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推遲了很多儀式，過去的國慶長假就成了「最擁擠結婚季」，直接反映到「社畜」們身上，就是感覺錢包被掏空。
貴州畢節，雷先生的遭遇最為極端。
在國慶前後的十天內，他有23場酒席要參加，僅10月1日當天，就有8場。人不到禮要到，一一列出來，他發現自己要送出4800元禮金。
那張統計表在微博上瞬間就火了，每一行，都觸及了許多人的心頭之痛。
8天長假，有網友說自己不是在參加酒宴，就是在去參加酒宴的路上。想想每一場給出去的份子錢，加班拿到的補貼也索然無味了。
居然還有人表示羨慕:23 場婚禮份子 4800 塊，哪裡的份子錢可以這麼少？
痛是真實而普遍的。知乎上，「同學結婚，份子錢隨多少合適」這一條目，共160個回答，瀏覽量及點讚數都很高。
雷先生參加的酒席不全是婚禮，而且還有沒統計的。
中國式酒宴，情感意義在消退，慢慢只剩下 「無中生友」不停出份子錢的尷尬。
有考據稱，份子錢的禮節最初是朱元璋提出來的。
出身貧寒的他深知婚喪嫁娶的艱難， 就定下了 「一裡人戶，每戶或出鈔一貫」 的標準。
匱乏時代，一個村落有人家要辦婚喪嫁娶的事，同村的人湊錢湊物一⻬幫忙把事給辦好了，是一種時代背景下的互幫互助。
事實上，數百年裡，這是「皇權不下縣」、人民缺乏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的背景下，一種確保鄉村共同體不至於崩潰的重要方式。
一路走來，到了現代物質化時代，性質就發生了變化。
如今，本日發工資，明日就收到宴席邀請，司空見慣，心理上就會感到遭到了某種劫掠。
劫掠是被迫的，因為請柬擺在面前，無法當作沒看⻅。
如果是至親或多年好友，禮金作為傳達祝福的微小致意，倒也情願。
而經常的情況卻是，打著噓寒問暖的幌子，期待紅包鼓鼓。多年未⻅，已形同陌路的人，還無孔不入地把婚禮請柬塞到手裡。
宴會的理由還五花八⻔，結婚和葬禮只是最基礎的。
添丁周歲、升學拜師、招工參軍、喬遷新居等各種由頭髮起的「鴻⻔宴」數不勝數，甚至還有母豬下崽、周歲宴辦到10歲等怪象。
微博用戶@半塊洋蔥說，自己就遇到過新入住的住戶辦喬遷宴，在大街上擺了20桌酒席，連吃了兩天。
宴席的名義太容易找到，沒有理由可以製造理由，目的就是設計一種「合理」的場景，堂而皇之進行人情敲詐。
這種敲詐，明面上的規矩還是，彼此都應該喜慶歡欣。
所以現在的人們，最為恐懼的事情之一，就是有失散多年的親友突然找到了你。
10年沒聯繫的同學「想要添加您為好友」，問候的第一句話就是「我下個月要結婚了」， 或者電話裡傳來一個陌生的聲音：「我是隔壁的xxx，你記得不，我這個月搬家……」
內心裡可能有一萬匹什麼馬跑過去：excuse me? 和我有關係嗎？
人在江湖漂，哪能不挨刀。更糟糕的體驗還在後頭，這一刀需要砍多深：給個什麼數比較合適?
朱元璋年代的「一貫」份子錢，是一貫寶鈔，折算到今天大概是八九十元人民幣。
現在是動輒幾百上千，少了就是不給面子，以後你也別想在對方面前抬起頭來。
有網友這樣形容自己對於份子錢的態度：沒有收到請柬，暗自慶幸錢包保住了；收到一兩張，覺得還能承受；三到五張，節後恐怕就要吃土；收到五張以上的人，就只想靜靜。
一份調查顯示，年輕一代婚禮份子錢在500-1000元區間的佔32.5%，1000-2000元的 佔23.1%。
知乎上也有回覆:禮金忌諱400、500這樣的數字。至於為什麼，也沒人說得清來⻰去脈。
只是這種彼此心知肚明的習俗，也就變相挑明了一個隱形的標準。
假設一個在外地剛工作沒多久的年輕人，工資稅後五六千元，扣去生活費用，一個月結餘1000-1500左右。
除去隨份子的600，如果碰上宴席在外地的情況，還得自墊來回交通費。算算手頭剩下的工資，簡直聞者傷心，見者落淚。
有機構在2017年做了關於全國性紅包的調查，東部地區份子錢數額集中在500-1000元間，西北屈居第二，雲貴等地禮輕情意重，以1-200為主。倒是廣東不負盛名，均數100。
這個標準不是固定的，隨著經濟情況、收入水平和人情重量隨機浮動。
但人脈等同於金錢數額在這裡卻是鐵打的定律。用份子錢衡量情感的深淺，因為數額不符合期待而反目成仇的人不在少數。
還有更尷尬的回禮問題。
物價上漲在這裡沒有什麼話語權。
「人情大於債，頭頂鍋兒賣。」回禮的數額為了面子上掛得住，只有等價和上漲兩種趨勢。
等價好辦，雖然以後的感情也不會好到哪去，但大概率不會落人口實。
上漲是最尷尬的，添多少是根本問題。添少了倘若和對方狹路相逢，那就是大型尷尬的對峙戰場。另一種情況是，添多了又得暗自算算自己的利益成本。
所以曾經也有「份子錢打白條」的現象，在紅包裡塞價格白條，等到需要回禮時可做等價抵用劵使用。怪誕但似乎也說得過去。
金錢層面習俗和規程的限制，只是其中一個層面的壓力，人情往來的算計，才是最讓人感到疲憊不堪和窒息的。
份子錢的殺傷力，也讓焦慮的當代人不得不感嘆一句：咱能別隨份子錢了嗎？
《經濟心理學期刊》的一項研究發現，當人意識到被要求進行回饋時，容易引發焦慮情緒，這種焦慮被稱之為互惠焦慮。
年年支出，一次回本，這是許多不必要的宴席出現的原因。其實，通過舉辦宴席實現了「資金回流」的年輕人，又會進一步加深「還債壓力」的負面心理。
總之，給錢的不情願，收錢的不踏實。這種金錢往來，如果能夠治住，實在是皆大歡喜。問題是，誰來管這種事？
為了杜絕婚喪嫁娶，紅白理事會一手操辦的現象，有山東省淄博市將婚禮份子錢標準設定為 50 元，上限 100 元的規定，還要求隨禮不坐席、只宴請直系親戚。
也有貴州某縣規定紅白事只能三菜一湯的新規，也有公司頒布了新的規則，要求自己的宴席不能邀請公司同事。
規則的制定層出不窮，至於究竟是否落地執行，也不得而知。
這種問題不適合用普適性的法律來規範，各地的不同主體制定的規則，也很難跨越地域、個體、家庭關係。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繁冗複雜的隱形習慣，惡化容易收拾難。背後的核心，是傳統與現代的對峙，這裡面有著天然的矛盾。
如果說這是一種罰款，那每一個人都得承認生活在現代是一種錯。
「為什麼一定要隨份子？」
憑什麼？
日本社評家山崎正和在《社交的人》中提出：接受請柬、隨贈禮金……其實都在暗示外界自己是一個能與他人種種情感內容相交往的人。
在他看來，禮金是一種饋贈行為。
饋贈成立的根本也許是相互之間的情感默契，但突破了單純的身份感和參與感之後，道德綁架反而成了致命威脅。
對於現在的年輕人而言，隨禮不僅是與傳統的對峙，規訓化的禮金契約是累贅，更是對雙方情感的顛覆。
他們想要的，是真情實意和不求共情的相互理解。
隨心的份子錢數額，在合適的環境、恰當的時機給予對方，這是一種份子錢本質含義的回歸，也是跟隨本願的主動性及自由權限。
回歸需要時間，更需要每個人的參與。
份子錢適可而止的訴求，不可謂不合理。
放過現代人吧。
南風窗新媒體 出品
未經授權 禁止轉載
歡迎分享至 朋友圈
投稿、投簡歷：newmedia@nfcmag.com
『2021年·愈日曆』治癒上線
點擊圖片即可跳轉購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