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社會學視角中的「文化自信」

文化社會學視角中的「文化自信」

2018年10月10日 08:21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周怡

字號

內容摘要：2014年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提出「文化自信」概念以來，理論界就此做了諸多探討。但關於文化的意涵，多數人認為其是相對於經濟、政治和社會而言的人類全部精神活動及其產品。面對這樣寬泛的界定，社會學尤其文化社會學有其獨特的見解。

關鍵詞：

作者簡介：

　　自2014年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提出「文化自信」概念以來，理論界就此做了諸多探討。但關於文化的意涵，多數人認為其是相對於經濟、政治和社會而言的人類全部精神活動及其產品。面對這樣寬泛的界定，社會學尤其文化社會學有其獨特的見解。

　　尋找文化自信的理據

　　文化社會學有兩大傳統：一是來自韋伯，二是源於涂爾幹。韋伯在個體行動者層面關注有意義的行動，認為文化即為理念，理念型利益會對人的行動起「扳道夫」作用。也就是說，業已內化的觀念、價值觀等（理念）將對人的行動產生支配，體現「由內而外」（inside out）的文化力量。與此不同，涂爾幹認為文化由「集體表徵」構成。集體表徵並非個體或團體在追逐利益中發展的理念，而是組成社會群體的一種共享標誌，具有公共性，如圖騰符號、儀式象徵、集體意識和道德規範。它們外在於人，讓不同個體自覺歸順於集體，形成集體生活，從而彰顯「由外而內」（outside in）的文化權力。

　　格爾茨（Clifford Geertz）的文化分析秉承涂爾幹傳統，認為文化分析是意義的解釋，意義具有公共性，社會共享的意義才構成文化。斯維德勒（Ann Swidler）援此將符碼（code）、語境（context）和制度（institution）定義為「由外而內」影響或制約行動的文化權力。其中的道理在：人不可能離群索居，人要成為「群」或「社會」之人，就必須共享或一致認可某些東西；這些共享之物歸根結底是文化的（如符碼、語境和制度），表現為文化權力。文化權力因民族、國家而異，形成文化邊界及差異性文化。在全球化進程中，國家或民族的「文化自信」必定依賴其文化權力。反之，一旦文化自信的基礎在文化權力，人們就可以在文化權力的運作及其資源稟賦中讀懂或彰顯文化自信。顯然，較之西方國家倡導個體主義的倫理環境來說，在以集體取向為主導的社會主義中國，象徵意義公共性的文化權力更容易實現，因此更能凸顯自身的文化自信。以下，本文分別討論三個「由外而內」的文化權力概念，以求為理解新時代倡導的文化自信尋找可能的理據。

　　符碼經由公共性產生效力

　　在社會學視野中，作為文化研究重要分析工具的符碼，意指那些根深蒂固、不易逃避而定義各種可能性關係的一種表達。比如，情人節送玫瑰花相當於提供了一個贈送者與接收者之間具有愛情關係的符碼。也就是說，玫瑰花的價值是將他們間的關係重要性緊密聯繫起來。不送，並不只是關乎贈送者自己的意願，而是在眾人眼裡被理解或標誌為某人不重視接收者。這樣一來，即使贈送者內心並不想送，也可能會在壓力下不得不送。行動並非取決於個人內在的觀念，而是涉及對行為所隱含的公共意義的認知問題，涉及人們是否順從這類符碼體系的問題。

　　公共意義的符碼其實對每一社會成員都或多或少具有外在而無形的制約作用，表現為日常生活中的文化權力。通常，社會生活會充滿各種符碼，有時候分散或淺顯，有時候具有爭議或頗具政治性。以情人節為例，當商家試圖通過情人節來增加生意，一年營造出「七夕」「2·14」兩個情人節時，人們會質疑這種宣傳背後隱藏著的謊言而不去購買。但是，如果一個國家的所有媒體連續幾周都在為這兩個情人節大造聲勢，這時，那些重視家庭的丈夫就會送鮮花或在那天擇機慶賀，否則，他會感到不安。在中國類似的例子很多：春節，眼望浩浩蕩蕩的「回家」大軍，人們知道這是家族家庭團聚關係的表徵；清明作為符碼，讓不同輩分、不同世代的人在祭掃的靜默中有了親密關係的對話。同樣，誰沒有「回家」、誰沒參加「掃墓」，被眾人定義為蔑視親密關係的標誌，他或她的心都會緊縮，被孤寂或深深的內疚籠罩。符碼能夠也完全是經由公共性或曰集體共享性產生效力的；公共性範圍越大，效力越強，表明文化權力越強。可以想見，一旦文化握有至高無上的權力，文化本身的自信便會昭然若揭。

作者簡介

姓名：周怡 工作單位：復旦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學院社會學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