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惜吾
一百多年前的中國，是兩年餘年來最為疲弱的中國；一百多年前的中國，是處在十字路口、艱難抉擇的中國；一百多年前的中國，也是屢辱屢戰、砥礪復興的中國。而在眾多欲使近代中國強大起來的運動中，戊戌維新運動可以說是整個中國全面開啟近代化的開端。戊戌維新雖然短短百餘天就以失敗而告終了，但維新志士為祖國拋頭顱、灑熱血的精神卻也激勵著一代又一代華夏兒女為華夏復興而奮鬥。
在整個維新運動前後，雖然有諸多有識之士參與其中，但真正稱得上是領袖人物的只有康有為、梁啓超、譚嗣同三人，他們三人可謂是中國的"維新三傑"了。回顧整個維新運動，他們首先面臨的一個問題是如何在歷史悠久所以痼疾難除的中國推行自己的變法主張，而他們想到的應對措施在當時看來也可謂巧妙，即通過改塑孔子的形象來宣傳自己的變法主張。而他們面臨的第二個問題就是如何將中西不同的文化實現對接，為此他們努力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找尋與西方文化相似之處，對其以西方民主思想為核心加以近代化改造，並在此基礎上力證中國文化優於西方文化。
維新三傑既是一個整體，又是不同的個體。從整體上的角度看，他們都力圖為西方民主思想披上中國文化尤其是孔子思想的外衣，同時也都對中國文化非常自信，篤定華夏文化要優越於西方文化。從不同的角度看，他們在具體孔子觀念上有所區別，進而導致在諸多理論上有細微的區別。正是他們這種既有整體又有個體的思想理論體系，為我們窺探維新變法思想提供了絕佳的視角。
康有為整個的孔子觀是以公羊學派的改革求變精神為基礎的，在他的視界裡，孔子是"託古改制"的先行者。而正是因為孔子的"託古改制"，為此，康有為做了兩方面的工作。一是力倡孔子素王說，將整個孔子形象加以政治化；二是力圖將儒家思想宗教化，具體講就是講孔子塑造成"萬世教主"的形象。在以上宗旨的指導下，康有為先後撰寫了《新學偽經考》和《孔子改制考》。在這兩部著作中，康有為將公羊學派的"三統三世"說照搬到孔子身上，他認為清末的中國處於"據亂世"階段，西方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則已經處於"昇平世"階段，因此，中國應當向西方國家學習才能進入"昇平世"，繼而發展到"太平世"。
而康有為視界中的孔子之道是無所不包、無所不有的，他也認為孔子的思想核心總結為"仁"。他所認定的戰國時期儒家"二伯"中，孟子繼承了孔子的大同之道，是"仁"的範疇；而荀子所繼承的小康之道，則屬於"禮"的範疇，為此他選擇排斥荀子。康有為又將孔子之道的"仁"同佛教、基督教對比。在他看來，"仁"是所有宗教的共同特徵，而孔子的"仁"甚至比佛教和基督教的"仁"更加先進，更符合世界未來發展的趨勢。康有為認為研究孔子應以六經為主，這就涉及到孔子的人道和天道，人道源於天道，"仁"又是人道的核心精髓所在，所以康有為推論出孔子當為"萬世教主"。
在康有為的理論中，近代中國之所以衰微是因為孔子之道並未得到真正的貫徹，要貫徹孔子之道就必須將孔子之道立為中國的國教，並憑此來"保教衛國"。
康有為作為維新運動最重要的領袖人物，為推行變法而重新定義了孔子的形象，但諸多地方不符史實，最後的歷史車輪的碾壓下變得一無是處。
梁啓超是康有為最為得意的弟子，維新運動時期梁啓超受其影響，不斷鼓吹孔子是"改制創教的神明聖王"。他認為六經皆為孔子改制而作，同時他從孔子儒學內涵出發，認為孔子是"人道文明的萬世教主"。梁啓超眼中，孔子儒學無所不有、無所不包，又圓通無礙、極具變通思想，囊括了人類歷史上的全部真理。孔子以人為道，其"太平之仁術、大同之公理"預設了人類社會的最高理想化社會。因此，梁啓超主張將孔子尊奉為人類文明之道教的萬世教主。
梁啓超對孔子地位的改塑對宣傳維新變法思想是有幫助的，他樹立了一種全新的孔子觀念，衝擊了戊戌變法時人們的舊思想。若就其整個治學階段來看，梁啓超對孔子的態度又是複雜多變的，這與他個人的學習經歷、康有為的影響以及當時政治局勢的變化密不可分。
如果說維新運動時期的梁啓超對其師康有為是亦步亦趨的，那麼譚嗣同顯然有著更新的、獨特的自我創造。譚嗣同的建樹主要是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整合，他的目的在於證明中國所有的文化傳統皆源自於孔子，尤其是他對孔學譜系的梳理，對於研究維新派思想有重要意義。在這其中，他最令人驚詫的莫過於 莊子是孔子學說的嫡系傳人。雖然康、梁、譚三人都認為孔子之後，儒學一分為二，但與康、梁兩人不同，他將孔子後學分為孟子、莊子兩派，並更加推崇莊子一派，這一點是與譚嗣同本人極深的佛學造詣密切相關。他認定儒家思想只是孔子之道的一部分，並且儒家思想對於孔子之道的傳播有極大的負面影響。對此，他認為要想讓孔子之道復興，就必須把孔子之道更多的貫徹到民眾生活中去。
維新三傑縱然在具體理論上有出入之處，但有兩點值得我們銘記。一方面，他們都以中國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為根基，立足本土文化論，通過對孔子形象的改造來提升國民的自信心；另一方面，他們的終究目的是為了使古老的中國儘快富強起來，以便於同當時的世界接軌。僅就這兩點，足見三人為國為民之心。
儒家常言"君子論跡不論心"，無論三人內心世界及後續生活中發生了什麼，維新運動時期的三人，無愧是當時中國的領軍人物。事跡縱然作古，報國之心當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