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德斌，經濟學家，主要研究興趣為中國與東亞經濟的長期增長，現為日本一橋大學經濟研究所教授。曾就職於美國密蘇裡大學聖路易分校、日本政策研究大學和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等。他是亞洲經濟史學會和國內量化歷史研究的發起人之一。
《中國經濟史的大分流與現代化》 作者：馬德斌 譯者：徐毅、袁為鵬、喬士容 版本：啟真館|浙江大學出版社 2020年6月
致敬詞
工業革命在經濟史上是一個並未說盡的中心議題。它顛覆了生產的動力機制，塑造了經濟的增長方式。不同經濟體被拉開差距，形成一種「大分流」。追趕型經濟體隨後產生。經濟學家馬德斌把中國作為根本的方法，回到「大分流」前的中國和歐洲，比較工業革命的基礎，同時回到「大分流」後的中國和日本，比較追趕型經濟體的現代化差異。他反思並超越勞動力、資本等要素價格和財政的解釋力，在制度和歷史中理解發展的真實邏輯。
我們致敬馬德斌，致敬他在論集《中國經濟史的大分流與現代化》中兼具計量統計和新制度經濟學特徵的研究，克制思辨，讓讀者看到制度在促進與抑制經濟增長之間的巨大張力。我們同時致敬浙江大學出版社「啟真館」，在世界經濟格局再次轉變的當下，將這樣一本基於多國的比較經濟史研究帶到讀者面前。
答謝詞
我的《中國經濟史的大分流與現代化》入選2020新京報年度閱讀推薦，深感榮幸，甚至驚喜。本書收集了我近二十年主要在海外出版的英文論文集的譯本，也算是為我這麼多年走來的學術生涯做了個小結，回想三十年前走出國門，憑著對「近代中國為什麼會落後」這樣的議題的個人興趣和稍稍執拗的信念，走上了經濟史研究的寂寞小徑，現在能把這麼多年的研究與國內讀者共享，已感欣慰，而能得到新京報這樣大平臺的賞識，更起了對中國經濟史研究的推動作用。
在此我要感謝清華大學的龍登高教授，感謝浙江大學出版社的王志毅、王軍，伏健強的非凡耐心與努力。特別感謝三位譯者，徐毅，袁為鵬與喬士容的辛苦工作，本書兩章英文原著和多位海外學者合作，同時在成稿過程中也有不少朋友同事提出寶貴反饋，在書中已異議提起，在此一併致謝。
本書各章對大分流中財政金融、產權法律和生活水準等問題有廣泛涉及，而在現代化討論中的如為什麼舊上海能成為金融中心，日本現代化能捷足先登等老議題提供一個新的視角，隨著近四十年中國經濟的快速崛起，在振奮人心之間所浮現的功利與浮躁，讓我們更感受到對一些長時段的本源問題進行反思的必要性，相信中國經濟史的研究從此不再寂寞。再次感謝新京報的厚愛。
——馬德斌
這一年
對反思流動的反思
新京報：工業革命從根本上改變了人的生產形式和生活方式，而也是從那時起，人類逐步進入大流動時代。2020年是不同尋常的一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在世界範圍內，人和資源的流動在不同程度上呈現減緩、暫停之勢。經濟史的特點之一是將時間拉長，在比較中發現經濟發展規律。作為經濟學家，你如何理解流動與經濟的關係？
馬德斌：經濟史研究確實在很多方面都能提供一種長遠視角。在歷史上，瘟疫不僅對生命和公共衛生帶來威脅，而且往往對文化價值和經濟制度產生過重要衝擊。比如眾所周知的十四世紀的「黑死病」，差不多摧毀了不少歐洲地方三分之一的人口，經此一「疫」，導致有些國家對勞動力奴役的解體，而有些國家反而強化。以英國為例，由於大量的人口消失，市場上相對稀缺的勞動力能拿到更高的工資，具備更高的議價能力而由此獲得了更高的自由度。而同樣的情況在東歐或歐洲之外地區並不一定發生。甚至反而讓有些精英加強對更為稀缺的勞動力資源的壟斷和奴役，從而強化了農奴制。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不同地區、不同的制度，反應也不同。而短期和長期的反應也不一樣。比如在2020年，在新冠肺炎疫情之下，一個重要的反思是全球化問題。新冠確實對全球化短期內是重創，在全球範圍內導致狹隘的民族主義或民粹主義的泛濫。但假如我們將所有事怪罪於流動、全球化，將來可能會付出一定代價。此次新冠的重要教訓就是隨著全球化的深入，我們更需要國際的合作和信任，這也需要不同文化制度更深入更開放的溝通甚至某種程度的融合。
這個詞
把中國研究置於全球史和經濟史之中
新京報：在過去二十年，包括加州學派的彭慕蘭（Kenneth Pomeranz）、王國斌等人都在使用「大分流」來理解近代史上中國等諸多經濟體與歐洲的差距，認為這一差距是在工業革命期間才出現的。當時，你在美國剛剛攻讀完經濟學博士不久，是怎樣接觸到「大分流」的？在你看來，這一概念的經濟解釋優勢和局限是什麼？
馬德斌：我在美國念的是經濟學裡的經濟史，當時幾乎沒有對中國經濟史的專門研究，當時我個人關注的是李約瑟命題等，去理解為什麼工業革命沒有在近代中國發生。 而「大分流」，則是我1998-2000年在日本一橋大學做博士後提起的，記得大概在1999年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舉行過一次影響深遠的會議，世界體系論提出者伊曼紐爾·沃勒斯坦、中國史大家如高水平陷阱提出者馬克·埃爾文和中國宏觀區域的理論家施堅雅都參加了，而西方經濟史的大家如喬爾·莫基爾、格雷戈裡·克拉克等都在場。當時作為博士後的我聽後非常震撼，印象較深的是當時《大分流》一書還未出版尚名不見經傳的彭慕蘭在發言時，第一句話幽默地說：我這樣一本尚未出版書已經收到如此的眾多批評和攻擊是否也算是史無前例。
「大分流」無法解釋全部問題。但是，無論它是真命題還是偽命題，都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帶動一個跨學科的研究，聚集了人們的學術興趣。過去這些年，在「大分流」形成的原因上，從自然資源、地理位置，慢慢討論到了文化、制度和法律。 在時間跨度上，人們也漸漸認為不能只看十八世紀。「大分流」還有一個意義是，把中國研究放在全球史和經濟史中，放在世界學術主流研究中。
新京報：「大分流」實際上也改變了我們的提問方式。「中國何以在近代落後」，假設歐洲是歷史進程的標準，據此問中國何以沒有走上這一道路。「大分流」則認為，在近代史上例外的是歐洲成功，而不是中國落後。中國只不過同當時世界上其他經濟體一樣，甚至相比之下還有所領先。
馬德斌：是的，如你所說，很多人提出過中國情況並不是特殊的，恰恰歐洲是特殊的。「大分流」之所以能引起這麼多的關注，也是因為他們想通過中國來了解歐洲。人們原來認為，有些問題對歐洲來說是重要的，比如發達的市場體系，人力資本，私人產權等，但和中國比較，這些現象好像也並非特有。那麼，要解釋這個問題就必須繼續追問，這是我現在更關注法律，意識形態與制度等層面的原因吧。
這門學科
學術共同體是未來
新京報：歐洲理解它作為近代的一個例外，通過與其他經濟體比較，最終是為了理解自身。你在上世紀末出國，在美國求學，在日本和英國執教，研究興趣也一直是在理解中國經濟史。如何理解你的中心問題意識，你的學科？
馬德斌：我們那一代人，在八十年代長大，都比較關注中國與發達經濟體的差距為什麼這麼大。我的問題意識是受到國內前輩學者影響。但是到了國外，發現他們的關注方面很不一樣。確實，他們有中國學、漢學或中國研究（China Studies），但是在很多地方其實只是面向國外的讀者，而更多的是一個專業的學術共同體。
來日本一橋大學之前，我曾在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的經濟史系工作十二年，而該係為世界上少有的獨立的經濟史系。在大部分高校，經濟史只是一個「點綴」，不是在經濟系下，就是在歷史系下。所以倫敦政經這一點很難得。在其他地方，最早做中國經濟史，大多都是在歷史系就職的漢學家和歷史學家，而西方經濟系的經濟史家大都是專攻歐洲或北美經濟史的。所以中國經濟史有點像個孤兒。但這些年情況在大大改善。我堅信無論是在西方還是東方，一個學科最終靠的是專業的和獨立學術共同體的不懈努力，中國是一個非常重視歷史的國家，由於西方對中國的興趣畢竟有限，所以中國經濟史也恰恰是最能夠通過需要本土化和國際化開花結果的一個學科。我認為中國未來的經濟史發展前景宏大。
本版採寫/新京報記者 羅東
（責任編輯：李佳佳 HN1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