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徐悅東
魏晉南北朝時期，隨著北方民族的遷入，「漢化」與「胡化」成為了一個鮮明的現象。這種民族碰撞和融合使得後來的隋唐與秦漢迥然相異。漢民族的形成、「舊的中華」的崩潰與「新的中華」的確立的進程是如何進行的？一個不同於秦漢社會的「中華帝國」是如何在與諸民族互動形成的？
5月23日，新京報·文化客廳聯合甲骨文推出譯想沙龍No.4，邀請到師從於川本芳昭教授，同時也是《東亞古代的諸民族與國家》譯者的劉可維副教授，以新書為引，帶來主題為「『中華』與『夷狄』——東亞古代的諸民族與國家」的分享。
《東亞古代的諸民族與國家》，[日]川本芳昭著，劉可維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0年4月版
劉可維表示，日本一直非常注重中國的古典文獻研究。在明治維新之後，隨著西方的學術體系傳入，研究中國的東方學也在日本形成了。日本的東方學包括中國哲學、中國文學和東洋史學。
為何史學會被稱為東洋史學呢？東洋是西洋的相對概念。在日本的傳統史學觀念中，「中國」基本指以漢民族為主體的王朝，比如在明朝，日本人並不將瓦剌和滿洲視為「中國」。在滿清入關後，日本才視滿清為中國王朝。
日本學者用東洋史學來概括包括中國史學在內的周邊諸民族的亞洲歷史，它甚至也包括朝鮮史和越南史。東洋史學這個學科本身就非常注重漢民族王朝和周邊民族的關係。
川本芳昭
對於日本老一輩歷史學者來說，東洋史具有更特殊的意義。川本芳昭認為，中國史不能被單純地當作一個國別史來看待，這就像羅馬史與西方文明的關係一樣。羅馬史並不是義大利史，羅馬史是西方文明的歷史。中國史也是東方文明的歷史。許多周邊民族國家歸根溯源都可以在中華文明中找到源頭。日本作為中華文化的支流，確實也保留了許多中國傳統文化的因素。
川本芳昭一直從事中國古代民族史的研究，尤其是魏晉南北朝時期。川本芳昭研究的最重要的問題意識是，漢民族是如何成長為當今世界最大的民族的。這是一個非常值得思考的問題。因為漢民族在地域上的差異，並不比歐洲各國小。川本芳昭認為，要思考這個問題，就要從魏晉南北朝下手。因為魏晉南北朝奠定了漢民族發展的一種模式。
魏晉南北朝的主要矛盾體現在民族矛盾上。中國的歷史教科書比較強調那個時代的民族融合，一般認為那是一個以漢民族為主體，少數民族群體處於周邊的融合狀態。但實際上，魏晉南北朝的民族遷徙的規模非常龐大。在十六國前期，非漢民族和漢民族的人口比例是9:10。當時，非漢民族所佔的比重非常大。在這種情況下所引發的民族文化的變化，也非常顯著。川本芳昭認為，這形成了漢代和唐代之間的「性格」差異。
比如，漢代實行三公九卿制，唐代變成了三省六部制。漢代信仰神仙思想，當時的人追求死後自己的靈魂到崑崙山上，升到仙界。在唐代，佛教成為了信仰的主體，人們開始相信輪迴和地獄。
除此之外，在文學、服飾等文化方面，漢唐之間差異非常大。這種變化的根源是，在魏晉南北朝時代，外來民族對漢王朝的秩序和體制的衝擊。中華王朝在崩潰和重生後，形成了新的中華王朝。在這個過程中，中華的疆域、影響力都得到了顯著的擴大。如果沒有「五胡」大規模進入華夏，中國的歷史肯定要朝著完全不同的方向發展。
劉可維
在中華王朝的崩潰和重生的長期過程中，周邊民族和漢民族接觸，也使得民族意識覺醒，出現漢民族和非漢民族對抗和融合的複雜過程。在漢武帝時期，烏桓主要活動在中國東北部，作為匈奴東北部的勢力而存在。在漢武帝打擊匈奴後，烏桓遷移到今天的遼寧省到河北省北部一帶。自王莽時代開始，烏桓和匈奴、鮮卑聯手，不斷侵擾漢王朝的邊境。
在光武帝時期，烏桓來東漢朝貢。光武帝讓他們遷徙到遼西、右北平一帶。東漢政府實際上把烏桓當打擊匈奴和鮮卑的軍事勢力利用。鮮卑在東漢初年也到達了遼東的長城附近。為了控制這些民族，漢朝設置了烏桓校尉府等專門管理非漢民族的官職。烏桓和鮮卑在東漢時時而歸降，時而侵擾邊境。那時，中華王朝實際上發生了明顯的變化，中華和夷狄的邊界變得比較模糊，不再明確地以長城劃界。
隨著非漢民族的歸附，這些非漢民族一方面接受漢朝的統治，另一方面自身又極具獨立性。這種情況在山西和關中也在上演。匈奴和羌人都大規模地進入了傳統漢民族的世界裡。他們在一方面介入漢民族的內部事務，比如曹操利用烏桓組建騎兵。另一方面，在他們與漢民族的接觸過程中，他們自身產生了觀念上的變化，比如烏桓和鮮卑獨立化的趨勢。
漢民族和非漢民族的雜居，造成了彼此間的衝突。這一衝突在西晉以後逐漸凸顯，比如，泰始六年禿髮樹機能叛亂、元康四年匈奴叛亂、元康六年氐族叛亂。因此，江統提出了「徙戎論」，這實際上是一種民族分治政策，他主張將這些非漢民族遷回到原來的居住地裡。當然，這個政策是不可能實現的。
禿髮樹機能
後來，中國歷史進入到五胡十六國時代。北朝存在著大量的非漢民族政權。他們統治著大量的漢族，也接受著漢族的政治文化。但是，他們又保持著自身的傳統。中國的史學家比較注重非漢民族的漢化。但實際上，川本芳昭發現，當時也出現了漢族的胡化。
在秦漢時代，四川盆地的主體已經成為漢地，建立了郡縣統治。當時四川的文化和生產力都很高，出現了司馬相如、楊雄等文學家和學者。在西晉後期，隨著中原王朝的勢力衰退，四川出現了大量非漢民族。中原王朝逐漸失去對四川地區的有效統治。中原王朝統治力在四川的縮小的情況，一直到南北朝後期才有所改觀。在進入宋代之後，這些非漢民族才逐漸淡出漢文史料。
同樣的現象也發生在雲南。自漢武帝徵服西南以來，漢代以昆明和大理設置郡縣，建立比較穩固的統治。但到東晉，中原王朝統治力衰退，地方勢力逐漸取代了中央的統治。到了唐代，唐王朝幾乎徹底失去對雲南的統治。後來還出現南詔、大理等國。到元代以後，中華王朝才重新確立對雲南的統治。
類似的現象出現在我國的其他地方。中華王朝的發展過程中實際上經歷了這種統一擴張，後由非漢民族進入而導致的崩潰收縮。在經過融合之後，舊中華又變成了新中華，並再次統一擴張，變得更大，影響力更強。劉可維記得，川本芳昭在課堂上說，由於西方文明的介入，打破了中華王朝的這種模式。若中華王朝順著這個規律發展下去，遲早有一天會出現「朝鮮省」和「日本省」。
中華王朝的崩潰和擴張的過程，
對周邊民族產生了什麼樣的影響？
在中華王朝崩潰和擴張的過程中，中華王朝周邊的國家實際上也發生著非常顯著的變化。在日本列島上，倭國就會定期到漢朝朝貢。公元57年，倭國的使節覲見光武帝，光武帝賜名「倭國」，還授倭奴王金印。後來，這枚金印在日本的福岡縣裡被發現。當時的日本正在彌生時代，尚未形成統一的政權。一般人會將日本列島上的群族統稱為倭。
光武帝所授之印
倭國通過跟中華王朝建立了關係，引進了大量的器物，比如銅鏡、鐵器等手工製品。另一方面，它又通過與中華王朝建立關係來確立自身的正統性。邪馬臺國是一個倭人聯合體，他們與狗奴國對峙。他們會借曹魏政權的詔書來警告狗奴國國王。這說明邪馬臺國已經開始利用中華王朝的影響力和建構的國際秩序，來壓制日本列島內的其他政權。
不過，後來，由於八王之亂造成西晉的崩潰，倭國和中原王朝的聯繫就中斷了。直到南朝劉宋王朝，漢文史料才再度出現倭國的記載。倭國每一次遣使都有著明確的核心訴求，就是希望中華王朝冊封王位。實際上，倭國自己給自己設置了這樣的官爵和王位，不過是想讓中華王朝給它「扶正」，正式授予自己這樣的官爵。這是一種非常特殊的冊封模式。倭國在中華政治思想的影響下，形成了一種以自身為中心的「中華意識」。他們開始將自己定位為治理日本列島內的統治者。日本在熊本縣出土的江田船山古墳出土的鐵劍的銘文中，就已經出現了「治天下大王」的名號。
這種稱號表現出，倭國有一種逐漸想擺脫中華王朝羈絆尋求獨立的姿態。在日本列島，倭國是天下的中心，它就是一個「中華」。在東亞的視角下，它不過只是南朝的藩屬國。以自身為中心的思想，可以追溯到魏晉南北朝時期，這些思想進入中原的五胡之中。這就是非漢民族和漢民族在接觸過程中逐漸興起的自利化的趨勢。
隋唐是一個胡漢融合的王朝。倭國始終屬於南朝的體系之內，直到隋朝後他們派出遣隋使，這很大程度上改變了倭國的外交方針。由於北朝的擴大，原本與南朝建立關係的柔然、吐谷渾和高句麗等政權相繼滅亡。在這些政權之後，突厥、土蕃、渤海、新羅、日本逐漸走進歷史的前臺。實際上，這是「中華」擴大了，開始影響到更遠的範圍了。
在十六國和北朝時期，各非漢民族多多少少經歷過漢化的過程。有些是被動的、有些是主動的。孝文帝改革是北魏的統治階層主動發起的。這些非漢民族的漢化，為民族融合提供了基本的前提。如果不接受對方文化，那只能通過滅絕和驅離來實現。蒙古人在打敗西夏後，基本上採用滅絕和驅離的政策，所以党項族就消亡了。漢族人口過於龐大，採用這種政策是不切實際的。所以，不管主動還是被動，最終的結果都是民族間的融合。劉可維認為，從中華文化的傳承和發展來看，外來民族的輸入當然是有益的。對於鮮卑族來講，鮮卑族就消失在歷史當中了，這很難用好壞來判斷。
在南北朝乃至元明清時代，民族融合和碰撞一直在進行。因此，漢服和唐裝很不一樣。我們現在穿的對襟的馬褂實際上來自滿洲人的服飾。這都是民族融合的表現。劉可維覺得，民族融合是有益的，他開玩笑地說，日本在公元四世紀後，就幾乎沒有大規模外來民族的輸入，所以日本男性謝頂特別嚴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