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8月28日陶德麟教授在辦公室（資料圖）
□楚天都市報記者 柯稱 通訊員 吳江龍
哲學不是高懸在空中的太陽，一定要紮根大地；哲學家不能脫離人民，一定要關心人的命運。」5月24日下午，著名馬克思主義哲學家、教育家，武漢大學人文社會科學資深教授，哲學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陶德麟先生，因病醫治無效，在武漢逝世，享年89歲。
1978年，47歲的陶德麟教授奮力投入反對「兩個凡是」的理論鬥爭，「頂風」參加真理標準大討論，在全國產生重大影響。
陶德麟曾說，今生能做的就是和恩師李達一樣，致力於「讓馬克思主義說中國話」，如果有來生，他還願意做一名哲學教師。
師承李達
繼承膽識與銳氣
陶德麟祖籍湖北黃岡，1931年出生於上海。1949年至1953年在武漢大學經濟系學習，畢業後留校擔任時任校長李達的學術研究助手，歷任哲學系助教、講師、副教授、教授、系主任，1992年至1997年任武漢大學校長。
1953年，是李達就任武漢大學校長的第二個年頭。讀經濟而非馬哲的青年陶德麟，走進李達的屋裡，經過一番長談，成為這位把馬克思主義引入中國的先驅者的得力助手。
「搞馬克思主義的人要有堅持真理的品格，不能像擺攤的小販，天晴把攤子擺出來，下雨就收攤子。」恩師李達的這句話，影響了陶德麟的一生。
昨日，武漢大學哲學學院副教授、院長助理吳昕煒回憶，陶老在不同場合多次對後輩說起這段話，也曾用這句話教育過自己，讓吳昕煒終身難忘。
1955年夏，陶德麟寫了題為《關於「矛盾同一性」的一點意見》的論文，立時引起軒然大波。從哪個角度看，這都是一篇「大膽」的文章——批判鋒芒直指羅森塔爾、尤金合著的《簡明哲學辭典》，兩位作者皆是蘇聯的科學院院士。在那個學習蘇聯「老大哥」的年代，此舉無疑是挑戰權威。
這是陶德麟首次在學術界引發關注。此後他一生學術探索碩果纍纍、成就卓著，先後出版著作20多部，發表學術論文200多篇，為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發展作出了突出貢獻。
「筆有雷鳴道不孤」，這是多年老友、哲學家陳先達教授對他的評價。武漢大學在官方訃告中評價陶德麟——充分展現了一位當代中國著名哲學家關注國是民瘼、心繫民族興亡的擔當意識、愛智求真與憂國憂民高度統一的思想境界、「為萬世開太平」的理論情懷以及為追求真理而「九死無悔」的探索精神。
歷經劫難
投入真理標準大討論
1956年，25歲的陶德麟登上講臺，很快得到了學生們的喜愛。1961年，一項沉甸甸的使命落到了陶德麟肩上——協助李達，編寫中國人自己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教科書。
1965年10月，38萬字的上卷《唯物辯證法》送審稿完成。然而，突如其來的厄運阻住了前路。
「文化大革命」開始了。李達遭到殘酷批鬥，兩個多月後含冤去世。陶德麟也在劫難逃，陷入了長達八年的批鬥、侮辱和勞動改造，幾次遇險，命懸一線。
「文化大革命」結束後，「兩個凡是」成為阻礙撥亂反正的政治柵欄。1977年，陶先生應邀赴北京參加紀念《實踐論》和《矛盾論》發表40周年的理論討論會，與理論界的一批同志達成了一個重要共識：「文革」的悲劇持續十年之久，主要是由於在真理標準問題上以「語錄標準」和「權力標準」取代實踐標準。不徹底摧毀這一哲學基礎，恢復「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根本原理，實現撥亂反正將寸步難移。
《光明日報》評論員文章率先鳴炮之後，1978年7月，中國社會科學院召開「理論與實踐問題研討會」，開始了真理標準大討論。陶德麟應邀作了大會專題發言——《關於真理標準的幾個問題》，以極大的理論勇氣旗幟鮮明地批駁了「兩個凡是」，論證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陶德麟還在《哲學研究》等刊物上，連續發表了多篇文章，並在全國作相關學術報告20餘場，對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作了令人信服的科學論證。
「當時，大家對『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已基本接受，但對『唯一』二字仍有懷疑。老陶就是在這方面下了很大工夫，從理論上證明了真理標準的唯一性。」陶德麟的「老戰友」、武大哲學系教授朱傳棨感慨。
思想獨立
讓馬克思主義說中國話
改革開放後，「我們還需要馬克思嗎？」的論調曾一度出現，陶德麟接連寫下十餘篇文章，批駁謬誤，激濁揚清。
陶德麟說：「黑格爾說過，『我力求教給哲學說德語。』我們也必須『讓馬克思主義說中國話』——從中國實際出發提出問題，按自己的『坐標』研究問題，以簡明易懂的語言陳述問題。」
陶德麟認為，中國道路是中國人在解決中國問題的過程中自己「走」出來的。因此，他傾力探索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
「文革」結束後，陶德麟等人就在極其困難的條件下編纂出版了四卷本《李達文集》，系統地探討了李達先生在傳播馬克思主義理論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事業中的傑出貢獻，開啟了新時期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
陶先生善於用人們喜聞樂見的語言闡釋深奧道理，他多次尖銳地批評「用漢字寫洋文」、艱深晦澀、故弄玄虛的文風是一種病態。他曾說，正因為我們致力於教給馬克思主義哲學說中國話，以新的內容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哲學，它才成為中國人自己的哲學，才在中國的革命建設和民族復興的偉大事業中發揮了如此巨大的作用。
愛生如子
當校長一天工作14小時
陶德麟也是一位卓越的教育家。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是他留給後學的印象。
吳昕煒回憶，7年前他剛進武大時，對學生非常嚴厲。陶德麟就批評他，老師對學生不能太苛刻，不能一味批評，要想辦法多鼓勵，一步步來。
陶德麟當校長時，就是出了名的愛學生。家屬區停電、年輕教師評職稱、學生宿舍漏雨、退休教師要房子……這些繁瑣細碎的小事，他都要一管到底，常常一天工作14個小時。
在教學中，他一方面要求學生不要成為老師的「複製品」；另一方面，又要求他們學風嚴謹，言必有據。他批閱論文的意見有時長達上萬字，學生論文達不到合格水平，決不允許提交答辯。
「我當年論文修改到第三稿時，先生正住院手術，行動尤其說話很不便。我以為他會放寬些標準，不料，先生躺在病床上，照樣認認真真地看，仔仔細細地改，毫不苟簡。」山東理工大學法學院教授倪勇曾回憶。
2004年，陶德麟被遴選為武漢大學人文社會科學資深教授，2018年11月光榮退休。
筆耕不輟
一邊吸氧一邊討論學術
陶德麟的得意門生之一，武漢大學哲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何萍告訴記者，陶德麟一生奉獻給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近兩年身體狀況不佳，仍筆耕不輟，還出版了兩部著作。
何萍教授回憶了去年8月，她和恩師的最後一次面對面交流。「他有慢阻肺的老毛病，在家中要經常吸氧，那次會面他戴著氧氣管，和我談了兩個多小時。」何萍教授說，陶老師講到我們上世紀50年代就在努力探索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但那段歷史被誤解了，他希望學生能接著研究下去，讓事實說話。
何萍教授說，疫情期間，陶老也十分關注抗疫的進展，曾打電話跟她說起，自己的外孫女成為抗疫志願者，全家都為她感到自豪。前陣子，陶老看到武漢疫情好轉，還在學院微信群裡發了一段視頻說，「這是武漢的勝利，更是全黨、全國的勝利，是我們每個人的勝利。」
「老師真是走得突然。當時那段視頻中，老先生還中氣十足，顯得非常精神。」昨晚，吳昕煒接受採訪時連說了幾聲「遺憾」——去年下半年，他曾約老師拍一段採訪視頻，但因為老師身體抱恙未能如願。吳昕煒表示，陶老的後輩會繼續他的研究。
部分內容綜合自《光明日報》《湖北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