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了改革開放的偉大決策。在當時，我國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黨和國家工作的重點必須轉移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經過40多年的改革開放，我國經濟社會建設取得巨大成就，社會生產力得到極大發展，人民生活從貧困到溫飽，即將實現從溫飽到全面小康的歷史性跨越。如今，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在新的歷史階段，中央又賦予了深圳新的歷史使命。隨著2019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支持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的發布，如何從「先行先試」到「先行示範」是深圳要思考的重要課題。為此，深圳特區報記者採訪了中山大學政治與公共事務管理學院社會保障與社會政策研究所所長、廣州社會保障研究中心主任嶽經綸教授，探討深圳建設先行示範區的新使命、新任務。
★ 如何「健全社會保障體系，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是深圳在「發展起來以後」的階段「先行示範」的核心所在。深圳要成為「民生幸福標杆」，需要從認知上處理好發展與民生的關係——發展經濟的根本目的是為了保障和改善民生。★要讓改革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首先就要打破根據社會身份來提供公共服務的「舊框框」，建立一個以人類需要為原則，而不是以社會身份為原則來提供公共服務的「新體系」★ 我們不能只提出目標和展望，更重要的是如何把這些目標落實到具體的公共政策、民生項目裡去，這其中轉化工作非常重要，要跟經濟社會發展目標密切結合起來，最好還能跟我們政府工作的績效考核結合起來，努力讓經濟總量、財稅增量更多地轉化為人民群眾的生活質量，讓發展更有溫度、幸福更有質感。★ 要在深圳人口老齡化還沒有到來，也就是提供養老服務的壓力還不是很大的時候，利用深圳的資金優勢、人才優勢、管理優勢，為全國養老事業培養更多的人才，為深圳未來的老齡化社會的到來積累足夠的人才資源，未雨綢繆。★ 深圳社會組織發展全國領先，是深圳社會有活力的一個很重要的體現，也跟深圳的市場經濟發展較快，有更好的政策空間和資源環境有關。深圳社會組織下一步要推動社會企業和社會經濟的發展，在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的前提下，讓政府、市場、社會三方協調進行經濟資源配置。
要讓改革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打破以社會身份來提供公共服務的「舊框框」
歷經40多年改革開放，中國解決了物質短缺，人民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但教育、醫療、社會保障等公共產品的短缺成為社會發展的新矛盾。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指出，「必須始終把人民利益擺在至高無上的地位，讓改革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朝著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不斷邁進。」《意見》要求深圳「建成全覆蓋可持續的社會保障體系」「逐步實現常住人口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
在嶽經綸看來，如何「健全社會保障體系，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是深圳在「發展起來以後」的階段「先行示範」的核心所在。深圳是中國經濟實力最強的城市之一，有條件首先實現民生幸福。深圳要成為「民生幸福標杆」，需要從認知上處理好發展與民生的關係——發展經濟的根本目的是為了保障和改善民生。
嶽經綸認為，要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首先要改變我們過去提供公共服務的觀念。過去公共服務的提供都是以身份為參照的，這就形成了一個矛盾，通常社會經濟地位越高的人，得到的公共服務反而越多，更需要公共服務的人得到卻較少，於是產生了一個很明顯的階層差距。因此，要讓改革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首先就要打破根據社會身份來提供公共服務的「舊框框」，建立一個以人類需要為原則，而不是以社會身份為原則來提供公共服務的「新體系」。
「不管哪種身份，孩子都要上學，生病了都要就醫，這些需求不會因為社會身份的不同而不同。」嶽經綸認為，深圳未來可以建構起一個市域的公民身份，在深圳市的有效管轄範圍裡，提供公共服務時不再刻意區分本地戶口和非本地戶口，而是基於共有的需要，以此為基礎來提供公共服務。「《意見》提及，推進在深圳工作和生活的港澳居民民生方面享受『市民待遇』，我認為，也應當給予內地其他城市來深圳工作和生活的居民同樣的『市民待遇』。」他說。
「當然這麼做的話，公共服務方面的財政支出就要增加，因此我們要調整財政支出的結構，要把公共服務的支出作為剛性支出，擺在優先地位。在深圳目前的市區兩級政府的架構之下，要做到基本公共服務均等，還要合理調整市本級與區一級的財政支出責任，也就是要強化市政府在全市的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中的作用。因為如果更多的支出責任由區級政府來承擔的話，有可能導致區與區之間又形成一個不均等。」 嶽經綸強調說。
讓經濟總量、財稅增量更多地轉化為人民群眾的生活質量
「如果說十九大報告提出的『民生七有』即『幼有所育、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弱有所扶』是中國民生發展目標的1.0版。《意見》提出來的『新七有』即『幼有善育、學有優教、勞有厚得、病有良醫、老有頤養、住有宜居、弱有眾扶』，就代表著我們國家民生發展目標的2.0版。」嶽經綸說。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強調的：「讓老百姓過上好日子是我們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可以說，高質量發展高地、法治城市示範、城市文明典範、可持續發展先鋒這四大戰略定位，其實都是為了人民幸福這個總目標，這是黨的初心，也是社會主義的真諦。
如何打造或者實現民生發展目標的2.0版呢？嶽經綸認為，從深圳現在民生發展的狀況來看，首先要把1.0版中存在的一些短板補齊。在他看來，其中最重要也最亟待解決的是「幼有所育，學有所教」。他解釋道，「深圳人口結構比較年輕，人口增長速度也比較快，在幼兒託育、學前教育以及中小學學位方面還跟不上不斷增加的需求。所以在這方面我們要讓基本的需求得到滿足。」
在補齊短板之後，第二就是要提高質量。提高教育、醫療、養老、住房等各方面的質量，體現出民生高質量發展的特點。要提升質量，當然就要相應地加大民生方面的投入。
在嶽經綸看來，市場經濟建立起來之後，政府公共支出的重點應該是民生投入。深圳要在民生「新七有」的目標基礎之上，制定一個更加細化的指標體系。「我們不能只提出目標和展望，更重要的是如何把這些目標落實到具體的公共政策、民生項目裡去，這其中轉化工作非常重要，要跟經濟社會發展目標密切結合起來，最好還能跟我們政府工作的績效考核結合起來，努力讓經濟總量、財稅增量更多地轉化為人民群眾的生活質量，讓發展更有『溫度』、幸福更有『質感』。」
圖為深圳保障性住房公租房龍躍居
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從實際情況出發落實民生「新七有」
對於民生「新七有」，嶽經綸有著獨到的見解。
在老有頤養問題上，嶽經綸認為，在目前這個階段，深圳不需要像其他城市一樣，在養老機構的發展上面費太多的心思。「大力發展養老機構在其他老齡化比較嚴重的地方，是有必要的，但是在深圳這座年輕的城市，與其把養老服務作為重點，不如把幼兒服務作為重點。」嶽經綸說。
他解釋到，深圳嚴格來講離老齡化社會還有一段距離，雖然有一定數量的老年人，但常住人口的平均年齡只有32.5歲。這段距離正好能讓我們為未來老齡化社會的到來做好準備。
2020深圳兒童友好燈光展示活動
與其他城市不同，深圳老齡化的獨特之處在於隨遷老人比較多，由於子女在深圳工作，隨遷老人往往是為了照顧孫子輩來到深圳的。因此，隨遷老人增加的其中一個原因可能是跟目前的「幼有善育、學有優教」工作還做得不夠好有關。如果我們能夠把幼兒的保育、學前教育工作做得更好，也就不需要有那麼多隨遷老人從老家前來照顧自己的孫子外孫，所以深圳未來應該加大兒童服務工作，辦更多幼兒園、日託中心，提高幼兒服務從業者的待遇。兒童服務做得好，隨遷老人減少了，深圳的養老壓力也會大大減輕。
除此之外，要在深圳人口老齡化還沒有到來，也就是提供養老服務的壓力還不是很大的時候，利用深圳的資金優勢、人才優勢、管理優勢，為全國養老事業培養更多的人才，為深圳未來的老齡化社會的到來積累足夠的人才資源，未雨綢繆。
在病有良醫問題上，嶽經綸對深圳羅湖醫療集團的改革大加讚賞。他認為，羅湖醫改提出的最重要的理念是要以健康為中心，而不是以醫療為中心。基於這個理念，將醫療資源向社區一級下沉，打造社康中心，同時實現分級診療。社康中心、分級診療其實都體現了預防為主的理念。強調預防，用不看病省的錢來為醫院增加收入，改變了過去醫院靠多看病、多治療來掙錢的狀況，回歸服務於人民健康的初衷。未來深圳要繼續在醫療改革方面先行先試，不斷更新醫療理念，吸納更多的醫生加入深圳的醫療服務體系當中來。
在勞有厚得問題上，嶽經綸提到，深圳這幾年一直在探索工會改革，深圳工會改革的一個很重要的方向就是組織動員，充分展現工會在職工團結方面的功能。深圳工會改革當中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做法，就是從工人中招聘職業工會工作者。「過去我們在企業、在車間裡面組織工會，工會主席是工廠的工人，如果工會的一些集體行動影響了僱主的利益，那麼工會領袖就會受到一定的影響。而職業化工會工作者，是獨立於企業之外的，在開展工會工作的時候，就能夠擺脫來自僱主的幹擾。」他說。
當前，深圳正在積極推進《深圳經濟特區工會條例》立法工作，為深圳先行示範工會建設保駕護航。嶽經綸提出，深圳制定深圳工會條例，首先要通過立法的方式來鞏固工會改革的成果，把重視基層、重視工會組織化的改革趨勢鞏固下來，通過這樣的方式，讓工會能夠有一定的組織力量，可以在勞動權益、勞動關係等方面與僱主或者是行業協會進行一些集體談判，或者是協商，用這樣的方式來維護職工的利益，也是從源頭上來穩定勞動關係的做法。
推動社會經濟的發展，讓政府、市場和社會三方協調進行經濟資源配置
在探討公共服務、社會服務中，還有一個因素不能忽略，這就是社會組織的力量。根據深圳社會組織首本藍皮書的數據，深圳萬人社會組織擁有量居全國一線城市之首。「深圳社會組織發展全國領先，是深圳社會有活力的一個很重要的體現，也跟深圳的市場經濟發展較快，有更好的政策空間和資源環境有關。」嶽經綸說，「社會組織不僅是社會服務的提供者，也是社會民意的載體，更重要的是，社會組織要成為公共治理、社會治理的主體。」
社會組織的發展不僅是衡量社會發展的重要指標，它對經濟發展也有重要影響。在主流經濟學看來,政府與市場是資源配置的兩種基本的制度安排,兩者涵蓋了社會全部的經濟資源配置活動。這種二元論忽視了人類社會尤其是市場經濟條件下存在的第三種重要的制度安排即第三部門，也就是社會組織，特別是社會企業的作用。
「社會經濟可以彌補政府、市場在配置資源時的不足。在提供公共物品,轉移政府的部分規制政策和協調產業政策職能方面發揮作用，同時對市場進行監督和制約。」嶽經綸建議，深圳社會組織下一步要推動社會企業和社會經濟的發展，在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的前提下，讓政府、市場、社會三方協調進行經濟資源配置，可以讓社會更加健康，減少唯利是圖、拜金主義等不良社會風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