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視劇《裝臺》劇照
日前，電視劇《裝臺》在央視一套熱播，一群隱於幕後的裝臺人被推到了前臺聚光燈下。裝臺在七十二行之外，是劇場藝術發展促生出的新行當。裝臺人和藝術密切相關，布景、燈光，全為藝術服務；裝臺人幹得卻是體力活兒，升降平臺、假山巨石，一場演出要拉幾卡車；大型演出，有時要有上千燈光組合，而一隻燈有的就重達上百斤。幹裝臺的，大多是農民工，他們用汗水為別人裝點夢想，自己卻成為被忽視甚至無視的群體。裝臺的故事並非熱門題材，裝臺的話題略顯沉重，電視劇熱播令不少人意外。究其原因，得益於張嘉益、閆妮等眾多實力派演員的精彩演繹，得益於電視劇的成功改編，更得益於原著小說中濃濃的煙火氣，寫出了小人物酸甜苦辣的生活真實。
電視劇《裝臺》劇情動圖
近日，本報記者專訪了《裝臺》原著作者、茅盾文學獎得主陳彥。冬日的午後，陽光打在陳彥的辦公室裡，一種暖意油然而生，正如陳彥帶給人的感覺。
裝臺的生活裡充滿人生況味
記者：小說《裝臺》初稿完成於2012年，當年寫作時有沒有考慮有一天要改編影視劇？
《裝臺》 陳彥 著
作家出版社
陳彥：沒想到。寫作時我已經離開陝西省戲曲研究院到別的單位工作了。回想我在那個院做院長時，辦公室的後窗樓下就是劇場後臺的後門，那時我們搞了一個「西安天天有秦腔」的活動，劇院四個團輪番演出，幾乎每天都有裝臺任務，每天都能聽到那些人生冷蹭倔、嘰嘰喳喳地說這說那。我離開後，突然發現那種生活是那麼接地氣，就像從廬山出來再看廬山，有了特別不一樣的感覺，原來裝臺的生活裡也有很多哲學與人生況味。
記者：有人覺得裝臺是小眾行業，並不光鮮時尚，不一定適合做電視劇。後來是什麼機緣決定改編呢？
陳彥：很偶然。因為張嘉益先生是陝西人，他對《裝臺》小說很感興趣。當時他剛做完《白鹿原》，特別想做有陝西特色的電視劇。小說看完以後他很高興，很激動，我們吃羊肉泡時談了兩次，談得很投機，他說他要做這個劇。
小說中對菊花這個人物下筆比較狠
記者：從小說到電視劇，人物、故事都有一些變化，在您看來，幾個主要人物，哪個變化最大？哪個和原著比較一致？
陳彥：電視劇《裝臺》總體來講遵從了原著精神，小說中小人物的命運，他們的挫折、韌性、奮鬥精神都在。小說、影視、戲劇，各有各的創作規律，受眾群體、市場規律都不一樣，需要認真辨識、研究。
在改編中，編劇馬曉勇先生和導演李少飛先生做了很多功課。一方面，我認為他們非常認真地研究了原著，我跟馬曉勇先生多次在一起吃羊肉泡，做溝通。現在有些影視劇在改編中不研究原著，只找一個故事核，丟失了文學精神與本質。另外，馬曉勇先生本人從小就在文藝團體的大院裡長大，父親是著名戲曲音樂家，對這裡面的故事相對熟悉，所以在改編上既遵從原著，又有新的創造。
電視劇《裝臺》劇照
說到人物，變化比較大的是刁菊花，刁順子的女兒。小說中這個人物我下筆比較狠。為什麼？因為現在一些孩子在追求物質利益時，對自己靠誠實勞動獲得合法收入的父母越來越不尊重，嫌來錢太慢，腰包太癟，上不了臺面。他們看重名牌包包，各色化妝品，追求豪華時尚，當父母滿足不了時，他們就不再覺得父母有什麼生命分量，甚至變成父母的勒索者、厭棄者。
社會過度崇拜物質，表面看是一種光鮮，但這種光鮮會撕裂很多家庭，撕裂很多感情，讓人性變得乖張，怪誕，甚至窮兇極惡。我也是這麼多年在關注底層人的過程中發現了這個問題，所以決絕地寫了刁菊花這麼一個人物。有人說是不是寫得太狠了點？我說是的，挺狠，但這是嚴峻的現實存在。生活中就有這樣的人，讓父母自慚形穢，尤其是讓那些靠肩扛背馱獲得一點勞動價值的父母變得卑微不堪。現實是殘酷的，我無法迴避。在深入生活的過程中，我曾經淚眼婆娑。但是電視劇畢竟更為大眾，需要對這個人物做調整，既保留了她凌厲的一面，也有作為女兒的溫暖，還有對父親的逐漸理解，挺好的。編劇、導演和這個演員都有新創造。
順子是弱勢群體，但身上有光和熱
記者：主人公順子這個人物跟原著小說比較一致，但電視劇側重他生活中溫暖的一面，小說中對他艱辛的一面其實有著更深刻地揭示。
電視劇《裝臺》劇情動圖
陳彥：小說畢竟是小說，在書寫過程中我多次離開電腦，不得不去洗一把臉上的淚。順子是一個普普通通的勞動者，他在城中村長大。城中村本身很複雜，有很霸道的人，有很牛氣的人。順子什麼都沒有，活得比較弱勢，但是他始終有一個信念，靠自己的雙手掙口飯吃。城中村容易養流民，為什麼？因為在出賣土地的過程中獲得一點錢，有的用這些錢做生意發了，有的拿這錢賭博，賭完了就去吸毒，成為社會的不穩定因素。但順子始終樸樸實實，靠肩扛背馱，靠蹬三輪車，靠掙掙巴巴的勞動力，掙一口吃一口。
電視劇《裝臺》劇照
順子本性善良，無形中能把很多比他更弱勢的人吸引到身邊。為什麼？因為他身上有暖流、有寬厚、有包容、有光和熱。順子掙了錢跟大家分，錢叫人家騙了他能站出來去拼命討要。另外他也很主動，畢竟是城裡人，懂得社會交往，能和瞿團、靳導、鐵主任這些人搞磨關係。其實他活得很苦，有時也有一點小市民的狡黠，但他身上有非常樸素美好的價值，這些價值都是社群存在演進的基本要素，這些像大自然的引力一樣吸引了很多比他更弱勢的人。
順子這樣的普通勞動者，是社會大廈的基座，這個群體很大很大，他們是基石般的存在，文學藝術應該給他們以光亮。順子是裝臺工，他們一輩子為別人搭臺，讓別人處在高光時刻，自己是隱身的，我感覺這裡面很有意味，正如《裝臺》這個名字。
電視劇中，張嘉益先生演得非常好，我看他騎三輪車的那種身影、表情，有時候眼淚不由自主就出來了，我甚至突然覺得自己感情是如此的脆弱，張嘉益就是我心中的那個刁順子，閆妮也是我心中的那個隱忍而又善解人意的蔡素芬，戲多細膩深刻。他們充分表現出了藝術家丟掉明星「範兒」後對人物塑造的深厚功力。這一批演員都讓我很敬重。西安這樣的城市，蹬三輪的不會少於萬人，這種人的背影給我印象很深很深。當我們行走在城市，看見這樣一些建設者，看見這樣一些用誠實勞動為自己獲取收入的人時，應該給他們一個敬重的注目禮，而不是投以鄙夷的眼神。
感謝生活的恩賜
記者：順子在現實生活中有原型嗎？
陳彥：確實有。我和裝臺的這一特殊人群打了很長時間交道，裡邊確實有一個原型人物，大家都叫他「生生」。「生生」是陝西話，有點「二」的意思。就是幹活捨得下苦吧。當然生生一個人的故事不足以構成文學典型。生生就是城中村出來的，一群裝臺人的領頭，常常因為裝了臺被欠帳找我這個院長解決問題。都說他面子大，動不動就敢找院長要錢。時間長了，我們就熟了，關係比較好。後來我離開單位也常見他，把三輪車就放在戲曲研究院大門口，窩在車廂裡打瞌睡等活兒。我越琢磨越覺得這個人有意思。其實此前就有寫他的意思，也有意找他聊過幾次，而真正下筆卻在離開劇院以後。
對我衝擊最大的是這些人的苦累。我有晨練和清晨背誦的習慣，一早起來在院子裡就能看到，只要有能臥人的地方，都臥著他們這些裝臺人，裝了一夜，早上累得不行。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年冬天，在下水道井蓋上弓著一個人，因為井蓋下邊有暖氣管道，他是累了一夜，臥在上面睡覺取暖。這個畫面始終衝擊著我，長期縈繞在腦子裡揮之不去，不吐不快，不寫不行。我跟這些人打了二十多年交道，這是生活的積累，更是生命的恩賜。
記者：您在寫農民工題材的長篇小說《西京故事》時談到，城裡人對農民工封鎖著秘密，農民工也不想向城裡人敞開胸懷，彼此之間很難感到一顆活蹦亂跳的心的搏動。寫作《裝臺》，有沒有遇到類似問題？有沒有做一些採訪？
陳彥：是的，寫《西京故事》時我多次進城中村採訪。有時自己去，有時通過朋友和村裡的領導，幫忙介紹有特點的農民工。我問他們一天掙多少錢？如果一天掙200塊錢，我就跟他聊上半天，給人家200塊錢。聊天時，有人願意說，有人不願意說，在糾結中你就能洞悉他內心的波瀾。
我的小說習慣寫熟悉的對象，不熟悉的生活我寫不了。我常講，生活有七分，最多寫出三分，這樣三分裡才能有一點生活的質感，如果是你只有三分，想寫出七分質感，絕對不可能。生活儲存對於寫作是致命的。比如我在18年前寫《大樹西遷》，當時西安交大希望我寫一個關於交大西遷的長篇電視劇，我到上海交大的博士樓住了35天，又到西安交大住了四個半月，這麼長時間的生活勘探，光錄音帶就弄了幾十盤，但最後還是沒寫電視劇，覺得沒有找到豐富的質感，這條大河沒有流動起來。後來我寫了一個不到3萬字的舞臺劇，就是秦腔《大樹西遷》，現在還在演出。用了那麼長時間，最後寫了不到3萬字，改了無數遍，生活讓我只能如此。我覺得當你吃不透生活時，寫出來的東西肯定是使不得的，硬憋出來的東西絕對不行。
我自己也是打拼者
記者：在很多人看來，您是知名作家、編劇，在多個不同崗位上擔任過領導職務，為什麼有這種強烈的情懷要持續關注、寫作底層人群？
陳彥
陳彥：我自己也是一個打拼者，奮鬥者。我始終在寫作、閱讀、思考。在不同崗位的歷練無形中也為我打開了不同的維度。比如說在戲曲研究院做院長時，院裡有六七百號人，連家屬算在一起有幾千號人，生老病死都得管。再加上院門口就有一兩千農民工整天擁來擠去，時間長了對我影響也比較大。
另一個，我也是從底層來的，我父親做了好幾個公社、鄉政府的鄉長、書記，母親是教師，小時候父親從這個公社調到那個公社，調了好多地方，老百姓到公社來找他辦事，我老聽他說，都是些可憐人。這句話對我影響很大。現在我還記得父親說這話時的樣子。
記者：《裝臺》寫作到現在將近十年了，回過頭來再看這部小說，感覺有沒有不滿足的地方？
陳彥：有一些難忘的細節還沒有寫進去。比如上一次回西安，我又看見生生在劇院門口等生意，頭靠在三輪車幫上，身子窩蜷在裡邊，兩個腳很高地翹著，看來等的時間不短了。看那種等著人來找他幹活的難場感覺，我眼淚譁的一下就出來了。討生活真的不易。我的小說裡還缺乏這樣一個等待的細節。
小說應有一種輕快的調性
記者：除了人物的變化，小說的風格和電視劇也有較大不同。原著小說是讓人心酸的，沉重的，但電視劇則是輕喜劇的風格。您如何看這個變化？
陳彥：《裝臺》這個小說本身讀起來也比較輕鬆，我很注重小說筆調的輕快，小說應該有一種輕快的調性。當然輕快並不意味著漂浮和輕鬆，有時越輕快越有一種沉重感。電視劇定位以喜劇的風格呈現，我覺得很好。
記者：《裝臺》裡人物各有面貌，語言各有特點，非常鮮活，如何做到？
陳彥：在西安生活了那麼長時間，我覺得小說應該寫出當地的特色。今天看《水滸傳》，裡邊有很多都是民間的、地方的語言，讀來特別有感覺、有意味。我寫小說時比較注重陝西話的使用，但為了方便讀者，有些太過於地方化的語言還是做了轉化。出版時，編輯覺得讀不懂的地方，他們反覆徵求我意見，後來也有一些讓步和調整。
馬曉勇先生這次在改編時更強化了陝西方言的運用，導演李少飛和美術工作者們又加重了這種煙火氣元素的多重運用。再加上張嘉益、閆妮、孫浩等一批演員就是陝西人，他們這樣說話、處事是從生活中自然流淌出來的。
電視劇《主角》劇本改編進行中
記者：聽說您獲茅盾文學獎的作品《主角》也計劃拍攝電視劇，目前情況怎樣？
《主角》 陳彥 著
作家出版社
陳彥：《主角》出來後，來談改編人的比較多，但張嘉益先生看完就說，誰都嫑給，搞完《裝臺》就接著搞這個。後來張藝謀導演也看上了這本書，聽說他是在長途飛機上把這本小說讀完的，飛機一落地就讓找作者聯繫版權。現在是張藝謀先生和張嘉益先生在聯合推動，還在改編劇本階段。記者/金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