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6日，聯合國世界糧食署執行主任戴維·M·比斯利在《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發表《迫在眉睫的飢餓大流行》一文認為，新冠病毒正將數百萬人推向飢餓。
比斯利寫道，新型冠狀病毒已經讓公共衛生系統不堪重負，並給世界各地的經濟帶來了衝擊。現在，它也將引發一場全球飢餓危機。在與貧窮和飢餓的鬥爭取得幾十年的進展之後，這一流行病造成的失業、供應鏈中斷和其他經濟混亂有可能將數百萬人從糧食安全推向糧食不安全，並走向徹底的飢餓。國際機構及其會員國必須採取果斷行動防止這種結果。否則，它們就有可能開啟一個代價高昂、混亂不堪、飢餓和貧困加劇的時代。
新冠疫情以來，聯合國方面頻繁呼籲警惕大規模的飢餓危機。4月初，德國《世界報》援引世界糧食計劃署柏林辦事處發言人魯埃舍的話報導稱，該組織擔心新冠病毒疫情大流行將引發大規模饑荒。4月21日，世界糧食計劃署在聯合國安理會發言中警告稱，全世界每天有8.21億人在挨餓，其中1.35億人正走向飢餓的邊緣。而新冠疫情將把額外1.3億人推向飢餓的境地。最壞的情況下可能會看到30多個國家出現饑荒。
5月12日，世界糧食計劃署首席經濟學家阿里夫·海珊（Arif Hussein）接受《紐約客》（New Yorker）電話採訪時表示，近年來全球飢餓狀況每況愈下，2016年飢餓人口僅為8000萬，到2019年底達1.35億，激增了近70%。戰爭與衝突、氣候衝擊、經濟不穩定以及三者的共同作用助推了這一困境，而COVID-19讓本就糟糕的狀況雪上加霜。
海珊表示，我們有足夠的全球糧食儲備來養活每個人。問題在於這些大宗商品的流動，在於我們如何把食物從產地運到需要它的地方。在人道主義領域，問題在於我們是否有足夠的財政資源來做到這一點？他認為，商業供應鏈必須發揮作用，因為它們是世界經濟的命脈，如果出於任何原因商業供應鏈無法運作，人道主義供應鏈也無法運作。
新冠疫情暴露了全球供應鏈的問題。海珊認為，通過封鎖抗擊疫情是一件好事，但前提是政府在進行封鎖的同時，必須確保能夠幫助處於封鎖狀態的人口。只有這樣，人們才不必在忍受飢餓和冒險外出謀生之間做出艱難的抉擇。另外，各國政府應該走到一起，共同保障生x存必需品的供應鏈穩定。經驗一次又一次的表明，出口禁令、進口補貼之類的事情發揮的作用往往適得其反，在這個相互聯繫的世界裡，讓你的鄰居挨餓從來都不是好政策，因為你依賴他們。因此，在現在的全球範圍內的各國政府需要協調的政策。最後，同樣至關重要的是保障非洲農業中心的生產。如果農民不能到田間收割或播種，或者種子或化肥運不進來，如果生產受到影響，那意味著儘管我們現在有足夠的糧食儲備，但明年它將造成實際的短缺。
而在6月16日《外交事務》的文章中，比斯利補充道，由於COVID-19大流行加劇了現有危機，到今年年底，除了遭受嚴重飢餓的人口可能幾乎翻倍，根據全球改善營養聯盟的估計，另外3億人將由於飲食中缺乏足夠的維生素和礦物質而營養不良。
比斯利認為，新冠疫情擾亂了全球經濟和各國經濟，最嚴重的破壞將發生在最不具備應對大流行病後果能力的低收入國家，如飽受戰爭蹂躪的葉門和敘利亞、遭受極端氣候的阿富汗和剛果民主共和國。但是，那些在疫情爆發前自詡具有活力、經濟不斷增長的國家也開始感受到嚴重的痛苦。受影響最嚴重的是那些依賴原材料出口的國家，如奈及利亞、南蘇丹和尚比亞；那些依賴旅遊業的國家，如甘比亞和約旦；還有一些國家，如海地和尼泊爾，移民寄回家的匯款在國內生產總值中佔很大比例，國家封鎖已經削減了這些部門許多勞工的收入，而擴大限制將造成更大的損害，尤其是如果這些限制沒有伴隨著社會安全網的擴大。
比斯利引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預測稱，2020年全球經濟增長率將下降2.8%，而2009年金融危機期間的增長率為0.1%。全球經濟如此大規模的收縮將對世界各地的窮人造成損害。聯合國世界發展經濟研究所指出，GDP下降5%將使8500萬人陷入極端貧困（即每天生活費低於1.9美元），不可避免地會導致更多的糧食安全和飢餓。下降10%將使1.8億人陷入極端貧困。
比斯利認為，饑荒通常不是由於糧食短缺，而是由於惡性通脹導致的價格飆升或供應鏈崩潰，導致某些地區無法獲得糧食。這一流行病破壞了國家之間和國家內部的糧食和其他重要商品供應鏈。即便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供應鏈還在不斷發展，但是現在，把一個國家生產的東西運到另一個國家並不容易。這對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區來說可能是毀滅性的，他們每年從世界各地進口大約4000萬噸穀物，以填補當地糧食生產的缺口。
在短期內，人道主義者最憂慮的是如何把食物送到那些面臨飢餓危險的人手中，在包括敘利亞、葉門和剛果民主共和國在內的10個國家中，每個國家都有超過100萬人處於飢餓的邊緣。從長期來看，這一流行病可能導致多達35個國家出現饑荒，包括阿富汗、中非共和國和海地。
近1億人已經得到了世界糧食計劃署的幫助，其中大約3千萬依靠世界糧食計劃署生存。該機構的分析人士擔心，如果沒有這些援助，在接下來的三個月裡，全世界每天將有30萬人餓死，其中大部分是在飽受戰爭蹂躪的國家。
和衝突一樣，糧食危機會滋生不穩定。難民越過邊境，在某些情況下，將本已脆弱的地區變成潛在的引爆點。該機構的研究顯示，在一個特定的國家，飢餓人口每增加1%，就會有2%的人口移居國外。
自二戰以來，世界還沒有經歷過如此規模的全球危機。幾千萬生命危在旦夕。這一流行病有可能破壞幾十年來取得的進展，這些進展使數百萬人擺脫了極端貧困。發達國家中有許多已經通過數萬億美元的刺激計劃提振了本國經濟，它們能夠而且應該做得更多。但是，援助應該來自更多的地方，而不僅僅是國際組織通常的頂級捐助者。例如，國際貸款機構應與發展中國家合作，在危機期間和危機之後強化衛生、教育和其他社會安全網。在這些發展中國家，數以百萬計辛勤工作的小企業經營者——旅館經營者、店主、導遊和計程車司機——已經完全失去了生計和養家的能力。
這些國家的政府可以在一些援助下注入現金，以幫助家庭度過危機。例如，世界糧食計劃署正在與蘇丹過渡政府合作，幫助加強其家庭支助方案，以保護有可能陷入赤貧的人。
防止飢餓大流行並幫助消除貧困和飢餓，不僅需要對社會保護進行公共投資，還需要私營企業通過直接投資和農業等部門的公私夥伴關係採取更大行動。世界糧食計劃署、聯合國糧農組織和聯合國國際農業發展基金的一項聯合研究計算出，每年增加2650億美元的投資——僅佔世界預期收入的0.3%——就可以在2030年前消除貧困和飢餓。這似乎是一筆巨款，但富裕國家、機構和個人都有能力動員起來。
比斯利最後寫道，COVID-19大流行可能導致飢餓人數急劇上升，這令人憂慮甚至恐懼，但他仍然保持樂觀。他經常不得不呼籲世界領導人支持世界糧食計劃署的使命，而他們通常會加緊提供幫助。例如，在過去三年裡，美國的捐款從每年不到20億美元增加到每年30億美元以上。世界糧食計劃署迫切需要這種慷慨，以及支持人道主義事業的納稅人和捐助者的慷慨。近幾十年來，在消除貧困和飢餓方面取得的成就來之不易，現在不容放棄。
日本街頭的「黑命攸關」與首相的「痛感責任」非裔美國人喬治·弗洛伊德之死引發的反種族歧視運動除了在美國引發動蕩之外，全球多地也有民眾響應這場大規模的示威。在剛剛複賽的英格蘭足球超級聯賽，許多球隊的球員們不僅單膝跪地，表達對種族主義的抗議，他們的球衣背後的姓名也改成了「黑命攸關」（Black Lives Matter）。《外交事務》的一篇評論文章就認為，弗洛伊德之死及隨後的大規模抗議運動已經蔓延到全球各地，並迫使當權者們審視並改革現有制度，以更好地對抗根深蒂固的種族主義。在紐西蘭、英國和比利時等國，對殖民時代的清算也一應出現。
在一向對多項政治議題都頗為「冷感」的日本，弗洛伊德之死卻也同樣引發了規模不小的抗議。早在六月初，東京和大阪等地就出現了反種族主義的抗議活動。儘管日本警方事後報告稱遭遇暴力執法的庫德男子是由於不配合警察，拒絕出示駕駛證明並將車輛開走，但視頻資料顯示該男子的確遭到了警察的拳打腳踢。
儘管在東京街頭的抗議起於外來移民對於警察對當地庫德人執法粗暴的不滿，但這股勢力似乎很快和國際上如火如荼的黑命攸關抗議合流，形成當下反種族主義抗議行動的又一股力量。
據《日本時報》（Japan Times）報導，參與早先一輪示威的日本民眾表示，在日本，「種族主義是每個人都要共同面對的問題。」在大阪，還有日本民眾舉著標語牌，上書「黃種人也支持『黑命攸關』」。而除了聲援庫德男子的示威之外，另一波遊行則更為直接地響應了「黑命攸關」運動，一些在日非裔美國人表示，他們擔心由於自己的膚色而遭到身邊人的區別對待，因而選擇不再躲在電腦屏幕背後，走上街頭髮出自己的聲音。
這場運動並沒有在六月初的周末抗議之後便在日本銷聲匿跡。6月14日，「黑命攸關」繼續在日本延燒。據日本共同社報導，在東京街頭，超過1000名群眾繼續發動示威，聲援這場運動。在東京的代代木公園，以年輕人和外國居民為主的示威人群聚集在一起，表達了對種族主義的憤慨。一位居住在橫濱的示威者表示，這場運動對日本人來說似乎是純粹的隔岸觀火，但自己不希望看到這場運動僅僅變成是「對受害者的憐憫」。
在最新一輪示威之前，日本的NHK也捲入了「黑命攸關」的風波中。這家權威媒體此前在網絡上發布了一段動畫視頻，主角是一位「典型的」非裔男子，他向觀眾解釋這場運動起因是貧富分化。但很快這則視頻就收到了許多批評，一些網民表示視頻並沒有解釋弗洛伊德之死背後真正的社會根源，即長期存在的種族歧視，反而模糊了焦點，用貧富分化來解釋這一系列抗議運動。日本網球運動員大阪娜奧美隨即在推特上回擊這則視頻，美國駐日大使館也對NHK表示異議。最終NHK刪除了這則視頻並公開道歉，強調人權是該機構一向強調並堅持的準則。
街頭抗議四起，而剛剛從新冠疫情封鎖狀態中逐步恢復正常的日本，其政壇也多了不少焦點話題。此前，安倍晉三首相的防疫政策雖然沒有像美國那樣使得疫情在本國惡化，但安倍晉三發放的布口罩一度成為網絡上熱議、諷刺的對象。而就在上個月，雖然舉國大體處於疫情封鎖期間，但安倍的親信、時任東京檢察廳黑川弘務卻聚眾賭博，與他一起違反當局規定並參與賭博的還有日本媒體《產經新聞》的記者們，黑川最終也因此引咎辭職。此前為了黑川能夠繼續在任，安倍晉三甚至為提高檢察官退休年齡一事大開綠燈。但疫情期間黑川引發的輿論騷動，也讓安倍晉三成為眾矢之的。
安倍晉三的民調由於疫情和政壇醜聞等原因日趨低迷，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6月18日，前法務大臣河井克行及其妻河井案裡因賄選被批捕。據報兩人在2019年的參議員選舉中「買票」。據共同社報導，與黑川聚眾賭博一事之後一樣，安倍再度擺低姿態，表示「痛感責任」，並向公眾致歉，但稱河井夫婦賄選案是「正在調查的個別事件」。
然而，首相的低姿態卻引來了更多的批評，因為這種低姿態更像是搪塞責任的敷衍做法而已。安倍第二度擔任首相以來，屬下的官員因為失言和醜聞辭職乃至被捕的不在少數，幾乎每次安倍都會致歉。但共同社引述學者觀點指出，安倍只是致歉，並以此作為承擔責任的唯一行動，卻從來都沒有更加具體的措施，讓不少民眾感到失望。河井夫婦賄選案引發了在野黨對於安倍政府的一直討伐，但鑑於自民黨的獨大地位，即便安倍民望走低，在野黨也難以撼動執政黨的地位。
事實上，從街頭的「黑命攸關」抗議以及社交媒體上對於黑川一事的強烈反彈，日本民眾似乎不再對政治議題冷漠以待——儘管動員和參與其中的民眾仍然屬於少數。另一方面，日本當局在對待熱點政治議題時仍然以冷處理的方式對待，這既可以看出當局並不需要做出積極應對來回應民意，但也可能是因為安倍晉三漫長的第二任期使得整個政權的運轉已經陷入惰性主導的傲慢之中——黑川和河井等人這種牽涉「政治和金錢」的醜聞並不少見，也很有可能繼續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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