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康昊
當蒙元和高麗的使節潘阜、趙良弼帶著國書抵達日本，東海對岸的島國開始面臨「蒙古襲來」的威脅之時，無論是京都的朝廷，還是外交經驗匱乏的鎌倉幕府，對於這個新生的草原帝國仍極度缺乏了解。面對高麗與元朝數次的通信和通使，京都的朝廷一度草擬了題為《贈蒙古國中書省牒》《贈高麗國牒》的回信，但因鎌倉幕府的反對而未能送出。有趣的是，《贈蒙古國中書省牒》中有「蒙古之號，於今未聞」的語句，足以看出當時日本對蒙古知識的缺乏。
但與此同時，蒙古帝國快速興起、擴張的情報仍在通過商旅或入宋僧之口不斷傳入日本。東大寺僧凝然（1240-1321）在《五教章通路記》中記述：「近比宋人多來，予親問彼魏國分齊。彼答雲，言魏國者，自宋朝杭州行在京，北行三千二百餘裡有之，彼國即有百二十餘州，彼太原府，在此國中，今者為蒙古王所伐取矣。」凝然讀到唐代華嚴僧法藏的《華嚴五教章》，見法藏自署「魏國沙門」，遂向居住在日本的宋人詢問魏國的所在。宋人告訴他，魏國有太原府，已被蒙古所攻佔。太原早在凝然出生以前就已經被蒙元軍隊攻克，但這樣的情報對於當時的日本人來說仍然是新鮮的。1276年南宋投降，陸秀夫、文天祥等尚在抵抗，1277年六月八日，「宋朝滅亡，蒙古統領」的情報就已傳到日本（《建治三年記》）。處於對外貿易窗口的大宰府率先從宋商那裡獲得情報，而後便上報了朝廷。
自此以後，儘管日本對元朝來說仍是「不臣之國」，但日本的統治者對這個海對岸的世界帝國的興趣逐漸增長。弘安之役（1281）以後，蒙古使節、高麗使節仍陸續赴日。最後的高麗使是1292年十月抵日的金有成。而後更為著名的當然是1299年抵日，擔任元朝國信使的浙江普陀山寶陀寺住持、江浙釋教總統一山一寧。一山一寧抵日後的第二年（1300），京都東福寺將南宋禪僧無準師範法語等若干資料進獻給鎌倉幕府執權北條貞時（1271-1311）。根據宮紀子的研究，進獻物還包括耶律楚材所著《西遊錄》的寫本（東福寺《普門院經論章疏語錄儒書等目錄》也收錄此書，註明「蒙古國湛然居士西天遊行記也」）。北條貞時極有可能是想通過這部成吉思汗帳下重臣的著作了解元朝的訊息。在一山一寧抵日後不久，中日貿易的海上商路重新開啟，大批僧侶、海商湧入元朝。大量關於元朝政治、經濟、社會的情報得以通過禪僧和海商匯入日本。
▲耶律楚材
在日本眾多關於元朝的記述中，本文重點想要講述的是兩則關於日本「異國降伏祈禱」對手的記載。在《異國降伏祈禱與「神國」》中，筆者提到，元日戰爭不止是蒙元·高麗聯軍與日本武士們的對決，還是一場「神與神的戰爭」。對此，研究元代軍制和軍禮的周思成在2019年出版的《大汗之怒：元朝徵伐日本小史》一書中敘述：「1274年農曆九月的一天傍晚，在五臺山最深處，峰巒明晦之間，有一座重兵層層圍守的佛寺……數百名身穿紅色僧袍、頭戴高帽的西番和尚，正結跏趺坐閉目祈禱。其中有人手持數珠，更多的則是持著形狀千奇百怪的法器，口中念念有詞。精通梵文的人如在一旁偷聽，或許不難明白他們口誦密咒的大意：黑色短身大威雄，制服暴惡右勾刀……」
周思成將這場「諸神之戰」視作「大黑天神」與「二十二社」的對決。這個表述非常耐人尋味。大黑天，這位印度來的神明在元代叫做摩訶葛剌或者瑪哈噶拉、麻曷葛剌，是盛行藏傳佛教的元代的護國之神。如今，我們在杭州的寶成寺摩崖造像中仍然能看到這尊金剛怒目的神靈的樣貌。摩訶葛剌在蒙古滅宋戰爭期間曾備受忽必烈君臣的信仰，蒙元軍隊將這尊神當作戰神來崇奉，忽必烈也曾命帝師八思巴（1235-1280）的弟子膽巴國師到五臺山修密法祀摩訶葛剌。《佛祖歷代通載》記載：「初天兵南下，襄城居民禱真武，降筆雲，有大黑神，領兵西北方來，吾亦當避。於是列城望風降附，兵不血刃……實乃摩訶葛剌神也。」就是說真武大帝作為南宋軍民信仰的神靈，在與蒙元軍神摩訶葛剌的「鬥法」中敗下陣來，這才有了元朝入主中原的局面。因此，當蒙元帝國將要發兵日本之時，元朝治下的藏傳佛教僧侶們也在向神靈祈禱，期盼摩訶葛剌能夠帶給他們又一次勝利。
▲杭州寶成寺麻曷葛剌像
事實上，摩訶葛剌的傳說也記載在14世紀日本著名的軍記物語《太平記》當中。對此，筆者曾在《「西番帝師」與「亡國先兆」：日本康永四年山門嗷訴敘述中的宋元佛教》一文中介紹了這段記載。
《太平記》是講述從鎌倉幕府滅亡到建武政權建立、室町幕府擁立北朝並展開全國性的南北朝動亂經過的軍記物語，是日本軍記文學的傑作，篇幅遠超《平家物語》《保元物語》《平治物語》。並且，由於《太平記》原本成書於南北朝動亂當中，雖存有多個不同系統的寫本或版本，但仍可以視作研究日本14世紀史的重要史料。《太平記》卷25（依西源院本）花費了大段篇幅來敘述1345年天台宗延曆寺向禪宗天龍寺發起的「嗷訴」（以「神意」為後盾的寺院武裝暴力示威行為）事件。據《太平記》記述，當時的朝廷公卿就禪宗與天台宗的優劣展開了辯論，其中公卿柳原資明發言（其他版本所記的發言人有差異）：
如今，禪僧的心操法則，皆與之相悖。因此，宋朝有位真言師，作為西番帝師，修摩訶迦羅天法，護持朝廷。帝師上天之下，一人之上，因而禪僧無論是怎樣的大寺長老、大耆舊，若是途中遇到帝師，也只能屈膝跪地，參會朝廷時，則伸手脫履為禮。
柳原資明這段話是說，禪僧在「宋朝」（其實是元朝）早已違背祖師定下的法則。在元朝，有位西番來的真言僧，擔任帝師之職，禪僧見了他都得俯伏下拜。並且，這位帝師修摩訶迦羅天法，護持王權。這裡的摩訶迦羅天，正是元朝的護國之神摩訶葛剌。《太平記》對西番帝師以摩訶迦羅天法護持王權的記述，與帝師八思巴的形象是一致的。
▲八思巴
除了這段簡短的記載之外，《太平記》卷28還有一節「太元軍之事」，再次出現了帝師八思巴的形象。卷28的背景是日本的南北朝動亂，所述主題是細川清氏與細川賴之的戰鬥。康安元年（1361），室町幕府重臣細川清氏投降南朝，轉而進攻京都，次年在贊岐與細川賴之交戰敗死。而後，《太平記》為了說明細川賴之的謀略，特地舉了帝師八思巴的例子作為比較：
大宋國四百州一時滅亡，為蒙古奪國，皆是西番帝師之謀略。探尋其草創之處，宋朝治世已三十七代，滅亡時是幼帝。當時，大元國主老皇帝，尚是吐蕃一個諸侯。無時無刻不在謀劃著「如何攻取宋朝四百州、雲南萬裡、高麗三韓」……這老皇帝，有併吞太元、宋國、高麗三國，當王天下之瑞相……蒙古滅宋，雖合天運，實則完全是帝師一人之謀略。
這是一段有些讓中國讀者摸不著頭腦的敘述。首先，《太平記》把八思巴刻畫為一位足智多謀的軍師，認為蒙元滅宋成功乃是八思巴的功勞。再者，《太平記》的作者顯然不能將蒙古和吐蕃分清楚，把忽必烈說成了吐蕃的諸侯。然而，更加荒誕的敘述還在後面。
▲細川賴之
《太平記》卷28接著說，一日，忽必烈在夢中與宋帝對峙。忽必烈與宋帝開始像《西遊記》裡的「車遲國鬥法」一般變化起來。宋帝變化為獅子，忽必烈遂化身為羊，羊驚恐萬分，兩隻角和尾骨也折了。於是忽必烈夢醒，驚魂未定，便找來帝師八思巴。八思巴為忽必烈解夢說，羊這個漢字就是王上面兩點，下面一豎，折的兩隻角就是兩點，尾骨就是一豎，因此這個夢就是說您要做天下之王的意思。宋帝雖然如獅子，但是卻已有自滅之相。其身中有毒蟲，必危害其身。宋人之中，必有人懷有二心，能與我軍裡應外合。
而後就進入八思巴的重點戲份。《太平記》記載，當時蒙宋兩軍正式在揚子江兩岸對戰。宋朝的守將是丞相、上將軍伯顏——沒錯，就是那位滅宋元軍統帥伯顏——此外還有襄陽守將呂文煥、副將軍賈似道。蒙軍因中宋軍計策大敗，損失三百萬騎。戰敗之後，忽必烈再次尋求八思巴的意見。得到八思巴的獻計之後，忽必烈與他約定，使他代代為帝師。隨後，八思巴便喬裝打扮，親赴江南。到達宋境臥底之後，八思巴果然巧施手段，招募宋人死士一名，並以離間計除呂文煥、伯顏、賈似道，宋軍不戰而降，臨安開城，南宋滅亡。八思巴儼然變成了一位隻身犯險的高級間諜。最後，《太平記》再次總結道：蒙古滅宋，雖合天運，實則完全是帝師一人之謀略。
《太平記》的這段荒誕記載在中國史籍當中難覓出處，應當只是《太平記》作者的道聽途說。不僅混淆了蒙古和吐蕃，還將率元軍滅宋的伯顏當成了宋朝一方的將領。不過《太平記》的這段記載並非當時日本人筆下唯一的蒙元滅宋敘述。譬如，入元禪僧中巖圓月就曾在文集中寫道：
南宋鹹淳九年，北丞相伯顏，將兵百萬，出淮泗，順流而下，江南望風降附。南國當時但理會科場明堂等事，而不畫一籌，坐以待亡。明年正月，百官士庶，迎伯顏於高亭，行在百姓家，各貼好投拜三字。
顯而易見，作為有長時間在元朝留學經歷的禪僧，中巖圓月的敘述就要靠譜得多，但比起中巖的記述，《太平記》這近乎荒誕的書寫更能反映出充斥著五花八門、稀奇古怪的元朝情報的14世紀日本真實的狀況。並且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是在不曾有過入元經歷的《太平記》作者的筆下，經過了數十年的對元朝交往，元朝也已不再是「大元賊徒」，忽必烈與八思巴都被刻畫成足智多謀的英雄人物，忽必烈更是「當王天下」的明主。儘管「異國降伏祈禱」還未結束，「元寇」記憶仍然殘存，但「蒙古襲來」事實上已經翻篇，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本專欄在接下來的幾期將會來討論這個問題。
參考文獻
宮紀子：《モンゴル時代の「知」の東西》下之上，名古屋：名古屋大學出版會，2018年。
那木吉拉：《論元代蒙古人摩訶葛刺神崇拜及其文學作品》，《中央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0年第4期。
張羽新：《瑪哈噶拉——元朝的護國神——從柳貫<護國寺碑銘>談起》，《世界宗教研究》1997年第1期。
康昊：《「西番帝師」與「亡國先兆」——日本康永四年山門嗷訴敘述中的宋元佛教》，趙軼峰、彭衛、李振宏編：《中國古代史研究的國際視野》，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9年。
佐伯弘次：《蒙古襲來以後の日本の対高麗関係》，《史淵》第53號，2016年。
村井章介：《蒙古襲來と異文化接觸》，荒野泰典等編：《倭寇と「日本國王」》，東京：吉川弘文館，2010年。
周思成：《大汗之怒：元朝徵伐日本小史》，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9年。
作者單位：上海師範大學世界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