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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評選近四十年最有影響力的知識分子，李敖絕對榜上有名。 在過去半個世紀裡，他長期活躍在熱點之中，「語不驚人死不休」。他的言論一呼百應，卻也招來無數罵名。例如小說家陳村曾公開發文批他：「一個人被單獨囚禁在牢裡，必須鼓舞自己自上而下的勇氣。需要點大話和空話是應該的。李敖的『大話癖』想必是那時落下的病根。」
2020年3月18日，李敖逝世兩周年。他曾集譽謗一身，他的去世也引發了輿論的沸騰，但有趣的是，過去的兩年除了紀念日，很少再有人談李敖，不僅是大眾，也包括知識分子群體，昔日在兩岸三地一呼百應的他，卻在死後遭遇冷落。
作為中國的知識分子，李敖絕不完美，甚至自大自戀，但身處歷史巨變的時期，為中國知識分子做了一個表率，他的一生對得起知識分子的良心。
今天的文章為評論人宗城於李敖逝世一周年時所寫，原刊載於洞見欄目第414期。在兩周年之際重讀，仍然具有啟示意義。
李敖為何難逃被迅速淡忘的命運？
李敖去世一周年了。他生前自詡為「中國白話文第一人」，「以玩世來醒世，用罵世而救世」，出了一百二十多本書，被禁九十六本，但臺灣當局再怎麼禁都阻擋不了他掀起的潮流，上世紀九十年代，大陸有一股李敖熱潮，李敖的批評文章傳遍千家萬戶，被五湖四海的大學生閱讀，藉助書本和電視傳媒的推動，他和龍應臺、王小波等人一道，成為一代中國青年的思想啟蒙。
但時過境遷，李敖離開了，他在青年人中的影響力卻大幅消散了，如今依然有很多人知道李敖，但他的作品卻很難深入青年人了，仿佛對今人來說，李敖成為一個過去時。這個變化究竟是怎麼造成的，李敖乃至一大批公共知識分子，為何都迅速被淡忘了？這要從他們走紅的原因說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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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敖現象：昔日為何能一呼百應
早在上世紀六十年代，李敖在臺灣就小有名氣。他連發《歷史與人象》《教育與臉譜》《上下古今談》《烏鴉又叫了》《孫悟空和我》等著作，驚動臺灣當局，李敖針砭時事的態度和對臺當局的痛批，不但為他惹來牢獄之災，也讓他在民眾中收穫人氣。戒嚴時期，天下苦當局久矣，李敖的筆就像暴雨梨花針，打破了壓抑的輿論氛圍，也讓當權者脊背發涼。
到九十年代，港颱風吹入大陸，李敖痛快灑脫的文風，正和當時青年的口味，尤其是他評論臺灣政治的文章，引得媒體和報刊競相轉載。李敖現象和政治有千絲萬縷的聯繫，也依託於當時濃厚的公共論政氛圍，不只是李敖，王小波、龍應臺、陳文茜、柏楊等人也在那時候聲名鵲起， 知識分子以公共議政為習慣，真切盼望通過言論影響中國。
現在人們提起「媒體知識分子」，會想起許知遠、羅振宇、高曉松，其實早在世紀初，知識分子就依靠媒體作為言論陣地。李敖是中國最早一批錄製個人電視網絡社論節目的人，他在上世紀九十年代開設的《李敖笑傲江湖》《李敖秘密書房》可謂先行者，比《羅輯思維》《曉說》《文茜大姐大》等同類型節目都要早。步入二十一世紀，李敖又在鳳凰衛視開播《李敖有話說》，從2004年講到2007年，政治、社會、文學、歷史、八卦無所不談，李敖一代狂生，說話無所顧忌，是當時言論界不可忽視的力量。
到了2005年，李敖在大陸的聲勢達到一個高潮，他在清華、北大進行了兩次演講，鳳凰衛視全程直播，許多熱情的學生堵在門外，赫然拉出了「敖哥歡迎回家」「敖視群熊」的橫幅，李敖在那兩次演講中也沒有迴避臺灣問題，他旗幟鮮明的反臺獨態度，贏得了一眾人的支持。
但近十年，李敖的聲勢不如從前了。在臺灣，他的名望依託在速朽的時事上，在公共言論興盛時還可以一呼百應，時過境遷便迅速冷落了。在大陸，李敖關心的問題不再合新一代青年口味，中國的公共議政熱情也不再如九十年代那般熱烈，網絡上很少再有《李敖有話說》這樣的節目，網際網路的公共知識分子也轉向保守， 李敖還是那個李敖，但適合他的土壤已經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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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走後：最被談起的，是八卦和《北京法源寺》
李敖去世時，在網際網路一度形成熱點，許多人自發哀悼他，也有批評家重提他的爭議往事，但在那一天之後，對李敖的討論就迅速下沉了。根據百度指數的數據，實際上除了2018年李敖去世的那段時間，從2012年到如今，對李敖的討論都在低位徘徊，與之對比，同樣兼具作家和知識分子屬性的魯迅和王小波在非紀念日也不乏討論。 由此可見，公眾談論李敖的興趣並不大，沒有紀念日的推動，李敖幾乎就被忘卻了。
網絡討論熱度：李敖（圖一）與魯迅（圖二）、王小波（圖三）的對比
李敖走後，他最被熱議的其實不是時政評論，而是《北京法源寺》和他與胡因夢等女人的八卦。在大眾之中，李敖的八卦被自媒體翻來覆去地嚼爛梗。 在知識分子領域，2015年田沁鑫導演的話劇讓他再次被討論。《北京法源寺》是李敖寫得最好的小說，小說以屹立千年的古寺為線索，將視線瞄向風起雲湧的戊戌變法時期，它表面上是歷史小說，實際上是李敖的論政集，他把自己對千年中國的思索，濃縮在這部汪洋恣肆的小說中。李敖生前出了一百二十多本書，《北京法源寺》是他文學性最好的作品。
李敖生前身後討論度的懸殊，表面是個政治問題，實則是個文學問題。 李敖的大部分時事文章離時局貼得太近，好處是發出來時緊跟熱點，能迅速引起大眾共鳴，壞處就是缺乏餘韻，由於倉促寫就而在文學性上有所欠缺。今天再看李敖的作品，會有種散漫的感覺，李敖的快意讓他的文章非常好讀，但也因此犧牲了文本的層次感。
這不只是李敖個人的困境，中國大部分公共知識分子都逃不掉。我們現在還能想起魯迅、錢鍾書、王小波，但讓我們再回顧八九十年代的公共知識分子，還能想到幾人？ 那些能留下來的知識分子，大多數依靠的也不是他們的時政評論，而是無心插柳的小說、散文、詩歌乃至戲劇。 王小波最耐讀的不是他的隨筆集和評論，而是《黃金時代》《紅拂夜奔》這些小說，我們如今也很難記起來瞿秋白、胡適等人發表的評論，但他們寫就的雋永散文、深刻理論，到此刻仍煜煜生輝。
很多評論家意識到這個問題，所以他們窮經皓首，想要在小說之林證明自我，可知名如詹姆斯·伍德，寫起小說來卻也蹩腳平庸，反而是情願評論速朽的魯迅，百年過後，依然不朽，這不只因「日光之下，並無新事」，魯迅的評論，兼顧了鋒銳和雋永，所以我們讀他的批評，時常餘音繞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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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分子的困境：思想力、文學性與社會性的周旋
那麼，知識分子是決計很難掙脫時間之壁嗎？那些關心公共政治的知識分子，真的只能接受速朽的結局嗎？
其實不盡然。如果我們把視線放寬，就會發現能留下來的公共知識分子並不少，他們未必在公共領域發出激進言論，但他們都有思想上創新的精湛作品。從託克維爾對美國民主進行社會學分析的《論美國的民主》，到葛蘭西探討革命運動領導權的《獄中札記》，再到魯迅對國民性的精準論述，他們都憑藉前所未有的洞見，將自己的名字刻在公共記憶中。 知識分子在縱向時間上的傳播更依靠思想力，思想的純度越高，這個人被後世討論的可能也就更大， 知識分子的留名主要通過同行的傳播，他影響了越多後世學者，他就有可能打破時間之璧，但如果他的思想沒有創新，只是一些時髦詞彙的新瓶裝舊酒，他就逃不過速朽的命運。
當然，對一個具有責任感的公共知識分子來說，改變社會比揚名立萬更令他牽掛。知識分子的希望在於他的言論實實在在地落地，知識分子的沮喪則在於被徹底遺忘，一切話語都淪為自說自話。
福柯認為：「知識分子就是由於道德上的、理論上的、政治上的原因自覺地成為（可以發出自己聲音的）普世、大眾價值的代表。」 在一段歷史時期內，憑藉著在公共領域的發言優勢，知識分子在諸多「關鍵時刻」扮演著重要角色。德雷福斯事件、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五月風暴等，都能見到知識分子慷慨激昂的身影，他們扮演意見領袖，通過評論、演講、小說甚至發起運動等方式，參與或製造公共事件，推動社會變革。
到如今，依然會有人為知識分子的吶喊而心潮澎湃。有名者，如胡適，學成歸國，發表《我們的政治主張》，倡導組建一個開明的政府；如魯迅，一筆驚雷，「吵醒了鐵屋中的昏睡者」。知識分子曾有兼濟天下之心、安邦定國之策，是轉型中國的重要參與者，但九十年代至今，知識分子的力量明顯減弱，學者、作家乃至更廣泛理解的文化人士中，真正的知識分子越來越少，曾經「鐵肩擔道義」的勇氣，似乎也被步步馴服， 所以今天重提李敖，其實還有社會層面上的意義。
香港作家馬家輝說：「拳王阿里年輕時打出一拳，有三百磅，老去之後，打出一拳，仍然有一百八十磅，比百分之九十的拳手都更有力量。（李敖）他正是」文化阿里」，於老病之際揮拳，仍然足以把你打死。」作為中國的知識分子，李敖絕不完美，甚至自大自戀，但身處歷史巨變的時期，他為中國知識分子做了一個表率，他的一生對得起知識分子的良心。
圖源：網絡
責編：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