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孫中山在畢生為振興中華與改變祖國命運的奮戰中，逐步深刻認識到，國人素質的高低及國民人心之向背，直接關係和影響到民主革命之成敗與國家建設事業的興廢。有鑑於此，他於辛亥革命之後尤其在晚年，十分關注人的現代化問題，強調要搞好我國的社會文明特別是精神文明建設，就必須從變革國民之政治心理——切實改造民心，促使其心理棄舊更新，及大力養成與提升國民的人文素質水平這項基礎工程做起。為此，其針對並依據中國特有的國情民性，就如何致力於搞好這一國家基礎更新的時代性課題，發表過不少真知灼見，並力圖在施政過程中認真地將之付諸踐行。
顏海波、陶季邑：《論孫中山普及教育思想的演進》，《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4期摘要：普及教育思想是孫中山教育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在辛亥革命前、民國建立後最初幾年和五四後這三個階段，孫中山的普及教育思想一直在演進，後一階段均是對前一階段普及教育思想的豐富和發展。從中看出，隨著國內外形勢的逐漸變化，孫中山普及教育思想中的空想成分不斷減少，而合理因素與可行性成分則日益增加。孫中山晚年之所以把舊三民主義發展為新三民主義，確立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並非偶然，孫中山普及教育思想不斷地演進這一因素在其中也起了一定的推動作用。孫中山的普及教育思想雖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為以後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思考新中國教育問題和發展新中國教育事業提供了珍貴的思想材料，甚至迄今在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教育發展中依然具有某些意義。
鄭大華：《論晚年孫中山「民族建國」思想中的「民族」問題》，《民族研究》2020年第4期
摘要：晚年孫中山主張建立一個「大中華民族主義」的「民族國家」或「大中華民國的國族主義」的「民族國家」。他的「大中華民族主義」中的「大中華民族」，是以漢族為中心、為主體，同化滿、蒙、回、藏等其他少數民族，並通過漢族的改稱而形成的；他的「大中華民國的國族主義」中的「國族」，實際上指的就是漢族。因此，它們所體現的都是孫中山自清末以來就具有的大漢族思想傾向的民族觀和國家觀。而大漢族思想傾向的民族觀和國家觀具有歷史局限性，不符合中國的具體國情。
李恭忠：《「記憶之場」與國族認同：以中山陵為案例的探討》，《南國學術》，2020年第2期
摘要：中山陵是近代中國「記憶之場」的範本，具體而微地見證了公共記憶和國族認同的生成過程、構造機制。1925年孫中山逝世之際，由於對其政治理念、行為的理解和評價存在分歧，進入人們記憶世界的「孫中山」形象也呈現出鮮明的歧異性。為此，國民黨人藉助墓葬政治的途徑，努力將中山陵構造為一個政治象徵符號，讓它承載起有關孫中山形象的選擇性記憶，以及新生「黨治國家」之下歷史記憶的內核。與此同時，國民黨人通過組織途徑，持續開展集體謁陵活動，使「中山陵」迅速成為國民黨統治大陸時期最重要的儀式場所。在這種儀式性的政治和記憶規訓之下，以「孫中山」「國民革命」為關鍵詞建構起來的核心記憶，在國人公共記憶中的主流地位日益得到強化。尤為重要的是，中山陵還被打造成為一處重要的景觀空間，與市民休閒生活乃至旅遊觀光產業的發展緊密相連，亦幫助南京確立起民國時期的核心都市地位。在此過程中，象徵符號和儀式規訓的內涵逐漸隱身於幕後，原先由國民黨人主導建構的關於近代中國歷史進程的核心記憶，逐漸轉化為一種嵌入日常生活深處的公共記憶。通過觀光遊覽行為的普及，隨著自然而然「習得」過程的展開，不僅增加了對「地方名勝」中山陵的了解，也使遊客開始對「民族偉人」「孫中山」產生印象，播下了國族記憶的種子。這種公共記憶可以跨越空間的距離，在不同地域的人群中彌散開來；而且可以穿越時間的帷幕，在不同代際的人群中傳承下去。經由日常生活的循環往復，中山陵這一象徵符號所承載的記憶內核，遂沉澱為一種具有持續生命力、能夠不時被喚起的文化傳統。以至於時光流轉將近一個世紀之後，中山陵依然能夠成為聯繫海內外華人共同歷史記憶的紐帶。
朱雙一：《日據時期臺灣社會文化運動與孫中山——以〈臺灣（新）民報〉為觀察中心兼與〈臺灣日日新報〉比較》，《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3期
摘要：近年來，作為「去中國化」的一環，臺灣島內「去孫中山化」聲浪時起。然而從日據時代起，孫中山就在臺灣民眾中享有崇高聲望，臺灣同胞密切關注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革命甚至投身其中。孫中山逝世後，《臺灣民報》迅即發表社論加以悼念，此後每逢孫中山忌日，臺灣各地紛紛舉辦紀念活動，藉以表達其祖國認同，即使屢遭殖民當局阻禁而不輟。《臺灣民報》除了對此進行密集報導外，另一重點則是對孫中山的革命經歷、人格品質、思想觀念及其政治主張詳加論述，其中特重「反帝」精神的彰揚，乃因它契合了臺灣的殖民地處境及臺灣社會文化運動的根本目標。總督府機關報《臺灣日日新報》上則多是負面報導，可知當時「孫中山」話題成為被殖民者與殖民者對抗、角力的焦點之一。許多臺灣同胞認識到臺灣與祖國乃一「命運共同體」，將擺脫殖民統治的希望寄託於祖國，並試圖從孫中山那裡學習和吸取反帝抗日的方法和力量。
翁有為：《五四前後時人對軍閥特性的認識》，《社會科學戰線》，2020年第9期
摘要：五四前後，一方面是思想激蕩的革新時代，另一方面是軍人幹政亂政的紛爭時代。在此背景下，新興力量快速發展並佔據思想主導地位，向軍閥勢力及其統治進行了全面的批判和「進攻」，尤其是對軍閥特性的認識與批判，清晰而準確地進擊軍閥的薄弱與致命傷處。在對軍閥特性問題的討論中，輿論界集中在軍閥「均勢」與「分合」的矛盾性、「勾結外國列強」與「摧殘民眾自由」的媚外壓內雙重性、割據與專制共存的弔詭性諸方面。這些探討，歸納看來，是對軍閥存在的合法性問題與合理性問題的整體性追問，為國民革命重要思想理論武器的形成與建構提供了必要的思想與理論元素。
王勇、陳齡之：《孫中山與宮崎滔天筆談殘稿考論》，《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3期
摘要：1897年8月，流落海外的孫中山幾經周旋終於在日本橫濱落腳，不諳日語的孫中山唯有藉助筆談與日人交流。宮崎滔天作為孫中山革命生涯中極為重要的一名外國友人，亦主要通過筆談與孫中山交流。長期以來，宮崎滔天家藏筆談殘稿被先入為主地認為是孫中山與宮崎二人所書之物，事實上，卻有第三人即宗方小太郎的參與。通過校勘筆談殘稿文本，可以得出以下三個主要結論：（1）1897年8月後，孫中山與宮崎滔天筆談時，平山周也參與其中；（2）1897年11月孫中山的筆談對象不是宮崎滔天，而是宗方小太郎；（3）依據筆談中出現的人物、地點、時間、筆具、話題等細節，可對筆談殘稿重新排序。孫中山與宮崎滔天的漢文筆談殘稿作為中國近代史、中日關係史研究的第一手資料，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
楊衛華：《孫中山政治形象的建構：西方傳教士與中國基督徒比較》，《史林》，2020年第3期
摘要：受革命和改良的拘囿，以及孫中山政績的限度和政治實用主義的詬病，在南京國民政府成立之前傳教士對孫中山的偉人敘事多有保留。但到1920年代特別是孫中山去世後，受傳教士影響的中國基督徒開始突破其限制，在與國民黨塑造的至聖孫中山的互動中，建構孫中山的偉人形象，將其作為建構國家認同和政治認同的一種資源。傳教士也漸漸轉變，融入偉人敘事，為改善政教關係鋪路。不過中外基督徒的孫中山形象建構並非黨派建構的被動接受者，在國民黨借孫中山建構黨派權威之際，他們也充分利用這個公共資源，通過對孫中山符號的創造性詮釋，在建構政治孫中山的同時打造宗教孫中山，以各種目的性書寫來達到自身的多重政治和宗教目標。他們的孫中山形象與國民黨有重疊的一面，但更多的是錯位，呈現出政治話語轉化為民間話語的複雜性，是社會群體建構孫中山形象的一個縮影。
李志茗：《趙鳳昌與孫中山交往考述》，《廈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3期
摘要：孫中山是公認的中華民國的締造者，趙鳳昌被時人稱為「民國產婆」，都可謂共和建國功臣。正因為此，人們普遍認為民初大局與他們之間的頻繁往來、密商大計休戚相關。根據已知的、公開的資料，他們的確有過接觸，但並沒有那麼密切。然而，民初的新舊遞嬗不是用鐵和血鑄成的，很大程度上是幕後調停斡旋的結果，而幕後的討價還價和交易本為機密，知者甚少，若無記錄及當事人回憶，很難獲知詳情。孫中山與趙鳳昌原有認識的機會，但卻錯失了，直至辛亥時期才首次相見相識。除公開的接觸外，他們有私下密商革命大計的可能，但具體情形如何，則有待新材料的發現。對於未置身他們密談現場的相關記述，儘管言之鑿鑿，也不可輕信，要加以考證，謹慎採用。
孫毓斐：《南方政府與美國山克公司1921年實業借款交涉研究》，《中國經濟史研究》，2020年第5期
摘要：1921年，孫中山代表南方政府與美國芝加哥企業家山克（George H, Shank）及其公司籤訂了總額為一億美元的實業借款初步意向合同，以公債方式在美國境內發行，但最終未能成功。山克公司陷於美國政界、金融界、商界及其他利益團體之間複雜的關係網，始終難敵美國政府外交政策的阻礙。儘管其積極尋求媒介宣傳造勢，甚至謀求政府外交政策的調整，一定程度上贏得美國政商界的持續關注，但最終無法擺脫失敗的命運。此一失敗個案不僅反映了美國中小企業如何在美國大財團傾軋和中國南北分裂的態勢下謀求在華發展，也體現出企業投資與政府外交之間的互動關係，更進一步揭示出20世紀20年代初期中美經濟關係的另一個面向。
龍曉燕、薛昊：《從「五族共和」到「民族熔爐」與「民族自決」——孫中山民族思想研究》，《思想戰線》，2020年第3期
摘要：孫中山作為中華現代國家的締造者之一，他的民族思想在近代民族思想史中佔有十分重要的位置。中華民國建立前後，孫中山的民族思想歷經了從"五族共和"到"民族熔爐"與"民族自決"的變化，但在發展演變過程中，始終圍繞著建設中華現代國家的時代命題，將國家與民族的命運緊密聯繫，具有顯著的國家與民族同構性。孫中山民族思想包容性的增強，推動了國家與民族同構的中華民族觀念傳播，對近現代中華現代國家與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仲濟強：《共和危機的文學應對：孫中山北上與魯迅雜感文書寫實踐》，《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2020年第6期
摘要：孫中山北上，為再造民國挽救共和提供了新契機，也激活了魯迅沉寂已久的雜感文寫作。隨著時局的發展，執著於切身日常生活的魯迅革新了雜文與雜感的書寫形式，溝通了審美、倫理與政治，以生命美學的方式，應對了共和危機，拓展了書寫層面與政治層面的自由。
曾榮、劉演杭：《五四後馬克思主義革命話語構建的實踐路徑、理論邏輯與歷史邏輯》，《現代哲學》，2020年第2期
摘要：五四運動爆發後，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者基於掌握革命話語權的現實需要，通過開展諸如「問題與主義」之爭的學理對話，逐步形成深入結合中國實際構建馬克思主義革命話語的實踐路徑。以孫中山為代表的資產階級革命派構建三民主義理論時，將中國國情納入考察範疇，並視馬克思主義理論能否具體地運用於中國革命實踐為創新話語方式、擴展話語內涵、提升話語能力的重要標準。隨著馬克思主義理論在中國的廣泛傳播與發展，馬克思主義革命話語由概念提出、學理對話，逐漸過渡到形成革命運動的實踐階段，「社會革命」由此被納入馬克思主義革命話語構建的歷史進程。五四後馬克思主義革命話語構建的歷史過程與實踐路徑，反映了早期中國共產黨人掌握馬克思主義話語權的現實需要，折射出馬克思主義革命話語構建的理論邏輯與歷史邏輯。
周陽山：《國家結構與政府體制——孫中山、胡佛與福山觀點的比較分析》，《中國政治學》，2020年第1期
摘要：強勢國家與政府善治因何而成，如何關聯，這是政治學研究中的重要議題。孫中山、胡佛與福山關於國家與政府的觀點或可引導我們進行更深入的思考。在孫中山看來，只有道德的互助才會促進國家的團結，他重視國家角色，也強調政府效能；胡佛同樣將國家視為道德的有機體，認為必須在政治結構上釐清國家與政府的關係；福山則強調了強國家、法治和民主問責對於良好政治秩序的重要意義。從歷史維度來看，孫中山的「保中國，不保大清」理念中包含了國家與政權的權能分際，這是理解五權憲法制度設計的基礎，而「三民主義」應該置於國家、政府與政策三層次互動關係中考察。從比較維度來看，中東歐國家的轉型經驗彰顯孫中山的國家觀及其當代意義，這些國家之所以走上分裂與解體一途，是因為國家結構與政府體制之間的矛盾衝突，亦即在民族和民權層面出現嚴重扞格。
徐高：《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中美兩國的「反赤化」問題研究》，《中共黨史研究》，2020年第2期
摘要：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後，革命思想主要通過中俄邊境傳入中國內地，引發意識形態領域的分化。從長遠看，其結果不僅威脅到北京政府的統治，也對美國在東亞地區建立的華盛頓體系構成了挑戰。20世紀20年代後期，隨著南方革命勢力的興起，中國北方軍閥開始在「反赤化」的旗幟下聯合起來。與此同時，美國在國內鎮壓「赤色恐怖」行動，在國際上以「反赤化」所裹挾著的國家利益為藉口聯合英國、日本等國阻止中國的「赤化」，維護華盛頓體系。北伐前夕，北京政府與美國從各自利益出發，以「反赤化」為意識形態的共同訴求，將實際政治、經濟利益加持其中，造成這一時期中美關係呈現前所未有的複雜面相。
徵漢年：《孫中山獨立監察權思想的演進軌跡》，《學術探索》，2020年第6期
摘要：五權憲法是孫中山在考察歐美政治體制基礎上，融合近代中國國情而創建的新型國家權力監督憲政思想。伴隨著孫中山五權憲法思想的發端、形成到成熟，特別是經過民主主義革命理論省思與實踐錘鍊，孫中山監察權思想隨之有著相同的萌發、發展、提升和轉型的演變軌跡，尤其是受蘇俄人民監督思想的深刻影響，孫中山獨立監察權思想得到發展和完善，形成了「三民主義是靈魂」「五權憲法是載體」「獨立監察權是要素」的思想譜系，鑄就出了其獨具特色的分權式、一體化的孫中山獨立監察權思想，成為南京國民政府監察制度的指導思想。
謝忠強：《孫中山的勞資和諧思想考析》，《學術探索》，2020年第10期
摘要：為團結勞資雙方力量共同推進民主革命起見，孫中山力主勞資和諧。孫中山勞資和諧思想的主要內容包括勞資雙方應相互體諒，資本家應努力改善工人待遇，政黨、政府應為勞資和諧之實現有所作為等。孫中山勞資和諧思想雖在推動革命進程方面具有重要的歷史作用，但最終卻因國民黨由革命黨到執政黨的轉型而遭到了實際上的背離。
陶季邑：《鄧演達對孫中山外交思想的繼承和發展》，《武漢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5期
摘要：國民大革命失敗後，鄧演達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繼承和發展孫中山的外交思想，明確反對帝國主義列強，爭取中華民族完全獲得解放並努力「促成世界大同的實現」，為此主張「一定要喚起並組織廣大的民眾」「使其覺悟的參加反帝國主義的鬥爭」，在反抗帝國主義的鬥爭中聯合「平等待我的革命勢力及民族」即蘇聯和「被壓迫民族的勢力」，並且強調在同帝國主義列強進行鬥爭時要注意外交策略，充分利用列強之間的矛盾。總體上來說，鄧演達的外交主張不僅對日後中國共產黨人新民主主義外交建設具有一定參考價值，而且在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外交建設過程中亦具有一定的借鑑作用，從而從一個側面說明鄧演達的確是孫中山革命事業的忠實繼承者，同時表明鄧演達外交思想在近代中國外交思想史上佔有一定地位。當然，鄧演達在繼承和發展孫中山外交思想過程中也存在一些不足，但其積極方面佔主導地位。
朱友青、趙伯峻：《國民黨「官方儒學」的淵源、形成與發展析論——以孫中山、戴季陶和蔣介石的三民主義思想建構為例》，《臺灣研究》，2020年第4期
摘要：本文結合時代議題，對"三民主義"這一國民黨重要理論建構進行歷史的考察，以檢視孫中山、戴季陶、蔣介石以來的思想詮說為線索，剖析"三民主義"從略備儒學淵源到植入儒家價值觀念，再到實現"儒學化"改造、完成理論更新的過程，使國民黨"官方儒學"的基本理論形態逐漸清晰。事實上，國民黨退踞臺灣之初賡續"法統"、沿襲專制的意識形態建設與此關聯甚重。對這種"畸變"的儒學形態進行客觀評析，有助於全面理解臺灣儒學在臺灣民眾、社會中所投射的影響力。
吳青：《孫中山後期民族主義與中國現代化進程》，《廣東行政學院學報》，2020年第5期
摘要：孫中山在1924年對民族主義系統的闡釋和宣傳不僅在學理上對民族主義進行了解釋，而且從實踐角度對於民族主義的實現路徑有所論述。孫中山後期的民族主義涉及到個體和群體關係、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關係以及民族主義和世界主義關係的討論，在對中西文化雙線反思、結合傳統與現代的基礎上提出了民族主義的復興模式，這種模式符合現代化運動進程，對當時的五四運動進行了辯證思考，對現在的中國現代化進程有諸多啟發。
王海蛟：《20世紀初孫中山與列寧的關係》，《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020年第8期
摘要：孫中山和列寧是20世紀初中俄兩國的革命領袖，前者是中國民主革命的先覺者、先行者，後者是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主要締造者。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下，雖然他們的革命理念和奮鬥目標不盡相同，但出於本國革命事業發展和國際局勢需要，他們惺惺相惜、彼此關注、彼此讚揚、彼此靠近，建立了「邈焉萬裡，精神往還」的友好關係，在兩國關係史上書寫下特殊一筆。這種超越國籍、超越黨派的互動和聯繫，是與兩個國家的民族利益和革命利益密不可分的，成為促進中俄、中蘇間關係發展的重要篇章。
陳堯：《孫中山對中西「融貫」文化的政治運用》，《廣東石油化工學院學報》，2020年第5期
摘要：在近代，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觀與西方資本主義文化的價值觀相互碰撞、相互交融。孫中山將中西文化的價值觀相互結合，以此消解中國人的蒙昧，拓寬國人的視野。經過反思和比較，他認為中西文化有各自的特點和優缺點，即「各有各的文明」。這一文化觀是在「新舊潮流相衝突」的過程中不斷形成和發展的，其目的是擺脫中國文化上的危機，幫助中國走向獨立。縱觀他的文化觀，既不屬於全盤西化派，又不是封建復古派，而是從中國革命的需要出發，博取中西文化之長，創立了極具創見性的思想體系。
尹佳秋：《嚴復與孫中山海權思想比較》，《湖北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20年第3期
摘要：嚴復和孫中山在早年的留學過程中接觸到較為完整的西方海權理論，提出了系統的海權思想，相較於國內堅信樸素海防觀的知識分子，他們對海權的理解更為深刻，所形成的海權思想帶有鮮明的西方色彩。他們相處的時代背景相同、成長經歷相似，對於海權的認識和具體發展海權的主張既有相同點，也存在較大差異，主要表現為嚴復專注於軍事，孫中山較全面地囊括了政治、經濟等方面。
李英平：《孫中山海洋觀及其對海洋強國建設的啟示》，《桂林師範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20年第5期
摘要：19世紀末20世紀初，孫中山在探索中國民主革命道路的過程中也給予海洋足夠的關注，形成了較為系統的海洋觀。隨著民主革命實踐的不斷發展，孫中山海洋觀經歷了從萌芽到形成再到成熟的演進過程。其海洋觀主要包括喚醒國民海洋意識、收復海關管理權、建設強大海軍、發展海洋經濟等。孫中山海洋觀對培養新時代國民的海洋意識、樹立新海洋觀、提升國際海洋話語權、建設世界一流海軍、推進共建「一帶一路」仍具有重要的借鑑意義。
劉泊霖：《康有為〈上清帝第二書〉中對孫中山的一次襲用考證》，《吉林廣播電視大學學報》，2020年第9期
摘要：康有為在《上清帝第二書》中提到過有關外國農業的所見所聞，但就其發表先後以及內容的相似度來看，其襲錄的應是鄭觀應的《盛世危言》，而本文主要就《盛世危言》中《農學》篇的來源進行考證，以證明康有為真正襲用的是孫中山的文章。
姚怡然、刁榴：《試析橘樸對孫中山思想的認識》，《東北亞學刊》，2020年第4期
摘要：橘樸的中國研究具有較高學術價值，但其思想卻帶有明顯的殖民主義色彩，學界對於橘樸與孫中山關係的研究，大多散見於關於橘樸的各個專題研究中，本文嘗試系統闡釋橘樸對孫中山思想的認識，闡明其變化過程。這一變化與橘樸從中國研究逐步走向為殖民統治服務的思想歷程是一致的，從中可窺見橘樸思想中濃厚的國家主義乃至帝國主義立場，從而為認識和理解橘樸的思想本質提供一個新視角。
蔡雙全：《梁啓超、孫中山社會主義思想異同析論》，《理論學刊》，2020年第4期
摘要：梁啓超、孫中山都是在中國最早介紹、研究和傳播社會主義思想的先驅，他們對社會主義的起源、價值追求、作用及其在當時中國不可實行等方面的思想認識往往不謀而合。由於對社會主義觀察、研究和思考的角度以及側重點、落腳點有所不同，他們對社會主義的思想主張也必然存在著一定分歧。梁、孫二人的思想主張集中代表了改良派和革命派對社會主義學說判斷、吸收和取捨的不同傾向，彰顯出他們對近代中國發展道路的不同思考與認識。
程福根：《孫中山的救貧思想及其當代價值》，《三峽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S1期
摘要：鴉片戰爭開啟了近代中國先進分子積極向西方學習的歷程，在愛國心、豐富人生遊歷活動等因素的驅使下，孫中山提出救貧須「興實業」、救貧須「行開放門戶政策」、救貧須「育人才而培國脈」以及救貧須「防不均」的思想。這種思想對於新時代打贏扶貧攻堅戰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常恆越、韓東：《為解決人類問題貢獻中國方案——重讀孫中山〈實業計劃〉》，《湖北工業大學學報》，2020年第3期
摘要：孫中山期望通過《實業計劃》的實施能夠加速中國的工業化、現代化進程，為解決人類問題貢獻中國方案。從《實業計劃》中可以提煉出孫中山關於中國工業化、現代化的四條基本原則：堅持對外開放，共享共贏；堅持做強做優做大國有資本和國有企業；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堅持和平崛起。這四條基本原則在今天為中國共產黨人所繼承，同時事實也證明：只有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為前提，上述原則在實踐中才能得到有效貫徹。
謝茜、夏立平：《孫中山的海權思想芻議》，《邊界與海洋研究》，2020年第3期
摘要：孫中山的海權思想是在愛國憂民情懷驅動下，批判吸收西方海權思想，結合對中國現實地緣環境的深刻認知而形成的。提升海權為國家戰略、建設強大實用海軍、發展海洋經濟以補充海權體系等理念構成了孫中山海權思想的三大支柱。世界大變局語境下將海權與民族存亡和國家建設關聯起來，認識到海權是一個以海軍為先導、以綜合能力為支撐的整體體系，以及同時注意到海權的局限強調必須海陸均衡等觀念，是孫中山的海權思想留給當代極具借鑑意義的歷史經驗。
許平：《百年歸程：孫中山〈建國方略〉中的「設計」描述》，《裝飾》，2020年第4期
摘要：一百年前，孫中山先生親自製訂了《建國方略》這一民國立國文獻，它記錄了以孫中山為代表的一代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黨人在這個特定時間節點中的心路歷程，被後世稱為中國歷史上首部「全面設計現代化方案」，具有極高的歷史人文價值。本文試圖從歷史語彙學、社會語彙學的角度，從這一珍貴歷史文本中尋找「設計」一詞在20世紀10至20年代中國政治語言中的歷史鏡像，從而為「設計」一詞的現代轉型過程找到新的解釋依據與思路。
劉超偉：《孫中山民主政治思想及其啟示》，《山西社會主義學院學報》，2020年第1期
摘要：中國近代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孫中山先生不僅領導資產階級革命，結束了中國長達兩千多年的封建君主專制制度；還創造出豐富的民主政治思想，領導建立了中國近代第一個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孫中山的民主政治思想具有反封建的革命性和歷史的進步性，今天仍然有著重要的借鑑意義。
周利生、徐磊：《一項歷史考察：鮑羅廷與孫中山1924年北上》，《江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2期
摘要：鮑羅廷認為，1924年北京政變為擴大中國國民革命的影響提供了機會，因此支持孫中山北上。孫中山北上途中繞道日本，鮑羅廷意識到這是一個「暗礁」，但又認為日本之行會對孫中山的「親日」情緒有所消弭，因而並未堅決反對。孫中山抵京後，雖身患重病，但與鮑羅廷關係依然密切，其對待善後會議的策略上，就不乏鮑羅廷的影子。
邱靜遠：《依法治考：孫中山「考試權獨立」思想》，《學海》，2020年第2期
摘要：考試制度是國家治理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民國時期，以「考試權」為核心的考試制度就已被孫中山提到了與立法權、行政權和司法權同等的地位，成為民國時期五權憲法的重要組成部分。考選國家文官的制度設計，是孫中山法治思想的核心要旨之一。在當今，「考試權獨立」思想對我國考試制度的完善和發展仍然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重新認識作為考試制度之法理基礎的「考試權」的憲法意義，將促使我們制定出合理的教育考試法律，以規範行政機關的教育考試管理權，並保障公民的考試權利。探析民國時期的考試權思想及其法律化的過程，可以幫助我們理清教育考試制度中的法律關係，並對我國教育考試基本法的基本原則的確立有所助益。
聞慧斌：《南京臨時政府時期孫中山對辛亥革命烈士的褒揚與撫恤》，《檔案與建設》，2020年第1期
摘要：孫中山就任南京臨時政府臨時大總統後，制定和頒布了《陸軍部規定陸軍官佐士兵恤賞表》，以法律形式明確了褒揚和撫恤的範圍、標準等，對一大批辛亥革命烈士進行褒揚，對他們的家屬進行撫恤。
張佩儀：《大革命時期國共的黨內合作及其對國共關係的影響》，《濮陽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20年第1期
摘要：20世紀20年代初，面對帝國主義侵略和軍閥混戰的複雜形勢，在共產國際的倡導和孫中山的推動下，國共兩黨以黨內合作的方式進行合作。黨內合作是根據國共兩黨實際在當時條件下的一種合理選擇，但由於國共之間存在著階級性質的差異和指導思想、道路選擇等方面的分歧，這種合作形式又具有局限性，不但從一開始就受到兩黨各自反對力量的阻撓，而且為後來國共合作的破裂埋下了隱患。
馬孝鵬、隋麗娟：《民國時期孫中山「海南建省」倡議的歷史考察》，《海南熱帶海洋學院學報》，2020年第1期
摘要：1912年，孫中山最先系統提出「海南建省」方案。他以國防安全、經濟建設、文化教育和行政管理為基點，撰《瓊州改設行省理由書》，與梁士詒等36人聯名提交國會，倡議建省；後在《建國方略》中進一步完善其建省方案。雖然倡議已付國會討論，但因「二次革命」爆發，無果而終。孫中山「海南建省」方案，是歷時近百年的「海南建省」濫觴，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
韓喜平、宋浠睿：《新時代視域下孫中山民生主義評析》，《湖湘論壇》，2020年第1期
摘要：孫中山的民生主義將對民生問題的考察提升到為國家民族擔當的高度，具有超越時代的理論價值。這一思想涉及土地、經濟以及社會教育等多方面關乎國計民生的問題。當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堅持在發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是社會建設的根本任務，研究孫中山的民生主義仍然對實現這一目標具有積極啟示。近年來，國內學界對孫中山的民生主義作出了多角度、多方位的解讀，但是只有全面把握民生主義的內涵，深入理解植根於民生史觀的民生主義所凸顯的理論局限與內在矛盾，才能在新的歷史方位中更為切實地領會這一思想的研究價值，以便汲取有益思想資源服務於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建設。
於宏偉：《〈孫中山史事編年〉卷二獻疑九則》，《隴東學院學報》，2020年第1期
摘要：《孫中山史事編年》卷二主要記述了孫中山從1906年1月至1911年12月之間的革命活動軌跡與重要言論。現結合《孫中山全集》《孫中山年譜長編》等多種史料，對《孫中山史事編年》卷二進行考證，勘正其中九處疑誤。九處均為時間、地點、人名細節之處錯訛，通過認真考證校訂，核其是非，以此保證該資料的準確性。
趙燕玲：《孫中山北伐時期的粵北地方社會》，《韶關學院學報》，2020年第1期
摘要：1922年和1924年，孫中山曾兩次在韶關督師北伐，此時的粵北地區，由於民初以來各方力量的激烈爭奪造成「權力真空」，實際處在以商會、商團和民團等民間組織和武裝為代表的地方勢力的控制之中。北伐期間，粵北地方社會對孫中山表現出總體支持但又反覆的態度，反映出地方社會的「自治」利益與國家政權統一要求之間的矛盾。1925年以後，隨著國民黨勢力的發展，粵北地方社會的「自治」權益日漸喪失，變為國民黨控制下的地方政治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