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會悟1991年在北京家中
作 為一 個 青 年 ， 她 勇 立 潮 頭 、 敢 為 人 先 ， 為 中 國 共 產 黨 的 成 立 和 黨 的 婦 女 工 作 做 出 了 特 殊 的 貢 獻 ;
作 為一 個 妻 子 ， 她 不 畏 艱 險 、 矢 志 不 渝 ， 協 助 丈 夫 傳 播 馬 列 主 義 的 真 理 ;
作 為一 個 母 親 ， 她 含 辛 茹 苦 、 竭 盡 全 力 ， 培 養 兒 女 成 為 社 會 的 有 用 之 才 ;
作為 一個 女 性 ， 她 不 僅 努 力 實 現 自 身 的 獨 立 、 解 放 ， 還 堅 持 用 自 己 的 智 慧 和 力 量 去 幫 助 他 人 、 奉 獻 社 會。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
在中國人民解放軍順利接防北平城一個多月後，坐落在西郊城外香山南麓的雙清別墅，悄然迎來一位特殊客人，他就是率領中共中央剛剛從西柏坡遷到北平的毛澤東。
在中國革命戰爭迅速取得勝利的形勢下，召開新政治協商會議、成立民主聯合政府一切條件都已成熟，毛澤東在雙清別墅，一面密切關注千裡之外人民解放軍渡江作戰，一面頻繁會見各界民主人士、謀劃建國大業。
這天傍晚，一位從南方遠道而來的故人，被毛澤東專門派車從北京飯店接到雙清別墅。兩位多年不見的老友推心置腹、徹夜長談。在回憶崢嶸歲月、共敘昔日友情時，毛澤東特別問起這位老友的夫人，並再三囑咐老友，無論如何都要想辦法，儘快將她接到北平。
這個與毛澤東香山夜談的老友是誰?他們夫婦和毛澤東之間究竟有著怎樣的情誼?為什麼一個開國領袖在日理萬機的時候，還對他們如此掛懷?
到更廣闊天地尋找志同道合朋友
1921年7月，暑期剛剛開始。位於上海法租界白爾路上一所女子學校，突然來了兩位陌生男子。其中一位年紀稍長，留著八字鬍，另一位年輕俊朗，身材高大。
此時上海，不僅空氣溼熱難忍，整個城市也壓抑著某種不安氣氛。由於近期接到幾份有關共產國際派人到上海煽動革命的密報，負責管轄租界的上海工部局，已經通知中國警察界和租界各捕房加強監視，密切注意兩名外國赤色分子行動，租界上下到處布滿密探的眼睛。
如果不是事先有一位年輕女子在學校裡接應，兩個陌生人到來，勢必招來懷疑目光。
在隨後的半個多月裡，這所女子學校又陸續住進幾名陌生男子。他們自稱是北大師生暑期旅行團成員，卻並不結伴外出遊玩，有時甚至呆在學校裡，一整天都不出門。
黨的創始人之一陳潭秋回憶：樓下女學校，因為暑期休假，學生教員都回家去了，所以寂靜得很，只有廚役一人，弄飯兼看門。他受了熟人委託，每天做飯給樓上客人吃，並照管門戶。不許閒人到房子裡去，如果沒有那位熟人介紹的話，他也不知道樓上住的是什麼人，言語也不十分聽得懂，因為他們都不會說上海話，有的湖南口音，有的湖北口音，還有的說北方話。
這些神秘的臨時寓客到底是什麼人?他們從全國各地來到上海究竟有什麼目的?那位在暗中關照他們的「熟人」又是誰?
多年以後，歷史學家們才通過幾個為數不多的知情人措辭隱晦的日記、文章和信件，以及少數當事人零星回憶，漸漸了解事情原委。
那個較早來到女校的高個子青年，就是時年二十八歲的毛澤東，與他同來的那位長者，是他在湖南的革命摯友何叔衡。
其他幾位寓客分別來自北京、濟南、武漢、廣州和日本，此行來上海的目的，是代表各地五十多名黨員，出席在上海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
而武漢代表陳潭秋在回憶中所說的這位「熟人」，就是事先在學校接應他們的那位年輕女子，也是專門負責這次會議接待和安全警衛的人，她的名字叫王會悟。
當時上海租界監視嚴密、危機四伏。之前被工部局通報的兩名外國赤色分子，正是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和尼克爾斯基!這麼多外地來的陌生面孔，集中在一個學校落腳、議事，稍有不慎，就有可能被密探一網打盡。
王會悟少女時期
可為什麼如此重要而危險的會議，接待和安保任務竟會落在一個年輕女子肩上?這個身形嬌小、外貌清秀的女子，究竟有何過人之處?她，又來自何方?
在江浙兩省三府交界處有一個魚米之鄉。一條市河橫貫南北，將這裡一分為二，河西叫烏鎮，河東叫青鎮。解放前，烏鎮屬湖州府烏程縣，青鎮屬嘉興府桐鄉縣，但外地人習慣將兩地統稱為「烏鎮」。
1898年7月8日，青鎮中市大街上三代教書的王家私塾裡，誕生一個女嬰，身為秀才的王彥臣，給女兒取了一個頗有意味的名字叫會悟。
王會悟在1978年6月書信中說到童年的記憶：烏青鎮是兩省三縣(府)交界的地區，商業一向發達。有許多書生，受了戊戌政變影響，都覺悟提高。但烏青兩鎮的書生們在思想上也明爭暗鬥甚利害。
烏鎮的秀才們叫「書爺」，較保守，青鎮的秀才們多看新出版書物，早接觸新思想，這是當年小地方村鎮上知識分子的現象。
由於家住河東、常與鎮上維新人士一起談論時事，父親王彥臣思想比較開明。這個以教學嚴謹聞名遠近的私塾先生，娶了鎮上一位長於刺繡的平民女子，共生育九個子女。存活的五個子女，會悟排行第三，因為出生時正值戊戌變法且自幼聰明好學，而深得父親喜愛。
得 益於 維 新思想對父親的影響，幼小的會悟不僅幸運 地 擺 脫 纏足命運，而且五歲就得以在父親私塾裡，跟眾多男孩子一起念書識字。
當時同窗中，有一個與她自幼相熟的夥伴，是父親好友沈永錫的兒子沈德鴻。這個比她大兩歲的男孩，就是後來著名的革命文學家茅盾。
王家與沈家之所以來往密切，還有一層特殊姻親關係。王家兩代嫁入沈家，會悟姑婆是茅盾曾祖母，而她的姑姑又嫁給茅盾的四叔祖。按輩分，會悟是茅盾表姑母，但因為年紀相仿，加之父輩又志同道合、交往甚密，因而兩人從小就青梅竹馬。
同窗共讀經歷，更加深兩個小夥伴之間情誼。多年以後，茅盾和弟弟沈澤民先後外出求學、走上革命道路，他們的思想和經歷一直影響著王會悟，並激勵著她成長。
然而，童年的美好時光對小會悟來說只是曇花一現。不久，天真無邪的她就遭遇人生第一次打擊。
那是1904年秋天，烏鎮第一所採用西式方法教學的初級小學——立志小學正式開學。茅盾和鎮上維新人士子弟都轉到這所新式學堂上學，可王會悟報名的請求卻遭到拒絕。因為鎮上封建勢力根深蒂固，迫於封建禮教壓力，這個新式學堂也和舊式學堂一樣「概不招收女生」。
看著男孩們興衝衝地背著書包去上學，會悟第一次親身體會到身為女孩的委屈，一顆渴望平等的種子從此埋在她幼小的心靈裡……
1910年，大清王朝在各地革命黨人起義槍炮聲中搖搖欲墜。可年少的會悟沒有等到封建統治覆滅和新政府「小學男女同校」章程出臺，卻遭遇父親突然病故。原本就不富裕的家庭，一夜之間失去頂梁柱，生活很快陷入困頓。家中唯一兒子——會悟十六歲的哥哥王會先，被迫從北京的財經學堂輟學、開始謀生。
看著母親流著眼淚，把十歲的大妹王會林送給人家當童養媳，把八歲的小妹王會真送到北京舅父家寄養，王會悟意識到，她的童年結束了，自己也必須做出人生抉擇：要麼像大姐王會情那樣早早出嫁，要麼想辦法自謀生路。
這一天，會悟久久地徘徊在立志小學對岸，淅淅瀝瀝的雨水落在河裡，宛如女孩心裡流淌的淚水。
六年來，她無數次懷著渴望的心情站在這裡，聆聽對岸傳來的朗朗書聲;也暗暗發奮在父親私塾裡苦讀，夢想著有一天，自己不僅能和男孩子一起走進課堂，甚至還能像父親一樣，站在講臺上教書育人。難道這些希望就此破滅了嗎?難道她只能聽天由命嗎?
看著自己在水中的倒影，那麼青春、美麗的身影，而踩在地上支撐她的，是一雙衝破了千年束縛的天足!這足以讓她擁有與世俗抗爭的勇氣!她慶幸自己沒有被殘酷地裹腳，她要用這雙大腳，走出一條女子的新路!
冬去春來，人們驚訝地發現，青鎮中大街寂靜許久的王家私塾又傳出朗朗讀書聲，而且巷子裡還常常出現背書包的女孩身影。原來，年僅十三歲的王會悟不僅學著父親樣子在家裡辦起私塾，還大膽地打破常規，招收幾名渴望上學的女生。
茅盾故居首任館長汪家榮介紹：「王會悟這個人呢，她是有點兒敢說敢做的。以前，這個鎮上女孩子念書的很少，在封建社會是『女子無才便是德』，所以鎮上沒有正兒八經的女學。王會悟來了以後，她那個私塾裡面收女孩子。」
就在王會悟閉門教學的時候，外面的世界發生翻天覆地變化。
1912年1月1日，孫中山在南京就任中華民國第一任臨時大總統，新政府推出一系列充滿民主共和精神、廢除封建陋習的革新措施，各地紛紛興辦學校、推行新學。
1912年3月，浙江嘉興歷史上第一所女子師範學校成立，這個消息讓王會悟興奮不已。她馬上寫信給在外地謀生的哥哥，訴說自己渴望提高教學水平、獲得辦學資質的心情，終於在哥哥幫助下說服母親，於1913年前往嘉興女子師範求學。儘管由於家庭經濟困難，王會悟只讀了一年預科，但這段外出求學經歷卻大大開闊她的眼界。
回鄉後，她毅然在家裡辦起一所女子學堂。平日裡，除了教姐妹們讀書識字外，王會悟常常結合時事向她們介紹外面的新思想。為了讓女孩們不致因讀書而荒廢閨秀的技能、進而招致家人反對，她還別出心裁開設一門女紅課，請擅長刺繡的母親一起教授。
新穎的內容、活潑的形式，甚至吸引了鎮上不敢外出讀書的大小姐前來上學。各式各樣的學生都有，有讀小學一冊的，有讀高一點的，程度不同。先前還在王會悟家裡教，後來學生越來越多，家裡頂多坐二十個學生，後來有三十多個，坐不下了，那怎麼辦呢?王會悟想法子。
為了讓渴望讀書的姐妹都有地方上學，王會悟找到附近寶閣寺主人清輝師太，向她坦陳自己辦學的初衷和困難，最後說服師太，把最大一間殿堂借給她做教室。
正值縣裡大力倡導地方自治辦學，對此事大為讚賞，不僅對王會悟所辦女學予以認可，每個月還撥給她五塊大洋作為辦學津貼。可沒想到，這個舉動卻招來鎮上保守勢力嫉恨。很快，一個在西式學堂教國文的鄉紳就站了出來，要求與王會悟一較高下。
汪家榮說：「他不服氣，教書都是男人的事兒，你一個女孩子教書，已經是搶了男人的風頭，你現在還拿了五塊錢。他就放出風去，這個(女學)我來教，我教得比她好，我也不要五塊，三塊錢就行。縣裡面那個管教育的官員，還真信了他，就說，那你來吧。
自己辛辛苦苦辦起來的學校，就這樣被昏庸的官員和卑鄙的鄉紳奪走，王會悟感到無比憤怒。但這一次，
她並沒有哭。她知道，在這個被封建思想團團圍困的小鎮裡，無論自己怎麼掙扎，都無法改變被歧視的命運。她只有到更廣闊的天地去尋找與自己志同道合的朋友，才能走出一條屬於自己的路。
在今天的浙江省湖州市第一人民醫院內，保留著一幢歷經百年的西式建築，這是湖州歷史上第一所女子學校——湖郡女校舊址。
湖郡女校舊址，現在是湖州第一人民醫院醫技樓
19世紀末20世紀初，一些外國傳教士為了傳播教義，先後在中國經濟發達地區，創辦多所大中小學，開設西方現代課程，湖郡女校就是其中一所。
經過十幾年積累和擴大，這所學校逐漸發展成為江浙一帶頗具影響的女子學校，更因其與當時著名的上海中西女中學籍相通、互為姐妹學校，吸引各地中上階層大家閨秀前來就讀。
這一年新學期開學，湖郡女校中學部來了一位學生。她面目清秀、舉止大方，衣著十分簡樸。令人驚訝的是，在這所中學要求寄宿的學校裡，幾乎所有學生都是由家庭供養，她卻是通過給學校做工來換取學費。這名與眾不同的學生就是王會悟。
先前是在裡面做做工，後來教中文的先生發現她的國文還不錯，就叫她教一個娘娘班，是那種沒有念過書的太太，教她們識字。
這是一個充滿了新奇和生機的新天地!在這所設施先進、科目齊全的學校裡，十八歲的王會悟第一次接觸體育、音樂課程，也第一次參與交際、辯論活動。她如饑似渴學習各種新鮮知識和技藝，不僅學會說英語、彈鋼琴，還結識幾位思想活躍、氣質不凡的同窗好友。
這些與她年齡相仿的姐妹，因為各自機緣巧合，都幸運地逃過纏足厄運、擁有一副健康體格，也都是自幼飽讀詩書、不願受封建倫理束縛的新女性。
1920年王會悟(前排中)在湖郡女校與同學合影
儘管王會悟隱隱地感到，自己與她們之間還是有些說不清的距離，但這並不妨礙年輕人對新事物的渴望和追求。課餘時間，王會悟最喜歡的事情，就是和這幾個同學一起傳看進步報刊、談論時事。
王會悟好友張佩英回憶：「我經常看進步報紙，也讀《女子解放》《新青年》《新潮》等，幫助我懂得女子要求平等，首先要有知識和經濟獨立，還要有健全的教育。」
王會悟1985年回憶：「我還學著用白話文給陳獨秀、惲代英寫信，都是看《新青年》、《少年中國》裡來的，受到點新思想了嘛，就要革命了。」
1919年，北京爆發抗議帝國主義列強在巴黎和會上踐踏中國主權、反對北京政府賣國政策的五四愛國運動，很快在全國上下掀起反帝反封建熱潮。各地女學生紛紛加入學聯，與男生一起開展罷課遊行和抵制日貨行動。
備受鼓舞的王會悟，也積極投身到這場運動洪流中。她不僅率先剪了短髮、和幾個同窗好友一起帶頭參加湖州吳興縣中小學組織的聲援行動，還常常到周邊鄉下去反對封建禮教對女子的迫害、宣揚女子解放的新思想。
「我回到鄉下去，鼓動她們不要纏小腳。還有人家強迫什麼(做)童養媳、買賣婚姻的事情，我就去管。」
可是，王會悟的正義行為，卻惹惱烏鎮當地保守勢力，也引起學校不滿。就在畢業前夕，家鄉傳來當局要抓捕她的消息。
家是回不去了，學校又難以立足，她該往哪裡去?在同學提議下，王會悟決定，離開湖州，去風雲際會的大上海，尋找真正能讓婦女解放的途徑。臨行前，幾個要好的姐妹圍著王會悟，在校園草坪上拍下合影。她們當中大部分畢業後都投考大學，成為我國最早一批男女同校接受高等教育甚至出國留學的女界精英，並各自在教育、外交、慈善等領域作出傑出貢獻，而王會悟卻從此走上一條與她們迥然不同的路。
歷史即將賦予她一個特殊使命
1920年春夏之交，暑期尚未來臨。原本寄讀在湖州教會學校的張佩英，突然帶著一個剪了短髮的女同學，形色匆忙地回到位於上海小南門外陸家浜橋南的家裡。這個剪了短髮的女同學正是王會悟。
張佩英回憶：「烏鎮當局要捕她，同學派我送她到上海去。我母親不肯招待，原因是王會悟已剪短頭髮。」
面對張母拒絕，王會悟並不意外。儘管五四運動後，有關婦女解放的話題已經頻繁出現在報刊上，但在尋常百姓眼裡，女人剪短髮、與男人共事，還是被視為觸犯禮教的洪水猛獸。
事實上，當時王會悟在上海並非舉目無親。早在幾年前，哥哥王會先就在銀行裡謀了一份穩定的差事，而在上海金融界和文化界也有不少頗有成就的烏鎮親友。如果她投奔這些親友，也許就能靠著他們資助繼續讀書，畢業後謀一份體面職業，在十裡洋場嫁一個衣食無憂人家。但這並不是王會悟想走的路，她要憑藉自己的力量，創造屬於自己的人生。
可眼下連個落腳的地方都沒有，她的路又在何方?情急之下，張佩英把王會悟帶到上海學生聯合會。上海學生會會長何世楨是東吳法大學生，學生會日刊社社長是潘公展，張佩英曾在日刊社工作過，受到他們的啟發和影響。就由何世楨接待，留在他家一周。
王會悟渴望獨立的思想令何世楨十分欣賞，他當即把王會悟安排在上海學聯工作。考慮到一個女青年住在自己家裡多有不便，何世楨決定，把王會悟介紹給與學聯常有交往的上海女界聯合會。
上海女界聯合會就設在上海法租界白爾路上一所女子學校裡。當二十二歲的王會悟第一次走進這幢青磚黛瓦的石庫門房子時，全然不知，歷史即將賦予她一個特殊使命，這個使命就跟眼前這幢房子有著密切關聯。她只聽上海學聯的青年介紹，這所學校雖然規模不大，卻在上海有著不小的影響。
不單單這「博文女校」校名是國學大師章太炎親筆所提，而且校長是章太炎唯一女弟子黃紹蘭，幾位校董也都是上海女界頗有名望人物。尤其是身為校董事長的徐宗漢，更是一位了不起的女中豪傑。
她早年參加辛亥革命，多次冒著生命危險，為起義軍制運軍火，在革命黨中聲望頗高。丈夫黃興去世後，徐宗漢在上海一面撫養遺孤，一面大力倡辦女學。五四運動時，她又發起成立上海女界聯合會，領導上層知識婦女投身愛國運動、開展婦女活動，在上海女界頗具影響。
可因為不久前，徐宗漢得力助手、副會長李果因病去世，上海女界聯合會工作正缺人手，王會悟的到來，剛好解了她燃眉之急。
湖郡女校校史研究會會長俞月琳回憶：「王會悟經過湖郡女校專業培養，她的素養非常高，待人接物大方得體，她的中文功底很好，又會英語，在當時的上海，這樣的女性青年也是非常難得。」
徐宗漢見到她，非常滿意，不僅把她留在身邊做自己的秘書，而且讓她參與協助女界聯合會的工作，還讓她住在自己家裡，非常看重她。
上海女界聯合會經常邀請上海文化名人和知名女性前來博文女校，舉辦有關愛國教育、女子覺悟和兒童教育演講會，在協助會長徐宗漢開展活動過程中，王會悟能力得以迅速提升，也很快結識不少優秀女性。
其中有一個氣質優雅的女士特別引人注目，她就是當時《新青年》主編陳獨秀妻子高君曼。這個比王會悟大十歲的知識女性，早年畢業於北京女子師範學校。幾個月前才隨丈夫陳獨秀到上海定居的她，對聰慧熱情的王會悟也是一見如故，很快與她成了無話不談的朋友，並主動邀請她到家裡做客。
王會悟沒有想到，自己竟然有幸拜會仰慕已久的《新青年》主編陳獨秀，而引領她和無數青年人向民主科學靠攏、向封建思想宣戰的《新青年》雜誌，編輯部竟然就設在離博文女校不遠的上海法租界環龍路老漁陽裡2號——陳獨秀和家人寓所裡。
初次見面，陳獨秀高瞻遠矚的眼界和憂國憂民情懷令王會悟敬佩不已，王會悟對新文化的理解和對新思想的渴望，也讓陳獨秀刮目相看。就這樣，王會悟很快成了老漁陽裡2號的常客，並漸漸發現這裡不為人知的秘密。
陳獨秀於1920年5月在自己寓所裡成立上海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在維經斯基等人幫助下，以這個研究會為基礎，加快建黨步伐。為了創辦一份黨的機關刊物、宣傳馬克思主義，他邀請了一位剛剛從日本留學回來的青年學者住在一樓編輯部隔壁房間裡，秘密從事相關著作和文章的翻譯與寫作。而這位青年學者，竟是王會悟前些日子在學聯見到過的李達。
李達出身湖南農村，先後兩次抱著實業救國的理想留學日本，在認識到中國必須走俄國十月革命道路後，又毅然棄理從文，師從京都帝國大學經濟學家河上肇，專心研究馬克思主義。
五四運動爆發後，他連續在上海《民國日報》副刊《覺悟》上，以「鶴」為筆名發表多篇介紹社會主義運動的文章，在國內思想界引起極大反響。此次回國，他以留日學生會理事身份，擔任全國學生聯合會領導工作。沒想到近來令學聯青年們崇拜的這位青年學者，也是陳獨秀正在籌建的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核心成員!
知道老漁陽裡2號秘密之後，王會悟更加對進出這裡的人充滿敬意。當得知李達工作十分繁重、需要物色一名有覺悟又懂英文的助手，她自告奮勇站出來，令陳獨秀欣喜不已。為方便工作，陳獨秀當即讓妻子高君曼把王會悟接到老漁陽裡2號居住。
就這樣，王會悟住在李達樓上，常常幫他謄抄稿件、校對刊印。這個時候她才知道，陳獨秀正在發起組建的這個政黨叫中國共產黨，而她協助李達夜以繼日編輯的這份刊物，名字就叫《共產黨》。
上海中共一大舊址
中共一大會址紀念館研究員韓晶說：「李達在編輯《共產黨》月刊的時候，因為工作非常辛苦，經常通宵達旦地伏案工作。他寫文章的字跡比較潦草，這樣王會悟幫他進行謄寫，還幫他進行寫作的一些輔助工作。」
《李達傳記》作者宋鏡明教授說：「李達那時不僅是《共產黨》月刊主編，又是《新青年》編輯，還要寫文章，他哪有那麼多時間?沒有王會悟幫助，李達不可能完成那麼多任務，也做不好那麼多事情。」
1920年11月7日，由李達主編的《共產黨》月刊正式創刊。
這份秘密出版發行的刊物，除了系統地宣傳馬克思學說、介紹世界各國的共產主義運動外，還刊登批駁各種非馬克思主義思想的文章，為各地早期黨組織建立和發展提供重要的思想武器。當時正在湖南長沙主持俄羅斯研究會的毛澤東看到後，激動地在給蔡和森的信中稱讚它，「頗不愧『旗幟鮮明』四字」，並多次將其中的文章推薦轉載在長沙《大公報》上。
此時的王會悟在協助李達編譯稿件過程中，也對馬克思主義有了進一步了解，尤其對其中有關婦女解放的主張深表贊同。她主動加入社會主義青年團，以更加飽滿的熱情投入到黨的事業中。
在緊張的工作中，王會悟深深地為李達的思想和學識折服，李達也漸漸地對才貌雙全又思想獨立的王會悟產生愛慕。朝夕相處中，兩人的理想越來越近，感情也日漸升華，於1921年4月正式結為夫妻。
李達1949年回憶：「四月間，我和我的妻子王會悟由相愛而實行同居，沒有舉行任何儀式。同志們紛紛責難，我們置之不理，但到後來，許多同志們都照樣實行了。」
沒有明媒正娶，也沒有婚禮宴席，兩個追求真理的青年，就這樣用顛覆傳統的結婚方式，表達他們反對封建婚姻制度的決心。
這是王會悟一生中最美的時刻!這個從十二歲起就在風雨和阻力中艱難前行的女子，不僅找到人生的伴侶，也找到自己苦苦追尋的解放之路!
用勇敢和智慧保障中共一大順利召開
1921年6月初，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尼克爾斯基先後到達上海，並與李達、李漢俊建立聯繫。
李達、李漢俊與當時在廣州的陳獨秀和在北京的李大釗通過書信商議，決定於7月在上海召開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
為保證大會如期召開，李達、李漢俊立即著手給各地中共早期組織寫信、寄路費，通知他們派代表參會。可當時的上海到處布滿暗探，這些外地的代表們來了，住宿問題怎麼解決?開會地點選在哪裡?安全又如何保障?
經過慎重考慮，李達決定，把這些瑣碎卻重要的事務交給妻子王會悟。接到任務後，王會悟馬上行動起來，她首先想到的就是自己熟悉的博文女校。
她找到校長黃紹蘭，以北大師生暑期旅行團名義租下學校二樓三間房，作為代表們住宿和開會場所。為了保險起見，她又在離博文女校不到兩百米的望志路上物色一處會址，這幢房子主人，是李漢俊哥哥李書城，早年參加過辛亥革命，是頗有名望的同盟會元老。
李書城一直以來支持李漢俊搞社會主義運動，當時正好在外地。房子在法租界邊上，旁邊就是農田，環境比較安全。房子是新造的，家裡比較寬敞，人比較少，地方多。據中共一大會址紀念館副館長徐雲根研究，當時王會悟經費比較困難，也沒找到合適的開會場地，就選中了這裡，跟李漢俊商量，確定了「一大」召開的會場。
1921年7月，十一名來自各地中共早期組織的代表陸續抵達上海。除了北京代表張國燾另有住處、廣州代表陳公博帶著新婚妻子住在大東旅社外，其餘九人都在王會悟妥善安排下住進博文女校，其中就包括二十八歲的長沙代表毛澤東。
徐雲根說：「買了一些草蓆，鋪在地板上，作為代表睡覺的地方。」紅船精神研究中心原執行主任陳水林教授說：「安排了一個做飯的兼門衛，不讓陌生人或者可疑的人進會場，所以就比較安全。」
細心的王會悟注意到，提前到會的毛澤東個子很高，用板凳給他在靠西一個小房間裡搭了一張「大床」。
多年以後，有關這次大會召開的時間和細節，參會的代表都記憶模糊了，但他們對博文女校和負責接待的王會悟卻留下深刻印象。
《包惠僧回憶錄》記載：「我們住的是樓上靠西的三間前樓。在大會開會的前一天，在我住的那間房子內商量過一次，像是預備會。李達也把王會悟帶來了，我們在裡間開會，她坐在外間的涼臺上。」
上海漁陽裡6號——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中央機關舊址紀念館
就這樣，王會悟精心保障，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開幕。
大會從7月23日開始總共召開六次會議，就在7月30日晚上最後一次會議剛開始沒多久，會場突然闖進一個陌生人。
當時具有鬥爭經驗的共產國際代表馬林認為，這個人肯定是租界的「包打聽」，建議馬上中止會議。果不其然，過了十五分鐘租界就派巡捕警察來進行搜查。
由於撤退及時，法國巡捕並沒有查獲實際的線索，但在周圍加強警戒，並連夜出臺加強集會管控的規定。而此時，大會還沒有通過黨的綱領決議，也沒有選舉黨的中央機構，到哪裡去完成大會最後的議程?
馬林說上海不能待了。開始有人說要去杭州西湖，但是那裡更加危險。
陳水林說：「西湖畢竟很熱鬧，人很多，萬一被人認出來，不是就有問題了嗎?所以不太安全。還有，根據當時的火車時刻表，從上海北站坐七點三十五分的早班車，到杭州要十二點五十分，然後再從杭州城站到西湖，那剩下開會的時間就很少了。」
就在大家一籌莫展的時候，王會悟提出一個建議：轉移到嘉興，租一條船，改在船上開會。
陳水林說：「南湖畢竟比杭州西湖要小，遊人也少，比較安全。嘉興在上海、杭州之間，坐車時間要省一半，用一天時間開會，比較寬裕。」
中國茅盾研究會原副會長、高級編輯鍾桂松說：「還有一個，嘉興那個時候的形勢，相對來講比上海要寬鬆一些，去的人多一點，也不會引起地方上的人注意。」
她提出來以後，大家都覺得很合適，又是王會悟老家，她親自去安排，安全肯定要比到杭州西湖牢靠得多。為了確保會議萬無一失，王會悟先行趕到嘉興做準備。她先到城內張家弄的鴛湖旅館訂了兩間房，再託旅館租了一條遊湖的畫舫作會場。
考慮到代表們從上海坐車到嘉興已近中午，為了節省時間，她還囑咐船家預備一桌飯菜。
租畫舫的時候，她想得比較周到，租借一副麻將牌，這樣來掩人耳目。代表就在中間開會，她坐在船艙前頭，發現異常情況，就敲船沿，代表就趕快「打麻將」。
盛夏南湖，荷花盛開、翠柳拂堤。中共一大最後一次會議就這樣，在靠近湖心島一條遊船上悄然召開。
在這條精美的畫舫裡，代表們激動而有序地進行著大會最後議程，王會悟則坐在船頭，密切觀察著湖面的動靜。隨著黨的第一個綱領和有關決議討論通過、黨的中央局領導選舉產生，中國共產黨正式宣告成立!
2011年，這個動人場景呈現在電影《建黨偉業》裡。很多人因此知道了，在這個開天闢地的大事件中，有一位叫王會悟的年輕女性，用她的勇敢和智慧，保障了中共一大順利召開。正是因為她當年的建議和安排，才有了今天的南湖紅船。
然而人們並不知道，南湖僅僅是王會悟革命生涯一個起點。雖然她以後的經歷更加鮮為人知，但是她的名字，從此被歷史銘記，而她和毛澤東之間的友情，也從那個時候開始，穿越二十八年血雨腥風……
此次南湖一別，中國的命運發生巨變，王會悟的命運之船，也在驚濤駭浪中顛簸起伏
世上的路有千千萬，惟願選擇去往心中理想的那一條。
夢想是一種信仰，追夢人心中自有日月，哪怕雨雪風霜。
用熱血和青春高舉起婦女解放的旗幟
1921年8月中共一大閉幕後，各地代表們紛紛回到所在區域，按照會上形成的共識，積極開展黨的工作。此時，在中共一大上缺席當選中央局書記的陳獨秀，已經向廣東省長陳炯明請辭，準備回上海主持中央局工作;組織主任張國燾很快在上海法租界成都北路上，成立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宣傳主任李達，為了給黨內刊物編輯工作騰出場地，決定與新婚妻子王會悟搬出《新青年》編輯部所在的上海法租界老漁陽裡2號。
出於開展工作便利和安全考慮，王會悟在位於《新青年》編輯部和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中間公共租界內，找到一片幽深曲折的弄堂，從一名法租界巡捕手裡，租下一座一樓一底的石庫門房子。
王會悟1958年12月書信：「輔德裡30號是當時我家的寓所。當我看到第三張照片，30號門牌後門處所開著的那扇矮門，感到十分親切，有甜美的回憶，想起當時家中有同志在樓上商討革命工作的時候，我往往被派在矮門外，往來走著當放哨者。」
這是王會悟人生中最幸福時光，不僅因為她平生第一次擁有一個獨立生活空間，還因為二十三歲的她，剛剛懷上與李達第一個孩子。
這個渾身充滿力量的女人，沒有按照母親意願，回到烏鎮娘家休養，而是選擇留在丈夫身邊，繼續與他並肩作戰!
為了掩人耳目，王會悟在法租界長浜路上一家木器鋪，租了幾件像樣的家具，又從附近花鳥市場買回兩盆月季花。女主人精心布置，小小的房子打理得井井有條。沒有人注意到，這個富有生活氣息的寓所，竟是中國共產黨中央局機關所在。
王會悟1958年12月書信：「亭子間內本是姨娘(保姆)睡的，為了黨工作的慎重起見，我家就不僱傭姨娘了。兩隻柳條箱放在窗口，上覆一布，當桌子用。李達在亭子間寫秘密文件，樓下柴垛裡是藏秘密文件的地方。
」中共二大會址紀念館籌建人葉供發說：「李達是中央局宣傳主任，當時很多文件都是由李達夫婦保管，陳獨秀、張國燾等中央局其他領導，都到這裡來批閱文件、處理政務。這個地方是當時黨的一個非常重要的聯絡點或者辦公點。」
每當家裡有黨內同志前來找李達議事，王會悟就在後門外弄堂裡佯裝散步，給他們放哨。沒有訪客的時候，她常常就坐在二樓書桌旁，協助李達編輯書稿。
因為在他們剛搬進新居沒多久，李達就在這間寓所裡秘密創辦中國共產黨第一個出版機構——人民出版社，並準備出版一系列傳播馬列主義的革命叢書，這些書籍基本上都是首次在國內出版的外國譯著，審稿和編輯工作十分繁重。
除了幫李達謄抄譯文、校對書稿外，王會悟還承擔外出排版印刷的任務。為了避免租界和北洋政府搜查與破壞，他們將這些革命書籍冠以廣州人民出版社名義出版。夫妻倆在寓所的亭子間，將印好的書籍包紮成捆，再由王會悟出面，寄往全國各地。
《李達評傳》作者王炯華教授說：「比如到哪個地方去取個信，到哪個地方去聯繫工作、印刷，到哪個郵電局去寄一包書，這些具體的事，李達有時候不方便出面，那隻好王會悟去做。她一個是女孩子，大家對她不太注意，另外她也可以算是『上海通』了，在上海住了一兩年，對上海的大街小巷她比較熟。」
就這樣，王會悟拖著懷孕的身體、冒著被捕的危險，協助李達在短短一年時間裡，秘密編輯出版15種革命理論書籍，每種印發3000冊。這些經典著作成為當時大部分共產主義者啟蒙讀物和教科書，為促進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廣泛傳播，發揮重要作用。
這一切並不是王會悟當時工作的全部，她肩上還有一項更為艱巨的任務，那就是按照中共中央局指示，開展黨的婦女工作。
早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前，上海發起組成員們就已經認識到，婦女運動是中國革命重要組成部分，並開始秘密慶祝三八婦女節。
可由於當時中國共產黨還處於秘密狀態，無法公開宣傳黨的婦女運動主張。中共一大閉幕後，還在廣州的陳獨秀就和李達商議，利用王會悟在上海女界聯合會工作的便利，促進這個進步的婦女團體改造提升，為黨開展婦女工作開闢一個公開的渠道。
王會悟在《怎樣去解決婦女問題》一文談到：「現在社會中，階級的對立日益顯明，工人階級的覺悟，一天一天地增進。依我所見，無產的婦女們，最好是和同階級的男子們，共同團結起來，去要求資本家改良工廠的設備，訂定工場法，要求增加工資，減少時間，再進一步，去運動根本的解決方法。
勞動問題根本解決了，女子才有受教育的機會，有婚姻的自由，有參與政治的機會了。」
在王會悟影響下，原本致力於發動知識女性改良社會的上海女界聯合會會長徐宗漢，轉而開始把關注目光投向更廣大的勞動婦女。
1921年9月1日，上海女界聯合會在《新青年》發表《中華女界聯合會改造宣言》。這份《宣言》從教育、家庭、政治、經濟、就業、人權等方面，提出女子要求解放十大綱領，不僅具有明顯的反帝反封建思想，而且特別提出擁護女工及童工的權利，全面反映中國共產黨對婦女問題的主張。
此時的上海，隨著黨領導下的工人運動迅速展開，女工參與罷工的熱情也日漸高漲，可領導婦女運動的幹部卻十分缺乏。
經過商議，陳獨秀和李達決定，以改組後的中華女界聯合會名義創辦一個平民女校，由李達任校長、王會悟任校務主任，廣泛吸收有覺悟的女性，為開展黨的婦運工作培養人才、集聚力量。
可辦學校先要有場地，在建黨初期、經費困難的情況下，上哪兒去找既便宜又合適的房子?經過一番尋覓和比較，王會悟最終把目光落在自家寓所後門斜對面輔德裡632號。
這座兩樓兩底的住宅，是她不久前用李達的稿費租下來，專門給外地來上海取經的同志及家屬安排住宿和生活的。把這裡改造成學校，不僅可以節省黨的經費，也便於她和李達就近管理和領導學校的工作。
這個建議得到李達和陳獨秀贊同。三人商議後決定，馬上著手展開平民女校籌建工作。與此同時，由王會悟負責，藉助中華女界聯合會力量，先創辦一份婦女刊物，以喚起更多知識女性，加入婦女運動行列。
考慮到王會悟有孕在身，陳獨秀派了一名來自湖南的進步女學生王劍虹，協助王會悟開展編輯工作。
1921年冬，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第一份婦女刊物《婦女聲》，在王會悟、王劍虹等中華女界聯合會成員共同努力下正式創刊。
這份由女性自己撰稿、編輯的半月刊，旗幟鮮明地號召知識階層的女性與廣大勞動婦女結合起來，通過革命的手段，打破一切掠奪和壓迫，爭取全體婦女的解放!
上海中共二大舊址
中共二大會址紀念館籌建人葉供發說：「裡邊有很多都是王會悟的文章，她很多的筆觸都是『姊妹們啊』，就是用這種語言來開頭，對婦女同胞深受壓迫這樣一個現狀，她痛心疾首，希望大家趕快認識到我們苦難的根源，並且尋找解放的途徑。」
《婦女聲》報的刊行，很快在全國婦女界引起強烈反響，特別是主編王會悟細膩的筆觸、鏗鏘的話語，激起眾多婦女姐妹共鳴。各地婦女組織紛紛來信，向她請教有關婦女運動的問題。
當時正在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上學的中共第一位女黨員繆伯英，也激動地寫信與她交流思想、表達自己的崇敬之情。
繆伯英1922年1月書信：「會悟姊：我對於婦女聲的宗旨，異常表贊同。對於婦女的運動，非從無產階級中創出一條唯一的大路不可。但我在兩月前，覺有點不同的思想……」
面對各地婦女噴薄而起的革命熱情，王會悟感到十分欣慰。她熱情洋溢地給每一位來信的姐妹回信，鼓勵她們加入無產階級婦女運動的行列。
王會悟1922年2月書信：「伯英姊：接讀來信，非常歡喜。無產階級運動的先鋒隊，從此添了一個健將，真是異常的幸運。我極盼望一切姐妹們，都集中到我們這平民女校來，大家扎一個被掠奪被壓迫的婦女的大本營，學得相當的知識，共同實行社會改造的事業。」
1922年2月，經過三個多月緊張籌備，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第一個女子學校——「平民女學」在輔德裡正式開學。前來入讀的三十多名學員，大多是經各地黨團員介紹而來。
正如當初王會悟設想的那樣，她們當中，有來自農村年長失學的家庭婦女，有從小被送給人家的童養媳，有來自城市尋求革命真理的女學生，還有為反抗包辦婚姻憤而離家的大小姐。針對她們的文化程度不同，學校分設高級和初級兩班。
對財力不濟的學員不僅免除學費，還專門設立一個工作部，由王會悟負責，組織大家半工半讀，用做工的收入維持學習生活。
這種全體學員不分階層平等互助、以工養讀的形式，比王會悟當初在湖郡女校獨自一人半工半讀的做法更加理想，也正是她夢寐以求的辦學模式。
儘管因為經費困難、學校基礎設施十分簡陋，儘管自己有孕在身、行動不便，但王會悟依然以飽滿的熱情，投入到學校日常管理中，千方百計解決學校面臨的各種困難。
校內工具、工作檯、床鋪板和書架等，都是逐步從舊貨攤上收購添置，新舊大小不一。前後廂房內床鋪板、長條桌、小方桌等等，在白天作為初級班學習的課桌，以及工作時作為裁剪熨燙等工作檯，吃飯時又作為飯桌，晚上學員用來睡覺。
令王會悟感動的是，經過她在《婦女聲》報上的宣傳和呼籲，上海平民女校得到很多進步人士同情和支持。
中華女界聯合會會長徐宗漢，專門給她們捐贈一批課桌椅。不少上海文化界知名的編輯、學者和學問大家，紛紛前來給高級班學員義務授課。他們除了用新穎獨特的方法講授各科知識外，還輪流對學員們宣講有關婦女解放的內容。一些在上海活動的年輕黨團員，也常常義務來學校幫忙、為初級班學員上課。
面對社會各界支持，王會悟更加充滿幹勁。她與好姐妹高君曼一起，既做高級班學員，又當初級班教員。身為校務主任，她不僅要負責聯繫老師、安排課程，還要兼顧學員生活指導和社會活動。
平民女校學員傅一星女兒、83歲的傅紅渠老人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我媽媽還在，王會悟經常提到，因為她很關心她們的生活，她吃住用好像都是王會悟負責，包括組織大家出去，參加工人運動、學生運動。」
1922年5月20日，為抗議資本家虐待女工、打擊工會的行為，上海浦東日華紗廠爆發三千多人的聯盟罷工。
此時的王會悟，剛剛生下女兒李心田一個多月，身體尚未恢復，但她依然代表女界聯合會趕到現場，向女工們做演講。
王會悟《對罷工女工人說的話》：「姐妹們，資本家用勢力來壓迫你們，你們只有用團結力去抵抗他。我相信你們這幾天不得工做，沒有飯吃，一定是受極大的痛苦，但你們要忍受這幾天的困難，才能免除永久的苦痛。」
為了提高女工們覺悟，王會悟帶領學員在工廠集中的叉袋角一帶開辦女工夜校，在教女工們識字的同時，向她們傳播婦女解放的思想。不僅如此，她還和學員們一起走上街頭開展宣傳募捐，直到罷工贏得勝利!
傅紅渠說，「媽媽去發動群眾，完全放棄了她所謂大小姐的生活，她就覺得應該推翻這個黑暗的社會，建立新社會，要自由、民主、平等」。
上海平民女校的創辦，為黨培養婦女幹部積累寶貴經驗。從這裡走出的學員，大部分都走上革命道路。
她們有的在大革命時期英勇犧牲;有的長期從事地下工作，為黨的情報事業做出突出貢獻;有的經過女校磨鍊，從原來的大小姐，變成堅強的女戰士;有的由曾經的童養媳，成為追求解放、獻身革命的女幹部。
而王會悟當年為婦女解放所做的一切，都被無聲地融進這條幽靜古樸的弄堂裡……
這是王會悟刻骨銘心的一個地方!在這裡，她不僅孕育了自己與愛人的第一個孩子，還用理想和信念播撒下一顆顆革命的種子;她置身於中國革命風潮的中心，用熱血和青春高舉起婦女解放的旗幟!
這年夏天，王會悟和上海同志們迎來黨的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經過慎重挑選，大會第一次全體會議召開的地點，就定在輔德裡625號李達和王會悟寓所裡。
1922年7月16日是中共二大開幕的日子。這天，王會悟安排好所有會務工作後，就抱著襁褓中的女兒，在寓所後門弄堂裡佯裝乘涼，給大會放哨。
王會悟1960年2月書信：「當時黨給我的任務是服務工作和放哨工作。據我的回憶，他們就在前樓開的，也未正式布置什麼會場，不過加幾張凳子而已。並且他們持續不斷地開，下樓吃飯的時候，也有在飯桌上討論會務。」
看著代表們如此忘我地謀劃著黨的前途，王會悟滿心歡喜。這次大會不僅第一次明確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務，為中國革命指明方向，還討論通過第一部黨章，明確闡釋黨的民主集中制原則。
然而，在大會最後一次全體會議上，李達沒有被選入新的中央領導機構。此後上海平民女校工作，轉由新當選中央宣傳部長蔡和森和婦女部長向警予負責。
離開中央機關的李達開始專心從事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王會悟也漸漸退出上海平民女校工作。
長沙清水塘毛澤東楊開慧故居
在清水塘與毛澤東相知
秋天本該是一個收穫季節，可1922年秋天，王會悟卻感到無比惆悵。
因為中共二大閉幕後，不少年輕黨員被派往莫斯科學習，黨內大多數同志在事關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方面存有疑慮，而身為中央最高領導人的陳獨秀，又在8月間被法租界巡捕房逮捕數日，行動受到約束，黨在上海的工作漸漸陷入低潮。
尤其讓王會悟痛心的是，曾經聲震南北的《婦女聲》報，因為缺少幫手，早在7月就不得已停刊，上海平民女校因為缺乏經費，也面臨停辦的危機。
就在王會悟和李達為上海革命形勢感到失望的時候，一封遠方的來信，重新點燃他們的熱情。寫這封信的，正是一年前來上海參加中共一大的長沙代表毛澤東。
十一月間，李達接到毛澤東來信，說他們在長沙組織了一所自修大學，要他去做學長。李達看到創立自修大學的宣言，非常高興，便向王會悟做工作，勸她到湖南去。
中共一大結束後，毛澤東一回到長沙，就與何叔衡、易禮容等湖南早期黨員一起，積極開展黨的工作。為了培養黨員幹部，他們利用長沙船山學社社址和經費，創辦一所自修大學，引導學員學習馬克思主義、研究中國革命的實際問題，並組織學員參與湘贛粵等地的工人運動實踐、領導工人罷工。善於學習和思考的毛澤東，一直渴望請一位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專家來自修大學主持教務，得知李達離開中央領導崗位的消息後，他馬上提筆寫信，向李達發出邀請。
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真理的追求和對中國革命的熱忱，不僅讓李達為之振奮，也深深打動王會悟的心。儘管已經習慣上海的生活，儘管長沙遠離家鄉，王會悟還是決定和丈夫一起去湖南，支持毛澤東開展革命工作。
1922年冬，王會悟帶著八個月大的女兒，跟隨李達來到湖南長沙，受到自修大學學員們熱烈歡迎。
欣喜萬分的毛澤東，立刻在長沙最有影響的《大公報》上登報歡迎，並用耐人尋味的措辭，招攬有識之士前來入學。
不僅如此，他還把李達和王會悟一家三口，接到長沙小吳門外清水塘邊自己的居所裡，與自己和家人同吃同住。
當時毛澤東是中共湘區委員會書記，妻子楊開慧是區委負責保管和傳送秘密文件的機要員和交通員。這座位於長沙城外郊區的農家小院，就和當初李達、王會悟在上海輔德裡寓所一樣，既是毛澤東、楊開慧的家，也是黨的秘密機關所在。
相同的理想、相似的經歷，一下子拉近兩對年輕夫婦的距離。趕上楊開慧兩個月前剛剛生下她和毛澤東第一個孩子毛岸英，心靈手巧的王會悟，不僅熱心地向這個年輕媽媽介紹育兒經驗，還親自動手給嬰兒做衣服，很快就與毛澤東夫婦建立深厚感情。
經常在一起，楊開慧叫王會悟以「嫂子」稱呼。他們是對門對戶，除了工作以外，還可以聊天，可以請教。王會悟後來回憶，有一次深更半夜，毛澤東來敲李達的門，為什麼?有個問題想不通，敲李達的門。
在朝夕相處的日子裡，毛澤東孜孜不倦地與李達探討有關馬克思主義和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問題，並和李達一起創辦自修大學的校刊——《新時代》雜誌。
王會悟也從毛澤東、楊開慧和自修大學學員們身上，看到中國革命的希望。不甘賦閒在家的她，常常到離清水塘不遠的自修大學，幫忙做些宣傳出版工作，得知自修大學附設的補習學校缺少英文教員，她便主動請纓去學校任教。
王會悟在《建黨初期的一些情況》一文中回憶：「湖南的革命精神與上海迥異。自修大學中許多革命青年精神飽滿、生活樸素，做著為工為農及宣傳出版等各種革命事業，從清早到晚十二點，人人守制度，人人忙碌。這種情景使我感動之至，內心說：這才真正叫幹無產階級革命工作!」
《毛澤東與李達》作者唐春元說：毛澤東與李達王會悟相識是在「一大」上，相知是在清水塘。在「一大」上，他就知道王會悟，在敵人眼皮子底下，開會的地方、住宿的地方，安排得井井有條，印象就很好。
後來就是在清水塘這一段，他覺得王會悟在處理人際關係上，也是做得比較好，特別是革命熱情，主動要求去擔任教師，更加對王會悟留下很深刻印象，更加敬重她。
1923年4月，毛澤東奉命離開長沙到上海中共中央任職。與王會悟和李達在清水塘共處的五個月時光，成為彼此人生中一段珍貴回憶。
此後不久，李達因為在國共合作問題上與陳獨秀意見不合，又對陳獨秀家長製作風極為失望，且未能採取正確鬥爭方式解決二人意見分歧，憤而中斷與陳獨秀聯繫，是年秋，正式離開黨組織。
上世紀三十年代初，三兒女在上海合影。
「可以生死相託的朋友」
1926年冬，時任中共中央農委書記的毛澤東，來到武昌籌辦農民運動講習所，與正在武昌擔任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政治教官的李達再度重逢。
兩家人歡聚一堂、共敘友情，李達更是欣然接受毛澤東邀請，到講習所給來自全國十七個省的農民運動骨幹講授社會科學概論。然而這次相聚，卻籠罩在國共兩黨關係日益緊張的陰雲下。
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反革命政變，大肆屠殺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同年7月15日，汪精衛等控制的武漢國民黨中央召開「分共」會議，決定同共產黨決裂。至此，由國共兩黨合作發動的大革命宣告失敗。
儘管李達早已脫離黨組織，但因為他一直堅持宣傳馬克思主義，並於1926年撰寫一本聯繫中國革命實際論述唯物史觀的哲學著作《現代社會學》，在當時革命者中流傳甚廣、影響極大，國民黨反動當局依然把他列為重點通緝對象。
在一片血雨腥風中，王會悟陪李達歷盡艱險、幾次僥倖躲過反動派搜捕，最後在友人許德珩資助下，於1927年冬潛回上海，蟄居在法租界一條偏僻的小弄堂裡，靠著給商務印書館做翻譯維持生計。
此時的王會悟，已經是三個孩子的媽媽。為了安全起見，夫妻倆一度讓孩子們改姓王，過著隱姓埋名的生活。有一次為了躲避巡捕搜查，王會悟帶著孩子們在上海大世界裡待了整整一夜。
王會悟1985年回憶：「我們躲在大世界最頂層，第二天商家開門的時候，為了不引起懷疑，我先倒打一耙，假裝要跟他們吵架。我說：你們關門的時候，我和我的小孩還在樓上，我們一整晚出不去，只能坐在地板上。」
在危險而艱苦的環境裡，李達的胃病和眼疾越來越嚴重。王會悟不僅獨自挑起照顧一家五口的重擔，還承擔對三個子女進行啟蒙教育的責任。
在她全力支持下，李達不僅得以堅持研究馬克思主義，還於1928年冬與熊得山、鄧初民等人一起創辦崑崙書店，編譯出版一系列哲學和社會科學著作，給處於低潮的中國革命注入新鮮空氣。
隨著崑崙書店名聲漸大，李達在文化界聲名鵲起，他的處境和立場也受到黨的密切關注。
1930年前後，李達在中共地下黨組織安排下，開始在上海法政學院和暨南大學公開講授馬克思主義課程，受到進步師生熱烈歡迎。
隨著李達的社會活動日漸頻繁，王會悟與上海各界進步人士也逐漸恢復聯繫。她充分利用各種人脈，做著有益於革命的事情，在白色恐怖籠罩的上海，為團結民主人士、保護進步青年發揮積極作用。
1931年1月17日，二十九名中共黨員在上海東方旅社出席黨的秘密會議時被警察抓捕，其中五人是中國左翼作家聯盟青年作家。
消息傳開，上海文化界為之震動。王會悟聞訊後，更是焦急萬分。因為在五名被捕左聯作家中，有一位是青年女作家丁玲新婚一年的丈夫胡也頻，而丁玲就是當年上海平民女校學員蔣冰之。
丁玲回憶：「天黑了，屋外開始颳起風來了。房子裡的電燈亮了，可是卻沉寂得像死了人似的。我不能呆下去，又怕跑出去，我的神經緊張極了，我把一切想像都往好處想，一切好情況都又不能鎮靜下我的心。」
此時的丁玲，剛剛生下兒子兩個多月，身體十分虛弱。就在她憂心忡忡、彷徨無助的時候，王會悟和李達趕到她租住的寓所，把她和孩子接到自己家裡。
在丁玲為營救丈夫胡也頻四處奔走的半個多月裡，王會悟一直悉心地替她照料著嗷嗷待哺的嬰兒。
胡也頻犧牲後，她和李達更是像親人一樣，時刻陪在丁玲身邊，鼓勵她化悲痛為力量，用手中的筆與敵人戰鬥。
丁玲秘書王增如說：「在偌大的上海，只有李達王會悟是我唯一的親人，丁玲經常這麼說。因為丁玲曾經在李達、王會悟負責的平民女校上過學，王會悟是她最忠實又最愛護她的讀者。在那種白色恐怖那麼嚴重的情況下，人家好多人躲都來不及，他們兩人把她邀到家住，感覺到他們是一種可以生死相託的朋友。」
在王會悟夫婦關懷下，丁玲捱過人生中最悲傷的一段時光。重新振作起來的她，在潘漢年、馮雪峰等中共地下黨領導引領下，逐漸成長為一名堅強的革命戰士。
苦難是一種修行，堅持走出來，就會迎來生機。
1932年3月，丁玲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不久又擔任領導左聯的黨團書記。為防不測，她把自己珍藏的私人物品，連同珍貴的書稿一起，託付給王會悟保管。
王增如說：「有瞿秋白的信和胡也頻的照片、馮達的照片，有給馮雪峰的情書，有《莎菲女士日記》原稿，還有一些沒寫完沒發表的小說稿，她放在一個小箱子裡交給王會悟。
我覺得只有能夠託生死的，才把這些珍貴的東西託付給他們。」就在王會悟和李達不遺餘力保護丁玲的同時，他們自身也處在十分險惡的環境中。
由於國民黨反動派在1931年前後發動對革命文化圍剿，不僅頒布《出版法》，對出版物進行嚴格審查，而且肆意封閉進步書店，搗毀文化機關，逮捕和暗殺革命文化工作者。
王會悟李達寓所也曾被法國巡捕搜查，李達在1932年「一 二八」事變發生後，還遭到一次特務的毒打。
李達到上海暨南大學給進步學生做形勢報告，特務事先得到這個消息，結果暴徒把他的右臂、右鎖骨都打斷，住院七個星期。
1932年2月學校搬家，以這個為藉口把李達解聘了。面對反動派威脅和迫害，王會悟表現出常人難以想像的冷靜和堅強。她頂著經濟和精神上雙重壓力，全心全意照顧受傷的李達。
《李達傳記》作者宋鏡明教授回憶：「在生活上關照他，在精神上鼓勵他。雖然出院了，可這個右手還是不靈活啊。就鼓勵他，她就拿一根竹竿，每天這樣(撐竹竿)。只要這樣堅持鍛鍊，持之以恆，你肯定會鍛鍊得跟以前一樣，你還可以繼續寫書，還可以繼續宣傳馬克思主義，宣傳革命真理。」
王會悟精心照料，李達傷勢很快康復。為了支持丈夫繼續研究和傳播馬克思主義，王會悟機智地化名王嘯鷗，在上海註冊一家筆耕堂書店，採取當年人民出版社掛名出版形式，躲過國民黨審查，秘密出版李達編譯和撰寫的哲學著作。
宋鏡明說：這個筆耕堂書店實際上就在她家裡，為什麼叫「王嘯鷗」呢?「王」，王會悟的意思，「鷗」是相對於「鶴鳴」來講的。王會悟、李鶴鳴兩個就要共同為革命理論書籍的出版來呼嘯，為馬克思主義鼓與呼。
為擺脫國民黨特務監視，李達傷愈後不久，從上海轉移到北平任教。王會悟為吸引特務視線，獨自帶著三個孩子暫時留在上海。
1933年5月，正當李達在北平站穩腳跟，準備把王會悟母子接到北平的時候，上海突然傳出丁玲與《真話報》總編輯潘梓年被國民黨特務綁架的消息。
心急如焚的王會悟不顧個人安危，立刻投入營救丁玲的行動。王增如說：「丁玲被捕以後，共產黨這方面特別著急想營救她，但是又不能公開出面，所以經常在王會悟家商量怎麼救丁玲。那時候有一個『丁潘營救委員會』，都是一些民主黨派人士。
後來決定由王會悟寫信給沈從文，然後讓沈從文陪著丁玲母親上南京政府去要人。」
為了營造社會輿論、迫使國民黨當局釋放丁玲，王會悟把當年丁玲託付給她的書稿，交給當時左聯負責人公開發表。在嘗試各種營救措施依然無果情況下，她又假借不同朋友的名義，給丁玲母親發電報，安撫老人情緒。
多年以後，這件事情一直被丁玲感念在心，並寫進她的創作提綱裡。
1936年5月，被軟禁三年的丁玲，終於等到可以出來活動的機會。她首先想到的，就是自己最信任的師友王會悟夫婦，並千方百計從南京趕到北平，找到他們位於復興門內宗帽胡同的家。
此時的王會悟除了協助李達出版哲學著作外，還在中國大學擔任會計兼女生訓導處主任。儘管當時丁玲還處在特務監視之下，而且周圍輿論對她仍有諸多懷疑，王會悟卻張開熱情的雙臂，擁抱這個飽受委屈和磨難的學生。
當了解到丁玲迫切想去蘇區的願望後，她又積極地通過中國大學教授曹靖華，幫助丁玲恢復與黨組織的聯繫。
王增如說：「丁玲為什麼對王會悟感情這麼深，她覺得就是在南京被軟禁那三年的時候，她獲得第二次生命，再次找到黨，是王會悟給她引的線。所以她說，這份感情我一輩子都不能忘。」
就在王會悟幫助丁玲尋找去往延安途徑時，兩千裡外的延安，一位老朋友正在打聽她和李達的消息。
這位好友就是剛剛帶領中央紅軍經過二萬五千裡長徵勝利到達陝北的毛澤東。
歷盡艱辛到達延安的毛澤東，剛剛讀到幾本筆耕堂書店出版的哲學著作，其中李達與雷仲堅合譯的《辯證法唯物論教程》尤其令他受益。《毛澤東與李達》作者唐春元說，這本書當中密密麻麻的(批註)，有的字數超過它本身的字數，說明毛澤東在哲學上受李達影響也是很深的。
而且這本書出版與王會悟也有很大關係，如果沒有王會悟，可以說難以出版，因為出版發行也是她，王嘯鷗。
另外，李達正好是在上海被打了以後，身體還沒有復原，在這種情況下寫這本書，一些事務性工作，抄抄寫寫工作，肯定是王會悟給他完成。
感慨於王會悟和李達在白色恐怖下堅持傳播馬克思主義的精神，毛澤東分外牽掛這對久違的老朋友，他當即給在上海從事工會工作的老友易禮容寫信，詢問夫婦二人下落。
毛澤東1936年8月書信：「李鶴鳴王會悟夫婦與兄尚有聯繫否?我讀了李之譯著，甚表同情，有便乞為致意，能建立友誼聯繫通信更好。」
毛澤東的問候輾轉傳到北平，令李達王會悟夫婦十分感動。1937年5月，李達哲學新著《社會學大綱》出版後，夫妻倆第一時間就想方設法把書寄往延安。
可王會悟沒想到，就在他們把書寄走一個月後，盧溝橋事變爆發，而李達因回鄉探望病重的父親，剛剛離開北平!
正當王會悟和李達的學生一起，把剛剛出版的《社會學大綱》埋在自家院子裡、準備帶著三個孩子逃離時，北平淪陷了!
戰火紛飛下，王會悟帶著孩子們逃離險境，山河破碎中，她和家人倍受磨難。
王會悟上世紀三十年代在北京宗帽三條的私宅院裡
一生都無法平復的傷痛
1937年7月7日，日軍在北平西南郊外盧溝橋附近挑起事端，悍然發動全面侵華戰爭。消息傳出，舉國震驚。
家住北平復興門內宗帽胡同的王會悟，內心更是焦急萬分。因為自己的家就在北平城西邊、離盧溝橋只有十五公裡，而李達剛剛回湖南老家探望病重的父親、此時不在北平!眼下，除了三個孩子的安危需要她獨自照顧，還有一批李達的哲學新著《社會學大綱》剛剛出版、需要她妥善處理。
危急時刻，王會悟並沒有驚慌失措。她一面託人弄離京車票，一面找來李達學生一起處理家中進步書籍。
可就在她把一切收拾停當、準備帶著孩子們離開的時候，北平淪陷了。
王會悟兒子、92歲的李心天回憶：「印象比較深的，日本人的飛機在天空中轉，我們就知道了，知道日本人來侵略我們了。」
王會悟小女兒李心怡回憶：「我們就準備要走了，什麼都弄好了。記得當中寄來一次《社會學大綱》，是上海寄來的，我們就在原來住的那個地方，挖一個深坑埋起來，把爸爸好多書都埋好。
就在那個時候，準備走的頭一天，日本人闖進我家。」先是搜了她的家，王會悟被打了巴掌，一定要她交出李達來。
李心天那個時候已經十來歲，三個孩子躲在角落裡發抖。他回憶：「日本兵一走，我到門口，因為我們住的(宗帽)三條，獨戶獨家，門口人擠滿了，圍著了，就是因為抄了我們家，把我母親抓去了。」
面對來勢洶洶的敵人，王會悟表現得十分鎮定。在確定李達不在北平後，敵人只好釋放她。
幾天後，王會悟在友人幫助下，擺脫日本憲兵監視，借著京劇名家馬連良去天津演出機會，帶著三個孩子逃離北平，踏上流亡之路。
這一年，她三十九歲。在北平辛苦經營四年的家園，轉瞬間又只剩下幾件隨身顛簸的行李。
一路上，母子四人隨著逃難的人群走走停停，過著居無定所的生活。經過一個多月輾轉，終於到達李達家鄉湖南零陵，與正在家中服喪的李達重逢。
這是一家五口第二次回到李達家鄉，上一次在這裡團聚，是一年前李達父親八十大壽時。昔日的喜慶和熱鬧猶在眼前，如今卻山河破碎、物是人非。
儘管這裡位於湖南與廣西交界處，是永州地區最偏遠地方，他們所在村莊更是四面環山、交通閉塞，是絕好的避難地，可王會悟卻不想在這裡荒廢孩子們學業。
1938年2月，李達接到前北平大學法商學院院長白鵬飛邀請，到桂林廣西大學任教，王會悟毅然帶著三個孩子一同前往。
這年冬天，因主張抗日受到蔣介石排擠的馮玉祥將軍，特邀李達去重慶研究講學。為了丈夫安心赴任，也為了一家人免受分離之苦，王會悟又帶著孩子們跟隨李達出發了。
可這次長途跋涉卻讓他們付出無比沉痛的代價。由於桂林到重慶道路崎嶇不平、異常顛簸，卡車盤桓在陰冷潮溼的大西南山中，大女兒李心田突發急病、高燒不退，等抵達貴陽送醫時已經奄奄一息。不知道是傷寒，還是結核性腦膜炎。李心天回憶：「沒有醫治，就死了，發高燒死了。」
王會悟兒媳、89歲的餘國膺說：「姐姐的去世給這個家庭一個重大的打擊，爸爸最喜歡姐姐。」
李心天回憶，「我姐姐放在第一位，我第二位，我妹妹第三位，最受優待是我姐姐」。
1936年前後，三兒女在北平宅院前合影
這是王會悟一生都無法平復的傷痛。在三個孩子中，大女兒李心田一直是她和李達的最愛。
當年，李達對這個孩子的降臨欣喜若狂，別出心裁地給她取了一個乳名叫「點兒」，寓意夫妻二人之間多了一點愛情的結晶，並把她視為掌上明珠。而對於王會悟來說，她於這個女兒除了這份天然的感情之外，還有一份深深的歉疚。
早在王會悟懷孕的時候，孩子就在肚子裡陪著媽媽，為進步書報編輯出版和平民女校創辦四處奔走、日夜操勞。孩子出生才三個月、還在襁褓中，王會悟就抱著她在輔德裡家門口給中共二大放哨。到了孩子牙牙學語、蹣跚學步時，夫妻倆又帶著她離開生活相對優越的上海，到長沙清水塘邊住農舍、吃粗糧、與革命同志一起艱苦奮鬥。
大革命失敗後，一家人被迫蟄居上海，孩子更是跟著父母東躲西藏，小小年紀就飽嘗隱姓埋名、擔驚受怕的滋味。可就是在這樣艱苦惡劣的環境裡，小姑娘卻像當年的王會悟一樣迎霜生長、傲雪綻放。她勤奮好學，還常常幫母親照顧年幼的弟弟妹妹。
每當家裡有特殊的客人出入，她總會機靈地學著母親的樣子去門口望風。跌宕起伏的歲月裡，這個乖巧懂事的女兒不僅是王會悟心靈的慰藉，更是她理想的寄託!
然而，就是這個陪伴她和李達走過崢嶸歲月、令他們無比驕傲的孩子，卻在十七歲的花樣年華悄無聲息地離開了人世，怎能不令父母心碎啊!
王會悟《哭點兒》：「十七年來我用心血澆灌著你，為的是要看見你開放這美麗的花朵。然而，當你向媽說出最後告別的時候，我卻堅決地說：不，點兒，我不答允!「你在媽心坎上刊了一道深痕，我漆黑了，我糊模了，我昏迷過去了……」
愛女的突然離世，深深刺痛著王會悟的心。為了不讓剩下的一雙兒女再受顛沛之苦，她決定改變之前的計劃，讓李達一人赴重慶講學，自己帶著兩個孩子留在相對安定的貴陽。
此時的貴陽城裡到處是各地流亡來的民眾，陡然激增的人口不僅使當地物資供應出現困難，住房更是十分緊張。就在王會悟剛剛找到穩定的租房、正四處打聽可以讓孩子們上學的地方時，災難再次降臨。
1939年2月4日，貴陽遭遇有史以來最慘烈的一次轟炸。十八架日軍飛機在貴陽市中心大十字、中華南路和金井街一帶，瘋狂投下一百二十餘枚炸彈和燃燒彈，造成兩千多人傷亡、一千三百多幢房屋被毀、兩萬多人無家可歸。
雖然王會悟租住的北門一帶沒有遭到直接轟炸、一家人倖免於難，但綿延的大火卻將半個貴陽城化為灰燼，市區各大中小學校和西遷而來的高校，紛紛遷往貴陽郊區縣城，王會悟也只好帶著一雙兒女，跟著逃難的人群，向郊區的花溪轉移。
大女兒李心田
花溪歲月
位於貴陽西南郊外十餘公裡的貴築縣花溪鎮，是貴陽地區頗負盛名的風景區。
一條花溪河自西向東蜿蜒流過鎮中，兩岸群山環繞、風光秀麗，猶如一處世外桃源，在抗戰時期，成為無數顛沛流離的民眾理想的避難地。
然而初到花溪，王會悟卻沒有心情欣賞這裡的風景。自從全國抗戰爆發後，孩子們學業已經中斷一年半。
眼看春季招生就要開始，儘快給一雙兒女找到理想的學校入學，是她最為關切的問題。
「巍巍大將山下，清清花溪河旁，清華校園書聲朗朗，春催桃李爭豔鬥芳……」這是《清華中學校歌》。
坐落在花溪河邊的清華中學，是一所誕生在抗戰硝煙中的學校。1938年5月，八位流亡的清華大學學子，抱著「教育救國」思想，在貴州省財政廳長、原清華學堂老校長周貽春鼎力支持下，創辦貴陽私立清華中學。
最初，學校就辦在貴陽市區中華北路銅像臺附近復聖祠內。日軍二四轟炸後，全體師生緊急從貴陽轉移到花溪，借用花溪河邊幾間油炸坊做教室，一邊抓緊招生復校，一邊在大將山腳下開荒建設校園。
學校提倡清華精神，提出「誠實、愛國、自立、合群」要求。為保證教學質量，每個班的學生以二十五人為原則，入學考試嚴格。
早在日軍二四轟炸前，王會悟就在貴陽城裡聽說過這所學校，對清華學子們教育救國的赤誠之心欽佩不已。如今親眼目睹師生們自強不息、開荒建校，她更對這所學校充滿信心。
1939年春，十五歲的李心天在母親鼓勵下，考入清華中學高一年級。比他小兩歲的妹妹李心怡，也入讀搬遷到附近石頭村的貴陽女中初中部。此時，李達已隻身一人去往重慶，為馮玉祥主持研究室的工作。
王會悟就在靠近清華中學的花溪大橋旁，租了一座一樓一底的小木屋，在艱苦卻不乏生機的環境裡，開始新的生活。
王會悟1978年6月書信：「李老師囑我咬緊牙關，吃苦三年，我們一定會勝利!爸爸親自來接妻兒女。」
春去秋來，師生們共同努力，清華中學煥發出勃勃生機。學校建成教學樓和運動場，建立一系列嚴格教學、促進學生全面發展的培養制度。
學校培養學生的榮譽感、自尊心的少女，究竟與王會悟有什麼關係?為什麼要頻繁進出王會悟的家?原來，當時的花溪作為貴陽第一疏散區，匯集眾多西南後方大中學校，看似一派民主的氛圍，實際卻瀰漫著緊張的空氣。
一方面，許多進步的青年師生經歷慘絕人寰的二四轟炸，對日本帝國主義充滿仇恨、參加抗日救亡活動的熱情空前高漲;另一方面，國民黨頑固派加緊對這些學校和進步師生的控制。
早在1939年初，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就制定一套溶共、防共、限共、反共政策，特別委派貴州籍官員黃宇人前來貴州加強國民黨的黨務工作，強制各大中學校建立三民主義青年團組織，與親共力量形成針鋒相對之勢，以此幹擾和破壞共產黨組織的抗日救亡活動。
在抗戰初期就建立中共地下黨支部的省立貴陽女子中學，就是他們防控的一個重點。
為爭奪學生自治會、控制學校主導權，三青團對進步師生採取跟蹤、搜查、抓捕等手段嚴密監控，整個貴陽女中籠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中。
孟昭方回憶：在校公開看進步書籍是不可能的，我和幾位同學都是清晨到宿舍後面的松林裡躲著看。我和同學們訂的雜誌，封皮都被撕破了，那是教官檢查撕壞的。記得我曾將斯諾寫的《西行漫記》藏在枕頭下，不料也被教官偷偷地搜索了，書被沒收，我還挨了一頓訓斥。
貴陽女中在花溪的處境，被常來學校探望女兒的王會悟看在眼裡。有著豐富革命經歷的她，深知在國民黨統治區鬥爭的複雜性，也頗為那些嚮往革命卻缺乏鬥爭經驗的孩子們擔憂。
為了不引起國民黨反動派注意，平日裡，她除了以家長身份來往於兩所學校，其餘時間都稱病在家、深居簡出，暗中卻常以款待女兒同學名義，把一些進步學生請到家裡，給她們介紹馬列主義，傳授鬥爭經驗。
孟昭方回憶：她經常借書給我看，與我討論問題。記得那時《讀書月報》連續刊登李達寫的《中國封建社會停滯的原因》，她激動地與我交談、討論，這時我才知道，她便是李達夫人。
大女兒李心田
在王會悟教導下，孟昭方對馬列主義有了更深的理解和認識。花溪河邊的小木屋，不僅成了她和幾個進步同學的校外課堂，也是她們在白色恐怖下一個溫暖的避風港。
就在王會悟冒著風險培養這群女中學生的時候，她和孩子正處在困境當中。自從與丈夫李達分開後，她就獨自一人撫養著一雙兒女。
1939年9月，李達結束給馮玉祥的講學，離開重慶，準備返回桂林、再去廣西大學任教。途徑貴陽，他曾在花溪逗留一段時間，並把馮玉祥將軍送給他的一筆錢款留給王會悟母子。
靠著這筆錢款，母子三人省吃儉用、艱難度日，眼看一年過去、所有積蓄就要用完，孩子們也面臨輟學危機。
「我們家的牛奶鍋，只有(煮)一袋牛奶剛合適，兩袋牛奶就容易噗出來。所以媽媽就講，你現在煮牛奶還嫌太小，那個時候我們一家三口，一頓飯就拿這個鍋來煮。最先吃的是心天，第二個吃的(是)妹妹，吃剩的才是媽媽吃。」兒媳餘國膺回憶。
情急之下，王會悟想到把小木屋分租給別人，以此來補貼家用。可自己經常在家裡從事進步活動，萬一被租客知道透露出去，勢必會引來國民黨反動派阻撓。
正在王會悟為招租事情發愁的時候，清華中學來了一位年輕英俊的美術教員，引起她的關注。
畢業於上海新華藝術大學的周吉士原本在蘇州女師附小教美術，全國抗戰爆發後，因為不願在淪陷區做亡國奴，而跟隨戰區中小學教師服務團來到貴陽，被分配在黔西縣中學任教。
他曾在黔西縣街頭舉辦抗日漫畫展，因為與學校的進步教師交往密切、又拒絕加入三青團，被黔西縣黨部視為赤色分子驅逐出境，1940年暑假經同窗好友介紹、來到花溪清華中學任教。當時清華中學在建校初期，教員們都租住在校外農民房裡，條件十分艱苦。
頭腦靈活的周吉士在教學之餘，與朋友合開一家青年用品社，經營書刊雜誌、學習用品和一些自製美術工藝品，以此增加收入、改善生活。經過考察，王會悟對這位思想進步又頗有才華的青年十分欣賞。她主動到學校邀請周吉士，動員他把青年用品社開到自己租住的小木屋樓下。
得知周吉士愛人楊永珍，因為反抗封建家庭包辦婚姻而離家出走來到花溪，王會悟更是在各方面給予他們力所能及的支持，幫夫妻倆操辦婚事，熱心地幫年輕的楊永珍照料孩子。
93歲的楊永珍回憶：「我們開店在樓下，她住在樓上，經常得到她的幫助。幫我們操辦婚事，請了好幾桌客人。我生小孩，她幫我燒飯、洗尿布。好人，好人，好人。」
周吉士兒子周國鼎回憶：「家裡父母親都反對，一個鄰居這麼支持，又幫著他們辦喜酒，能不感激嗎?在我母親發病之前，她寫了幾句：王會悟，大好人，她的恩情我不能忘。那時候九十多了，還念念不忘。」
時光荏苒，轉眼王會悟帶著一雙兒女在花溪度過三個春秋。清華中學在各地校友支持下，校園建設初具規模，師資力量不斷壯大，成了西南後方聲名遠播的一所學校，甚至有不少遠在南洋的華僑子弟慕名前來上學。
1942年春，十八歲的李心天以貴州學區第一名成績，考入戰時西遷到貴陽郊區的湘雅醫學院，後經多年刻苦攻讀和潛心鑽研，進入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成為我國從事神經醫學和心理學跨學科研究的專家，被視為中國醫學心理學和神經心理學奠基人之一。
高中三年在清華中學養成的良好習慣和意志品質，為他日後從事專業學習和研究打下堅實基礎，而正是母親王會悟當年在花溪的選擇和堅守，成就他的一生。
在貴陽花溪的清華中學
然而就在李心天高中畢業沒多久，清華中學教員們卻發現，他們常去的小木屋樓上總是大門緊鎖，熱心的好鄰居王會悟，突然間淡出街坊鄰裡的視線。一向深居簡出的王會悟去了哪裡?搬走了嗎?
其實，當時王會悟並沒有離開花溪，而是去完成一項特殊使命。在今天貴陽市花溪區檔案館裡保存的花溪民國檔案中，有一本卷宗真實記錄了她當年的行蹤。
全國抗戰爆發後，不少西遷的教會學校和淪陷區民眾轉移到貴州，其中不乏教師、醫生、商人等社會精英人士。
他們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號召下團結起來，充分利用自身能力，積極藉助國際力量，建立學校、機關、醫院、診所等慈善機構，廣泛參與抗日救亡活動，為戰時貴州社會穩定和發展發揮特殊作用。
曾經在教會學校上過學、又懂英文的王會悟，於是想到利用教會，把花溪的社會精英人士組織起來，開展抗日救亡活動。教會有場地有資金，她可以整合師生、社會各界力量，來為難民服務，解決他們一些具體困難。
花溪居民、82歲的鄭培光回憶：「貧苦的群眾，她相當支持。當時我們家很貧窮，我記得我們有個哥生病，拿了點藥來了。」
除了利用教會組織募集物資、救濟貧困百姓和學生，王會悟還帶領青年教友，從花溪幾所大中小學校挑選學生、排演節目，藉助教會活動，開展抗日救亡宣傳。
當時花溪公園有一個涵碧廳，是一個休閒的地方，租用那個地方演抗日歌曲，鄭培光記得有《松花江上》《大刀進行曲》《義勇軍進行曲》。「還有就是發一些傳單，就是要去打鬼子的傳單，還搞些慈善捐款的那種會。」貴陽花溪區黨史研究室副主任黃依莉說。
鄭培光回憶：「當時的老百姓從來沒有看到過這個東西，都喜歡參加，周邊的群眾、小孩都去參加，那個場地坐滿以後，旁邊的過道都站滿了。」在王會悟精心組織下，花溪抗日救亡的思想很快深入到貴築縣各個階層。
1943年6月，貴築縣預備成立全縣的婦女指導委員會，王會悟受縣政府邀請，以發起人身份，參與婦委會各項籌備工作。
黃依莉說：婦女委員會重要工作之一，就是開展抗日宣傳、救國募捐、難民幫扶，還有對婦女指導。當時發起人都是貴大的教師、貴大的學生、縣長夫人這類，她應該是在花溪婦女界非常有影響，要不不會想到她。
「真正的人」
1944年，在太平洋戰場連連失利的日軍為扭轉戰局，向我國豫湘桂地區發動瘋狂攻勢，秋天相繼攻陷長沙、衡陽、桂林、柳州後，又沿黔桂鐵路直逼貴州，並於12月2日攻佔距離貴陽不到兩百公裡的獨山縣。
面對窮兇極惡的日寇，集中在貴陽的高校、機關和難民紛紛緊急向重慶轉移。危難時刻，王會悟意外地接到一封來自重慶的電報。
1944年黔南事變，毛潤芝給她拍來電報，寄來路費，要她到重慶。原來，正在陝北的毛澤東輾轉知道王會悟母子下落，十分關切她們的安危，特意把自己的稿費委託八路軍重慶辦事處轉寄過來，資助她們脫離險境。
毛澤東的匯款猶如雪中送炭，解了王會悟燃眉之急。她即刻帶著女兒李心怡離別她們居住六年的花溪，動身前往重慶。
臨行前，她把自己僅有的一本《社會學大綱》送給已經考入貴州大學的孟昭方。以後，孟昭方在大學裡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解放後一直在上海從事教育工作，並和當年貴陽女中幾個同學，始終與王會悟保持著聯繫。孟昭方說：「在我的心目中，她是一位革命的長輩，是我生活道路的指引人，我永遠敬重她。」
王會悟與小女兒李心怡合影
1944年底，王會悟和十八歲的女兒李心怡跟隨逃難的人群撤離至重慶。
在重慶，她加入中華婦女節制會，並擔任華西區重慶分會常務理事，與重慶婦女界代表一起，積極投身到各種聲援抗戰的民主活動中。1945年8月，中國人民終於迎來抗戰勝利，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
為了避免內戰、和平建國，毛澤東與周恩來、王若飛在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和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主任張治中陪同下，於8月28日，從中共中央駐地延安乘專機抵達重慶，與蔣介石統治的國民政府進行停戰談判，受到重慶各界熱烈歡迎。
在緊張繁忙的公務活動中，毛澤東依然惦記著李達王會悟夫婦。
自從1927年武漢一別，毛澤東走上領導工農紅軍武裝鬥爭的道路，而王會悟一直伴隨李達在國民黨統治區，堅持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宣傳出版工作。
彼此音斷天涯長達十年，好不容易在八年前恢復聯繫，又被一場曠日持久的戰爭中斷音訊。
在陝甘寧邊區堅持抗戰的歲月裡，毛澤東常常懷念當年在家鄉湖南一起開展革命工作的老朋友。尤其是在他思考中國抗戰形勢、撰寫指導中國革命實踐的文章時，經常要翻看和研究筆耕堂書店出版的幾本哲學著作。
每當想起當年與李達王會悟夫婦在清水塘朝夕相處的日子，他的心頭就格外牽掛這對在白色恐怖下堅持傳播真理的革命伉儷。
早在半年前，毛澤東就從八路軍重慶辦事處得知王會悟在重慶的消息。這次來重慶談判，他再三關照身邊工作人員，一定要想辦法安排與這位故人見上一面。
得知毛澤東率領中共代表團前來重慶談判的消息，王會悟激動萬分，當年在清水塘一起並肩作戰、同甘共苦的老朋友，這次在重慶有機會相見、共敘離別之情嗎?
9月5日這一天，是毛澤東接見中國婦女聯誼會代表的日子。有幸參加見面會的王會悟在會後受到毛澤東單獨接見。
「毛主席專門提出要她留下來。當時到重慶也是危險的，他的安保工作也是做得比較緊，不僅是共產黨八路軍給他做保安，而且當時的張治中專門派了一個警衛營在那裡。所以毛澤東不提出來，她肯定見不到面。」《毛澤東與李達》作者唐春元說。
這是一場相隔十八年的重逢。
十八年來，他們一個投筆從戎、領導中國工農武裝鬥爭，一個堅持協助丈夫在白色恐怖下傳播馬列主義、與國民黨反動派周旋。在殘酷鬥爭中，毛澤東五位親人先後為革命獻出生命，王會悟也在八年戰亂中失去五位至親。
當毛澤東問及當年在清水塘見到的「點兒」時，王會悟禁不住失聲痛哭。
六年來，她無時無刻不在痛惜這個心愛的女兒。可國難當頭，無數母親把自己孩子送上前線、為民族抗戰做出偉大犧牲，她沒有理由沉浸在個人的悲傷中，只有把對女兒的懷念，寄托在轟轟烈烈的抗日救亡行動裡。
王會悟《哭點兒》：
「點兒呀，媽懷念你。
「我參加了婦女工作隊，我擔任了傷兵救護、出徵家屬查調及慰勞，我走遍了湘桂黔各地戰區及後方鄉村。我做工日繼夜，我疲勞不敢休息，我飢餓無暇進食，直至我的血壓高到兩百，終請準假日得以休息。
「點兒，媽為你留下的三個廣柑，黴了，爛了，還不見你回來。
「媽等待你回來，默默地向著嘉陵江等待你回來!」
1946年秋，隨著西遷的學校、機構陸續回遷，女兒李心怡考入金陵女子大學，四十八歲的王會悟終於回到闊別已久的家鄉。
多年顛沛流離和艱苦生活，使她的健康狀況堪憂。可當看到家鄉至今連一個婦女組織都沒有、身邊姐妹依然像過去一樣被束縛在家庭裡，她如坐針氈，根本無法安心在家休養。
她一面積極聯絡鎮上進步教師，指導青年編印傳播進步思想的《烏青學報》，一面發動鎮上幾個知識女性一起，挨家挨戶上門，動員婦女走出家庭、參加社會活動，並在《桐鄉民報》開闢專刊，傳達婦女聲音，呼籲婦女解放。
「我們要迎頭趕上，做一個時代的婦女。我們要求知，我們要棄舊迎新，我們要服務社會。勇敢地站起來，喚醒更多的姊妹們，追隨世界婦女獲和平自由、走向『天下一家』!」
王會悟在《我們該如何紀念三八婦女節》一文中寫道。
這天，王會悟踏著輕盈的腳步，又一次來到立志小學對岸的河邊。當年那個為爭取女子獨立而離開家鄉的少女，不僅帶著她尋到的真理回來了，而且還以自己三十年帶血的腳印，賦予這份真理更加閃亮的光芒。如今，她要用這思想的光，溫暖和啟迪家鄉的姐妹。而隨著解放的聲音越來越近，她的內心也越來越亮堂起來。
1949年5月，桐鄉和平解放。正忙著組織婦女姐妹迎接解放的王會悟，突然接到一封北平來信。當她展開信紙，看到那熟悉的字體、親切的稱呼時，禁不住熱淚盈眶，這是久別的丈夫李達寫給她的家書：
「潤之兄已經晤談過，他要我趕快寫信催你來平，其他許多老友也這樣主張。」
自從1939年9月花溪一別，丈夫李達就再也沒有與她相見。後來她才得知，當年李達匆匆趕到桂林時，卻因廣西大學校長白鵬飛被國民黨當局撤職而遭到解聘。
身無分文的李達先是流落街頭擺攤度日，後回零陵老家專心著書，貧病交加中，與照顧他的一位同村女子又組建了一個家庭。
儘管如此，王會悟卻並沒有心生怨恨。她知道，在分離的歲月裡，李達一直受到國民黨當局監視和迫害，生活極其潦倒。尤其是1944年零陵淪陷後，為了避免日本人騷擾，他甚至帶領全村四十餘口人躲進深山一年多時間，歷經常人難以想像的磨難。
能夠經受生死的考驗活下來，王會悟已經心懷感恩。何況，他們之間的情感早已超越普通的夫妻之情。
回望自己走過的人生，王會悟問心無愧、無怨無悔。雖然生逢亂世，但她從未放棄對理想和信仰的追求。
作為一個青年，她勇立潮頭、敢為人先，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和黨的婦女工作做出了特殊的貢獻;
作為一個妻子，她不畏艱險、矢志不渝，協助丈夫傳播馬列主義的真理;作為一個母親，她含辛茹苦、竭盡全力，培養兒女成為社會的有用之才;
作為一個女性，她不僅努力實現自身的獨立、解放，還堅持用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去幫助他人、奉獻社會。
正如毛澤東對她的評價所言，她，是真正的人!
1949年6月，王會悟離開烏鎮前往北平。
1949年9月，李達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並當選為全國政協委員。同年12月，由毛澤東、劉少奇、李維漢、張慶孚作為歷史證明人，劉少奇作為介紹人，中共中央批准李達重新加入中國共產黨。
新中國成立後，王會悟在政務院法制委員會任職。她晚年不顧身體多病，積極配合黨史研究部門，留下不少與中共一大、二大和早期婦女運動有關的回憶材料，為中共黨史和婦女運動史的研究以及南湖紅船的仿製提供寶貴參考。
「我是在嘉興讀過書的，我想還是到嘉興租一條船(開會)，嘉興至少有熟人，嘉興至少有朋友。假如真的遇到危險麼，還可以找嘉興幾個人，嘉興幾個有名望的社會賢達，把他們叫攏來(幫忙)。
「就是這條船，他們開會的人就在(船艙)裡面，(艙裡面)兩邊可以走路的，我坐在船頭。裡面一張開會的桌子，桌子上面一副麻將牌，是我預備的，給他們一副麻將牌擺好。他們(在裡面)開會，假如有人來，我馬上要敲敲艙門了。敲敲門，你們馬上要停止(開會)，馬上拿出那副牌來，譁啦譁啦地搓麻將，好像裡面在搓麻將，保護他們開會的人。」
這是1991年王會悟接受採訪時留下的回憶。1993年10月20日，王會悟在北京因病去世，享年96歲。
(作者系嘉興廣電集團總編室副主任、紀錄片《王會悟》總導演，文中照片由作者段欣收集提供。封面圖片和文中海報由「海浪平面設計」提供。)
[本文刊於《中華兒女》雜誌2020年第1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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