墨，身居顯貴，應酬聯絡，金可任揮之人；以哀時託之文字，以氣節付諸詩歌，以救國救民為口頭禪，而日以聊且自娛為務者也。」[30] 梁啓超對自己在國事杌隉之際嬉遊終日的負罪感，在梁濟的批評中得到了共鳴。而梁濟抨擊任公的依據，則是「彼日日唱和之文人又何嘗以民事為心」，反映出民初部分知識人心目中「舊文學」、「文人」與「新政治」、「政治家」之間日益擴大的分裂。
而在「日日唱和之文人」方面，參與禊集者也未必都認同梁啓超真是王逸少化身，或者當年王逸少是否真能將政治事功與文採風流集於一身，也成為問題。萬牲園禊集中真正流傳的名篇並非 「奉呈任公」諸作。為此次禊集作詩最多的是易順鼎。所作三章長篇古體詩中，第一首為當日分韻所作，多應酬之辭；第二首用「十五鹹」全韻依次遍押並禁重字，後來寄給樊增祥徵和，頗有逞才的意味；第三首為事後賦呈，用雜言歌行體，以文為詩，長歌當哭，「詭誕極矣，所以寄勃鬱之思也」[31] ，遂流傳為名作。該詩末段兩次直稱「梁夫子」，勸其放棄如《堯典》中伯夷、龍、夔等廿二人輔佐舜帝的事功抱負，而優遊於周穆王馳騁八駿的享樂生活，結論雖然與梁濟正相反，但前提都一樣，即政治事功不能與文採風流兼得：
……噫籲兮悲哉！吾嘗聞堯氏舜氏之歌曰：「菁華已竭，蹇裳去之」，又嘗聞穆滿氏之西王母氏之歌辭曰：「道裡悠遠，山川間之」。方今朱幹零落猶可期，白雲黃竹何須悲。且相與採華枝、玩菊籬、餐蕨薇，亦安用談刑天、說精衛、稱欽鴀。梁夫子！與其有朱虎熊羆伯夷龍夔同列廿二人，召風使之南；不如有驊騮騄駬山子盜驪亟行三萬裡，追日使不西。所以候人之歌曰「猗」，梁鴻之歌曰「噫」，丁令威之歌曰「城郭猶是人民非，何不學仙冢累累」，楚接輿之歌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古儒家之歌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用含珠為」，漢田家之歌曰「種一頃豆，落而為箕，生不行樂，死何以虛諡為」，元亮曰「時運而往矣」，逸少雲「死生亦大矣」，此與「春非我春」、「日新又日」，皆為前哲之良規。然則今日之日兮，當以一刻千金為要素；明日之日兮，當以寸陰尺璧為前提。梁夫子！勿我訶！帖不必摹臨河，圖不必仿上河。試問百年之間，癸丑能有幾？正恐中年以後，上巳還無多！何況今日之共和，遠非昔日之永和：國曰支那，土曰婆娑，曆曰婁羅，時曰剎那。捧劍有金人，流觴有玉女；臥冢無石麟，流涕無銅駝。…… [32]（1卷10號）
「今日之共和，遠非昔日之永和」：易順鼎試圖要叫醒帖摹臨河、圖仿上河，自擬王右軍、謝安石的「梁夫子」，故耳提面命，言之不足又長言之，長言之不足又詠嘆之如此。當時梁啓超等正「痴心妄想，想帶著袁世凱上政治軌道，替國家做些事業」，[33] 用詩裡的話說，是「方持玉杯斷國論，方用鐵函貯心史」。易順鼎在詩中奉勸梁啓超引退優遊，並不是完全出於其遺民立場，而更是為梁啓超本人的出處去就著想，反而有著局外人的清醒。長詩在「要素」、「前提」、「共和」、「支那」、「國歌」等一連串新名詞中結束，實則戲弄了這些新名詞所代表的新文體、甚至新政治。易順鼎也從王羲之序中讀出了「一刻千金」、「寸陰尺璧」的緊迫感，但所感嘆的是年華短促當及時行樂，與梁啓超一行人從政治抱負出發「哀年歲之不吾與」根本不同。
六
一年以後，換成號稱「當代昭明」的袁公子克文在南海子主持上巳修禊，這一回，輪到梁啓超做叨陪末座的「奉和」者。《庸言》第2卷第5期「詩錄」刊登了羅惇曧、惇爰兄弟及梁啓超的三首禊集詩，歌頌的對象已由梁啓超轉為「軒冕此後人」的袁克文。只有梁啓超詩尚對癸丑修禊念念不忘：「……因思去年時，禊事聚巾襘。尺波難再迴，春人但無賴。」[34] 當時陷於政治泥潭欲自拔而不能的梁啓超，[35] 回想起一年之前的「逸少風流」，應該是無限嚮往了吧。
據劉成禺《洪憲紀事詩本事簿注》，三年以後，「丁巳（1917）上巳，洪憲舊臣修禊萬牲園、十剎海二處，所為詩歌，感慨聖世，油然有故君之思。」又一年後，「戊午年（1918）上巳，大會於陶然亭，洪憲舊臣，蒞者大半」，如「樊山（樊增祥）、實父（易順鼎）、掞東（羅惇曧），叔海（江瀚）、書衡（王式通）諸人，有揮淚而縱談往事者」。[36] 若此記錄屬實，則諸公由清遺民蛻為洪憲遺民，真可謂是「為遺老而遺老」了。只是此時舊文人隊中已無梁啓超。
（公眾號編輯：華東師大中文系 辛穎）
【注釋】
[1] 狹間直樹《〈新民說〉略論》：「但是，一旦梁啓超開始和預備立憲發生關係，毋寧說，他就要隱藏起日本的痕跡了。」《共同研究 梁啟超 西洋近代思想受容と明治日本》（みすず書房、1999年），第99頁。
[2] 關於《國風》、《庸言》詩文欄目的政治取向，參考拙撰《清季民初的「政治與文學」——〈國風〉、〈庸言〉詩文欄研究》，《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6年第9期。
[3] 僅列二人以上規模較大者。
[4] 《石遺室詩話》卷十三，載《庸言》第2卷第4期「藝談」。又見《石遺室詩話》合訂本卷十二，錢仲聯編校《陳衍詩論合集》，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80頁。
[5] 宣統三年四月廿五日羅惇曧《致滄江先生書》，《梁啓超年譜長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47頁。
[6] 載《大中華雜誌》第1卷第6期「文苑」。
[7] 《庸言·詩文錄》反映超社文人唱和的作品，如：陳三立《重九寄禪上人招同樊山秉山實甫集靜安寺》、樊增祥《次伯嚴重陽集靜安寺韻》、易順鼎《寄禪杜多招集靜安寺作重九並觀第六泉即席和散原天琴韻》（1卷2期，易順鼎非超社中人）；陳寶琛聽水齋圖題詩（參加者有梁鼎芬、樊增祥、沈曾植、沈瑜慶等）（1卷20期）；樊增祥《八月六日節庵觴藝風老人於寓廬同社畢至是日久旱得雨即席賦呈》（1卷21期）。到1913年下半年，北京士人的交遊有所恢復，而主持者則為袁公子克文，反映在「詩文錄」中：易順鼎《寒雲茗話圖記》（1卷22期）、王式通《寒廬茗話圖為抱存題》、袁克文《次韻實甫先生見贈》（1卷23期）；易順鼎《題抱存所藏王晉卿蜀道寒雲圖用坡公題煙江疊嶂圖韻》、袁克文《自題寒雲茗話圖》（2卷3期），以及甲寅上巳袁克文召集南海子，羅惇曧、羅惇爰、梁啓超三人的唱和詩（2卷5期）。
[8] 北平圖書館編《梁氏飲冰室藏書目錄》中著錄「《癸丑修禊集》，梁啓超編，鉛印本。」
[9] 1913年4月10日《與嫻兒書》，《梁啓超年譜長編》，第665-666頁。
[10] 1913年4月12日《與嫻兒書》，《梁啓超年譜長編》，第666頁。
[11] 1913年4月23日《與嫻兒書》，《梁啓超年譜長編》，第669頁。
[12] 當時參與萬牲園禊集的，據《癸丑修禊集》卷首攝影，共有36人：朱聯沅、梁鴻志、唐恩溥、羅宗震、楊度、藍公武、梁啓超、黃濬、姚梓芳、袁勵翼、徐仁鏡、郭則澐、林志鈞、譚天池、夏曾佑、王式通、顧印愚、李盛鐸、黃孝覺、易順鼎、袁思亮、袁勵準、陳士廉、姜筠、唐採芝、姚華、關賡麟、姜浩、鄭沅、楊增犖、顧瑗、陳慶佑、羅惇曧、秦稚芬、夏壽田、石慧寶。（黑體字為有詩發表者）比《庸言》第1卷第10期《癸丑禊集詩》所錄，尚少饒孟任、陳懋鼎。而陳衍《京師萬生園修禊詩序》云：「北則任公梁公修禊於京師西郊之萬牲園，癭公、實甫、叔衡、叔進、印伯、昀谷、仲毅、芷青、秋嶽、宰平、潁生、珏生、瑩甫、伯夔、亞遽、公甫諸君會者三十餘人。」
[13] 《樊山集外》（上海廣益書局民國三年石印本）卷七頁9b-11a。
[14] 樊增祥《癸丑三月三日樊園社集用杜詩麗人行韻》：「三月三日天氣新，樊園社會凡十人。蘭亭人數減卻三十二，清談捉麈猶為王謝傳其真。」（《樊山集外》卷二頁11）按此十人，據樊增祥序、詩及沈曾植等人的唱和詩，為：瞿鴻禨、樊增祥、沈曾植、陳三立、左紹佐、沈瑜慶、吳士鑑、吳慶坻、王仁東、繆荃蓀。
[15] 樊增祥：《石甫寄示三月三日集暢觀樓用十五鹹全韻五言排韻一首戲以七言報之並索和》，載《樊山集外》卷四頁24a-25a。
[16] 姜筠：《暢觀樓修禊圖》題詞，載《癸丑修禊集》卷首。
[17] 梁啓超：《癸丑三日邀群賢修禊萬生園拈蘭亭序分韻得激字》。
[18] 關賡麟：《癸丑三月三日任公召集萬生園修禊分韻得風字》。
[19] 樊增祥：《石甫寄示三月三日集暢觀樓用十五鹹全韻五言排韻一首戲以七言報之並索和》。
[20] 1913年3月3日《與嫻兒書》，《梁啓超年譜長編》，第663頁。
[21] 羅惇曧：《上巳禊集分韻得湍字》。
[22] 梁啓超：《癸丑三日邀群賢修禊萬生園拈蘭亭序分韻得激字》。
[23] 1913年4月12日《與嫻兒書》，《梁啓超年譜長編》，第666頁。
[24] 梁鴻志：《癸丑三月三日修禊詩限至字韻上任公先生兼呈同遊君子》。
[25] 陳懋鼎就是梁啓超《寄趙堯生侍御以詩代書》中所說的陳徵宇，與趙熙、林志鈞、黃孝覺等同為當初京師詩社中人，「而亦皆好我，襟抱互弗閟」，與梁啓超交情非同一般。據《石遺室詩話》卷五，陳懋鼎為帝師陳寶琛「猶子」，「肆力後山，俯視一切。」（《陳衍詩論合集》頁65）
[26] 陳懋鼎：《任公以三月三日禊集於萬生園時蓋永和後二十六癸丑也見召未至分韻得少字奉呈任公》。
[27] 陳寶琛：《任公仁兄招集萬生園修禊以病未赴有詩徵和分均得此字補賦奉正》。
[28] 嚴復：《癸丑上巳任公禊集萬生園分韻敬呈流觴曲水四首》。
[29] 樊增祥《三月三日樊園修禊序》語。但同序稱「超社同人，最多尊宿，……以今仿昔，自謂過之」，則仍是從詩學角度與古人爭高下，與梁啓超等通過「蘭亭序」繞過「蘭亭詩」的策略不同。跟這兩派都形成鮮明對照的，是沈曾植。沈氏恰恰以癸丑禊集為契機，通過玄言詩，突破了同光體的局限，實現了詩學上的飛躍。其《與金潛廬（蓉鏡）太守論詩書》云：「吾嘗謂詩有元祐、元和、元嘉『三關』，公於前二關，均已通過，但著意第三關，自有解脫月。在元嘉關如何通法？但將右軍《蘭亭詩》與康氏山水詩打拼一氣讀。劉彥和言『莊老告退而山水方滋』，意存軒輊，此二語便墮齊梁人身份。[中略]記癸丑年同人修禊賦詩，鄙出五古一章，樊山五體投地，謂『此真晉宋詩，湘綺（王闓運）一生，何曾夢見？』雖繆贊，卻愜鄙懷。其實只用皇《疏》『川上章』義，因而申之。[中略]其實兩晉玄言，兩宋理學，看得牛皮穿時，亦只是時節因緣之異，名文身句之異，世間法異。以出世法觀之，良無一異也！……」又《海日樓題跋》卷一〈王壬秋選八代詩題跋〉亦涉及此。（見錢仲聯輯《海日樓札叢》頁43-44，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排印本）故而樊園社集，沈曾植力主「詩仿蘭亭」，不同於瞿鴻禨等純粹的遺老心思，正表現出乙庵「學人之詩」的本色。
[30] 梁濟：《伏卵錄》，原載《桂林梁先生遺書》之五，轉引自夏曉虹《追憶梁啓超》（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7年版）第266-267頁。
[31] 錢基博：《現代中國文學史》，上海：世界書局，1935年版，第180頁。
[32] 易順鼎：《癸丑三月三日修禊萬生園賦呈任公》。
[33] 梁啓超：《護國之役回顧談》，見《飲冰室合集》，上海：中華書局，1932年版，文集三十九，第88頁。
[34] 梁啓超：《甲寅上巳抱存修禊南海子分韻得帶字》。
[35] 1913年4月底，癸丑修禊後不久，共和黨競選落敗，梁啓超即有退出政壇的意願。但繼而又促成進步黨之組建，9月任熊希齡內閣司法總長。1914年2月辭司法總長，又任幣值局總裁。當年5月贊成新約法，並參加「參政院」，頗受時論非議。實際上1914年初《庸言》改組，「不偏於政治一方」，已經說明梁啓超對政治的厭倦，這與後來《大中華發刊詞》的宗旨是類似的。
[36] 《洪憲紀事詩本事簿注》三一「舊臣賦詩」，寧志榮點校《洪憲紀事詩本事簿注》，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26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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