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2016
新儒家第三代代表人物劉述先教授，昨日（6月6日）清晨辭世。
劉教授師從方東美先生，又與牟宗三、徐復觀諸先生交往問學，乃是新儒家第三代中中堅人物。1981年至1999年他任教於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為保存、延續香港的新儒家傳統作出重要貢獻。退休後，他赴臺進入中研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繼續領導臺灣新儒家的發展。
劉述先教授不僅對於中國哲學有精深的鑽研，而且反身整理中國近代儒學發展，創立了「三代四群」的架構，為近現代新儒學的整理研究提供了一個較全面、公允的框架。
哲人其萎，惟望斯文不墜。
我社有幸出版劉述先教授著作《論儒家哲學的三個大時代》，該書乃是劉教授根據二零零五年擔任第十八屆錢賓四先生學術文化講座學人時，先後所做三次講座的內容撰寫而成。今天我們推送其中的一節內容，綜論現代新儒家「三代四群」的分類法以及新思潮的「四波」的形成與特點。
圖片中三人從左至右為勞思光、劉述先、林正弘，圖片來自於臺灣國立政治大學哲學系校友網頁。
現代新儒家的「三代四群」架構
由以上所論，可見現代新儒學的兩位先驅人物（梁漱溟、張君勱——不激不隨註）在一開始時，並沒有形成一個學派的意圖。故澳洲學者梅約翰（John Makeham）認為，現代新儒學作為一個思潮是倒溯回去建構出來的結果。這樣的說法不無他的道理。大陸於1986 年國家教委七五規劃，確定「現代新儒學思潮」為國家重點研究項目之一，由方克立、李錦全主持，為期十年。1987 年9 月在安徽宣州首次開全國性的會議。最初根本不知道誰應該包括在這個思潮裡面。經過廣泛討論，首先確定了一個十人名單：梁漱溟、熊十力、張君勱、馮友蘭、賀麟、錢穆、方東美、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後來老一代又補上了馬一浮，較年輕一代則加上了餘英時、杜維明、劉述先，最後還補上了成中英。白安理（Umberto Bresciani）在2001年出版第一部以英文討論這一思潮的著作即採用了這一份15人的名單。但他把業師方東美放進第二代的陣營顯然欠妥，因為他與熊十力平輩論交，又教過唐君毅，不能為了第三代的學者有的是他的弟子，就把他與唐、牟平列。又有學者指出，馮友蘭雖比梁漱溟只小兩歲，但思路不同，應該歸入另一個世代。如此大家意見紛紜，莫衷一是。我綜合了各家的說法，提出了一個「三代四群」（four groups in three generations）的架構如下：
第一代第一群：
梁漱溟（1893–1988）
熊十力（1885–1968）
馬一浮（1883–1967）
張君勱（1887–1969）
第一代第二群：
馮友蘭（1895–1990）
賀麟（1902–1992）
錢穆（1895–1990）
方東美（1899–1977）
第二代第三群：
唐君毅（1909–1978）
牟宗三（1909–1995）
徐復觀（1903–1982）
第三代第四群：
餘英時（1930–）
劉述先（1934–）
成中英（1935–）
杜維明（1940–）
這一份名單與架構雖不很理想，總算是到目前為止，照顧得比較全面的一種辦法。把這個架構與現代新儒家思潮的四波（four waves）發展配合起來看，就可以大體把握到這一思潮的脈動。
另一個相關的問題需要澄清的是，「現代新儒學」是大陸當前流行為學者普遍接受的一個名稱，英譯為「Contemporary New Confucianism」，這是廣義的了解，凡肯定儒家的一些基本觀念與價值通過創造性的闡釋有其現代意義者，都可歸入這個範圍。但港、臺、海外另有一條狹義的「當代新儒家」的線索，此以〈中國文化與世界宣言〉為基準，強調「心性之學」為了解中國文化傳統的基礎，上溯到唐、牟、徐三位之師熊十力，奉之為開祖，下開港、臺、海外新儒家的線索，由杜維明、劉述先等所繼承，英譯為「Contemporary Neo-Confucianism」。這樣可以解消一些無謂的爭端。譬如像錢穆與餘英時明顯屬於「現代新儒學」的陣營，而不屬於「當代新儒家」的統緒。而在當前，有活力的儒家傳統除了「精神的儒家」以外，還有「政治化的儒家」，以李光耀為代表，「民間的儒家」則以亞洲四小龍（港、臺、星、韓）為代表，都不在我們討論的範圍以內。
1958年，張君勱、徐復觀、唐君毅、牟宗三聯名發表〈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
圖為徐復觀、牟宗三、唐君毅三先生（從左至右）
四波發展的過程
新儒學由1920 年代開始，每20 年為一波，到八十年代總共四波發展，分別有其特色。
二十年代梁漱溟、張君勱啟其緒。他們絕不是抱殘守缺之輩，而是跑到時代的前面，看到所謂進步的西方其實有非常嚴重的問題。當然這決不是偶發的孤明。一次大戰之後，史賓格勒（O. Spengler）的《西方之墜落》（The Decline ofthe West）成為熱賣的暢銷書。但儒學者拒絕其定命論（fatalism），努力造命，指出未來的方向不是盲目地追隨西方，而是傳統與現代的結合，為中國為世界謀求一條出路。第一代的馬一浮因缺乏廣大的影響力，暫時擱置不論。
梁漱溟
然而帝國主義猖獗，日寇入侵，四十年代抗戰軍興，進入一個新的階段。北方的學府北大、清華、南開隨政府遷往大後方，組織西南聯大。面臨亡國滅種的威脅，中國知識分子並不悲觀絕望，反而激發鬥志，對未來抱有無窮希望。1938 年馮友蘭隨清華南遷，在最艱困的環境之下，撰寫並出版了《新理學》（1939年），接著又出了五本書，所謂「貞元六書」，援《易》「貞下起元」之意，建構了他的哲學系統。錢穆抱著他的手稿跑防空洞，於1940年出版《國史大綱》，提出了他的民族史綱。方東美本來專攻西方哲學，於抗戰前夕廣播，向全國青年宣講「中國先哲的人生哲學」，以後發心以英文論述中國哲學。熊十力以年輩而論，本屬第一代第一群，然在二十年代並無廣大社會影響，除佛教界外鮮為人知。到1944年商務出版其《新唯識論》（語體文本），鹹認為中國哲學最具原創性之作，下開新儒學第二代，故移到四十年代才加論列。
方東美
六十年代是第三波。儒家自孟子起，即了解所謂「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告子下〉）。1949 年神州陸沉，中國遭逢有史以來未有的巨大變革。第一代只張君勱去美國，錢穆則與唐君毅流亡到香港，創辦新亞書院；方東美、牟宗三、徐復觀隨國府遷臺，甘願作孤臣孽子。不想韓戰爆發，海峽兩岸演變成為長期對峙之勢。他們乃由文化的存亡繼絕，轉上了學術研究的道路。1958 年元旦發表的宣言成為了狹義當代新儒家的標誌。第二代新儒家不斷出版皇皇巨著，方東美也完成了他的英文論著，錢穆則出版了他的《朱子新學案》的偉構。他們並傳道授業，教出了下一代的弟子，薪火相傳，為新儒學放一異彩。
錢穆先生在新亞書院講學
八十年代是第四波。美國自韓戰、越戰以後無復往日的自信，尖端知識分子的批判意識上昇。隨著黑人爭人權、平等待遇的趨勢，多文化主義思想流行。而七十年代亞洲經濟起飛，令世界刮目相看，對儒家文化的估價改變了態度。而部分第三代新儒家由港、臺流寓海外，受過嚴格西方學術訓練，並在海外謀求一枝之棲。到了八十年代，學術漸漸成熟，站在中國文化立場發言，由於處境不同，他們不再像上一代那樣護教心切，只需在世界眾多精神傳統站穩一席地，與其他傳統相互頡頏，調和共存，交流互濟，便已經足夠了。所謂立足本位，擴大自己，放眼世界，自然而然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國際視野。第三代新儒家自遠不限於海外的分支，第四代新儒家也還在方興未艾，但都不在我們論述的範圍之內。但由以上所說，已可清楚看到現代新儒學的梗概。
論儒家傳統三個大時代
劉述先 著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2008年版（左），2015年重排本（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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