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選舉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毛澤東當選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劉少奇、宋慶齡、李濟深、張瀾、高崗當選為副主席，通過了以五星紅旗為國旗。
1954年1月2日，毛澤東在杭州會見蘇聯部長會議副主席捷沃西安和蘇聯駐華大會尤金時，談到秦滅楚的歷史故事，說中國可能要出亂子。暗示高崗、饒漱石的反黨活動可能對黨和國家的穩定和團結構成威脅。
蘇聯有關檔案解密後，使我們對毛澤東的談話有了更多的了解。尤金回憶說：「談到中共內部情況時，毛澤東說最近出現了一些不健康的現象。有某些人想挑撥政治局委員之間的關係，有人想對某些政治局委員的偶然失誤與錯誤找出規律，從而貶損他們。毛澤東說，我們現在還在研究這問題，始終牢記黨員的團結是解決它面臨問題的關鍵。中央現正就黨的團結一致制定專門文件。這個文件不會公開發表。在今後兩三個星期內即可完成這個文件。毛說在完成這個文件後，他會下令向我通報其內容。 」 2月1日，楊尚昆向尤金提交了關於黨的團結問題的文件，這份文件將在中共七屆四中全會上討論，並形成決議。第二天，劉少奇和周恩來向尤金做了詳細通報，點了高崗的名，相當詳盡地談到事件經過：高崗的罪名是派性，有野心，過分抬高自己在中共黨史上的軍事統帥地位，誣衊劉少奇等；高可能承認錯誤，但可能不是真誠的，也可能以自殺威脅黨。周恩來還說「貝利亞事件迫使我們特別注意在黨內提高警惕」，並將高崗事件與貝利亞事件相提並論。 2月13日，即在全會結束後幾天，劉少奇和周恩來又向尤金做了一次高崗問題的通報。他們說高的問題比饒的問題嚴重，因為他沒有真誠悔改之意，並仍以自殺相威脅。高承認想推翻劉少奇，但聲稱他並無意佔據僅次於毛的位置。作為悔過的姿態，他表示準備離開領導崗位，成為普通公民。但是黨認為高沒有做認真的坦白，必須再開一次會給他機會承認錯誤。 幾周後，毛澤東再次與尤金會面。一開始，毛澤東否認外國傳說他在杭州期間病重，將為高崗所取代。然後他講述了批判高崗的原因。尤金回憶說： 「毛繼續按照他談到高崗時的思路說，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以來，他感到黨內黨外都有什麼不對勁。有一種地震正在發生的感覺，一會兒這裡有震感，一會兒那裡有震感，但就是說不出震中在哪裡。去年6、7月這種感覺特別明顯，那時中共中央正在召開有關金融和經濟事務的會議。然後自7月到12月，越來越明顯感覺黨內有兩個中心，一個是中央委員會，另一個看不見，在地下。在黨內，這種震感特別強烈。12月24日以後，在政治局討論這個問題後，許多問題澄清了。我們現在知道這種震動來自哪裡，但這並不是說，在別的地方不會發生地震。 」 毛澤東對尤金談到，高不僅是個陰謀家，還有別的理由使他不信任高：「在個人生活上，高崗是個荒淫的人，他有許多女人，現已明確其中有些人是敵對分子。現在中央正設法多方明確高崗是否與帝國主義分子有聯繫。 」 毛澤東在下面的談話裡，隱約指摘了蘇聯。尤金憶道：「毛澤東繼續說，高崗因貝利亞事件飛赴莫斯科，回來後變得異常活躍。特別發人深省的是他從莫斯科回來後，從不對人談到蘇共決議中的兩條極為重要的段落，即宣傳個人崇拜的危害和黨的集體領導的必要性。有特別意義的是，高崗從莫斯科回來後，沒有回家，立刻去各省黨的工作者因公來京下榻的北京飯店，開始對他們做工作。……毛察覺到高崗與科瓦廖夫（蘇聯在華總顧問）之間建立了友誼。他問我，你是否看過科瓦廖夫寫給史達林的信。我回答說，我沒有見到信，但史達林同志對我談起過這封信。毛說他有這封信，可以給你看。在這封信裡，高崗等於說在中共中央裡，除了高崗外，沒有一個同志是好的。高崗對科瓦廖夫說中央有些同志可以定為親美，而其他人則是反蘇。 」 毛澤東的話傳達了一個意思，那就是今後不會容忍對黨的不忠誠，也不希望蘇聯再幹預中國的事務。 雖然高崗於1954年8月自殺，10月，赫魯雪夫到北京去改善中蘇關係。但在1955年3月毛澤東與尤金談話時又談到高崗。尤金報告說：「在這時，毛提出高崗可能與貝利亞之間有陰謀，貝利亞的代表到東北會見了高崗，但高崗沒有向中共中央報告。毛同志說高崗可能通過貝利亞與英國人有聯繫，他當時正在認真地研究這問題。 」 兩個月後，毛澤東與尤金再次提到高崗的私生活和與蘇聯的關係：「高崗是沒有道德的人，想要奪權……他說他接近一個神秘人物張門遠（音譯），使張成為他自己與蘇駐瀋陽總領事之間的聯繫人。 」 這次談話是5月25日，也是毛澤東與尤金最後一次談到高崗事件。本文摘自《紅牆見證錄：共和國歷史人物留給後世的真相》，當代中國出版社，來源：人民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