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佳華
靈石人和壽陽人的淵源情誼從現有的資料上可以追溯到清道光年代，這是我和壽陽人郭華榮先生所保存的歷史史料中證實的。
郭華榮，壽陽縣人。1956年7月平定師範畢業後，由中心校校長調任壽陽小報編委。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山西日報喜歡從基層選調有實踐經驗的寫作人員充實報社，郭華榮是以「出手快」和「寫得好」被《山西日報》選中。1964年9月份，時任副總編劉山（後任山西日報總編輯）和晉中記者站負責人，把晉中地委書記王繡錦拉上，專門到壽陽問縣委書記原耀先（1952年3月～1954年3月任靈石縣代縣長、縣長）把提拔為農工部副部長的郭華榮調回山西日報社。
郭華榮調回山西日報社後在晉中記者站工作。郭華榮幾次到靈石採訪，因為我在通訊組，我們便相識了。後來，郭華榮調回記者部，在他的推薦幫助下，我也調回了山西日報，從此，我們之間的來往就更密切了。郭華榮是我尊敬的良師益友。郭華榮喜愛搜集各種歷史史料，正好我也有此愛好，於是就經常談這說那，說著說著就說到了靈石人和壽陽人，誰知就這麼一說，竟從幾百年前扯到了現在——
梁中靖與祁雋藻
梁中靖，字與亭，號秋園，山西靈石夏門村人。清嘉慶六年進士，先後當過浙江道、山東道、京畿道監察御史。
祁雋藻，字叔穎，又字淳甫，避諱改實甫，號春圃。山西壽陽平舒人。清嘉慶十九年進士，由庶吉士授編修，官至體仁閣大學士、太子太保。祁雋藻有著「四朝文臣」、「三代帝師」之稱，橫亙嘉慶、道光、鹹豐和同治四代，輔政為官達46年之久。
梁中靖和祁雋藻同朝為官。
清道光二年（1822年），榆次東陽村趙添和閨女趙二姑被本村浪蕩閻思虎欺負，父女二人到榆次縣衙告狀，縣官呂錫齡因得了閻家好處，不容父女二人聲聲喊冤，便大刑伺候，趙二姑見縣官貪贓枉法，顛倒黑白，便用剪刀扎進自己的脖子裡，血濺公堂，命喪黃泉。
呂錫齡見當堂死下個人，雖慌了手腳，但眉頭一皺，馬上說二姑是趙添和殺死的，吆喝公差，打的趙添和遍體鱗傷，含冤而死。趙二姑的母親柳氏，為替丈夫和女兒申冤，將閻思虎和呂縣官告到太原府，誰知知府也收受了閻家的賄賂，袒護縣官，柳氏又告到省臺、巡撫，誰知也是官官相護，通同作弊，還逼柳氏自認誣告，柳氏毅然頭撞公堂庭柱，血流滿地，回家後也命喪黃泉。
趙添和一家三口人先後含冤屈死，趙添和弟弟趙添中變賣了自己的家產，請人代寫了一紙訴狀，在鄉親們的幫助下進京告狀。
趙添中打聽到當今朝廷裡首屈一指、鐵靣無私的清官就數京畿道監察御史梁中靖，便將狀紙託人遞到梁御史臺下。梁御史看了訴狀，拍案而起，便上書朝廷，請求重新審理此案。道光皇帝命刑部官員稽核。不料，刑部官員也循情枉法，梁御史心中知道，定是有人做了手腳，便離了京城，只帶一個隨從，到山西榆次縣微服私訪，訪得真情。
梁御史回到京城，忙將此案曲折情由寫成一道千言奏章，上奏皇上。道光皇帝覽閱之後，龍顏大怒，當即下旨加封梁中靖為大理寺少卿，命他同刑部、御史臺會審此案。大堂之上，閻思虎自知罪責難逃，便將如何逼奸，如何上下行賄之事一一如實招供，當堂畫押，聽候發落。
道光皇帝在金鑾寶殿之上聽了梁御史的稟奏，翻閱了三堂會審的奏章，見此案審的清，判的明，心中十分高興，當即硃筆御批，下了聖旨：將罪犯閻思虎交大理寺依律問斬！將山西省巡撫、道臺、太原府、榆次縣各級七名受賄貪官統統革職查辦！梁中靖辦案有功，擢升為太僕寺卿！
道光皇帝以此案趁機收買民心，頒旨命為趙二姑在榆次東陽建了一座旌表牌坊，御賜「髫齡赴義千秋節，勁氣回天六月寒」十四個字；又命侍講學士顧蓴撰寫了悼文代祭；還讓自己的老師、山西壽陽的祁雋藻先生寫了《趙烈女辭》記敘這件事，辭中寫道：「給諫梁公中靖，夕削草，朝拜疏，請逮虎下之部……若非照以日月，激以雷電，覆盆之下何由見？守土者可以鑑。籲嗟！梁公真給諫。」一時間，山西榆次趙二姑命案，傳遍京晉，轟動朝野，作為歷史大事，朝廷把他寫進了正史《清史稿》，山西把他寫進了《山西大典》，榆次、靈石也把他寫進了本邑《縣誌》。「山西靈石夏門村，出了個清官梁中靖。梁御史，賽包公，一錘子砸翻七顆印」這首民謠自古流傳！
張友漁與武競天、崔廷獻
張友漁（1899～1992），山西靈石縣人。1923年山西第一師範畢業後，考入北京政法大學。192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長期從事新聞工作，又是著名法學家。曾任《新華日報》社長，中科院法學研究所所長、中科院副院長、四屆全國政協常委等。著作有《報人生涯三十年》、《中國憲政論》等。
武競天（1908～1977），山西壽陽縣人。1924年在太原進山中學讀書，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先後在北平、天津從事黨的地下工作，1936年奔赴延安，曾任中央組織部秘書長，後到晉冀魯豫邊區任指揮部運輸處長，華北人民政府交通部長，解放後長期擔任鐵道部副部長等。
崔廷獻，山西壽陽縣人。1930年任天津市市長。
1、張友漁在《天津『地下』三年》中寫道：「我是一九二八年春天到達天津的。黨指示我打入閻錫山派掌握的天津市政府，做上層人物的統戰工作，搞敵人的情報，掩護和救援我們的同志。當時的天津市市長是南桂馨，他曾是閻錫山駐北京的秘密代表，和我有接觸，又都是山西老鄉，算是有過私交，所以他接管《泰晤士報》和《泰晤士晚報》（均為法租界漢文報紙）以後，便讓我擔任《泰晤士晚報》的總編輯。不久我便到天津市政府工作了。公開的身份是新聞科長，主管新聞工作，每天接待新聞記者，向他們發布新聞。藉此機會，我便把我們的一些同志安排到新聞單位去工作，有的做編輯，有的當記者。還辦了一個通訊社，負責人就是我們的地下黨員武競天。他有了這個身份，就可以自由地出入市政府各機關了，許多消息和情報都由他傳遞。」
2、由中國鐵路史編輯研究中心編寫的《武競天傳》中，第三章專寫武競天「在天津的地下鬥爭」。武是1929年7月的一天，由北平乘火車來到天津。「武競天一到天津就找到周新民。周新民在太原中共地下組織遭到大破壞以後，就離開了進山中學，來到天津從事地下工作。他以中學教師為掩護，在互濟會名義下，辦起了一個國民通訊社。通訊社地址設在河北區昆偉路附近的一個小院內。武競天去時，周新民和薄一波、宋少初兩人正在談話。周新民向武競天介紹了薄一波和宋少初。薄一波的名字武競天很熟悉，早在太原上學時就知道薄一波是山西國民師範的高材生，是太原學生運動的領袖之一。還介紹了在天津市政府當宣傳科長的張友漁，也是個地下黨員，主管全市的宣傳工作。介紹通訊社稿件的來源，就找張友漁。張友漁又叫張象鼎，是太原第一師範的學生，也是太原有名的學生領袖之一，武競天早就認識他。周新民對武競天說，你的公開職業是通訊社記者，每天到張友漁那裡採訪新聞、寫稿、刻臘板、印發。……誰也不知道在採訪的人中，竟有從事秘密工作的中共地下黨員武競天。武競天怎麼能作為記者參加區、市的記者招待會呢？原來領導張友漁工作的軍委負責人之一的廖平化找張友漁談話，說武競天辦了一個通訊社，到市政府來聯繫工作，要張友漁解決三個問題：一是市政府訂閱他們的一份通訊稿，每月幾塊錢；二是給他以採訪新聞的便利；三是給他辦一個進入市政府的通行證。過了幾天，武競天來找張友漁，張友漁立刻批准了他遞到宣傳科的『申報成立通訊社的請示』。從此以後，武競天常以通訊社負責人的身份來找張友漁，張友漁常以市政府第三科科長的身份接見武競天。武競天成了通訊社的負責人，就可以名正言順地到天津市各機關、各部門，掏出名片來大搖大擺地進出了。他與各機關、各部門的中央地下黨員接頭，傳遞情報，發揮了很大作用。以後，除了定期參加記者招待會以外，有時個別的來找張友漁，張友漁把市政府一個時期的工作計劃和一些秘密活動、消息告訴武競天，通過武競天向黨匯報。」
3 、張友漁在《天津『地下』三年》中寫道：「1930年，由於『立三路線』的影響，搞飛行集合，遊行示威，散發傳單，準備暴動等活動，使我們地下黨組織遭到了不應有的損失……我們通訊社的負責人武競天也被捕入獄，並被判重刑。當時有大批黨員被捕，有三十多位同志被判刑三年以下。如何營救這些同志，成了我很重要的任務。當時蔣介石統治區有『反省院』，閻錫山統治區有『自新院』，天津還沒有，這時黨組織便想辦法建議市長崔廷獻（已接替南桂馨）成立這個機構，把三十幾位判刑輕的同志收容起來，表面上是讓他們『悔過自新』，實際上是讓他們離開監獄，然後再想辦法營救。經過我多次和崔廷獻建議，他採納了我的意見，成立了臨時『自新院』，院長叫周克昌，我兼副院長。……當我們正準備營救這些同志的時候，在國民黨內部經過各派勢力的鬥爭，閻錫山失敗了，把天津交給張學良，臧啟芳做了天津市長。張學良的弟弟張學銘任公安局長，後任市長。在他們移交過程中，我便利用他們之間的矛盾對山西派的市長崔廷獻建議，在山西派勢力撤出天津之前，把關押的共產黨員放出去，對接管當局不利，對山西有利。崔同意我的意見，便讓我和周克昌給他寫了一份報告，說這些人在『臨時自新院』裡表現很好，可以釋放他們。他接到報告後，立即下令撤消了『臨時自新院』，第二天就把牌子摘掉了，我們的三十多位同志全部獲釋。」
4、崔港珠在《祖父的市長生涯》一文中寫道：「……當張友漁的妻子、共產黨員韓幽桐在北平被捕入獄後，是祖父（崔廷獻）將韓保釋出獄；當憲兵司令袁慶增向他反映張友漁是大共產黨時，又是祖父巧妙的將此事遮掩，事後袁慶增說：『張友漁是大共產黨，可崔市長庇護，我們沒辦法動他。』在張學良入津前，祖父支持張友漁的主張，冒著生命危險將在押的薄一波等30餘名共產黨員全部釋放。……當抗日戰爭爆發後，閻錫山勸他去『克難坡』，張友漁勸他去桂林、柳州，……他還是用自己的方式去了香港，甚至把自己香港的家做為張友漁進行抗日活動『掩護所』。」
（註：此資料見2010年第5期《壽陽家》郭華榮文：《武競天·張友漁·崔廷獻》郭華榮，山西日報部主任、編審高級職稱，曾任二、三、四屆中國楹聯學會副會長，省新聞工作者協會副秘書長、省出版系列高級職稱評委及《對聯·民間對聯故事》雜誌名譽主編。現為中國楹聯學會顧問、祁雋藻研究會副會長、中國集報分會副會長等。1985年主持創辦《對聯·民間對聯故事》雙月刊，成為中國楹聯學會的會刊，受到香港《大公報》、國內《新聞出版報》和梁羽生、周策縱等諸多名人讚揚，發行海內外，最高發行量達到135000份。參於主編《中國對聯大詞典》、《中國楹聯大典》、《中國名人名聯墨寶大典》等大型對聯著作，主編《中國佛教楹聯精選》、《中國當代嵌名聯大觀》、《山西名勝楹聯》等10餘部聯書，被評為省優秀出版工作者和中國「聯壇十傑」之一。目前潛心積累海外楹聯資料，主攻「中國楹聯在海外的傳播」專題研究和著述。）
力群與趙纘之
力群，1912年12月25日生，原名郝麗春，山西省靈石縣郝家掌人。著名版畫家、作家、文藝理論家。1933年與同學組織「木鈴木刻研究會」，從事版畫創作，進而成為中國新興木刻最初的開拓者之一。1942年參加延安文藝座談會，奠定了他一生為人民的藝術道路。1953年後，歷任中國美協黨組成員、書記處書記，《美術》雜誌副主編，《版畫》雜誌主編等職，曾任中國版畫家協會名譽主席、山西省文聯名譽主席等職，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被山西省委省政府授予「人民藝術家」稱號，曾獲「日中藝術交流中心貢獻金獎」、「中國新興版畫傑出貢獻獎」、「中國美術金彩獎成就獎」、「文化部造型藝術成就獎」。
趙纘之，山西省壽陽縣人。太原成成中學圖畫教員。趙纘之即趙延緒，1896年生，美術教育家，中國美術家協會山西分會顧問。山西省政協一至五屆常委，山西大學藝術系教授。早年畢業於日本東京藝術學校，從事美術教育60餘年，歷任太原第一師範、國民師範、成成中學、北京燕冀中學教師，建國後任太原第二師範、太原九中、山西藝術學校美術部主任。
力群在《我的藝術生涯》中寫道：「1927年我從靈石到太原，考入『太原成成中學』。
成成中學的圖畫教員名趙纘之，山西壽陽人，是一位留學日本學畫的畫家，他開始教我們畫寫生畫，我感到既新穎又有趣。……我畫下的作品，受到了趙老師的稱讚，也給我打一百分。
趙老師是一位很和善的人，一口壽陽口音，和我們談話總是笑，大家都喜歡他。上圖畫課時也當場畫同學的像，於是同學們都離開課桌圍了一圈參觀老師畫人像。畫完了大家面對肖像哈哈大笑，說『畫得真像』。
這樣，我也就買了『速寫本』開始學畫人像了。有時候，趙老師也把他畫的水彩畫拿到課堂上來讓我們欣賞，大都是他在太原郊外畫的風景畫，不論黃土漫天的小村莊，還是綠柳成蔭的汾河岸，都使我神往。於是我也就買下水彩畫用具，禮拜天到野外支起畫來學畫水彩畫。這樣趙纘之老師就點燃了我作畫的濃厚興趣。
我和趙老師慣熟了，星期天就時常帶上畫跑到他的住處去請他指點。他當時住在太原第一師範的教員宿舍裡，去了不但給我的鉛筆速寫畫和水彩寫生畫提意見，而且還把他畫的油畫和他買的畫片給我看，從他那裡開始知道了西洋畫的寫實派，印象派，野獸派……並看到了畢卡索早期的肖像畫，尤其是看了米勒的《拾穗》和《牧羊女》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我已對美術著迷了。」
力群說：「趙纘之是我作畫技術上的導師。」
從以上的史料中我們高興的看到，從古到今，靈石人和壽陽人很有緣份，有著深深的情誼，這種情誼必將源遠流長。2000年有田俊青（女·靈石縣北莊曲村人）任壽陽縣委常委、組織部長（後任晉中市人事局副局長）；2010年又有王繼堂（靈石縣人）任壽陽縣委書記。他（她）們把靈石人和壽陽人的淵源情誼繼續譜寫……
梁佳華 山西靈石縣夏門村人，山西省13名廉吏之一、清代道光年間京畿道監察御史梁中靖嫡系世孫，梁子言之後。山西日報社主任編輯（記者）。中國作家協會山西分會會員。中國民間藝術家協會山西分會會員。《山西大典》責任編輯。著有大量小說、詩歌、散文、通訊和民間故事等優秀作品。撰寫的梁中靖家族等系列文稿刊發於山西各類報刊、雜誌、網絡與自媒體。並與徐炳林合作創作電影劇本《梁中靖砸印》。梁佳華手機（微信）號：15513019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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