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5日下午，人民大會堂萬人禮堂。身穿檢察制服的張軍健步走到報告臺前，這是他就任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以來第二次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報告最高檢工作。
「2019年，全國檢察機關緊緊圍繞黨和國家工作大局，忠實履行憲法法律賦予的法律監督職責。全年共辦理各類案件3146292件，同比上升9.7%。其中，審查逮捕案件935432件，審查起訴案件1413742件，刑事、民事、行政申訴案件258520件，公益訴訟案件126912件，訴訟活動違法監督案件411686件。」一連串數字的背後，是2019年全國檢察機關內設機構改革後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訴訟「四大檢察」「十大業務」的工作總量，是全體檢察人立足法律監督職能守初心、擔使命的全景展示，也折射出新時代人民群眾對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環境等方面新的更高要求。
為法治擔當：辦案數據不是簡單加法
用翔實的數據反映工作是最高檢工作報告歷來的特點。今年的數據與往年相比有很大不同，特別是第一次全口徑披露的全國檢察機關辦案總數。
辦案總數，字面理解就是所辦案件數量的總和。「全口徑」的「總數」與以往的「總數」有什麼不同？最高檢工作報告起草組負責人接受記者採訪時這樣解釋：
「在全口徑辦案總數中，刑事、民事、行政申訴數是首次出現，以往我們只對申訴案件中提出抗訴和檢察建議的數字作了披露。審查逮捕、審查起訴數也是頭回出現，這是檢察機關作出批准逮捕決定和提起訴訟之前的審查環節，不符合逮捕、起訴標準的案件不會進入後續法律程序，這部分工作量在以往工作報告中沒有統計。」
檢察機關是法律監督機關，前連偵查、後接審判，參與整個訴訟活動。這些數據直接反映檢察機關司法辦案情況的同時，也間接反映其他執法司法機關辦案的情況，某種程度上也是整個執法司法成果、法治建設狀態的縮影。
既然要「數說檢察」「數說法治」，最高檢工作報告中的數據又是如何統計的呢？記者採訪了最高檢案件管理辦公室幹部王亞凱，他是今年最高檢工作報告所用數據的主要統計者，還參與了去年的數據統計工作。
王亞凱說：「春節假期後上班第一天，案件管理辦公室就收到報告起草組提出的數據查詢需求。除了基礎性數據外，今年跟去年最大的不同，就是統計1999年到2019年20年來的辦案數據，時間跨度非常大。」
全國檢察機關開始使用電腦統計系統是在2003年，電腦統計系統有三個版本，使用時間段分別是2003年到2012年、2013年到2016年、2017年至今。這意味著，2003年到2019年的數據可以從三個統計系統上查詢，而1999年到2002年的數據只能查看統計報表。
「1999年到2002年，三年的紙質統計報表有100多張，每張報表均有20餘列、30餘行，而且當時的業務名稱跟現在的業務名稱並不一一對應，查詢難度和工作量都相當大。」王亞凱說。
除此之外，一些特殊的數據查詢也相當耗時費力。王亞凱介紹：「比如，2018年開始實行監檢銜接，2019年的最高檢工作報告中提到過監檢銜接，今年要把這部分內容寫得更加精確，需要用到監委移送案件的數據。由於當時的統計系統沒有這個項目，只能通過案卡逐個統計。再比如，1999年到2019年批捕起訴嚴重暴力犯罪的數據及同比情況，單這一項就有1470個數據。」
忙活了兩個多月，王亞凱共向報告起草組提供統計數據2500多項。特別是20年來的辦案數據「新鮮出爐」後，王亞凱不禁感慨：「我們檢察機關確實做了很多工作，辦案數據不是簡單的數據相加，其中有責任、有情懷，記錄著檢察足跡、法治進步。」
對歷史負責：辦案數據客觀精準呈現
相比語言文字，數字是高度概括和抽象的。怎樣用好數據，讓數據說話，需要智慧。
「最高檢工作報告不僅是書寫檢察工作，還要努力成為反映整個國家治理、社會治理狀態的重要歷史文件。數據作為報告的重要支撐，必須做到客觀精準呈現，這也是對歷史負責。」報告起草組負責人說。
記者了解到，做到精準往往沒那麼簡單，很多具體數據要比對往年統計的罪名範圍，有的專項活動數據是業務廳線下統計，有的綜合數據因形勢變化需要調整統計範疇……
為保證最高檢工作報告所用數據準確無誤，王亞凱專門對比去年最高檢工作報告，把今年工作報告中用到的所有數據全部排查了一遍，對需要案件管理辦公室提供的數據進行核准，對需要其他業務廳提供的數據作出備註。
報告正文使用數據有限，可僅案件管理辦公室就給報告起草組提供了2500多個數據，大量數據的用途在哪裡？採用的標準又是什麼呢？
「報告不是數據的堆砌，2500多個數據不可能全用，我們主要是對這些數據進行分析、歸納，掌握整體情況，提煉總結規律。」報告起草組負責人介紹說，今年最高檢工作報告正文中，除了增加同比、佔比的使用量，還較多地使用了動態反映三年、五年辦案情況變化的數據，這樣能一目了然地展示司法辦案走勢，方便代表委員對比和理解。
破解執行難，社會廣為關注。今年的最高檢工作報告統計了「共同破解執行難」的情況：「對執行活動中違法情形提出檢察建議23437件，對拒不執行判決裁定情節嚴重的批捕2318人，同比分別下降1.6%和2.4%。」
「這組數據同比下降很小，在起草工作報告時，有人建議不寫進去。但是大多數意見認為，數據下降就是下降，是客觀事實，把真實情況反映出來，就是對歷史負責。」報告起草組負責人說。
今年的最高檢工作報告中共出現了11處同比下降數據。其中，對2019年檢察機關辦理暴力傷醫案件的統計顯示：「起訴傷醫、聚眾擾醫等犯罪1637人，繼2018年同比下降29%後再下降48.9%。」「這說明黨和國家重視醫療體制改革，人民群眾對破壞醫療秩序高度關注，醫療管理部門、司法機關攜手維護秩序，綜合治理成效明顯。」報告起草組負責人作出解釋，但北京孫文斌殺醫案等惡性事件時有發生，也說明有些深層次問題的解決還有一個過程。無論什麼原因，暴力殺醫傷醫，法律絕不容情，必須堅決從嚴打擊。
跟數據快打了一輩子交道的湖北省政協常委、省統計局副局長葉青注意到了今年最高檢工作報告中數據的新變化，他說：「能夠破除報喜不報憂或少報憂的思想壁壘，實事求是公開數據，最高檢做得非常好！數據上升或下降都是有原因的，百姓要了解最真實的數據，要看真實的檢察辦案狀態，所以數據不僅要儘量公開，而且要儘量細化。」
葉青還注意到最高檢按季度公開發布業務統計數據的做法。2019年10月30日，最高檢對外公布了2019年前三季度全國檢察機關主要辦案數據。這也是最高檢首次按季度對檢察業務統計數據進行公開發布，目前也已經成為常態。「數據公開制度化，我們統計上就是這樣的做法。過去一年只能看到一次最高檢工作報告，每項數據都大得驚人，數據是怎麼變化的也不容易看出來。現在按季度公開發布統計數據，人們就可以看到數據的變化，而且人們每個季度都會關注到檢察工作。這就是法治的進步。」葉青說。
通讀最高檢工作報告後，全國人大代表、國家圖書館理事會理事長韓永進說：「它是一份向大會宣讀的工作報告，也是檢察工作、司法工作的重要歷史性文獻，客觀、準確、完整地呈現數據，讓這份報告更具史料價值。」
對人民負責：辦案數據回應人民期待
申訴，是公民維護權益的一種方式，每一起申訴案件都是百姓的揪心事。在去年全國兩會上，最高檢作出莊重承諾：「將心比心對待群眾信訪，建立7日內程序回復、3個月內辦理過程或結果答覆制度。」
時隔一年，承諾兌現了嗎？
「全國檢察機關新收群眾來信491829件，均在7日內告知『收到了、誰在辦』；3個月內辦理過程或結果答覆率99.2%。」今年的最高檢工作報告用一組數據回應了人民群眾的關切。同時，在全口徑辦案總數中，增加刑事、民事、行政申訴案件數，也是最高檢緊盯「告狀難」「申訴難」痛點問題，以百姓心為心，在數據上作出的積極回應。公開更多的數據就是要接受人民監督，努力把工作做得更好。對此，連任四屆全國人大代表的重慶索通律師事務所律師韓德雲深有感觸地說：「今年是我第18次在人民大會堂聽取最高檢工作報告，每一年的報告都有新變化，今年尤其感到驚喜，我聽到了與往年報告的呼應，與人民心聲的共振。」
韓德雲說：「現在人民群眾既高度關注每個案件的司法公正，也十分關心司法檢察大數據、法治建設大形勢。在這種情況下，檢察機關辦案數據的公開化、透明化是非常好的回應，體現了以人民為中心。7日內程序回復、3個月內辦理過程或結果答覆制度，對人民群眾而言意味著『心裡踏實』，申訴案件不再像過去那樣石沉大海。明確答覆時間、答覆程序和答覆內容的要求，這是很大的進步，對維護社會和諧穩定意義重大。」韓德雲表示，申訴數據承載著老百姓的「煩惱」，特別希望檢察機關進一步加強法律監督和司法辦案，努力辦好每一個數字背後的每一件信訪，這也是對人民負責的應有之義。
自2018年以來，最高檢注重深挖業務數據的價值。為了讓業務數據真正「活起來」，成為檢察業務管理與決策指導的依據，最高檢專門成立了業務數據分析研判會商工作小組，每季度召開的會商會議，已經成為最高檢黨組調度、指導全國檢察機關各項業務工作的重要平臺。
第一次全口徑公開檢察辦案總數只是一個牽引，連接著全體檢察人的初心、使命。接下來，檢察機關將致力於為大局服務、為人民司法，推動新時代法律監督再上新臺階，孜孜不倦為檢察業務數據增添責任與情懷的絢爛底色。（檢察日報 謝文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