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為於賡哲先生，本文2015年原載於《社會文化史研究》。礙於篇幅，此處節選全文部分內容進行分享。
摘 要: 對中古南方風土的研究是觀察「中華」形成過程、族群關係演變的絕佳窗口。史料中南方風土問題實際上是當時南北方發展水平不一、話語權不平衡的體現。南方的自然環境和民俗均是北人詬病的對象，北人以此為要素模塑了南方風土形象。所謂南方瘴氣、蓄蠱、卑溼等問題是對事實的誇大與想像，但在史料話語權作用下卻逐漸成了非主流文化圈的標誌，成為橫亙在南北方之間的心理邊疆。上千年來南土形象變遷與地方開發進程息息相關。隨著地域開發，南土形象會得到修正，而新的邊緣地帶則會被冠以汙名。中古南方風土問題具備特定的研究對象，並能構成一個邏輯化的知識系統。生態環境的變化對主流文化圈擴大的影響、南北方話語權的逐漸轉移、移民的影響力、交通線與文化形象變遷的關係、南方底層族群心理問題、醫學觀念的轉變均是尚待開發的領域，這些問題綜合起來將展現中國主流文化圈兩千年以來不斷拓展的過程。
關鍵詞: 南方風土; 主流文化; 話語權
「南朝與北朝」等於「南方與北方」嗎? 南方風土問題主要包含哪些問題? 這些問題看似繁雜，實際上有著共同的特徵———它們都是主流文化圈對非主流文化圈的認知問題。它們可能有一定的事實基礎，但是在話語傳播的過程中、在主流文化圈優越感的作用下不同程度地帶上了偏見、誤解的色彩。南北朝時南北雙方鬥爭激烈，勢同水火，唯獨在這個問題上雙方上層社會均以主流文化圈自居，北方自然以居於中原為傲，而在南方統治者看來，主流文化圈的「正統」已經隨著衣冠南渡「遷移」到了江南。但是南方風土問題卻成為了他們的「軟肋」。
在此以《洛陽伽藍記》的一段記載為引: 梁武帝派遣陳慶之護送元顥入洛陽。在洛陽，一路過關斬將的陳慶之曾與北魏大臣楊元慎發生過一場爭論，《洛陽伽藍記》卷二「景寧寺」條記載較詳。陳慶之說: 「魏朝甚盛，猶曰五胡。正朔相承，當在江左，秦皇玉璽，今在梁朝。」楊元慎答曰:「江左假息，僻居一隅。地多溼蟄，攢育蟲蟻，□土瘴癘。蛙黽共穴，人鳥同群。短髮之君，無杼首之貌; 文身之民，稟叢陋之質。浮於三江，棹於五湖。禮樂所不沾，憲章弗能革。雖復秦餘漢罪，雜以華音。復閩、楚難言，不可改變。雖立君臣，上慢下暴。是以劉劭殺父於前，休龍淫母於後，見逆人倫，禽獸不異。加以山陰請婿賣夫，朋淫於家，不顧譏笑。卿沐其遺風，未沾禮化，所謂陽翟之民，不知癭之為醜。我魏膺籙受圖，定鼎嵩洛，五山為鎮，四海為家。移風易俗之典，與五帝
而並跡; 禮樂憲章之盛，凌百王而獨高。豈(宜) 卿魚鱉之徒，慕義來朝，飲我池水，啄我稻粱; 何為不遜，以至於此?」這場爭論向我們透露出如下重要信息:
第一，雙方爭論的焦點是誰代表了主流文化的正統。應該看到，陳慶之、楊元慎各自代表的是政治意義上的「南朝」與「北朝」，而不是地理和文化意義上的「南方」與「北方」。梁人雖然居於南蠻之地，但是仍然因為保留有「移植」到南方的漢代以來的衣冠禮樂制度而自認為勝於北人。他們在意的是文化的正統，而這個「正統」正是我們前面所說的「主流文化」，表面看起來這是一場激烈的爭論，實際上雙方的價值觀卻是一致的。對於南方風土，南朝人士卻少有關注，甚至可能會以北方主流文化圈的視角來看待自己所處的地域( 這一點後文會提到) 。南朝在禮樂制度方面歷來用力頗深，正如高歡所云: 「江東復有一吳兒老翁蕭衍者，專事衣冠禮樂，中原士大夫望之以為正朔所在。」 即便是北魏的典章文物，也是由劉芳、王肅等人自南朝傳入的漢魏以來的典章文物。陳寅恪《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對此已有論述，此不贅言。在學術方面也是南朝領先北朝，唐長孺《魏晉南北朝隋唐史三論》對此已有詳盡論述，亦不贅。這是南朝底氣的由來。而北方則仰仗的是正統文化地域優勢，這是長久以來畿服觀念帶來的心理優勢。第二，對於南方地理的偏居和土著文化的短陋，陳慶之主動迴避，楊元慎卻抓住大做文章，陳慶之最後在論戰中敗下陣來。其後還有一段陳慶之南歸後嚮慕北人的記載，《洛陽伽藍記》出自魏人楊衒之之手，自然有所偏袒，因此不可盡信。但是這段記載被《資治通鑑》卷一五三所採信。這體現出楊衒之、司馬光們的心態———中原地理優勢比文化問題更重要。
為何他們如此看重地理的優勢? 地理在古人心目中不僅僅是自然問題，更是文化優勢的載體，這種思維模式符合中國一貫的五行和畿服思想。《尚書·禹貢》論述天下風物氣候土產時尚未將地理與居民品性、地域文化相聯繫，至《楚辭·招魂》則始肇其端，以四方風土人情之不堪襯託楚國之可貴。但是將自然地理與人文問題「全面」掛鈎的深層背景應該是五行思想的崛起，西漢成書的《黃帝內經》、《淮南鴻烈·墬形訓》已經開始將東南中西北五方與五行、氣候、居民體質、文化糅合在一起，在這種視野裡，原本與人事無關的自然地理缺點也可以成為標誌南北方差異、顯示主流文化優越感的依據。這就是楊元慎、楊衒之們的底氣所在。
楊元慎所列舉的南方落後的標誌主要包括以下四項: ( 1) 地理上的偏居; ( 2) 氣候、地理的惡劣; ( 3) 語言、習尚的短陋; ( 4) 種種有悖倫理的醜聞。以上各項中，第( 1) 項無可討論，在當時「中國」和畿服概念之下，南方地區的地理位置毫無疑問不佔優勢。第( 2) 、( 3) 項，則是本文所討論的重點。至於第( 4) 項，它屬於布羅代爾所云的「個別時間」，也不在本文討論範圍內。第( 2) 、( 3) 項筆者以「風土」一詞概括之，這裡包含著主流文化圈意識下的南方氣候地理與語言習尚問題。這些問題乍看起來無非是自然問題或者民俗問題，我們長時間以來相信史籍中記載的南方風土樣貌的真實性，但這存在一定的偏差，準確來說，史籍中「南土」的書寫，更多的是一種北人的認識，它有一定的事實基礎，同時也與真實狀況有一定差異，更有趣的是，這種認識會憑藉主流文化圈強大的「壓迫力」帶動南土向著自己所塑造的形象轉變，完成所謂「模塑」，從而以「結果」反證「原因」，這個現象是應該引起學界高度重視的。
那麼中古時期主流文化圈的「南方風土」具體形態如何呢? 這是一個開放性的話題，可以歸入其中的項目很多，在筆者看來，南方環境的潮溼、暑熱、地方病與傳染病、迷信心理和巫鬼文化、醫藥觀念、服飾外觀等均是北人詬病的對象，並以此為要素塑造了他們心目中的南方風土。心理邊疆的具體體現就在此處。應該說這些問題多多少少有事實作為依據，只是在傳播的過程中被意無意地模塑，構成了真假參半的「南方想像」，而這種想像會在多種因素作用下發生改變和轉移，下面我們結合學界研究成果，以幾個典型問題為線索，對這一現象進行總結與評述。
( 一) 瘴氣問題
有關瘴氣的研究，可以說是學界第一次將自然地理問題與主流文化圈對南方文化歧視問題相掛鈎。在北人有關南方風土的諸多觀念中，瘴氣始終是一個鮮明的符號。龔勝生《2000 年來中國瘴病分布變遷的初步研究》( 《地理學報》第 48 卷第 4 期，1993 年) 與蕭璠《漢宋間文獻所見古代中國南方的地理環境與地方病及其影響》(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63 本第 1 分冊，1993 年) 是較早注意到「瘴氣」分布地域在各個歷史時期有變化且與人類活動相關聯的兩篇論文。前者認為瘴氣就是指惡性瘧，該文注意到了瘴氣地域的歷史變遷，認為先秦至西漢瘴氣分布區域為秦淮線以南; 隋唐五代時則主要在長江以南至嶺南地區; 明清時期則大為縮小，局限於五嶺以南至雲貴一帶。作者在分析這種變遷的原因時主要歸結為人為土地開發和自然環境以及氣候的變化。後者亦傾向認為瘴氣即是瘧疾，並且從南方山地丘陵潮溼地貌入手分析瘴氣的產生原因，涉及的問題較廣，時段較長。對於瘴氣對人類活動的影響敘述較為完整。但是兩篇文章都有自己的問題。龔文認為瘴氣分布與地域開發息息相關，中國的開發歷史上的確是由北向南次第進行的，瘴氣地域變化與地域開發恰好同步。要說瘴氣分布與此無關顯然不合理。但是該
文對於瘴氣本身性質的分析有所欠缺，實際上瘴氣包含種類不止瘧疾，因此其變化原因也是多樣的。另外，瘴氣地域的「變化」究竟是自然的真實變化還是人的意識的變化? 龔文顯然是傾向於前者的，自然的變化因素固然存在，但是人的意識變化是否應該得到更多的關注呢? 梅莉、晏昌貴、龔勝生《明清時期中國瘴病的分布與變遷》( 《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7 年第2 期) 一文強調了北方移民不斷南遷與瘴氣分布地域不斷南移之間的關聯，強調了經濟開發與瘴區縮小之間的關係。這一點筆者深為贊同，因為主流文化圈的意識演變的確是基於人口流動的。於是接下來就有學者分析了瘴氣的分布區域變化與主流文化圈的意識變化關係。
左鵬的兩篇文章《漢唐時期的瘴與瘴意象》( 《唐研究》第八卷，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 和《宋元時期的瘴疾與文化變遷》( 《中國社會科學》2004 年第 1 期) 均闡述了一種觀點———「『瘴』雖然可以視作一種致病之因，但實際上它起源於人們對某些地方的一種感受、一種偏見，一種印象，並將其歸為一類地理現象的結果。『瘴』的分布、擴散與收縮，既是一種人群的遷移與同化，又是一種文化的傳播與涵化。這就是說，地方景觀是地方歷史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它展示的不僅是在一種空間形態，而且是一種文化形態、歷史形態。對這類文化景觀的深度描述，有助於認識人群的歷史觀念的演化與文化觀念的演變，有利於解讀地方意象在不同文化背景上的演進，以及這些地方從邊緣向中心的轉化。」「瘴疾的分布有一個大體穩定的區域; 其分布地區的變遷，反映了中原王朝的勢力在這些地區的進退盛衰; 各地區瘴情的輕重差異，反映了此地為中原文化所涵化的深淺程度。」
瘴氣觀念形成於秦漢之後基本上是一個共識。左鵬意識到了馬援南徵交趾這一重大歷史事件對於瘴氣觀念的影響，當時馬援班師時「軍吏經瘴疫死者十四五」( 《後漢書》卷 24《馬援傳》)對漢人形成了極強烈的感官刺激，因此很可能使得他們意識到南方與北方迥然不同的風土以及北人面對這種環境時的脆弱。他們對於瘴氣的初步了解就來源於這次行軍。左鵬注意到了所謂瘴氣分布地域與當時南方交通路線的關係: 「出現瘴氣記載的地點，大抵沿河流分布，如瀘水、瀘津、禁水、盤江等，此或與當時交通線路多沿河流兩岸而行頗有關係，而其更深入的地區還沒有進入北來的人們的視野。」 這一點就與前揭龔、蕭文章後來的研究者張文的觀點形成了差異，龔、蕭均指出了瘴氣分布區域由北向南的演變，但是沒有意識到早期瘴氣分布區域並不是按部就班由北向南「壓路機」式逐步推進的，而是有可能首先出現在更靠南的地區( 比如嶺南) ，由點及面逐漸拓展的，因為那裡是漢軍首先遭遇到瘴氣之害的地方，也就是說漢文史籍中有關瘴氣的早期記載均來自於有南方經歷的北方人的描述，從而更進一步論證了「瘴氣」觀念與當時人認知範圍和主觀觀念有關。
目前有關瘴氣的研究幾乎都注意到了一個現象，即瘴氣分布區域隨著時間推移在不斷縮小，很多「瘴鄉」不知不覺中擺脫了汙名。左鵬對此的解釋是: 「筆者相信，『瘴』觀念的產生與衍化，『瘴』分布區域的伸張與收縮，不僅描畫了中原諸夏對異地的地理觀念的形成與轉換，而且勾勒了諸夏文化向周邊地區傳播、中原民族向周邊地區轉移的過程。……這也是諸夏文化不斷涵化周邊少數民族文化，將其納入諸夏文化的過程。」 如此則將瘴氣問題的研究引入了一個新的領域，即將一個單純的歷史地理問題升級為人類學問題———主流文化圈是如何將非主流文化圈的自然
環境問題轉化成文化心理優勢的，非主流文化圈的歷史形象又是如何在長時段中逐步變遷的。在左鵬研究基礎之上，有學者提出了更直接的結論———所謂「瘴」就是中原對異域、少數族群的偏見與歧視。張文認為: 「明清以後，這一概念( 瘴氣) 的所指範圍不僅沒有縮小，甚至有所擴大。因此，那種基於經濟開發導致環境改善從而使瘴區逐漸縮小的看法是缺乏足夠事實依據的。事實上，自從瘴氣說產生以來，瘴氣的概念總體上是逐漸泛化的，瘴區的範圍總體上是呈現擴大趨勢的，要對這一切做出合理解釋，從疾病學角度顯然無法給出滿意答案，若從文化學角度出發則可以較好地解釋這一切。即: 所謂的瘴氣與瘴病更多的是一種文化概念，而非一種疾病概念; 瘴氣與瘴病是建立在中原華夏文明正統觀基礎上的對異域及其族群的偏見和歧視，而這一觀念的理論基礎，則與中國自古即有的地域觀念和族群觀念相聯繫。」 於是在這個問題上就出現了一個有趣的現象———不論瘴氣分布區域是逐步變小還是擴大，學者們的結論卻有共同點———瘴氣區域變化與文化有關，縮小意味著南方地區逐步被融入主流文化圈，所以有關該地的偏見在消退。擴大也能證明「瘴氣」概念的文化歧視意味———凡是不開化地區都可被視為瘴鄉，這樣就包括了「新晉」不開化地區的北方蒙古地區，這樣「瘴」就已經超越了疾病範疇，成為一種純粹的文化歧視的符號。
綜上可以看到，近年來有關瘴氣的研究呈現一個階梯型發展路線: 從龔勝生、蕭璠開始，學界注意到瘴氣區域變化與南方地區開發和環境變遷之間的關係。從左鵬開始，學界注意到瘴氣問題與族群歧視、文化強弱之間的關係。而張文則更為堅決地認為「瘴氣與瘴病更多的是一種文化概念」。雖然張文的論述更多地依靠唐宋以後的史料，針對的主要是概念泛化以後的瘴氣，其結論也更適合唐宋以後時段，但是這種階梯式的遞進關係的確反映了學界對這一問題的思路轉變。
我們對中古時段瘴氣問題作一小結: ( 1) 瘴氣多數情況下指的是南方特有疾病。( 2) 瘴氣的觀念來源於北人對南方的痛苦記憶。( 3) 瘴氣由於是蠻夷地區特有現象，在天地人混合為一思想作用下，逐漸成為南方不開化的象徵，成為主流文化圈心目中非主流文化圈的標誌。( 4) 瘴氣分布區域的變化不僅與自然環境變化有關，也和主流文化圈的觀念改變有關。當一地得到充分開發、文化上融入主流文化圈以後，該地也就退出了瘴鄉名單。隨著主流文化圈不斷擴大，新的「邊緣地帶」又成為瘴鄉。如前所述，瘴氣問題發展到元明清時期概念內涵在擴大，意義被引申，由此產生出有關瘴氣的觀念與社會問題也與中古時期有差異，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瘴氣概念本土化之後當地土著自我衍生的一系列觀念問題。
( 二) 蠱毒問題
蠱毒歷來被視為南方族群特有的神秘巫術。隋代巢元方著《諸病源候論》卷二五《蠱毒病諸候》: 「凡蠱毒有數種，皆是變惑之氣。人有故造作之，多取蟲蛇之類，以器皿盛貯，任其自相啖食，唯有一物獨在者，即謂之為蠱。便能變惑，隨逐酒食，為人患禍。患禍於佗，則蠱主吉利，所以不覊之徒而畜事之。又有飛蠱，去來無由，漸狀如鬼氣者，得之卒重。凡中蠱病，多趨於死。以其毒害勢甚，故云蠱毒。」蠱毒與史學界耳熟能詳的「巫蠱」並非一回事，後者一般指的是漢武帝戾太子案中的那種使用俑人作法的交感巫術，而「蠱毒」是另一種巫術，據說有人蓄養毒蟲，通過令其自相殘殺獲得其中最毒者( 即蠱蟲) ，然後將其下入飲食中，可導致受害者死亡，據說蓄養蠱蟲者如不害人則會反遭其害。
一千多年以來，有關蠱毒的傳說史不絕書，截止到目前，在西南少數民族聚居區和湘西山區尚有殘餘，有民眾被指責為蓄蠱者，由此釀成不少糾紛，影響到當地社會安定。筆者在指導本科生暑期實踐時曾建議來自西南的少數民族同學調查本村寨蓄蠱問題，該同學聞之色變，堅辭之，可見蓄蠱餘威尚存。有關蠱毒的研究也很多，但是有的將其歸為民俗問題，例如早期的凌純聲、芮逸夫《湘西苗族調查報告》( 北京: 民族出版社，2003 年) ; 有的將其視為一種疾病問題，例如著名醫史學家範行準《中國預防醫學思想史》( 上海: 華東醫務生活社，1953 年) 及《中國病史新義》(北京: 中醫古籍出版社，1989 年) 。更多的學者將其視為一種巫術加以研究，例如高國藩《中國巫術史》( 上海: 三聯出版社，1999 年) 、馬新《論兩漢民間的巫與巫術》( 《文史哲》2001 年第 3期) 、賈靜濤《中國古代法醫學史》( 北京: 群眾出版社，1984 年) 、鄧啟耀《中國巫蠱考察》( 上海:三聯出版社，1999 年) 、劉黎明《宋代民間巫術研究》( 成都: 巴蜀書社，2004 年) 、範家偉《六朝隋
唐醫學的傳承與整合》( 香港: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4 年) 、容志毅《南方巫蠱習俗述略》( 《湖北民族學院學報》2003 年第2 期) 、傅安輝《西南民族地區放蠱傳說透視》( 《黔東南民族師範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05 年第 1 期) 、高發元、朱和雙《中國南方少數民族巫蠱文化中的性愛主題》( 《民族研究》2005 年第2 期) 等等。
其實蠱毒問題更多的是一種文化歧視，是一種主流文化圈對非主流文化圈的想像與偏見，在
這一點上它和瘴氣問題異曲同工。李植人在抗戰時期就著文認為蠱的實質是自然疾病，但是由於漢族對苗人有歧視情緒，故將此演變成苗人有意為之。李卉在 1960 年代指出蠱毒的實質是漢族人來到南方罹患寄生蟲病，又風聞西南少數民族有使用毒物的黑巫術，故將兩者結合起來，產生了蓄蠱想像。黛曼( Norma，Diamond) 亦指出苗族聚居區的「蓄蠱」傳言實際上源自於漢族人對苗族的怪異想像。
鄧啟耀《中國巫蠱考察》已經意識到蓄蠱傳說的虛妄，鄧先生在西南地區進行了多年的田野調查，深入有蓄蠱傳說的村寨，與傳說中的蓄蠱者近距離接觸，他的結論是所謂「中蠱」現象都是各種疾病，所謂蓄蠱者均是社會底層的婦女。所以從根本上推翻了「蠱毒」存在的可能性。
潘文獻《苗人·巫蠱———對於他者的想像和指控》是相關研究中比較系統地運用了人類學、社會學研究手段的一個，他對於蓄蠱傳說的實質有更明確的論斷，他說: 「明清時期，大量的漢人移民進入西南地區。在他們周圍是不熟悉的自然環境和敵對的少數民族。新環境裡遭受的許多疾病在中醫裡被診斷為蠱疾。漢人移民對周圍的各種潛在危險感到不安和憂慮。漢人開始想像南方的少數民族使用蠱毒來毒害他們的，並對此保持警惕。明清以來，苗漢矛盾加劇，苗人不斷地爆發起義。由於苗漢之間有顯著差異的社會結構、文化實踐和文化觀念以及雙方維持顯著民族邊界的願望造成了漢人對苗人的巫蠱想像。特別是想像苗人婦女放蠱。這種想像藉助疾病、謠言以及文化產品使漢人對苗人感到恐懼。」
以上研究成果已經形成了階梯狀遞進關係，由最初的民俗描述，進一步發展成對巫術的研究，再進一步意識到這種巫術從技術上來說是不可能存在的，從而對其本質進行深入剖析，如上所述，部分學者已經意識到了「蓄蠱」傳說與文化歧視的關係，意識到這是不同族群間文化衝突的結果。筆者認為這是一條正確的道路。
但是相關研究也存在一些問題，主要體現在對蓄蠱傳說整體歷史風貌缺乏系統、詳盡的分析，被指責為蓄蠱的族群絕不止苗族，歷史上所謂蓄蠱之地的分布和瘴鄉的分布一樣，都存在一個逐步變化的過程，而這個過程恰與主流文化圈的拓展同步，目前西南部分少數民族聚居區的蓄蠱傳說是歷史發展的必然結果，在今天西南少數民族聚居區上演的故事在兩千年來已經從北到南完整演變過一遍。這不僅是某個民族或者族群所遭受的不公待遇，而且也是主流文化圈與非主流文化圈碰撞的必然結果。這是以往學者重視不足的地方。
筆者《蓄蠱之地———一項文化歧視符號的遷轉流移》一文把傳說中「蓄蠱之地」變遷的過程劃分為四個階段: ( 1) 南北皆有階段( 漢———隋末唐初) ; ( 2) 長江中下遊、福建階段( 唐初———唐中期) ; ( 3) 嶺南( 兩廣) 、巴蜀、長江中下遊、福建階段( 唐中期———明後期) ; ( 4) 廣西、雲貴、福建、湘西階段( 明後期———今) 。這四個階段中，第一階段蓄蠱的族群歧視色彩尚不濃厚，但是已經有了「蠱鄉」的觀念，而「蠱鄉」的觀念推而廣之，就是後來更大範圍的「蓄蠱之地」觀念之發軔。
這與原始人群中「他群」與「我群」概念的產生是「民族」概念之開端是一個道理。第二階段蓄蠱之地已經開始「南方化」，黃河流域此時已經基本與「蓄蠱」脫鉤了。此時蓄蠱已經開始有了族群歧視的色彩。第三、四階段則是第二階段的延續，有趣的是在第二階段裡被指責為蓄蠱之地的長江中下遊由於經濟開發較快，與主流文化圈融合程度高，故在第三、四階段已經擺脫了蓄蠱汙名，而自第二階段開始被視為蓄蠱重災區的嶺南地區也悄然出現分化，廣東在第四階段已經擺脫了蓄蠱汙名，相對較為封閉落後的廣西則繼續保持「蓄蠱」稱謂，明朝萬曆年間王臨亨說: 「舊傳粵人善蠱，今遍問諸郡，皆無之。雲此風盛於粵西。」 這就是文化強弱程度對蓄蠱汙名影響的體現，同樣的道理，關中地區原本是中原王朝的中心地帶，主流文化的核心所在，根本不在「蓄蠱之地」名單裡，但是唐以後關中政治、文化地位急劇衰落，發展到明代已經是人們心目中的西北邊陲，故明徐應秋《玉芝堂談薈》卷九: 「( 蠱毒) 閩廣滇貴關中延綏臨洮俱有，但其方不同耳。」關中地區竟然也被列為蓄蠱之地了，這就是文化強弱對蓄蠱之地分布影響的例證。
筆者總結蓄蠱之地變遷的主要特點是: ( 1) 基本上由北向南逐步推進; ( 2) 早先被指責為蓄蠱之地的地域如果完全融入主流文化圈則會洗刷掉蓄蠱汙名; ( 3) 每個時代被指責蓄蠱的地域都是那個時代主流文化圈與非主流文化圈交匯的地區，而更遙遠、理論上來說更加「野蠻」的地區由於尚未與主流文化發生接觸則會暫時「相安無事」; ( 4) 蓄蠱之地的變化與北方移民的推進過程相適應，但由於屬於上層建築中的意識問題，故並不與移民過程完全同步，而是稍晚半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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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南輿地學會
本期編輯：詠史懷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