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人自稱是「禮儀之邦」，準確地說，傳統中國是「禮樂之邦」。樂，自來就有雅俗之分。繞梁三日，讓孔夫子不知肉味的韶樂是雅樂，是陽春白雪；澠池之會，藺相如以血濺秦王相逼，秦昭襄王無奈敲盆擊缶的秦聲是俗樂，是下裡巴人。
從西周到六朝，雅俗之別絕不限於音樂，而是社會中每個人的身份標籤，歸根結底是社會地位的對立。它將人按照血統分為士族與庶族，用雅俗為鴻溝大防割裂社會，固化了士族集團利益，限制了庶民的階層流動，當然也就阻礙了社會的進步。
這種內生的、長期封閉的社會結構，時間久了必然會走向沒落與腐朽，於是有人想要開窗通風，打破雅俗之別，抹平世家大族和寒門庶民的身份界限。《舊唐書·高士廉傳》記：
太宗曰：「我與山東崔、盧、李、鄭，舊既無嫌，為其世代衰微，全無冠蓋，猶自雲士大夫，婚姻之間，則多邀錢幣。才識凡下，而偃仰自高，販鬻松檟，依託富貴。我不解人間何為重之？我今特定族姓者，欲崇重今朝冠冕，何因崔幹猶為第一等？昔漢高祖止是山東一匹夫，以其平定天下，主尊臣貴。卿等讀書，見其行跡，至今以為美談，心懷敬重。卿等不貴我官爵耶？不須論數世以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級。」遂以崔幹為第三等。
李唐以關隴武人集團起家，同以崔盧李鄭為代表的「詩書傳家」的山東世家大族有著天然的階層分別，士族甚至以娶公主為恥。李世民登基後以重新編訂《氏族志》為名，意圖打壓魏晉以來把持中原政治幾百年的士族集團。但是，高士廉呈上的第一稿依舊是以崔盧李鄭為一等姓氏，於是有了唐太宗的一通大發感慨。再稿的《氏族志》雖將崔氏降為第三等，皇家的隴西李氏榮登榜首，但魏晉以來的雅俗之分豈是一代君王在一朝一夕間所能打破的。《舊唐書》列傳七十七：
（閻）立本雖有應務之才，而尤善圖畫，工於寫真，《秦府十八學士圖》及貞觀中《凌煙閣功臣圖》，並立本之跡也，時人鹹稱其妙。太宗嘗與侍臣學士泛舟於春苑，池中有異鳥隨波容與，太宗擊賞數四，詔座者為詠，召立本令寫焉。時閣外傳呼云：「畫師閻立本。」時已為主爵郞中，奔走流汗，俛伏池側，手揮丹粉，瞻望座賓，不勝愧赧。退誡其子曰：「吾少好讀書，倖免牆面，緣情染翰，頗及儕流。唯以丹青見知，躬廝役之務，辱莫大焉！汝宜深誡，勿習此末伎。
閻立本視丹青圖畫為「躬廝役之務」，勸誡子孫「勿習此末伎」。然而，到了北宋，宋徽宗擴充翰林圖畫院，廣收歷代書畫，使文臣編輯《宣和書譜》、《宣和畫譜》、《宣和博古圖》。更是在科舉中列入書畫一科，丹青妙手由此可入仕途，同時將美術教育納入國家教育體系。趙佶親自出考題以試學生，以至於為兒子趙桓選妃也以書畫為考量標準，朱氏因精於花鳥工筆而入選成為宋欽宗皇后。
這一切和閻立本的時代成天壤之別，短短一兩百年，以唐太宗之政治決斷都無法消除的門閥制度，終唐一世都始終存在的魏晉頹廢遺風怎麼就在宋代被埋葬，雅俗之變、雅俗的地位互換又是如何發生的呢？
「宋人生唐後，開闢真難為」。這是宋人的文學創作所面臨的時代考驗。豈止文學，盛唐之後的宋代，從典章制度到社會生活都籠罩在盛唐的光環之下，如王安石所言「世間好言語，已被老杜道盡;世間俗言語已被樂天道盡。」時過境遷，是亦步亦趨地照搬前人，還是走出一條具有時代特色的新路，宋人選擇了後者。這是一場「化俗為雅」的文化實踐。
宋代之所以能將「化俗為雅」變為現實，開闢出一條不同於唐代的、影響至今的文明之路，首先是唐末五代社會環境的巨大變遷，長期戰亂使得士族勢力受到了殘酷鎮壓，甚至是血腥清晰。文化的破立最終是要依靠人來完成的，宋代無數士大夫精英前赴後繼的文化自覺引導了新文化的產生，同時，無數底層草根士人默默參與其中使得宋代文化有著深厚的社會根基。這種「化俗為雅」既是一種文化現象，更是一種社會現象，雖然不能將其抬升到思想啟蒙運動的高度，但從歷史和現實的社會思想脈絡觀察，它的確基本奠定了中國此後八百年的文化格局和國民文化性格的總體框架。
兩宋在疆域上雖無法同盛唐相比，又始終面臨著來自西北和北方的安全威脅，但它始終保持對長江流域地區長達三百多年的穩定統治，這樣一來，兩宋文化就呈現出兩個基本特徵，一是和平時代的文化特徵，二是江南文化的異軍突起。以蘇杭地區為代表江南文化和以河洛地區為代表中原文化之間形成了南北共同繁榮的局面。江南地區在宋代之前屬於文化落後地區，相對於傳統文化中心——中原的「雅」，江南可歸之為「俗」。唐代的江南可謂人才凋零、屈指可數，有唐一代只有宰相張九齡出自嶺南。但是到了宋代，這種局面發生了根本轉變，南方士人無論從數量和質量上都對中原士人形成了巨大挑戰，這在中原士人眼中就是一場「雅俗」之爭，其最終結果是江南文化逐漸成為社會文化的主流，也就是雅俗文化的地位互換，當然也就是「化俗為雅」。然而，這一過程並非是一蹴而就的，寇準對江南士人的多次刁難、即便出生於姑蘇的範仲淹，也認為「浙人輕佻易動，切宜戒之」。程門立雪的閩人楊時拜別程頤，程頤對賓客說「吾道南矣」。由此可見，雖然北宋時期江淮地區在經濟上已是舉足輕重，是供應開封乃至北方的主要糧食來源，但是江南地區的文化地位依舊處於劣勢。真正將江南文化推向前臺的是南宋，靖康之難以後大量北方人南遷，將中原文化的精華散布江南各地，南北文化經由北方文化移民和江南當地士人的共同融合，形成了一種融匯雅俗的新文化，化俗為雅的局面最終形成。
兩宋重商主義和商業發達，為彌合雅俗之間的鴻溝提供了經濟基礎和受眾市場。如《清明上河圖》描繪的那樣，宋代與唐代的一大差別就是對商業發展的寬容，宋代雖然依舊以中唐「兩稅制」為財政根基，但商業稅的比例明顯高於唐代，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宋代的土地政策造成了大量失地農民湧向城市以經商作為謀生手段，二是經商獲利的示範效應加速了市民階層的壯大和城市的發展，形成了新的社會階層——坊郭戶。這些早期的市民階層在取得經濟利益之後，對文化、對精神必然有所追求，他們的審美取向代表著一種新的文化，即市民文化。無論是傀儡戲還是說書，其劇本都有底層文人的深度參與。而那些經商致富的富戶，在精神層面的追求並不止步於聽戲聽曲。宋代取消了對商人參加科舉的限制，社會對追求財富的認可讓商人的社會地位得到了提高，結果就是消除了商人和士人之間的阻礙，雅俗文化的交流更為順暢。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宋代新的文學形式——詞的出現。宋初士人仍舊以作詞為坊間傳唱的俗曲，但北宋中後期開始，宋詞開始蓬勃興起，成為社會各階層普遍接受和認可的文學形式，於是，柳三變「奉旨填詞」、「有井水處便有柳詞」，文人士大夫成為創作主力軍，形成了中國文學史上詞的高峰。
科舉制度造就了數量龐大的知識階層，識字率提高，耕讀理念成為社會主流價值觀。宋代雖然普遍存在著「蔭補」制度，但科舉正途仍是士人所追求的目標。從宋太宗之後，進士名額不再是太祖朝的每屆十幾個人，而是以十倍的速度增長，科舉的周期也會不定期縮短，因而造就了人數龐大的知識群體。中舉並不意味著仕途的開始，不斷增加的進士人數和有限的官缺是一對無法調和的矛盾，一直深深困擾著宋代士人，在南宋尤為突出。無官可做的士人只能選擇回鄉，或務農或經商或教書，很多時候是兼而有之。《論語·衛靈公》：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在孔子眼中，如同君子、小人的水火不容，耕、讀是雅俗對立的，但是宋代士人竟然實現了兩者的和諧統一，可謂時也、勢也！
回鄉士人就是一粒文化的種子，慢慢在鄉野之間生根發芽，對普通農民產生了潤物細無聲的影響，宋代有了一個特別的名詞——識字農。和士人回鄉務農不同，識字農本身就是農民，他們學習知識並不是為了科舉，而是純粹的自覺。蘇軾詩云：「吏民莫作長官看，我是識字耕田夫」，陸遊詩云：「頹然靜對北窗燈，識字農夫有發僧」。識字農的出現不僅意味著宋代識字率的提高，更體現了原本高高在上儒學理論開始下沉至民間基層，雅俗分野不再清晰可辨。
士大夫精英對「化俗為雅」的身體力行引導了對雅俗標準的再造，雅俗界限趨於模糊。來自社會中低層次的普通學子通過科舉晉級官場，使得社會階層的平民化趨勢愈來愈明顯。「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曾經是社會底層的他們，登堂入室之後不會將原生環境的所有的「俗」全然拋棄，同時又會將新環境的「雅」融入自己的生活。如此這般，引領社會文化走向的士人精英就成為了集雅俗為一身的文化標杆。宋代之前，文人騷客對農事始終持鄙視態度，很少以農事入詩詞。但是到了宋代已經是「稻花香裡說豐年，聽取蛙聲一片」了。宋代文人士大夫對農事、對田園、對鄉土始終保持著一種嚮往，這既是繼承了陶淵明們的魏晉風骨，是對隱逸文化的再發揚，也是兩宋士人對個人生活的現實選擇。
要之，重文輕武的政治指向和包容的社會心態使得宋代的文化特質更為內在、更為文人氣、更注重精神世界，這是今天中國人精神的重要源泉。蘇軾所言的「以俗為雅，已故為新」是對宋代文化特徵的高度概括。尊崇孟子民本思想的確立使得士人更為關注政治和底層社會，這為雅俗共融提供了思想基礎。耕讀思想、鄉土觀念在宋代形成並為文人士大夫所推崇。
其實，所謂雅俗始終是相對而言的，是動態的。時代的變遷、審美的多樣性和易變性使得二者的位置經常發生互換。我們今天所處的時代也在經歷著雅俗文化的劇烈碰撞，我們現在也是在塑造新文化的過程之中，也是一個雅俗和融的過程，因為其正在塑造，故而顯得龐雜而泥沙俱下，但社會的進步總是大趨勢，落後的文化可能流行一時，但不可能成為時代的主色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