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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美國大選#紛爭不斷。拜登憑藉著媒體的預測宣布勝選，西方盟友也紛紛表示祝賀。另一邊，川普聲稱要堅持走司法程序。今天，讓我們再次走進美國大選中最核心的選舉人團制度，探討它不民主的一面。
實際上，美國憲法中並沒有「選舉人團」這個詞，只有「選舉人」這個詞。美國立憲之父漢密爾頓曾高度評價選舉人制度「即使不夠完善，至少也非常好」。但是漢密爾頓在制憲議會中更傾向於君主制，並為個人式民主進行了辯護，他對選舉人制度的熱愛是沒有根據的。
漢密爾頓的溢美之詞無疑是一種推動各州通過新憲法的宣傳手段。這就意味著，美國選舉人團制度的民主性比人們想像的要複雜得多，甚至可能完全相反。
制憲會議
就其形成初期而言，18世紀末美國制憲會議形成的選舉人制度並非民主的產物，而是一種妥協的混合體。
在美國，選舉人團制度最初是制憲議會的產物。制憲議會就行政官員產生問題進行協商的過程充滿著困難、衝突、倉促和妥協的特點，這使得憲法議會對選舉制度偏離了基本民主原則。面對這一嚴峻挑戰，制憲代表的方案相互矛盾，任何提案都不能達成多數共識。
討論較多的三種方案中，議會選舉方案被否定，主要因為總統由議會選舉產生，違反了三權分立的原則，可能造成總統與議員勾結。而人民直選方案，代表們普遍擔憂人民的政治判斷和多數人暴政的可能。選舉人方案又面臨代表們對選舉人獨立性的質疑。
以上三種方案的支持者不相上下，分歧一直持續到制憲會議即將結束。在制憲大會的最後三天，經過三個月的討論後，毫無結果且普遍焦躁不安的代表突然匆忙通過了選舉人方案。代表們普遍認為，這項計劃是妥協的結果，是協調大州與小州、聯邦派與州權派、民主派與反民主派之間分歧的唯一途徑，也是大州民主派代表為制定憲法而"賄賂小州"的做法。
由於形成過程的影響，即使在當時，選舉人制度的民主性也很低。第一，選舉人機制的本質是少數人規則。根據憲法規定，選舉人的產生應由各州議會決定。那時，在絕大多數州，這意味著選舉人是由這一少數人群體選出的，而總統則是由這一少數人群體選出的。
二是該制度以恐懼和避免大眾民主為原則之一，顯示了對民主價值觀和民主傾向的短視。多數代表認為人民是難以駕馭的烏合之眾，人民是秩序的持久威脅，因此，在多次投票中，人民直選方案以絕大多數人不同意的方式遭到拒絕。各位代表也在許多場合討論了應該避免選舉人受到公眾輿論的影響。
粗暴民主
因為選舉人制度民主化程度不高，因此，當美國社會的民主傾向開始增強時，選舉人制度很快就成為「憲政制度的首要受害者」。根據早期美國選舉的經驗，除第三次選舉外，選舉人制度並未在預期中扮演獨立選擇的角色。即使是第三次選舉，由於選舉人選舉的總統和副總統分屬不同黨派，導致執政衝突嚴重。
1800年至1832年間，選舉人制度經歷了重大的變革，從選舉人個人獨立地選擇總統，轉變為按團體意願選擇本黨候選人，並隨後演變為選舉人團制。這一轉變的關鍵之處是各州採用了贏者全得制，即在一個州內獲得簡單多數票的政黨可以獲得該州所有選舉人票。
在第三次總統大選中，傑斐遜以失敗告終，並成為副總統。為了增加共和黨人的選舉收益，傑斐遜指示維吉尼亞州修改選舉法，實行本州普選，但按贏家全得計算。通過這種方式，共和黨在該州的相對優勢可以使其獲得全部選票。後來，聯邦黨也如法炮製。
結果到1860年，各州無一例外都採用了贏者全得法。之後，又有一個別州恢復了選區制。至今，除緬因州和內布拉斯加州外，其他49個州都實行了贏者全得制。
贏者全得規則是一種民主程度較低的計票方式，屬於西方發達國家選舉制度中的少數派。相對於更普遍的比例制，贏者全得規則往往鼓勵選民選擇而不是回應，有利於兩黨制，並排斥其他政黨。結果是選票的比例性低，而且存在更多的廢票，因此公民的滿意度更低，民主質量也更低。
就選舉實踐而言，勝利者全部歸己，很容易導致安全州競選乏力和競選爭議。「安全州」是指美國的35個州，兩黨政黨分別佔據絕對或相對優勢，這些州佔全國州數的近70%。由於勝利者都得票的制度影響，安全州基本上是兩黨競選，選票流向優勢政黨，第二黨或其他小黨很難贏得勝利。
由於優勢穩定，長久以來，安全州競選模式固化，出現了長期一黨執政。一般情況下，該黨能夠通過正式權力繼續鞏固該黨在選舉中的利益，而第二個或其他小黨則更缺乏競選動力。
相反，在兩黨勢均力敵的州，贏者全得規則又易於導致選舉爭議或選票欺詐。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2000年美國總統大選中，由於選票差距很近，選舉結果也很懸殊，人工計票問題引發了戈爾和布希之間的司法訴訟。這場持續了36天的激烈角逐中，有許多法院機構，如聯邦巡迴法院，州最高法院，聯邦最高法院，都被牽扯其中。
反省這些選舉風波，必須考慮到贏者全得規則的作用。在效應方面，贏家都能在規則範圍內允許微小的選票差距導致極其不相稱的選舉結果，加劇而不是緩和可能導致的選舉爭端、選舉操縱和選票舞弊。
失信選舉人
選舉人對政黨意志的順從，是通過失信選舉人制度來保證的。自實行了贏者全得制以來，偶爾也有選民按個人意願投票，而不是按黨派意願投票的選舉人。為確保選舉人遵守政黨意志，各州通過立法對其施加約束。到目前為止，在美國的50個州中，有26個州明確規定選舉人必須根據普選結果投票，否則就被稱為「失信選舉人」。
各州通過立法約束選舉人的獨立選擇，這一點在合憲性上受到質疑。就憲政文本而言，各州議會有權決定選舉人所產生的準則，上述行為似乎符合憲政授權。但是，根據憲法及其第12條修正案關於選舉人秘密投票的規定和制憲議會來看，選舉人獨立地選擇總統是立憲的初衷。所以，「失信選舉人」的州法律涉嫌違反憲法意圖。
今天，選舉人已成為一種擺設，而繁瑣的制度程序至今仍在。選舉人程序長達16次，耗時超過一天，各州要為數十人支付津貼和旅費等。而且其作用就像俄亥俄州選舉人團主席科恩所說的「膚淺」。雖然他已擔任過6屆選舉人和5屆選舉人團主席，但在講話中，科恩明確建議廢除選舉人團制度，取而代之的是全民直選的總統。
如今，在各州統計選票之後，總統大選的結果已經公布，但還需要使用選舉人程序來再次選舉總統。這個沒有價值的程序被擱置了將近兩個世紀，不得不說它降低了民主的效率。
少數決定多數
美國選舉人團制度除了其固有的非民主性之外，還不斷產生非民主的政治結果。選票不平等和關鍵州問題有損了政治平等。少數人總統一再挑戰民主的合法性。長時間的低投票率反映了相對消極的公民參與。
在美國總統選舉中，選票不平等表現為各州選舉人票數量懸殊和各州選票選舉效力不均。在小州與大州的比較中，選舉人票代表的選民數目差異尤為明顯。人口最少的10個州中，每張選舉人票代表的選民人數從16.5萬到30萬餘，人口最多的10個州中，選民人數從58.6萬到62.8萬人。由於小州與大州的選舉人票代表的選民數量相差2-4倍，小州出現了代表過多的現象，這違背了一人一票的民主基本原則。
選舉人團制度產生的另一個不平等現象來自關鍵州。關鍵州是人口稠密且兩黨勢均力敵的州，該州的關鍵群體包括種族的、宗教的、職業的、規模大的全國性群體，以及人口多的城市和工業區。實際上，關鍵州與非關鍵州的區分主要是由選舉人團制度決定的。選舉團制度使美國各州成為51個選區，每一個選區選舉人的票數不同，只要候選人在某些關鍵州獲得相對多數票，就能在大選中獲勝。
關鍵州選舉的重要性，導致其吸引了更多競選資金，而更多競選資金又推高了關鍵州的投票率，因此，美國總統競選活動造成了人為的民主性地理偏移。以2000年總統大選為例，兩黨候選人對關鍵州的媒體投入指數為368，非關鍵州僅為21。兩黨共訪問關鍵州27次，而對非關鍵州僅7次。在2000年選舉中，關鍵州的投票率也較高，其中12個州的平均投票率為60.2%；而非關鍵州的平均投票率為56.6%。
這兩次競選投入與投票率的差距表明，美國總統大選更像是關鍵州投票而非全民投票。關鍵州問題加劇了少數人的過度代表性，使民主由少數人決定的問題再次凸顯。此外，上述民主制度的地域差異並非自然原因，而是源於選舉人票分配等人為因素。雖然任何選舉制度都無法避免自然因素引起的地域差異，但卻沒有理由繼續延續人為的民主地域差異。
民主假象
另外，由於選舉人團制度造成的另一個不民主問題是少數派總統。在民主方面，選舉人獲得的選民支持率越高，選舉的民意測驗基礎越牢固，選舉的合法性就越強。然而在選舉人團制度下，常常產生獲得少數選民票卻被放大為多數選舉人票的當選者，即少數票總統。少數票總統可具體分為兩類。
首先是單重少數票的總統，他們擁有多數普選票但投票率未過50%，而他們擁有絕對多數選舉人票。儘管這樣的總統合法地當選，但民意的基礎並不高。從1824年開始，到2016年，共有14次選舉，林肯是最少的，他在1860年獲得了39.2%的選票。
另一種是雙重少數票總統，即擁有不超過一半普選票的總統，也比其他候選人少，但擁有絕對多數選舉人票的總統。這種情況自1824年以來已經發生過4次。投票差距最大的一次是2016年大選，川普獲得62692411張選票，希拉蕊獲得65677168張選票，但川普仍比希拉蕊少2984757張選票，創造了雙重少數票總統之最。
單重和雙重少數票總統問題說明，選舉人團制度營造了絕對多數的假象，掩蓋了選民支持不足的窘狀，有悖民主的真實性。
三廢未果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為推動民主而要求改革選舉制度的傾向明顯增加，國會在表決修改選舉人團制度的議案時，面臨著通過與否的臨界點高達三次。在選舉過程中，選舉爭議不斷，給制度變革增加了壓力。
美國國會就選舉制度改革議案多次進行投票和辯論，甚至幾乎通過了議案。近兩百多年來，國會已通過700多項法案，修改或廢除選舉人團制度。
1950年，國會再次提出洛傑法案，以比例製取代選舉人團制度，得到參議院超過三分之二的贊成，但在兩院規則委員會中被擱淺。
1969年，眾議院再次提出憲法修訂案，建議以大眾直選取代選舉團制度。尼克森總統也支持廢除這一制度。該法案在眾議院以338∶7083%的優勢獲得了超多數的支持。遺憾的是，該法案進入參議院後陷入困境。儘管有54位參議員的支持，但在投票是否結束辯論的問題上仍未達到五分之三的多數，議案未能通過。
1977年，卡特總統再次提出修憲直選。主張廢除選舉人團制度的憲法修正案在1979年獲得了參議院51票的絕對多數支持，但仍因未獲得三分之二，即67票的超多數支持而功虧一簣。
改革前路
學術界的許多學者從民主與平等的角度嚴厲批評選舉人團制度，集中討論了三種替代選舉方案。第一種是直選方案，按兩輪多數選舉制計票，實行這種方法能夠有效地消除各州權重的影響。第二種方案主張根據總統候選人在各州得到的選民票，按比例分配選舉人票。第三種方案採用選區制來計算選舉人票，但是各州選舉人數依照該州參眾議員總數來定，此方法有利於小州。
上述三種方案都能避免雙重少數票總統問題。另外，這三種方案都建議廢除選舉人投票部分，使選舉制度更有效率。
人民群眾對選舉制度改革的支持程度也很高。1968年總統大選後不久，一項調查顯示，81%的受訪者贊成普選總統。在1969年，美國律師協會提出了選舉人團制度的六大缺陷，即「過時、不民主、複雜、含混、間接、危險」。有組織組織建議大州將選舉人票投給贏得全國大多數選民支持的候選人，以確保當選者能夠代表大多數選民的意見。
還有學者認為選舉人團制度存在諸多缺陷，但提出即使改革選舉制度也不一定能解決這些缺陷，也許會產生新的問題。比如，媒體市場因素和政黨因素對投入仍存在偏差。選舉人團制度的缺陷被誇大了，直選制度也沒有那麼革命性，無法為總統選舉增加實質性的民主性。
總的來說，美國的選舉人團制度帶來了各種各樣的不民主現象。從制度本身來看，制憲會議形成了選舉制度的非民主性質，而贏者全得規則具有非民主性的體制效應，選舉人職能的失效降低了選舉的質量，使這種機制繼續存在浪費民主成本。
達爾曾說，從一個更加民主的角度來看，美國憲法至少存在七個重大缺陷，而現在，除了總統選舉制度仍然持續產生非民主後果之外，其他六個缺陷已經消失或改善。在民主發展日趨深入的今天，選舉制度向更加民主化的改革也成為一種趨勢。美國選舉人團制度與現實民主需要的背離是美國政治和法律存在的隱患，亟待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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