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2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氣候雄心峰會上通過視頻發表題為《繼往開來，開啟全球應對氣候變化新徵程》的重要講話，宣布中國國家自主貢獻一系列新舉措。
在今年9月作出「力爭2030年前二氧化碳排放達到峰值，努力爭取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承諾的基礎上，習近平進一步宣布：到2030年，中國單位國內生產總值二氧化碳排放將比2005年下降65%以上，非化石能源佔一次能源消費比重將達到25%左右，森林蓄積量將比2005年增加60億立方米，風電、太陽能發電總裝機容量將達到12億千瓦以上。
能源基金會執行長兼中國區總裁鄒驥表示，2060年碳中和的宏偉構想正在傳導至具體領域的具體指標和不同的時間節點上。這項宏偉工程的藍圖正在全面展開，緊密融入中國現代化之路的全過程。
《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提出，到2035年，廣泛形成綠色生產生活方式，碳排放達峰後穩中有降，生態環境根本好轉，美麗中國建設目標基本實現。
「2030碳達峰，2060碳中和」的承諾，既為中國的綠色發展注入新的動力，同時要實現這兩個目標，中國有必要採取新的行動，而「十四五」的新開局顯得尤為關鍵。
近日，能源基金會發布的《中國碳中和綜合報告2020》指出，2060年碳中和願景的實現頗具挑戰性，需要中國在制定強勁的長期戰略的同時，有效識別電力、建築、工業、交通、農業、林業和土地利用等關鍵部門的近期行動，從政策、金融和技術等多角度實現跨行業合作。
需儘快完善減排政策體系
要實現「2030碳達峰，2060碳中和」的宏偉目標，難題是什麼？
構建系統的政策體系是一個重要的方面。在上述《中國碳中和綜合報告2020》的發布會上，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資源與環境政策研究所所長高世楫指出，歐洲經過30多年時間才形成系統減排的社會共識和完善的政策體系，可能沒有那麼長的時間留給中國來進行探索和試錯，因此儘快完善碳減排制度和政策體系的壓力巨大。
「減排的政策制度體系不能一蹴而就，要循序漸進地推進和完善，但綠色發展和減排的制度和政策體系完善的速度需加快。」高世楫表示。
生態環境部應對氣候變化司司長李高在今年9月的一場應對氣候變化政策吹風會上介紹，下一步還要求全國各地提出碳排放達峰目標，應對氣候變化要打持久戰，在應對氣候變化的體制、機制建設上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
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劉世錦建議，圍繞著「2030碳達峰，2060碳中和」兩個目標，下一步要有一個長期的路線圖。「十四五」期間，在每個季度公布GDP指標時，同時公布單位GDP產出的碳排放強度。
劉世錦認為，只有這樣，綠色發展的指標才會成為經常性的、管用的指標。
劉世錦還指出，過去講綠色發展，可能比較多的是關注環境保護、汙染防治等概念，這些概念是對的，但是比較窄。下一步應該有一個更寬的定義，綠色發展實際上包括了綠色消費、綠色生產、綠色流通、綠色創新、綠色投資等完整的綠色經濟體系。在這樣的綠色經濟體系中，我們下一步所有的創新都應該是綠色的。
能源基金會執行長兼中國區總裁鄒驥在接受21世紀經濟報導記者採訪時表示，公布單位GDP的碳排放強度指標當然是好事，但它可能更多只是解決了監測和披露的問題。構建政策體系，特別重要的一個問題在於，建立起碳總量的目標，並將其分解到各省各市，各行各業。
他還提出，作為政策體系基礎的一個方面是加速基礎設施的建設，即建立碳排放監測核算、報告、核查體系，使得碳排放的信息能夠測量、監測、統計以及核查。
不同的受訪人士都提到了碳市場建設的重要性。從2013年起，中國已陸續在北京、重慶、上海、天津、深圳五個城市以及廣東、湖北和福建三個省份相繼啟動碳市場試點。李高在9月的政策吹風會上指出，這些地方的試點成效為全國碳排放交易市場建設積累了經驗，「十四五」時期將會大力推動全國碳排放交易市場建設。
「可能整個政策體系的建立需要經歷10年、20年的時間，這是一個長期的過程，但現在就要開始抓緊建設。我們距離2060年實現碳中和的目標還有40年的時間，跨越了8個五年規劃，每一個五年規劃都不能放鬆。」鄒驥表示。
地方要抑制高能耗產業擴張
在頂層設計之外，如何實現減排？
高世楫介紹，根據他們的測算，減排措施中貢獻最大的還是產業結構調整，調整產業結構對減排貢獻率是92%；清潔能源加速發展對減排的貢獻率大概為8%。
清華大學氣候變化與可持續發展研究院學術委員會主任、清華大學原常務副校長何建坤表示，「十四五」期間，必須要抑制高耗能產業的擴張，這些高耗能產業本身已經存在產品飽和的問題，再增加投資，將來有重複建設、產能過剩的風險。
何建坤強調，每個地區最核心的是領導和政府要轉變發展觀念，要把實現碳達峰、碳中和目標導向下的低碳發展路徑作為長期的發展目標，堅定不移來推進經濟結構的調整和產業轉型升級。
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銀湖新能源戰略研究中心執行主任劉宇向記者表示，與以前「騰籠換鳥」不一樣的是，現在我們面臨的並不是產業轉移的問題，將高能耗的產業轉移到相對落後的地方，而是整體的產業轉型升級。
而對於不同發展水平的地區而言，面臨的挑戰也將不一樣。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資源與環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長李佐軍向21世紀經濟報導記者表示，全國的減排目標會分解到各地，而各地的資源稟賦結構、產業基礎、發展階段不一樣，這導致有的地區壓力會更大。對於煤炭依賴程度較高、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落後的地區而言，受制於當地的人才、資金、技術等約束，可能很難在短期內找到接續或替代產業。所以，針對不同的地區，今後還是要提出不同的減排要求，照顧到一些特殊地區的特殊困難。
鄒驥向記者介紹，過去發達經濟體一般是在人均GDP為2萬到2.5萬美元的時候實現碳達峰，現在有了新的技術革命成果，並且中國有自己的制度優勢，有自覺的綠色發展理念，中國完全有理由在更低的人均GDP水平上實現碳達峰。
2019年，中國內地人均GDP超過2萬美元的城市已經達到14個，它們將可能率先實現碳達峰。鄒驥同時表示，經濟發展相對落後的地區，也可能探索抓住碳達峰的彎道超車機遇，比如青海，未來可能就是靠清潔能源輸出來支撐經濟。
這也一定程度意味著，在低碳轉型的過程中，區域之間的產業有可能出現洗牌的機會，相對落後地區在實現碳達峰目標彎道超車的同時，也實現經濟競爭力的彎道超車，但這並非易事。
鄒驥指出，未來發展的新動能在哪裡？我認為是在綠色低碳方面，在能源的轉型，數字經濟和傳統產業的融合，新型城鎮化等方面。所以在尋找新的增長點的時候，地方政府可能要把注意力集中在這些地方，而不是再重複「我有審批權了，再批兩個煤電廠」，這是錯誤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