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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易研究局出品——如何更快樂
你快樂嗎？如何才能做一個快樂的人？金錢和快樂一定成正比嗎？快樂的影響因素有哪些？網易研究局邀請長期從事快樂研究的全球知名華裔經濟學家、復旦大學經濟學院特聘講座教授、澳大利亞社會科學院院士黃有光解讀快樂的秘密。
NO.049 如何比較不同人的快樂高低？
我們上次提到通過對大腦的觀察，以及連接不同人的大腦，可以進行快樂的人際比較。即使是在這種高科技發達之前，快樂的人際比較就已經是可能的。不但是原則上可能，實際上也是可能的，雖然還有很多困難。不但是實際上可能的，也是實際上在進行中的,雖然不是完善的。
實際上，每個人，包括那些認為快樂與效用在原則上就是不能夠進行人際比較的經濟學者，都在日常生活上進行快樂與效用的人際比較！當我們說，張三比李四幸福時；或者說某人天生憂愁善感時；當我們決定是要到夫人喜歡的越南餐館或先生喜歡的泰國餐館時，等等，我們都經常作快樂與效用的人際比較，雖然這種比較未必完全準確，但也不是完全沒有任何可靠性。
尤其是現在選擇，將來才會出現結果的選項，很難確定快樂或偏好的程度或偏好差異的程度應該是多少。然而，這是信息不足的問題，不是效用的序數性或基數性的問題。例如，筆者也經常很難確定，上課與給分數時，是應該對學生嚴格一些，使學生誠惶誠恐地用功多讀書，以提高全世界都一樣在快速下降的大學生水平（這主要是因為讀大學的比例，從本科生到博士生，都在快速上升），還是應該放鬆一些，減輕學生的負擔。因此，連偏好的排序都很難確定。又如，如果兩個杯子的形狀不同，杯中的水量相差不超過一成，我們用肉眼也很難分辨出哪一個杯子的水比較多。然而，這困難並不表示，水的體積不是基數可量的。同樣的，我們對不同選項的偏好、效用或快樂的衡量或比較的困難，並不表示快樂或效用不是基數可量和人際可比的。
考慮下述三個選項：
甲，現狀；
乙，現狀加上被普通一隻小螞蟻咬一口；
丙，現狀加上整個人被拋進沸滾的水池裡。
如果效用只是序數的，則你只能夠說，甲比乙好，乙比丙好；你並不能說，乙比丙好的程度（不論是以效用計或以快樂計）大於甲比乙好的程度。然而，我可以斬釘截鐵地說，在我的情形，乙比丙好的程度至少數以百萬倍地大於甲比乙好的程度。而且，雖然我不是你，我也能夠99.99%確信，在你的情形，乙比丙好的程度至少數以萬倍地大於甲比乙好的程度。更進一步，我也能夠99%確信，在我的情形，乙比丙好的程度至少數以千倍地大於在你的情形，甲比乙好的程度。
對，這是快樂或效用的人際比較，是經濟學大師Robbins教授認為是非科學的價值判斷。然而筆者上述基數效用與人際快樂的比較，卻是牢固地基於基本進化生物學原理的。被普通一隻小螞蟻咬一口，對一個正常的人的生存與傳宗接代的能力的影響，是微乎其微的。因此，其所造成的痛苦，也是微小的。被拋進沸滾的水池裡，很可能使那人死亡。因此，其所造成的痛苦，是巨大無比的，那人也必定會儘量避免。因此，乙與丙之間的快樂和偏好的差異，至少應該是甲與乙之間的差異的幾萬倍，甚至是幾百萬倍或更多。快樂肯定是基數可量的！
對，人際之間可能有相當大的差異，然而幾乎可以肯定不會是幾百幾千倍。因此，我也能夠99%確信，在我的情形，乙比丙好的程度至少數以千倍地大於在你的情形，甲比乙好的程度。快樂也是人際可比的！
不過，現在人們所用的快樂指數的可比性，也還不是很高。可能你對自己的快樂打七分，我對自己的快樂打九分，但實際上可能你比我更快樂。有方法可以克服快樂指數的人際不可比性。埃奇沃思（Edgeworth 1881）認為，最小剛好可以感知的快樂量，是人人一樣的，並認為這是不可證明，但顯而易見的公理。我（Ng 1975）用更加非接受不可的公理，於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把埃奇沃思的公理，證明為一個定理，並且進一步證明，社會應該最大化的是所有人的快樂的等權總和（效用主義的總和定理）。
在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我（Ng 1996）用上述最小可感知的快樂為單位,得出人際、時際與國際可比的快樂衡量法, 應該有助於進一步提高快樂衡量的可靠性與可比性。周海歐（Zhou 2012）把這方法和Kahneman的每日重組的方法結合。這方法比較複雜。筆者建議國家統計局採用雙重方法，對人數多的大樣本用傳統的簡單方法，再從大樣本中抽取小樣本，用人際可比的複雜方法，再比較兩種樣本的結果，就能用較小成本，得出人際可比的快樂指數。
除了人際比較的問題或困難，影響快樂的衡量的另外一個問題是，很多人認為不同的快樂有高低之分，因此，不能用單一的維度來衡量快樂。不錯，吃好吃的食物的快樂，和看美麗風景或美女的快樂是很不同的。但它們是可以用單一的維度來衡量的。痛苦或快樂的大小，受感受的強度、感受的時間長度、和感受的人數的影響。不過，這些維度都是可以積分成為單一維度的總量的。
很多人也認為，不同的快樂不但有感受上的不同，也有品質上的高低，因此對單一維度的衡量有保留。例如，在《喜馬拉雅》我的音頻課的一個活動，有一位聽眾問，『為什麼我們常常覺得精神上的快樂，比物質上的快樂高級呢？』我認為快樂本身，只有剛才說的強度等不同，沒有高低級的分別。人們認為精神上的快樂，比物質上的快樂高級的原因大致包括，
第一，許多物質上的快樂比較容易獲得，不必長時間的學習；我們以前說過，吃冰激凌人人從小就會，而欣賞詩詞需要學習，而且多欣賞後，會加強以後的欣賞能力與從而獲得的快樂量。
第二，物質上的快樂也比較容易被過分享受，而造成對健康與長期快樂的負面影響，甚至危及他人。例如吃得太胖，是全世界多數國家都有的問題。再如，喝酒太多，不但傷身，而且如果酒後駕車，很可能會產生交通事故。
第三，精神上的快樂往往牽涉對他者快樂的貢獻。不論是因為幫助他人而有精神上的快樂，還是自己的學業或事業上的成就，通常都會在當時或以後對他人有利。
由於上述原因，人們認為精神上的快樂，比物質上的快樂高級。但如果不考慮對將來與他者的影響，那快樂本身，不論是物質上的，還是精神上的，給定強度與時間，是有一樣的價值的。
為何不同的快樂能夠相互比較而能夠用單一維度來衡量呢？每個人對他自己的不同快樂，能夠這樣比較與衡量，才能夠使我們大致正確的決定，是要去追殺那隻小動物，把它吃掉；還是去追那位女孩子，跟她上床呢？如果你肚子餓，就會認為吃小動物比較重要；如果你吃飽了，就會去追女孩子。是所謂，飽暖則思淫。（詳見Ng 2015.）
我們以後的幾次文章，可能會討論偏好、快樂和生活滿意度的異同。讀者們，你們可以先想想，它們之間有哪些共同點和不同點呢？
附錄
前兩三星期的一篇關於鑽石性物品的文章，我們談到筆者證明對純鑽石性物品徵稅沒有任何消費者與生產者剩餘的損失，因此應該徵收很高的稅率，但證明假定供給曲線是水平的。在供給曲線是向上的情形，會有一些生產者剩餘的損失，是否稅率就不應該很高呢？答案是，稅率還是應該很高。原因是，在絕大多數供給曲線的高度是正的情形（任何產量的單位成本都是正的），減少產量還是會節省不必要的生產成本。生產者剩餘的損失幅度小於稅額的增加。
文獻
EDGEWORTH,F. Y. (1881). Mathematical Psychics. London: Kegan Paul.
NG,Yew-Kwang (1975). Bentham or Bergson? Finite sensibility, utility functions andsocial welfare functions.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42(4): 545-569.
NG,Yew-Kwang (1996). Happiness surveys: Some comparability issues and anexploratory survey based on just perceivable increments. Social IndicatorsResearch, 38(1): 1–29.
NG,Yew-Kwang (2015). Someconceptual and methodological issues on happiness: Lessons from evolutionary biology, Singapore Economic Review, 2015, 60(4).
ROBBINS, Lionel (1932).An Essay on the Nature and Significance of Economic Science,London: Macmillan.
ROBBINS, Lionel (1938). Interpersonal comparison ofutility: a comment.Economic Journal,48:635-41.
ZHOU,Haiou (2012). A new framework of happiness survey and evaluation of nationalwellbeing.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108(3): 491-507.
往期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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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有光簡介：
Monash大學榮休教授、復旦大學經濟學院特聘講座教授、澳大利亞社會科學院院士、牛津大學Global Priorities Institute諮詢委員。
1942年出生於馬來西亞。1966年獲新加坡南洋大學（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經濟學學士學位，1971年獲雪梨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1974年至1985年在澳大利亞Monash大學任副教授（Reader），1985-2012年任講座教授（personal chair）, 2013年後成為終身榮譽教授（Emeritus Professor）。於1980年被選為澳大利亞社會科學院院士，於1986年被選入Who’s Who in Economics: A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Major Economists 1700-1986的十名澳大利亞學者與全球十名華裔學者之一, 於2007年獲得澳大利亞經濟學會最高榮譽—傑出學者（Distinguished Fellow）。受邀請於2018年到牛津大學作第一屆Atkinson Memorial Le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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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來源：網易研究局 責任編輯： 趙雪凝_NBJS128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