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建明:探尋國家自主性與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內在邏輯

2020-12-12 金臺資訊

作者單位:中國延安幹部學院教學科研部

從世界範圍看,國家的現代化轉型中一直不同程度地存在著「國家失敗」現象。不管是「俘獲性國家」現象,還是「掠奪性國家」現象,程度嚴重時都會導致國家現代化轉型的失敗。中國經歷四十多年的改革開放,成功走出了一條國家現代化道路,取得了「世所罕見的經濟快速發展奇蹟和社會長期穩定奇蹟」,開闢出了國家治理的新境界。這在很大程度上源於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國家具有高度的國家自主性,一直致力於對社會整體利益(人民利益)的追求和維護。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形勢下,研究國家治理與國家自主性的內在關係,從制度安排與制度運行層面深入分析黨的執政力和領導力、國家權力、國家能力和社會利益格局之間的複雜關係,揭示其發展變化規律,可以為把「我國制度優勢更好轉化為國家治理效能」提供規律參照,為提高全面深化改革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提供理論指導。

國外國家自主性的理論脈絡

國家自主性理論起源於馬克思恩格斯的國家「相對獨立性」理論。馬克思恩格斯從「國家起源」的角度論述了國家相對於整個社會的獨立性,從「國家本質」的角度論述了國家相對於統治階級內部個別成員的獨立性,從「例外情形」和「公共權力異化」的角度論述了國家只追求其組織機構及官僚的利益,擺脫了包括統治階級在內的整個社會的控制。應當指出,馬克思恩格斯的國家「相對獨立性」理論只是對資本主義現實的一種經驗性觀察,還不是嚴格意義上的規範性國家理論。

新馬克思主義國家學派在「社會中心主義」研究範式下對馬克思恩格斯的國家「相對獨立性」理論進行了發掘,認為資本主義國家具有階級統治的性質,但並不是統治階級的簡單工具,而是具有一定的自主性(普朗查斯,1973)。同時認為,國家本質上是統治階級的國家,但經濟上佔統治地位的階級與作為政治實體的國家的聯繫並非人們想像的那樣緊密,國家實際上具有對統治階級和公民社會的「相對自主性」(密裡本德,1977)。不管是普朗查斯的結構主義國家觀,還是密裡本德的工具主義國家觀,都認為國家受其賴以產生的經濟關係和社會關係的束縛,不可能擁有絕對的自主性。

受韋伯國家觀影響的「回歸國家學派」在「國家中心主義」研究範式下對國家自主性理論進行了開拓,認為國家具有「潛在的自主性」,即國家作為一種對特定領土和人民主張其統治權的組織,可能會確立並追求一些並非僅僅是反映社會集團、階級或社團之需求或利益的目標(斯科克波,1979);並從公共政策的角度將國家自主性界定為「國家將其自身偏好轉換成權威行為的範圍以及公共政策服從公共官員加權偏好的合力程度」(諾丁格爾,1981)。「回歸國家學派」認識到,國家是一個獨立的行動主體,具有自身獨立的意志、利益和行動能力,但忽視了國家與社會之間的「互構」關係,忽視了國家的場域性,即國家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各種社會力量競爭的舞臺。

「新國家主義學派」開創了「國家與社會共生互動」的研究範式,強調國家和社會的「相互改變」和「相互構成」關係,並針對發展中國家的經濟轉型,提出了「國家嵌入社會,卻仍有自主能力」的「嵌入式國家自主性」理論(維斯、雷布森,1995);主張只有「官僚制度」鑲嵌在市場和社會之中又能保持自身自主性,才能有效推動經濟發展(埃文斯,1995)。可以說,西方學者對國家自主性的認識一直在深化,但受其國家治理的經驗範本和學術視野的影響,並未認識到國家自主性的實質。

國內國家自主性的研究動態

中國學者在引進、消化和吸收西方馬克思主義譜系國家自主性理論和韋伯譜系國家自主性理論的基礎上,結合中國的國家性質和國家治理實踐,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進行批判、改造和重構,建構出「中國本土化的國家自主性理論」。國內國家自主性的研究可以分成四個階段。

國家自主性理論的譯介引入階段(1978—1993)。改革開放初期,國內公開翻譯出版了一些西方馬克思主義著作,如普朗查斯的《政治權力與社會階級》、密裡本德的《馬克思主義與政治學》,明確論及國家自主性問題,這些成果和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一起構成了國內學者研究國家自主性的理論來源。

國家自主性研究的初步展開階段(1994—2004)。一是對馬克思主義譜系內國家自主性的概念和屬性進行研究,一些學者認為國家自主性是指國家在特定情況下,有可能擺脫統治階級的控制,實現某種相對獨立的目標(陳炳輝,1994),而另一些學者認為國家自主性是指國家能夠超越於各階級、階層、利益集團之上追求社會公共利益(鬱建興,2002);一些學者認為國家自主性只是資本主義國家才具有(韋建平,2000),而另一些學者認為國家自主性是國家的固有屬性,歷史上各個發展階段的國家都具有這一屬性(林尚立,2004)。二是對韋伯譜系內的國家自主性理論進行初步研究,如對回歸國家學派的國家自主性理論進行述評(楊雪冬,1996),對國家權力、國家能力、國家自主性之間的關係進行研究(時和興,1996)。三是把國家自主性理論從西方語境中移植出來,與中國的改革開放和政治發展相結合進行經驗研究(孫立平,1996;任勇,2004)。

國家自主性研究的綜合發展階段(2005—2012)。一是對馬克思主義譜系內的國家自主性理論進行系統研究,如對馬克思恩格斯、普朗查斯、密裡本德的國家自主性理論進行比較研究。二是譯介了多部韋伯譜系內的國家自主性理論著作,如斯考切波的《國家與社會革命》、維斯與霍布森的《國家與經濟發展》。三是從比較政治與全球化的角度探討中國國家自主性建設問題。四是從地方政府角度分析中國國家自主性建設問題。五是從整體上分析當代中國國家自主性的基本構成、影響因素和建設路徑。

國家自主性研究的深化階段(2013年至今)。既關注馬克思主義譜系的國家自主性理論,如對馬克思恩格斯視野中的國家自主性進行分析,對葛蘭西領導權理論中的國家自主性進行辨析;也對韋伯譜系內的國家自主性理論進行研究,如對諾德林格的國家自主性理論進行評析;還注重對國家自主性的概念、理論源流與中國國家自主性的特殊性進行深入系統分析,並對國家自主性與國家公共性的關係、國家自主性與國家能力的關係進行探討。

國家治理與國家自主性的關係研究

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國家治理研究的熱潮興起,國內學者開始研究全面深化改革中國家治理與國家自主性之間的關係。一是經濟發展方面,如認為中國國家形態從絕對自主轉向有限自主,實現了國家—社會關係從同構到分離,重塑了中央與地方關係,有效推動了中國的經濟發展。二是社會治理方面,如探討國家自主性力量在中國城市社區自治生成、發展、變遷中的決定性作用及其改革方向。三是探討全面深化改革中國家治理現代化與國家自主性之間的關係,如探討中國經由何種國家自主性路徑達到有效的國家治理;如認為國家治理改革的方向是更加強調國家的自主性、統一性和權威性建設。

可以看出,國家自主性的理論研究和當代中國國家自主性建設的實踐研究正逐步深入,呈現出明顯的本土化趨勢。但既有研究成果的不足主要表現在:方法論方面,對如何運用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深入研究該問題尚顯不足;理論方面,對國家自主性的概念、屬性、結構等方面的研究成果還不多;實踐研究方面,對當代中國國家自主性建設的實踐,特別是對當前全面深化改革中國家自主性建設的實踐,其系統性尚有待進一步加強。

總而言之,建構中國本土化的國家自主性理論,可以豐富馬克思主義國家理論;探尋當代中國國家自主性建設的生成邏輯與變遷規律,可以為全面深化改革中國家自主性建設提供經驗借鑑和規律參照;探索黨的領導力、國家權力、國家能力和社會利益格局之間的複雜聯動關係及發展變化規律,能夠為提高全面深化改革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提供理論指導;探索全面深化改革中國家自主性建設與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深層邏輯關係,有助於更好地推動國家治理體系和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結構,確保國家權力的人民性。

(本文系2017年陝西省社會科學基金一般項目「全面深化改革中國家治理與國家自主性建設研究」(2017E007)階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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