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場經濟的真正「自由化」並不是從亞當斯密開始的，而是從瓦爾拉斯開始的。
凱恩斯曾經在《自由放任的終結》一文中指出，「在亞當斯密、李嘉圖、馬爾薩斯的著作中找不到自由放任這個詞彙，甚至這些經濟學家中任何一位都未曾以一種教條的形式來表達過這樣的思想，自由放任只在一些二流經濟學家的鼓譟和科學作家的宣傳中使用」。其實不僅是凱恩斯之前的經濟學大師們不用，凱恩斯同時代的以及凱恩斯之後的經濟學大師們也都不用這個詞彙，自由放任從來就沒有成為過主流經濟學的核心主張。但是他們卻公開談論另一個詞彙，那就是「一般均衡」，而這要從瓦爾拉斯談起。
瓦爾拉斯，是一個出生在法國，後來一直在瑞士洛桑大學研究經濟學的經濟學家，是經濟學史上非常重要的 「洛桑學派」的創始人。我們之所以說「洛桑學派」重要，是因為西方現代經濟學從某種程度上就是去除了意識形態的「洛桑體系」。經濟學中最重要的概念「一般均衡」就是洛桑學派的創始人瓦爾拉斯提出來的。熊彼特曾經指出「一般均衡」就是經濟學的大憲章。因為「一般均衡」這個概念在經濟學中的核心影響力，瓦爾拉斯也被薩繆爾森奉為在世界經濟學史上是僅次於亞當斯密，排名第二的經濟學家，經濟史學家熊彼特更直接稱瓦爾拉斯為世界上排名第一的，最偉大的經濟學家。
但自從瓦爾拉斯在給經濟學設置了一個「一般均衡」的天花板之後，桎梏了經濟學長達一百五十年的發展。在這一百五十年裡，人們所做的工作不過是將這個天花板裝飾的更加美麗，加固的更加結實，直到凱恩斯經濟學，交易成本經濟學，信息經濟學，行為經濟學等經濟學的新興領域崛起後，人們才把這個天花板捅出幾個漏洞，讓人們重新看到經濟學的曙光，人類的經濟學才可以重新前進。
「一般均衡」對於沒有學習過經濟學的人來說，是一個很難理解的翻譯詞彙。我認為將一般均衡翻譯為「總體均衡」更準確，也更容易明白。一般均衡就是指市場經濟經過價格和競爭的調節後，從總體上處於均衡的經濟狀態。自從瓦爾拉斯提出這個概念後，這個概念就開始風靡經濟學界。以至於薩繆爾森曾經開過一個著名的經濟學玩笑：如果要讓一隻鸚鵡變成經濟學家，只需學會三個詞彙，就是供給、需求和均衡。現代經學認為市場經濟在一系列的假設條件下，會自動達到一般均衡的理想狀態，因為無需政府干預，這也是凱恩斯之前新古典主流經濟學家信奉的經濟學，也是凱恩斯之後很多新自由主義主義經濟學家信奉的經濟理念，是市場經濟自由化的最重要源頭。
但很多人不了解的是，這個將所有經濟學家都裝進這所沉悶無趣的一般均衡自由主義老房子的瓦爾拉斯，卻是一個標準的社會主義者，他一直自稱為科學社會主義者，其最明顯的主張就是土地和鐵路的國有化，並且他在洛桑大學執教期間，也因為共產主義傾向而一度得不到教授職位的聘任。
而一般均衡概念在被市場自由主義者佔據之前，主要是被洛桑學派的其他經濟學家用於證明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可行性。洛桑學派的另一位重要經濟學家帕累託，就在 1908 年發表《集體主義國家的生產部門》一文。 這篇文章的主要目的，就是利用數學方法， 論證社會主義的生產管理部門應該採用什麼方式引導生產，才能實現資源的最優配置。洛桑學派的另一位經濟學家巴羅尼又對帕累託的理論進行了發展，羅巴尼認為市場中的價格僅僅是一個交換函數，社會主義可以利用這個交換函數。 在保證消費品的邊際效用比率對所有消費者都一樣以及稀缺資源的邊際利用率對所有生產者都一樣的情況下， 能夠使消費者的福利最大化和稀缺資源的利用最大化，從而實現一般均衡。 為此，巴羅尼詳細探討了如何利用均衡方程式的求解， 使計算價格與最低成本相等，從而使社會主義經濟達到最優狀態。巴羅尼不僅證明瓦爾拉斯和帕累託的一般均衡同樣可以應用於社會主義經濟， 甚至提出「一般均衡」是只能用於社會主義經濟。巴羅尼的思想最終被波蘭經濟學家蘭格繼承，構建出經濟學歷史上著名的「蘭格模型」。
提到蘭格，經濟學界的很多人都比較熟悉，這是一位波蘭的社會主義經濟學家，也曾在美國芝加哥大學任教，是奧地利學派米塞斯發起的社會主義經濟核算大論戰的核心人物。在論戰中蘭格將洛桑學派關於社會主義如何實現經濟均衡的分析與泰勒的試錯法進行結合。 他認為只要社會主義國家能夠保證市民獲得一定的貨幣收入， 並授權市民花費這筆收入，使他可以選擇性的購買國家生產的商品。 那麼，通過社會主義掌權者對市場情況的不斷觀察， 從而適時的調整各種要素的價格，就可以實現社會主義的經濟均衡。 這清楚的說明了社會主義實現均衡的具體方式。
在社會主義可行性大論戰中，蘭格一方最終獲勝，這次論戰不僅打擊了奧地利經濟學對社會主義的批判,而且強化了瓦爾拉斯一般均衡作為考慮這一類問題的理論框架。到了20世紀30年代末期,世界經濟學理論界公認社會主義經濟能夠在理論(一般均衡模型)和實踐(蘭格的市場社會主義模型)中進行經濟核算,實現帕累託最優。1939年,希克斯在 《價值與資本》 中亦將瓦爾拉斯一般均衡作為微觀經濟學的標準分析工具，從而一般均衡正式成為西方經濟學核心的核心。
其實除了瓦爾拉斯、帕累託之外，現代自由經濟學還有很多核心概念都是社會主義者或是有過社會主義傾向的學者貢獻的。比如西方經濟學另一重要概念「守夜人政府」的最早提出者拉薩爾是德國社會主義工人領袖。科斯早年寫作《企業的性質》時也是社會主義的追隨者，列昂惕夫、熊彼特都有社會主義傾向，列昂惕夫的「投入產出分析」就是受到二十年代蘇聯的計劃平衡思想的影響。列昂惕夫本人曾經直接參與了蘇聯二十年代中央統計局國民經濟平衡表的編制工作。1987年，裡昂惕夫隨美國總統尼克森來華訪問。他很欣賞中國的以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經濟體制，回國後發表了《社會主義在中國行得通》的評論文章。熊彼特在社會主義經濟核算大論戰中是支持社會主義一方的。總之，瓦爾拉斯、帕累託、科斯、列昂惕夫、熊彼特這些曾經的社會主義者或是有過社會主義傾向的學者的研究構成了西方現代經濟學中微觀經濟學裡最核心的那部分。
但為什麼這麼多社會主義學者創造的經濟學培養出來的卻是資本主義的擁護者呢，其實這跟馬歇爾有關係。從馬歇爾開始，經濟學就變成了西尼爾所謂的「純經濟學」，不再是政治經濟學，只講經濟理論，不講歷史，道德，不講價值判斷，甚至不為國家提出發展建議。這就導致現代經濟學，如同一個武術學校，只教武功，不教武德，最後這些習武之人走出校門很多就變成了小混混。而那些創立這些武功的人，其目的更多是為防身或是行俠仗義，而非用於作惡。
馬歇爾第一次將經濟學改造成了以均衡價格論為核心的經濟學體系，這一體系至今仍佔據主要地位，後來的絕大部分微觀經濟學的基本體系和理論都源於此。而且馬歇爾使經濟學徹底拋棄了起源於威廉配第，並經亞當斯密和李嘉圖、馬爾薩斯、馬克思等學者發展完善的勞動價值論思想，使主觀邊際效用價值論成為西方經濟學唯一的價值理論，使經濟學喪失了一個巨大的支流。 而這種從需求角度解釋的價值理論遠遠沒有從供給角度解釋的價值理論更有意義。雖馬歇爾本人是一個道德高尚，並且主張經濟學家應該富有同情心和社會責任感的人，並且認為經濟學家應該謹慎的推廣自己的主張，但是經過他改造的經濟學就再也培養不出他希望的人了。
一般均衡成為經濟學核心後，最終在阿羅、德布魯、麥肯齊那裡完成了一般均衡的證明。然而當這些最終完成之後，人們也開始不再對一般均衡為核心的西方經濟學感興趣了，微觀經濟學開始轟轟烈烈的朝著交易成本經濟學、信息經濟學、行為經濟學、機制設計經濟學等方向發展去了。
其實在行為經濟學、信息經濟學等分支出現之前，凱恩斯經濟學是對一般均衡衝擊最大的，然而凱恩斯經濟學不是在原有經濟學的天花板上去捅一個洞，而是去重新造了一座新房子，這就是後來宏觀經濟學。儘管有了宏觀經濟學的異軍突起，但仍然有很多人在微觀經濟學的老房子自我欣賞，自我陶醉，甚至想把更多的人拉回老房子裡去，英國經濟學家希克斯做的就是這樣的工作。
凱恩斯經濟學進入大眾視野之後，卻被希克斯、漢森等人又將其拉回了追求一般均衡的舊軌道，並且最終形成了以希克斯漢森模型、菲利普斯曲線為核心內容的新古典綜合派。這雖然讓凱恩斯主義經濟學迅速紮根，但是也為後來的被攻擊埋下了伏筆，先有來自弗裡德曼從收入函數、貨幣理論方面的攻擊、後有盧卡斯從理性預期等角度等的攻擊，最終因為一個本不屬於凱恩斯經濟學的菲利普斯曲線問題讓凱恩斯經濟學遭到重創，從此凱恩斯主義開始變得江河日下了。等尼克森這個共和黨的總體上臺後，弗裡德曼等反凱恩斯的自由主義經濟學家成為總統經濟顧問，有了實施反凱恩斯主義經濟政策的舞臺，凱恩斯經濟學自然被棄之不用。
其實凱恩斯經濟學能夠維持二十多年的輝煌，主要跟二戰之後美國民主黨的長期執政有關係，凱恩斯經濟學從本質上是民主黨的經濟學，共和黨信奉的是另一套哲學。共和黨的尼克森總統上臺後，弗裡德曼的老師伯恩斯擔任美聯儲主席，讓弗裡德曼的單一貨幣規則得到實踐，結果造成了滯脹，後來弗裡德曼的單一規則徹底被格林斯潘執掌的美聯儲廢棄，就連弗裡德曼自己也承認單一規則遭遇到了失敗。
從八十年代後，以哈佛大學教授曼昆為代表的新凱恩斯主義也在一路收復失地，新凱恩斯主義的反擊主要圍繞」市場不能自動出清」展開，以價格粘性，菜單成本等新概念為武器抵擋了來自新自由主義者的攻擊，守住了凱恩斯主義的陣地。同時泰勒從貨幣調控的角度對貨幣主義進行反攻，他提出了後來大名鼎鼎的泰勒規則，而泰勒規則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其背後還是的原則還是菲利普斯曲線，不過不同的是將財政調控版的菲利普斯曲線變換成了貨幣調控版的菲利普斯曲線，這套規則被格林斯潘採納成為美聯儲的看家工具，成為貨幣主義的替代品。
格林斯潘是二戰之後，執掌美聯儲時間最長的美聯儲主席，新凱恩斯主義的泰勒規則也陪著美聯儲的格林斯潘一起造就了美國又一個長達二十年的繁榮，這一時期後來被稱為
「大緩和」時期。大緩和一詞來源於2004年，時任美聯儲理事的伯南克發表的《大緩和》演講，「大緩和」直到2017年次債危機的到來而結束，伯南克在演講中認為「大緩和」的成功最大的就是因為貨幣政策的改善，這顯然是在說泰勒規則居功至偉。
客觀說，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可謂對美國仁至義盡，以漢森、薩繆爾森等為代表的老凱恩斯主義為美國造就了戰後長達三十年的資本主義黃金時代，以泰勒為代表的新凱恩斯主義又為美國塑造了一個長達二十年的大緩和繁榮。
2017年美國次債危機之後，凱恩斯主義與貨幣主義同時進入政策視野，基礎設施投資、製造業復興計劃，是典型的凱恩斯主義政策，而量化寬鬆則是典型的貨幣學派的主張。因為伯南克本人也是大蕭條的研究專家。他在2000年出版的《大蕭條》一書，伯南克發現真正導致大蕭條的原因是銀行停止借貸貨幣的下滑以及隨之而來的信貸的崩潰。他的研究結論與弗裡德曼1963年出版的《美國貨幣史》中得出的結論幾乎以一模一樣，不同的是只是更深挖了一層，弗裡德曼只指出了貨幣收縮加重了大蕭條，而伯南克認為是國際金本位制存在的制度缺陷、管理不善、短視的政策決策、不利的政治經濟條件相互作用導致的全球貨幣收縮。
其實在美國居於經濟思想主流的一直是凱恩斯主義、貨幣主義、理性預期主義、新凱恩斯主義等，完全的自由放任主義者早已被逐出了主流經濟學界，自由意志主義僅僅成為了少部分邊緣人的意識形態。但是少部分人卻異常強烈。哈耶克獲得諾獎，蘇聯解體，都為奧地利學派贏回了不少的民間熱度，而奧地利學派自身也經歷了一次轉型與改造。
社會主義經濟核算大論戰時，看到蘭格利用新古典經濟學工具為社會主義公有制和計劃經濟辯護,使哈耶克吃了一驚，而蘭格用於證明社會主義可行性的精緻的數學模型，也讓奧地利學派無所招架。他們終於認識到,不可能在新古典主義經濟學範式的範圍內來回答蘭格等人的觀點,因為主流經濟學的市場理論也可以用於支持社會主義經濟,只能試圖從一些蘭格模型的假設出發進行攻擊。奧地利學派認為新古典理論假設市場參與者擁有完備的知識,知道自己的效用函數和生產函數,也知道實現利益最大化所需的其他知識,要解決的僅僅只是在數據中求最大值的問題，但市場效率來源於分散於個人之間的默會知識和特定時空的具體知識的有效利用,而中央計劃局不可能掌握這類知識。1974年，自由主義學者哈耶克「非常意外地」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1978年，哈耶克在巴黎擺下擂臺，希望利用他的最新研究成果同計劃體制的擁護者者再進行一次辯論。遺憾一直到蘇聯解體，都沒有得到別人的理會。
社會主義經濟核算大論戰讓奧地利學派遭受了巨大重創，自此退出了主流經濟學的研究範式，其研究方向轉向社會學和道德哲學,這次大論戰最終重新定義了奧地利經濟學的含義及其對經濟科學的貢獻,論戰之後奧地利學派最大的貢獻是對市場過程及其知識基礎的獨特理解,這也使奧地利學派變成了一個純意識形態的學派。也從主流經濟學的一支，變成了反對主流經濟學的一個門派。奧地利學派也經常被西方國家以政治武器的形式，被投放到原社會主義國家，為這些國家的解體起到了重要作用。而蘇聯解體後，又增加了奧地利學派在中國以及東歐等原社會主義國家熱度。
總體來說，目前構成自由市場意識形態的就是主流經濟學的一般均衡和非主流經濟學的奧地利學派。但傳統主流經濟學的「一般均衡」在信息經濟學、行為經濟學、機制設計經濟學等新主流經濟學的衝擊下已經基本垮塌，奧地利學派的影響只限於民間，受到過完整主流經濟學訓練，還信奉奧地利學派的學者少之又少。當然也有一些人將經濟學中的市場化原理，塑造成一種極端的意識形態進行傳播，甚至將經濟問題的推向政治，民間很多不懂經濟的人，也經常受到這些人的蠱惑。
其實拋棄來自這兩方面的幹擾，但是在外人的眼裡，市場經濟卻是天然的屬於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的，而且越是不懂經濟學的人，或是越是經濟學邊緣的人，越是容易將經濟學假想為自由主義的。我們不清楚這樣的誤會是從何，可能是從「市場經濟」一詞帶出來的感覺吧。反正幾乎沒人將經濟學默認為計劃經濟。
可以說經濟學是一個被意識形態侵襲非常厲害的領域，人們支持的某個經濟學家往往並不一定是因為他的理論有多麼高深，他對經濟學做出了多少天才的創見，而是因為他堅持在多大程度上更加堅守某種意識形態，他這這種意識形態上立場越鮮明，越極端，越能成為這種意識形態擁護者們的寵兒。在現實中，來自政治和意識形態的仇恨比來自利益的更嚴重。
但是這種意識形態的分裂其實是非常危險的，因為經濟學的分裂帶來了意識形態的分裂，意識形態的分裂又帶來政治的分裂，甚至是人類的自相殘殺。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分野也是源於經濟學對價值問題的不同看法，都給社會造成了巨大的危害。
雖然自由主義往往以私營企業的利益為依託，但客觀說，而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對企業家已經不是福音，而是災難之源。自由主義並不是不對經濟幹預，而是一種消極幹預。現代社會任何輕微的波動都會造成蝴蝶效應，甚至產生系統性的經濟風險，對應的就是大量的企業家以及普通投資人的財產損失，甚至很多人會因此傾家蕩產。市場自身不能自己消弭風險。世界尚缺乏保護企業家的經濟思想體系。那些注重政府干預的經濟學家，並非注重的是政府本身，而政府利益與國家人民的利益從根本上是一致的，維護政府權利，有時候才可以真正維護國家人民的利益。這其中既包括企業，也包括普通民眾。實際情況是，政府往往會不自覺的為企業服務。
我認為是經濟學家應該淡化意識形態，聰明人的標誌就是其頭腦裡可以包容兩種不同的思想，辯證法也是要人們看到一個事物的兩面。那些迷戀於經濟學意識形態的人無疑都是為了得到更多來自民粹的響應，而容易得到民粹支持的思想，一般都是不好的思想居多。
關於意識形態的爭論，美國總統甘迺迪有一句話非常經典，「真正利害攸關的不是敵對意識形態之間的某種重大鬥爭，而是對現代經濟的實際管理。我們需要的不是標籤，而是對一個個使偉大經濟所不斷向前涉及的複雜技術問題的基本討論」。這句話應該被中國每個經濟學家銘記於心。真正利害攸關的不是敵對意識形態之間的某種重大鬥爭，而是對現代經濟的實際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