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秦景教塔、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作為考證古代基督教東漸歷史及中國基督教發展歷史的唯一實物,有極高的歷史價值和文化學術價值,被許多中外宗教界和社會學者所重視。景教碑現藏於西安碑林博物館第二展室,為鎮館之寶。
景教自貞觀九年(635年)傳入中國到會昌五年(845年)被禁止,在唐朝共流行210年。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記述了其中150年的歷史,是當今世界上考察景教傳入中國、流行及發展情況的唯一文獻。據有關資料記載,大秦景教碑在唐朝建中二年(781年)建成,並立於大秦寺。會昌五年(845年)滅佛時景教受到牽連,景教徒怕景教碑被人為破壞,於是將其深埋於大秦寺中。1625年3月,當地農民挖土蓋房時,從地下挖出該碑。人們不知其為何物,後告知周至知縣。知縣查看後,亦不知為何物,於是命令將其移至長安金勝寺(崇仁寺)保護,直到1907年11月2日移至碑林博物館至。據說,最先目睹此碑的有兩位重要學者,一人為張賡虞,因他18年前,在北京聽過利瑪竇講道,於是將碑文抄印於學者李子藻,已隱退於浙江杭州西湖的李子藻將其翻譯、鑑定,復函內容與基督教教義相似,為基督教。另有一人為金尼閣,他於1625年10月目睹了剛發現不久,但卻已很有名氣的景教碑,併到處介紹這一喜訊。他是知道此事的歐洲第一人。
關於景教碑本身,根據《一五五0年前的中國基督教史》一書記載:「此碑是一塊石板。頂部有九個大字(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字的上部有『十』字,字的兩側有盤龍。下部是碑文和人名,刻在碑的正面和兩側。碑底部寬3英尺4英寸,厚11.3英寸;頂部寬3英尺0.3英寸,厚10.5英寸,高約6英尺5英寸。碑的整個身高約9英尺1英寸。」又據《 〈景教碑〉揭密》一文記載:景教碑座為龜座,碑文1870個字,由大秦寺僧景淨撰文,朝議朗前行台州司士參軍呂秀巖用楷體字書寫。另據《中國景教》一書記載:人名及職銜用敘利亞文寫成,共記載了82個人,其中敘利亞教士77名。碑文的主要內容分三部分:景教傳入中國的歷史,景教教義及在中國的發展狀況,因唐朝皇帝禮遇景教而給予的讚揚。
該碑不僅是景教傳入中國1500多年歷史的重要見證文獻,也是「世界上最具有價值的考古珍寶」,自然引起諸多方面的關注。為此,傳教士稱頌曰:「景教碑者,中國基督教之崑崙。」美國歷史學家巴爾多利在《中國史》一書中寫道:「長久埋沒遺忘在地下之一寶藏,卒於1625年出現,起初公布於中國,繼而傳至全球教會,東方、歐洲及新獲見之大陸,蓋此與整個聖教會有關之事也。」明代著名學者李子藻在《讀景教碑書後》一文中也贊到:「雖世代之興廢不一,乃上主之景命無諭。是佑諸賢,間關無阻,更留貞石。故多年秘其厚土,似矣明時,今慈煥啟人文,用章古教。」
由於該碑的史料價值及在國際上的聲譽及影響。當時有一個丹麥記者,名為荷爾姆,早於1900年在上海採訪時就聽到了景教碑的神秘傳聞。於是積極收集與該碑相關的文獻資料,考察有關著名石刻,在得知其價值連城後,為此痴迷,且制訂出盜竊計劃,準備將其運往國外。1907年5月,他來到西安,在金勝寺見到了這塊夢寐以求的石碑。當時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暴露於外,風吹雨打,無人問津,於是外國傳教士大造輿論,認為應該將此碑運往歐洲予以保護。英國政府與中國政府交涉,未允許。清政府撥銀200兩用於保護該碑,但該費用到陝西使用者手中時只剩下5兩銀子。無奈簡單打棚以遮擋風雨。於是,荷爾姆通過周折,以3000兩銀子買通了一個住持,開始實施盜竊計劃。但他的計劃被當地景教徒及具有愛國意識的群眾發現,消息外洩,上報朝廷,清朝政府命令陝西巡撫追回石碑的命令,追查截獲被盜運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並令專人看管,接著又發布了一道外國人未經許可不得參觀的禁令。時任陝西高等學堂教務長的王獻君懂得外語,擔任翻譯,進行百般交涉,最終解除買碑契約。但荷爾姆陰謀敗露後仍不死心,經過多方調停,當局允許他按原比例仿製一塊複製碑運走。這件事在當時的《漢口日報》上有過報導。荷爾姆在他的《西安府景教碑》一書中這樣寫道:「我盡了我最大努力,通過簡捷的方法,向當局提出申請這塊碑,儘管中國人現在對這塊石頭像對待其他磚頭一樣不重視,但他們還是起了疑心,運走這塊碑石好像我要從大英博物館運走《羅賽塔雙語碑》,從法國羅浮宮運走《摩押碑》一樣惹人注意。」「這件仿製品是我見到的最完美的中國工藝品之一,首先沒有一個刻字、一個字母、一個細節跟原碑不同,甚至連重量都一樣;第二,這件藝術品是由4個本地工匠把石頭從富平運回西安,打磨光用了11天時間;第三,中國工匠在不認識亞述文字的基礎上刻出了完美的十字和亞述文字。」1908年6月16日,仿製碑運到美國,先在美國紐約大都會博物館展覽後,被耶魯大學重金收藏。荷爾姆看到大秦流行中國碑複製品的價值,隨後又按原碑複製幾塊,分別送往英國倫敦、法國巴黎,義大利梵蒂岡,日本東京及朝鮮金剛山長安寺等地。
如今,景教碑文字已被學者及宗教界權威人士翻譯成十多種語言文字,著書八十餘種,研究者甚眾。
總而言之,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具有很高的歷史價值,是迄今世界上唯一的記載古代基督教東漸中國的珍貴實物資料,對研究基督教歷史在中國的發展有很大的促進作用;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也具有很高的藝術價值,碑文的書丹者呂秀巖是唐代著名書法家,字體蒼勁有力,渾厚不乏秀氣,陳列在西安碑林博物館中,被國家評定為「書法藝術名碑」。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是中西方文化交流的產物,對研究唐朝時期的中西文化狀況具有很高的考古價值,被世界考古發現史列為「世界四大名碑」之一(陝西西安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埃及羅賽塔《雙語碑》、死海東岸的《希伯來文碑》、南美阿茲特克的《授時碑》),其中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被命名為「世界四大名碑之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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