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嶺南文史】輾轉香江粵北 激蕩詩史學魂
金羊網 作者：鄧瓊 2020-09-11
78年前，嶺南大學從香港回遷粵北，以教壇薪火照亮全民抗戰勝利前的至暗時刻。
學生在曲江仙人廟的嶺大校園科學樓裡上課
78年前，嶺南大學從香港回遷粵北，以教壇薪火照亮全民抗戰勝利前的至暗時刻
文/羊城晚報全媒體記者 鄧瓊
圖/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提供
1944年3月，在距離韶關約一小時火車程的粵漢鐵路仙人廟站，韶關一家報社記者路過，目睹並記下了這樣奇特的一幕：
數百名學生、老師以及家屬模樣的人，男女老少，帶著籮筐、木桶、面盆、瓦盤等器具，或挑、或扛、或抬、或拉、或背，凡是可用來裝糧食的用具都用上了，孩子們甚至把長褲紮上褲管當「布袋」，像小馬一樣馱著前行……大家齊心協力，將好不容易從湖南購入的一卡車大米，搶運回三裡地以外的學校去。
這不是當地鄉民，而是在抗戰烽煙中棲身粵北的另一所華南著名高校——私立嶺南大學，全校在行動。自太平洋戰爭全面爆發、香港淪陷，他們遷回內地辦學已近兩年了。
戰亂下，「米荒」已起，這一車大米關係到全校的生計。於是才有了這所戰時大學空前的一幕。
回遷悲壯開篇
向全校發出「搬米」號令的校長李應林，是1937年受命於危難之際、成為這所著名私立大學第二任華人校長的（嶺南大學原為教會初創，1927年轉為國人所辦的私立大學）。1938年10月廣州淪陷，嶺大遷至香港辦學，不久，他就與農學院院長古桂芬一起，籌劃先將農學院遷回韶關。
一番白手起家。當1940年11月9日，嶺大農學院的韶關坪石新址舉辦開基禮，會後在金雞嶺下合影留念，那位親身勘測院址、徵地構建，為力控成本而殫精竭慮的古桂芬院長卻已不在了。因操勞過度而染上惡性瘧疾，他在兩個月前的9月16日以身殉職。
古桂芬出身於富庶的華僑家庭，卻心繫祖國的農科教育。他生前力主農學院遷入內地，認為廣東沿海的富庶地區已淪陷，發展大後方的農業生產意義殊為重大。在開基禮上，李應林也呼籲：「內地切需高等教育，學生在戰時應受內地精神之陶冶。」但此時的李校長恐也未料到，戰況的惡化，會迫使嶺南大學那麼快全部內遷，在粵北的叢山荒村中，以教壇薪火照亮全民抗戰勝利前的至暗時刻。
司徒衛水彩畫中的嶺大村
再建康樂校園
當時的曲江縣仙人廟大村，即今天的韶關市湞江區犁市鎮大村。2019年年底，廣東省「三師」專業志願者與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這裡發現嶺南大學的懷士堂等辦學遺址的線索，並確定了部分具體位置。
從1942年開始，嶺南大學就在此處開始了篳路藍縷的又一輪建校過程。大村位於粵漢鐵路沿線，到坪石和韶關也交通便利，李應林委派司徒衛等同仁主持修建的臨時校園，就在「大村」前加多一字，成為「嶺大村」。學校大學部和中學部師生在此教學、生活，直至1945年日軍攻佔曲江。
嶺大村原為戰區軍官訓練營地，1942年上半年嶺大接手原有的棚屋，以當地「竹織批蕩」之法修繕改建，增加了圖書館、科學館、課室、膳堂、男女生宿舍等設施。校園建築沿用廣州康樂園建築的舊名，如懷士堂、格蘭堂、黑石屋等。其中懷士堂為大禮堂，由司徒衛先生設計，是師生舉辦全校集會、音樂會等大型活動的場所，也是校園的中心。懷士堂東側是大學部，西部的樟樹林中為中學部，往北走，山丘上有圖書館。
抗戰條件艱苦，再加上輾轉遷校，圖書、設備等校產損失慘重。顯微鏡已是珍貴儀器，靠師生從香港偷運來；圖書缺乏，全校就發起「一名校友一冊書」的捐書活動，以充實校圖書館。
2019年1月，香港中央圖書館開辦了展覽《司徒衛的藝術世界：紅灰精神》，主要展出這位身兼畫家、教育家的「大村元老」當年一批紀實水彩畫。司徒先生描繪的參天古木蔭庇下，簡樸端方的建築、活躍的青年，凝成了一幅戰時修學勝地的動人圖景。
校史以詩相傳
就在剛過去的9月3日，一座「冼玉清雕像」在華南教育研學基地大村站落成。一所村中舊屋也被改建為玉清書舍，紀念這位與嶺南大學終生結緣，並在抗日烽煙中不離不棄的傑出嶺南女學者、詩人。
冼玉清出生於澳門，自1928年起任教嶺大國文系，十年間，從助教一直升任至正教授。1942年1月，在港嶺南大學開始疏散後，冼玉清一度回澳門。到1942年7月，有弟子為李應林校長前來捎話，希望她追隨嶺大回粵北復校。其深意在於粵北地方窮苦遙遠、恐有聲望的老師不肯前往，而冼玉清家庭生活優裕，又是女子，如果身先示範，則其他人必望風而至。冼玉清沒有半分猶豫，也不顧朋友家人的勸阻，毅然啟程，輾轉奔波湛江、廣西四十餘天，於9月到達仙人廟大村新校區，重登教壇。
除了患難與共，冼玉清之於嶺南大學，還有另一重特殊意義：她以詩紀年，詳盡錄下了嶺南大學粵北流離四年「冒硝煙彈雨之至危，歷艱難悽痛之至極」的歷程，集為《流離百詠》七絕組詩。無論是困窘中的下廚、浣衣等生活瑣事，還是授課、寫志這樣的知識分子抒懷，都從她筆端凝神而出，一代之痛史，一代之節志，方得以永存史冊。
在那種特殊的教學環境裡，師生關係也十分密切。例如接任農學院院長重任的李沛文教授是李濟深之子。為照顧北方聽不懂粵語授課的學生，他時常在昏暗的煤油燈下，用國語和英語為學生補課。
著名美籍華人社會活動家陳香梅女士曾就讀於嶺大國文系，一直難忘在仙人廟校區受到系主任吳重翰的悉心教導。她在自傳中寫道，教授「喜歡茶道，課餘之暇，用小泥壺泡上好的鐵觀音，請我和三五同學到他的宿舍品詩談詞，其時四周清寂，只有松林的風聲，一片茅屋，數卷好書……」
1942年遠眺嶺大村
鄰校守望相助
去歲今春，隨著嶺大在大村的辦學舊址的發掘，對面的橫崗山上另一所大學——東吳大學，當年的校門、古井、宿舍等遺蹟也在陸續發現中。這是七十多年前嶺大伸出援手，接納的一所顛沛流離的「兄弟院校」。
原本位於蘇州的東吳大學因日寇入侵而撤離，顛沛於江浙滬、福建、廣東而未有安處，直到部分師生及眷屬1942年9月初抵達仙人廟，剛剛在此立校開學的嶺大熱烈地歡迎了他們。
在接下來約兩年時間裡，東吳大學的教師分擔兩校課程，學生則借讀嶺大，弦歌相繼。
戰時各校都辦學資源緊張，在民族危亡之際，守望互助最見公心。1938年廣州淪陷，嶺大師生撤退至香港，就是借用香港大學的教學科研設施繼續辦學，兩校師生相互旁聽課程，共用圖書文獻、實驗室，共同參與學術活動。1941年香港淪陷，內地又以中大、嶺大等高校為主，接收港大學生繼續學業。
據1944年1月1日的統計顯示，在中國內地15所大學就讀的243名港大學生中，中大有67名、嶺大有50名。廣東兩校接納學生總人數近一半，嶺南大學還在大村校區專門設立了「港大招待所」一處，專供港大學生使用。
嶺大的研究設備有限，不少學生就在國立中山大學就讀（尤其是理科），例如日後成為分子遺傳學家、中國工程院院士的黃翠芬，就是被嶺大化學系錄取，然後借讀於坪石塘口村中大理學院的。
嶺大校長李應林為文、理工、醫等三院學生借讀而致函中山大學，中大工學院院長陳宗南為該院教師到嶺大借用工程類圖書請開介紹信……這些具體而微的函件，今天我們仍可以從檔案館中找到。紙頁泛黃，而餘溫猶在。
訪談
前後四年曆經三地兩遷，嶺大復校意義非凡
保留讀書火種 光耀教育精神
陸鍵東 作家、學者，廣州文學藝術創作研究院院長
羊城晚報：抗戰前的嶺南大學是一所什麼樣的大學？
陸鍵東：無論從何種角度上說，嶺南大學都是近現代廣東地區第一所可與國際接軌的現代大學，深深刻下了近現代廣東政治、文化、科學的烙印。在其由美國教會創校的早期，湧現出兩個赫赫有名的學生：一是1900年格致書院（嶺南大學的前身）學生史堅如，以同盟會會員的身份怒炸兩廣總督德壽，不遂，英勇獻身。二是鍾榮光，首開教會學校遠赴美洲向華僑籌款辦學先例，成為大陸教會大學收歸國人自辦後的首位中國人校長。
在這裡，可以發現幾個能連起這所大學歷史命運的關鍵詞：西式體系、與同盟會淵源、華僑與富商擁戴、「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這幾個特點，都以深刻的歷史含義在南中國眾多高校中構成了獨一無二的嶺南特色。
早期教會學校的背景，使嶺南大學在動蕩的民國年間，罕見地保留了一塊世外桃源，直到日本攻陷廣州之前，都能安放一張寧靜的書桌。此外，省港澳三地乃至東南亞一些國家，在民國年間的外貿、商業、金融等現代之業已經發達，社會極需此類人才，嶺南大學與歐美接軌的西式教學體系，畢業生的整體水平很高，在社會上甚為搶手。
羊城晚報：抗日戰爭期間嶺南大學的兩次搬遷，對辦學有多大損害？
陸鍵東：嶺南大學在其六十多年的歷史中，可說是飽經流離搬遷之苦。特別是在抗日戰爭期間，前後四年中共歷三地兩遷，這樣的流離失所中，嶺南大學的教學設備可說是喪失殆盡。因此粵北時期復校的嶺南大學，其保留讀書種子，維繫靈魂不散、昭示精神不死的作用，遠遠大於正常時期「學校是培育社會英才所在」的意義。
羊城晚報：那麼今天我們的挖掘、記取這一段歷史有何價值？
陸鍵東：粵北四年，大部分學生隨著形勢的變化或自身的原因，先後離開學校。當然，每年也有新增學生。粵北的經歷，成為這些親歷苦難與感受薪火相傳的學子的人生寶貴財富。
如何評價這段時期嶺南大學的辦學？首先，保留火種不滅，維繫學校不散，團結核心師資力量，是嶺南大學復校粵北的第一要義。其次，讓各年級的同學有書讀，可繼續完成學業，也是學校應盡的天職。一句話，即使在最艱難的歲月，嶺南大學對未來依然充滿了信心，四年播遷，一切都是為了未來。
延伸
黃旭華院士與「培聯」失之交臂
「盧溝橋事變」後，廣州常受敵機侵擾，為響應廣東省府動員遷港的教會學校回到韶關複課的願望，同屬浸信會的原廣州培道和培正兩所中學擬合在一起選址辦學。
1940年，培正校長鄺樂生、培道校長溫耀斌，聯袂來到韶關考察，終在粵漢鐵路坪石站附近，覓得一塊地方作為校址，同時委派職員前往建校。9月開課時，初一至高三8個班，共招300餘學生。
1942年8月，坪石聯校正式定名為「私立廣州培正培道聯合中學」（簡稱「培聯中學」）。9月開課以後，培聯中學儘量收容從港澳長途跋涉前來就學的學生，學生由此增至五六百名。
據「核潛艇之父」黃旭華院士回憶，他在1941年6月曾追隨在中大讀書的哥哥到坪石，並在那裡報考了培正中學，但後又輾轉離開，直到抵達廣西投考桂林中學，才聽說自己已被培正錄取了。就這樣，年輕的黃旭華與坪石培聯失之交臂了。
1945年初，日軍攻粵北，坪石陷落，聯校員生留困樂昌，後遷至湖南桂東縣，終至抗戰勝利復員廣州。
編輯： 寶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