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四年（1915），可能是袁世凱一輩子最舒心的年份。其最大的敵人國民黨已經分裂，堅持武裝鬥爭的孫中山雖然重建革命黨，但顯然勢力不達國內。
而行政方面，地方統治逐漸軍政分離，一些素來跋扈自雄的老軍頭也被袁氏收了兵權，閒置於北京的將軍府養老。連辛亥以後和中央脫離實質關係的四川，也由袁氏親信陳宧揮師進駐。
外交上最大的困境，就是在日本逼迫下簽了「二十一條」。但東京雖然利用因一戰而列強無暇東顧的機會鑽了個空子，袁氏畢竟拒絕承認最喪權辱國的第五章，多少為中國留了點顏面和退路。
1915年初，袁世凱似乎已經在謀划進路。他同時追封均已去世的「刺宋案」兩造——趙秉鈞、宋教仁分別為上卿和中卿（這是文官榮銜，相當於武官的上將、中將），已透露出濃濃的「和衷共濟」「鹹與維新」的氣息。
1915年，看似平平淡淡，但對於國運和袁氏的歷史定位而言，卻是最為生死攸關的一年。
1.
1915年，剛剛過完舊曆春節，袁世凱就命令自己信任的幕僚長之一陳宧入川。
當時陳宧的職務是參謀次長（副總參謀長），袁氏給他加了個兼差：會辦四川軍務。跟隨陳宧入川的，有伍祥禎、馮玉祥、李炳之分別統領的三支混成旅。這是北軍進入四川的開始，也是袁世凱一統中國的最後一招。
陳宧剛到四川，就任巡按使，然後任命其督理軍務，職權職責相當於前清的四川總督。
更重要的是，帶兵入川的三位旅長同陳宧都有很深的淵源。陳氏在清末任新軍二十鎮統制（師長）的時候，曾將伍祥禎、馮玉祥提拔為協統（旅長）和管帶（營長）；陳氏在任代理參謀總長時期，李炳之曾在他手下任參謀部科長。
這一安排，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袁世凱對西南系實力派，有了用兵的打算。
廣東廣西兩省，目前的最高軍政長官龍濟光和陸榮廷，對中央尚算恭順。但是這兩人同北洋系素無關係。麻煩的是，這二人都做過岑春煊的下屬，而岑氏可是清末袁世凱最大的政敵。
貴州不用擔心，該省一向唯雲南馬首是瞻。雲南才是個麻煩的根源。
這個省很窮，也僅比貴州稍好一點。平時財政還算能夠自給自足，但講到練兵養兵，就需要外省，尤其是四川「協餉」了。
但是，因緣際會，雲南的軍事教育特別發達，在清末，幾乎形成同保定系對壘的軍事教育團隊。雲南講武堂也就成了西南系軍人的養成所和大本營。
蔡鍔是滇軍系統的精神領袖，而他的精神領袖又是梁啓超。
梁啓超是袁世凱最捉摸不透的人。袁世凱曾借著梁啓超的進步黨，在政治上排擠了國民黨。但後來又將政黨政治的活動基地——國會，給整個兒解散了。照說，梁啓超手下這些進步黨籍國會議員的金飯碗都給敲掉了。但梁氏還是不緊不慢，不瘟不火。
袁世凱有點毛骨悚然。對梁啓超、對蔡鍔，還有對同為梁氏門徒的雲南巡按使（即省長）任可澄，都越來越放心不下。
對於雲南將軍唐繼堯，袁世凱倒是沒什麼疑慮，也不戒備，因為唐繼堯資歷太淺。清末駐滇新軍十九鎮官兵中，蔡鍔威望最高，任三十七協統領。唐繼堯不過是一位營長，同蔡鍔之間還隔著七十四標統帶（團長）羅佩金。
2.
昆明人談及民初的滇軍將領，至今有「四氣」之說：蔡鍔的骨氣，唐繼堯的福氣，黃毓成的勇氣，羅佩金的「二」氣。
唐繼堯福氣實在好。辛亥革命，昆明「重九」起義，蔡鍔「禮送」清廷雲貴總督李經羲，處死頂頭上司鍾麟同，遂自任雲南都督。隨後昆明還「輸出革命」，向滇南、滇西及四川派兵，精英盡出。等貴州也向雲南求援的時候，蔡鍔實在無人可用，「廖化為先鋒」，只能派唐繼堯進軍貴州，任都督。
民國成立後，「地方自治」的呼聲甚囂塵上。許多雲南高級軍官因為蔡鍔並非滇籍，而對他有意無意地排擠。等蔡氏不安於位揚長而去，雲南軍人中，地位最高者就是貴州都督唐繼堯了。於是，請他回昆明任雲南都督。
由小小管帶到雲南軍政最高長官，唐繼堯只用了兩年時間，這實在是好福氣。
當然，除了天生好運，唐繼堯還具備其他軍人不具備的政治洞察力，而且是極為敏銳的洞察力。
北京政府任命陳宧「會辦四川軍務」，唐繼堯就嗅到了濃濃的不祥氣息。才四天後，唐繼堯便向湖南、湖北、四川、貴州、廣東、廣西的將軍、護軍使、巡按使發了封密電。其中，川黔湘粵桂同雲南同屬西南系地盤，湖北則是陳宧的故鄉。
在密電中，唐繼堯以反對中日「二十一條」為理由，呼籲西南各省「秣馬厲兵，有備無患」。沒幾天，這些收到密電的各省軍政長官不約而同地拒絕和駁斥了唐繼堯的建議。這也是意料中事。但唐繼堯的西南系「盟主」心態，已經昭然若揭了。
袁世凱根本不怕唐氏的任何異動。他把陳宧釘在四川，一招妙棋，堵住了所有唐繼堯們的進路。1915年，唐繼堯才三十三歲，還難免輕躁衝動。而陳宧已經四十六歲，正好是一個事業型高官風華正茂的年齡。
而且，陳宧深耕西南軍界久矣。1903—1910，七年間，他在四川從事軍事教育工作，許多川籍高級軍官，如周駿、劉存厚、劉湘、鄧錫侯，都是他的學生；他還是著名帶兵官，蔡鍔、羅佩金、唐繼堯的事業基礎新軍十九鎮，陳宧擔任過統制。真可謂是「門生故吏遍西南」。
袁世凱在派遣陳宧出鎮成都時，評價道：「駕輕就熟，事半功倍。」這誠然不是溢美之詞。
而且，北洋陸軍在湖南岳陽還有曹錕的第三師駐守。西南只要有任何風吹草動，對袁世凱忠心耿耿的曹錕便會長驅入川，虎視滇黔，威震西南。
看來，只有蔡鍔，才能改變歷史進程了。
3.
歷史，有意識形態目標和人倫中不滅的希望，但究其具體發展，其實沒有什麼宏大的邏輯，而是一點一滴的細節在左右著歷史的行程。比如，1915年10月14日清晨，北京棉花胡同十七號的一陣敲門聲，就重重地顛覆了袁世凱的萬裡江山。
敲門人本姓劉，現在的史籍上已經沒有他的真名了。但從軍後他改名吳寶鋆，又因其軍職為排長，我們就叫他「吳排長」吧。
此人隸屬京畿軍政執法處。這個機構來自清末的京防營務處，設立於辛亥革命時期，主要是協調整個京師的正規軍防務系統，對內監控整合，而完善清廷的政治保衛工作。
民國成立，袁世凱將其改名為京畿軍政執法處，主官仍然由陸建章擔任，並為防範宗社黨和革命黨起見，加重了執法處的權力。到此時，軍政執法處，無論職責還是地位，已經相當於明朝的錦衣衛了。
後因陸建章調任督理陝西軍務的將軍，執法處處長由北洋老將雷震春出任。
這位吳排長，便是袁記「錦衣衛」的下級軍官。排長，聽上去已經是末流軍官了，但是在清末民初的地位不低。清朝原本就重武輕文，尤其在平定洪楊之亂後，許多彬彬文士都以軍功而富貴，軍人的地位就更高了。
比如，文官中的道臺，是省以下管轄幾個州府的官員，如「蘇松太道」即管轄江蘇的蘇州、松江二府，和太倉直隸州。清朝還設總兵，主管一省內某一地區的防務。按照職權和轄區面積來看，其應該同道臺平級。然而，事實並非如此，
清代的總兵地位很高，為從二品，相當於文官中的布政使。而道臺呢，只有正四品，只相當於軍隊中的「遊擊」。按照後來的清廷新軍建制，總兵相當於文官中的布政使，後改稱「統領」，即旅長，如駐屯地方掌管軍政，則稱為「鎮守使」。
遊擊，相當於文官中的道臺，後改稱「管帶」，即營長。而排長呢，之前叫「哨官」，舊軍中即是「千總」，為正六品，相當於文官的通判，比七品知縣大老爺還要高一級。
所以說，清末民初的一個排長，雖然軍銜只不過是中尉，但政治地位和社會地位都不低。尤其，他的任職單位是當時的「錦衣衛」——京畿軍政執法處。
就是這位吳排長，1915年10月14日清晨，敲響了北京棉花胡同十七號的大門。因為，他手上有一張「藏寶圖」。
4.
話說，清末的天津，有位大鹽商叫何仲璟，為當時巨富，在商界地位高得連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凱都同他攀了兒女親家。然而，在宣統三年（1911），他因捲入了赫赫有名的「橡皮股票風潮」，投機失敗，欠下了外資銀行的巨債，宣布破產。
在破產前夕，為轉移一部分資產，何仲璟令自己的小妾帶著一位劉姓僕人來到了北京。
北京西城的有何仲璟的私產，現在租給了其一位姓福的旗人親戚。何仲璟考慮到，旗人總歸有政治特權，安全點，因此命令那位自己和劉僕人帶著許多金銀細軟藏到福家，以圖風聲過後，也有個養老的本錢。
然後，劉僕人帶著推薦信，改了姓名到袁世凱手下的北洋軍裡當兵去了。沒幾天，天翻地覆，宇宙倒轉——革命了，打仗了，皇帝退位了，袁宮保卻當了大總統。
但是，這同劉僕人沒什麼關係。他一邊用心當差，一邊一直默默地記住藏著何仲璟金銀細軟的地址：棉花胡同十七號——這，就是他的「藏寶圖」。
據他所知，何仲璟沒多久就死了，之後那位小妾也失蹤了。這樣，知道藏寶這件事的，只有他一人了。只要自己有足夠的權威嚇唬住福家，那麼，所有的金銀細軟不就是我的了嗎？這是他全部的夢想，也是他唯一的追求。
終於，經過四年的奮鬥，劉僕人做到了吳排長，也有了跟著自己吃吃喝喝的一班軍中弟兄。他覺得自己已經有足夠的威勢，來逼得福家交出財寶了。
然而，他忽略了一件事：福家已經不住在這裡了；更要命的是，這裡現在的住戶，是昭威將軍蔡鍔。
這裡的「將軍」不是對將級軍官的渾而籠統的尊稱，而是一種職務，其地位相當於清朝的正二品大員，在中央參贊軍機，如果派駐地方，那就相當於一省巡撫。
蔡鍔當時的具體職務，就是統率辦事處辦事員，相當於中央軍委委員。他又督辦經界局事務，主管全國的土地清查和田畝丈量。
他原本是辛亥革命中雲南反清起義的領袖，自任雲南都督。袁世凱秉政後，一方面迫於昆明軍界地方主義的壓力，他一個湖南人鎮不住局面；另一方面響應其恩師梁啓超的呼籲，毅然版籍奉還，進京任職。因此，他深得袁世凱的喜愛和信任。
恰好，當時住在棉花胡同的福家發現何仲璟雖然去世了，但其親家公卻當了大總統，於是，就將棉花胡同的宅子還給了袁世凱，自己搬去了東城居住。
此時正好蔡鍔進京，袁氏為表示親善，就將這棉花胡同十七號的宅子，借給了蔡氏暫住。這是一座典型的京式兩進四合院落，面積千餘平方米，由前後兩個四合院落組成。門坐西東開，如意門內有磚砌影壁。
宅子外院有北房及南房各三間及倒座房五間，裡院有北房、東房、南房各三間，後院有車房。在這兩個四合院落之間與後庭院的四周，有鑲嵌著各式花草圖案的雕花抄手遊廊、迴廊相連，紅漆圓柱，極為好看。
後庭院正中，有一棵高大的槐樹，其與大門左右那兩株高矮相仿而樹冠微圓的老槐樹遙相對應。大門前的兩株老槐樹，雖然都已皮開根裂，仍如兩位忠予職守的門衛，挺立在那裡。
高層間的交往，作為低級軍官的吳排長一無所知。他以為福家還住在裡面呢。就這樣，他敲響了棉花胡同十七號的大門。
5.
10月14日清晨，住在北京西城棉花胡同十七號的蔡鍔聽到了急促又沉悶的敲門聲，不禁一陣緊張。當時，上門來勸說蔡鍔反袁的「反賊」絡繹不絕，萬一有誰被捕，可就把蔡鍔牽連進去了。至少，「知情不報」的罪名是免不了的。
袁世凱的改製程序已經進入加速度狀態，而蔡鍔猶依違其間者，並非其政治立場和政治倫理有問題，而是感情上與理智上，均嚴重地受著三個人同時影響，因此搖擺不定。
第一人是梁啓超。他是蔡鍔的政治上的啟蒙老師。其實，到後來，蔡鍔對梁氏的君憲思想不以為然。清朝，無論西太后還是光緒帝，很顯然只會將這個國家越搞越糟。至於憲政就能強國，蔡鍔也不信。他比較信奉鐵血的軍國主義，認為一定要有強權人物崛起，才能帶領整個國家進入富強之境。
但是，梁啓超對蔡鍔有大恩，不僅授業傳道，還幫助其以私人身份考進日本士官學校，給了蔡鍔功名途中一塊響噹噹的敲門磚。這是蔡鍔所終身感激的。
所以，梁啓超是蔡鍔最尊敬的人。
第二個人是楊度。他是大名士王闓運的私淑弟子，生平所學，即是縱橫術、帝王學。「帝王學」的意思並不是「帝王師」，而是「使某人成為帝王」。先用陰謀秘計幫助這位英雄合縱連橫，逐鹿中原，再輔佐其一統江山，踐位九五，這就是楊度的所有志向和目標。
這一政治立場簡直就是蔡鍔的指路明燈！因此，在日本留學期間，他每個休息日都要去楊度那裡蹭飯，當然，主要還是聽取楊度那些滔滔不絕的「縱橫術」和「帝王學」的宏論，並且深以為然。
所以，楊度是蔡鍔最喜歡的人。
第三人是黃興。他當時流亡日本，以同鄉之誼跟楊度結為好友，並通過楊度結識了留學日本的蔡鍔。蔡鍔當時已經深受「帝王學」的影響。這種學問的第一步驟就是——如何在亂世群雄中找出「真命天子」，然後才談得上輔佐晉位。而黃興身上，恰好有這種領袖人物的魅力。
黃興勇敢熱忱而心地明朗，做人謙和親善，做事一往無前，雖然理論和政治上是弱項，但論到團結同志、深得人心，其影響力遠超過孫文。因此，他就是蔡鍔眼中的「真命天子」。
所以，黃興是蔡鍔最崇拜的人。
如此，才能明白蔡鍔的事業軌跡：他能夠於辛亥時期發動共和革命，是因為其親近黃興；而棄都督之位如敝履毅然進京，是因為其親近梁啓超；袁世凱稱帝時作為將軍府屬員第一個贊成，是因為其親近楊度。
現在，他終於要作出選擇了。
6.
1915年8月14日「籌安會」發起之時，出於對楊度的信任，蔡鍔對袁氏實行帝制是深表贊同的。絕大部分梁啓超門徒其實也贊成，因為他們都是君憲黨，認為有憲政就好，至於元首是總統還是皇帝，並不在意。
他們甚至還怕楊度搞籌安會，搶了君憲黨勸進的風頭。所以，梁啓超坐下大弟子徐佛蘇（時任國務院參議）就去跟蔡鍔商量：「任公（指梁啓超）眼高於頂，恥為牛後。毋寧另樹一幟，以任公為首，庶幾殊途同歸也。」
於是蔡鍔自告奮勇，決定親自去天津勸說梁啓超「另樹一幟」，夥同楊度一起襄贊袁世凱稱帝，「庶幾殊途同歸」。
沒想到梁啓超早已確定立場，堅決抵制袁氏的帝制行徑。蔡鍔不敢當面反駁，只好繞著彎勸說道：「先生高風亮節，不為世俗的功名利祿所誘惑，令人敬佩。但先生同時也是進步黨領袖，一旦獲罪於當道，其如黨徒生計何？」
梁啓超就回答了八個字：「成敗利鈍，非所逆睹。」然後他又說，自己的責任在言論，故而必須堂堂正正地寫文章反駁之。其後幾天，他寫了那篇著名的《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並私下修書一封，同楊度絕交。
蔡鍔告辭的時候，梁啓超千萬叮嚀，要他別上賊船，但又要保護好自己，所謂「宜深自韜晦，勿為（袁氏）所忌，乃可密圖匡復」。
這當然給蔡鍔指出了一條明路，不過也讓他萬般為難。一方面，楊度無論是立場還是方法，蔡鍔都深表同意。而且袁世凱對蔡有大恩，殷殷期望，關懷備至，蔡鍔憑什麼去反對他？而且，同我們後人的認知相反，蔡鍔還真是袁世凱的「培養對象」。
袁世凱認為，小站宿將位高權重多年，早已成了廢物，而日本又虎視眈眈，隨時可能發動下一場侵華戰爭。國內無論戰略籌措還是練兵帶兵，都需要傑出的將才。既然北洋系已然腐敗，那麼從「南人之知兵者」中簡選人才，當是個好方法。楊度於是向袁世凱推薦了自己的好友蔡鍔。
當時負責參謀本部具體事務的次長陳宧已經入川，為袁氏出鎮西南，袁世凱差不多花了半年時間考慮有誰繼任。他原本內心屬意蔡鍔，但在經辦帝制的當口還是放心不下。
8月20日，就在籌安會正式成立的當天，梁啓超在《大中華》雜誌第一卷八期發表了那篇雄文《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明確反對帝制，引起全國震動。
既然大家都知道蔡鍔是梁啓超弟子，那麼，袁氏也不方便再讓蔡鍔當參謀次長。幾天後，這個任命給了唐在禮。這是袁世凱對蔡鍔有疑懼的開始。蔡鍔當然也知道。問題在於，這種疑懼的跡象越來越多。
蔡鍔在統率辦事處有兼職。某天上班的時候，偶然發現一份之前沒見過的文件，翻檢之下，大驚失色。這其實是一份民國元年（1912）的舊檔案，有密探舉報雲南都督蔡鍔有心在昆明獨立建國，自封「大漢王」尊號。上面還有袁世凱親手批示的「應查」二字。
其實，這件事早就隨著蔡鍔孤身進京而煙消雲散了，這份舉報信也就束之高閣。然而，現在統率辦事處又有誰翻了出來。這是什麼意思呢？
就在這驚惶不定的節骨眼上，1915年10月14日清晨，京畿軍政執法處的吳排長敲響了北京西城報國寺棉花胡同十七號的大門。
7.
然而，又有一個問題：此時蔡鍔到底在不在家，後人也是眾說紛紜。
由於此時蔡鍔的身份是昭威將軍、統率辦事處辦事員、經界局督辦，按照前清的說法，是「朝廷一二品大員」，其公館受人騷擾，媒體自然趨之若鶩。根據當時的新聞紙報導，蔡鍔並不在家中。
甚至還有人說，蔡鍔勤於公務，經常忙得加班到深夜，晚上就「寓局」，即睡在了經界局裡，不太回家。且10月14日那天是星期四，既然是上班時間，如此敬業的蔡鍔又怎麼會在家裡悠遊呢？
而後世幾乎所有的回憶錄或掌故都言之鑿鑿，認為蔡氏在家，甚至還繪聲繪色地說他在同客人下棋。
這就要簡單說一下蔡鍔的家事了。
蔡鍔的妻子劉森英是鄉下就配好的親事，據說要比蔡大七歲，育有兩個女兒。蔡鍔在辛亥前夕到了雲南任協統，一方面有了社會地位和經濟條件，另一方面也確實受「傳宗接代」觀念的影響，於是在昆明納了當地女子潘蕙英為小妾。她為蔡家生了二子一女。
蔡鍔來北京任職後，住在棉花胡同大宅子裡的，就是這麼一家八口人：蔡鍔，兩位女眷，還有兩個兒子三個女兒。當然還有幾位僕人女傭。
蔡鍔做事冷峭，而待人寬和。儘管如此，內幃中也有頗多不如意。比如蔡鍔曾對人說，「內子（指劉森英）看視兒女，不甚經心」，這種將私事公開化抱怨，顯得夫妻關係岌岌可危。因此，蔡鍔一直留在單位裡加班，夜不歸宿。
在八月份，因為家鄉的母親思念長孫（即潘蕙英所生的蔡端），要讓蔡鍔帶回去看看。對於此事，蔡鍔滿心矛盾。後來他跟朋友解釋道：「此次內子及小兒南歸，系遵家慈迭次函囑。兄（蔡鍔自稱）亦以家慈獨居寂處，乏人伺奉，早欲於內子或小妾兩人中，任以一人南歸也。」
最後，蔡鍔還是捨不得潘蕙英走，於是劉森英成行。行前，蔡家竟然還夭折了個女兒。據蔡鍔自己說：「四小女於其母（即劉森英）瀕行前患痢，因入院稍遲，致遭不治。」
然後蔡鍔解釋道：
「兄近來少在宅，寓局（指蔡的單位經界局）時為多，及歸視病狀，乃知其危。隨命入院，已來不及，越二日而殤。曇花偶現，可傷也。」
劉森英走後，蔡鍔原本就同潘蕙英比較恩愛，自然就不會夜不歸宿。而且事實上經界局是個冷衙門，事務也不會非常繁忙，因此蔡鍔留在家中不去辦公，也可以理解。所以，吳寶鋆來敲門時，蔡家除了僕婦，就是蔡鍔、其如夫人潘蕙英，還有三個孩子。
然而，新聞報導中沒有出現蔡鍔，也沒錯。因為以其身份，根本不必同一名小小的排長周旋，僕人應付就足夠了。而且他還想躲在幕後觀察一番——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他自然不知道，這只是吳寶鋆的一點個人小心思；他認為，這可能是大總統袁世凱對其動手了，至少，是當局的一個「火力偵察」。
8.
1915年八月中旬，策劃帝制的籌安會一經成立，蔡鍔的恩師，即進步黨領袖梁啓超幾乎同時間發表了雄文《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全面批駁了帝制主張。此後，同時發生了兩件事：
一是，空缺了半年的參謀次長的缺，任命下來了，不是傳聞已久的蔡鍔，而是袁世凱的親信唐在禮；二是，蔡鍔任雲南都督時當局懷疑他謀反而對其進行的一份調查報告，突然出現在蔡鍔兼任辦事員的統率辦事處的文件架上。
第一件事，顯示出袁世凱已經不再信任蔡鍔，至少不再將其看作「培養對象」；第二件事，顯然是袁世凱想敲山震虎，先警告蔡鍔一下——你看，你長久以來一直在我的監控之中。
蔡鍔愈發惶惶不安。
10月14日上午，吳排長敲響了北京西城報國寺棉花胡同十七號的大門。蔡鍔起初不以為意，然而敲門聲急促而沉悶，顯示出來者不善。門人打開了大門。蔡鍔聽到了，是京畿軍政執法處的軍官。門前一片嘈雜，似乎一共來了五六個人，很有聲勢。
——難道袁世凱要把我抓捕歸案了？
由京畿軍政執法處來緝拿，蔡鍔一點兒也不驚訝。一方面，這是執法處的本職工作，另一方面，執法處的主官雷震春，可是蔡鍔的冤家對頭。若當局要逮捕蔡鍔，雷震春可是最樂意接下這個任務的人。
其實，蔡鍔想岔了——袁世凱喜歡著他呢。
袁世凱早就感到，小站出身的那些北洋宿將，無論精神上、思想上、業務上，已經老邁腐朽，不能勝任越來越複雜詭譎的地緣局面。是時候從南方的青年將領中培養一批新鮮血液了。
他看中了四個人才：陳宧、湯薌銘、夏壽田、蔡鍔。有意思的是，這四位，正好兩位前兩位是湖北人，後兩位是湖南人。
當然，所謂「青年」只是相對而言。陳宧出生於1869年，到1915年袁氏稱帝前夕，已經虛齡四十七歲。但畢竟要比馮國璋、段祺瑞等北洋核心將領稍微年輕。
夏壽田也已經四十六了，且是文人出身，兩榜進士，並不通曉軍事。但他同楊度一樣，是王闓運的弟子，自然也精通「縱橫術」和「帝王學」，而這一類人，一般都比較喜歡談兵論武。
此時夏壽田是「內史」，也就是總統府秘書。某時他同袁世凱聊起軍事，後者識貨，一聽就覺得他切中肯綮，於是很高興地說道：「讀書人不懂武道，不是淵博之士。你看，曾國藩左宗棠，都是以文人而成為統兵大員的。你認真學習軍事，我想把你提拔為陸軍次長。」
袁世凱的計劃是這樣的：陳宧出鎮西南，任「四川總督」；其留下的參謀次長的缺，給蔡鍔繼任；湯薌銘出鎮湖南，進而成為「湖廣總督」；夏壽田任陸軍次長，進而取代段祺瑞的地位。其可見袁世凱心胸開闊，氣宇奇偉，目光遠大，心思細密。
這個計劃只走了前兩步，就是派遣陳宧、湯薌銘督理川湘軍務。正要任命蔡鍔為參謀次長，其恩師梁啓超明確反對帝制，於是這個位子只能給了唐在禮。
不過，袁世凱還是對蔡鍔沒什麼疑心。因為楊度、夏壽田是蔡鍔的好友，又深得袁氏信任。他們談及蔡鍔，便解釋說，他是個軍國主義者，對國體政體都不感興趣，只要國家富強，他願意服膺擁戴領袖，讓袁世凱不必介意。
袁世凱就真的不再介意了。
9.
然而，蔡鍔內心真正服膺擁戴的領袖，並不是袁世凱，而是黃興。
當時在日本士官學校，有三位中國留學生成績最好，關係也最友好，他們就是蔡鍔、蔣百裡、張孝準。張是個胖子，本身就有心血管毛病，於1925年在章士釗組的飯局上喝酒喝得爆血管，死了。因為享年才四十五歲，平生又功業不顯，因此原本蔡蔣張三人齊名，到後世湮沒無聞。
其實他同蔡鍔的關係極好，因為同鄉的關係（張氏是湖南長沙人），兩人非常親密。跟蔡鍔在政治上親近梁啓超不同，張孝準是忠誠的黃興門徒，曾任以黃興為首的南京留守府軍務廳長，又追隨黃氏參加「二次革命」。反袁失敗後流亡日本，成為奉黃興為精神領袖的「歐事研究會」的幹事。
他就是蔡鍔和黃興之間的聯絡員。
1915年入秋，袁氏稱帝已經顯而易見，作為發起人，蔡鍔也已經於8月25日在雲南會館將校聯歡會上，為軍界請願改行帝制的活動，第一個籤上了大名。
黃興得知這些情況，立即請張孝準保持同蔡鍔的聯繫。於是張孝準託一位姓何的做秘密工作的同志，給蔡鍔帶了份密碼本，以便長期有效地溝通。
而此時，正好曾任滇軍第一師參謀長的路孝忱向袁世凱告密，說督理雲南軍務的將軍唐繼堯反對帝制，因此，袁氏密令郵政部門檢查雲南寄往北京的信件，發現了有唐繼堯問候蔡鍔的便函。
信中內容沒什麼，都是客套話，但蔡鍔為之大為擔憂，生怕自己同革命黨和滇黔不斷地溝通，已經引起了當局的猜忌。
其實，袁世凱倒是光風霽月，不以為忤。但有個人確實秘密關注了蔡鍔好久。他就是袁記「錦衣衛指揮使」，京畿軍政執法處處長雷震春。
章太炎曾經認為，袁世凱之倒臺，在於「以三人反對三人」，意思是，三對人際矛盾引發局面的惡化，甚至導致稱帝的失敗。這三個「反對」分別是：梁啓超反對楊度，張一麐反對夏壽田，雷震春反對蔡鍔。
雷震春算是北洋老將了，且同袁世凱關係深遠。兩人1882年訂交，此時蔡鍔才剛剛出生。雷震春自二十歲後就追隨袁氏左右，忠心耿耿，但位子卻遠不及馮國璋、段祺瑞甚至是旁系人馬張勳，不免心生怨恨。
1915年初，陳宧外調，他總以為參謀次長這個位子輪到自己了，沒想到袁世凱竟然更鍾意年齡能做自己兒子的蔡鍔。
於是，熊熊燃燒的妒忌心，使得他把蔡鍔看成了最大的敵人。作為特務機關的首腦，他偶然翻閱到民初當局調查雲南都督蔡鍔謀反事宜的密報，以為奇貨可居，故意將此文件放到了統率辦事處蔡鍔能夠接觸到的地方。
他就是想讓蔡鍔看到後疑慮重重，不安於位，其自動離職，也可以清除自己的一顆眼中釘。
時間一長，以蔡鍔的精明細刻，自然感到了來自雷震春的壓力。他更加懷疑的是，雷的這種咄咄逼人，其實是袁世凱賦予的任務。看來，袁世凱真的不信任他了。
10.
此時，政界流言紛紛。連遠在南京的馮國璋都知道了，說雲南收到北京的一封密電，指點唐繼堯及昆明商民用何種名義和口徑反對帝制。經查，此電系蔡鍔任督辦的經界局通過電報局發出云云。
其實，蔡鍔再怎麼反袁心切，也絕不可能以本部門名義給雲南發反袁密電，更何況，事實上蔡鍔既不反袁，更不激進。
這其實都是雷震春搞出來的小花樣，卻弄得蔡鍔整日憂心忡忡，疑神疑鬼。雷震春成功地離間了袁世凱和蔡鍔之間的親密關係，做到了梁啓超和黃興都沒法辦到的事。就在這關鍵時刻，京畿軍政執法處的軍官敲響了蔡鍔公館的大門。
當時的報紙是這麼寫的：
「有著軍服者五人貿貿然來，聲稱系軍政執法處衛隊，奉處長諭：『有大總統令，命查抄鹽商何姓寄存之贓物。』蔡宅家丁方欲攔阻，已排闥而入，翻箱倒籠，頗極騷擾，其勢洶洶，不可理論。」
這是說清楚了，此行目的就是查何仲璟存放在宅子裡的財物。吳寶鋆真是賊膽包天，還僭用了大總統袁世凱和軍政執法處處長雷震春的名義。
「後閽者（即門房）約集多人壯膽向前語之曰：『此系昭威將軍蔡大人住宅，汝等奉命有何憑據？何得無故動蠻？速言其故！』斯時吳（即吳寶鋆）始知錯找門戶，急想下臺，云：『系奉總統令，查抄福宅寄存之何姓贓物。既現在為蔡宅，我等另向旁處搜查可也。』遂相率馳去。」
這房子產權其實是何仲璟的，只是借給福家居住。辛亥後，因何氏已死，福家即將宅子奉還給何氏的親家袁世凱，正好讓袁氏借給來京的蔡鍔。若真是「奉總統令」，袁世凱怎麼可能不知道福家已經搬走了呢？
「閽者以其著軍服，又稱大總統，不敢鳴警逮治，而覺其無憑無據、亂七八糟之狀態，斷不足信，乃遣人暗地尾追，則見若輩已蜂擁而至德勝門大街蔣養房胡同東口吳宅。」
（引文來自《北京新發現之大劫案詳記》，上海《時報》10月25日第二張第三版。）
整場鬧劇就這麼簡單，沒有陰謀，沒有黑幕，無非是吳寶鋆手裡有張「藏寶圖」，如今有了軍職身份和一幫子弟兄，想找點好處罷了。
後來還真給他找到了。吳寶鋆經尋找，尤其是問過巡警後，得知福家已經搬到了東城，於是第二天就上門勒索。果然，拿回了所有何仲璟的金銀財寶。他一夜之間成了巨富。
11.
蔡宅這場紛擾持續時間不過幾分鐘，吳寶鋆及其隊友無暇進入內宅，因此也沒見到躲在裡面的蔡鍔。蔡鍔不願，也不敢面對這群「錦衣衛」，而且根本沒搞清楚是怎麼回事兒。定了定神後，他打了個電話，給雷震春。
——我到底犯了什麼事兒，您要這麼大陣仗地派兵上門搜查。請您指個道兒，我上門請罪便是。
雷震春莫名其妙，完全不知道蔡鍔在說什麼。於是蔡鍔簡單地將剛才的事情經過說了一遍，然後告訴雷震春，那個領頭來抄家的排長，叫吳寶鋆。
按照行政級別，雷震春比蔡鍔還要低一級。上官責罵下來，且蔡鍔畢竟是袁世凱眼前的紅人，萬一他去奏一本將執法處這樁醜聞說出去，自己怕是要被免職。
雷震春心裡恨死了蔡鍔，但如今莫名其妙被他抓住痛腳，只能讓一步。於是，他代表京畿軍政執法處，向昭威將軍蔡鍔鄭重道歉，而且還把吳寶鋆綁縛西郊土地廟，給槍斃了。
這是10月17日，吳排長成為巨富才兩天。雷震春此舉，自然是想給蔡鍔挽回面子，也是替他出氣。然而增加了蔡氏新的疑慮：你們難道不是殺人滅口嗎？槍斃了他，其人擅闖棉花胡同蔡公館的事兒就成了私人主張，無論總統還是雷震春，都逃脫了干係。
——這其實就是「智子疑鄰」，一旦心裡有了成見，看別人做啥都是鬼鬼祟祟，陰謀重重的。站在蔡鍔的立場，自以為這是確鑿無疑的搜查，以確定自己是否同西南的唐繼堯、東京的革命黨互通消息。
顯然情報已經洩露出去，此時不走，更待何時？當然，即使他還不想走，梁啓超及其進步黨人也會把此事說成是袁世凱針對他的一條毒計。
就從那一天即10月14日開始，蔡鍔開始真正盤算怎麼逃出北京了。他想到了後人熟知的小鳳仙。
關於蔡鍔同小鳳仙的風流韻事，坊間已經有太多的傳言，甚至一而再、再而三地拍成影視劇，流傳於世，至今不衰。其實，蔡鍔真正同小鳳仙關係密切，也就僅僅是10月14日後近一個月的時間。
傳說中有一點是正確的，蔡鍔同小鳳仙廝混，是要讓外人覺得他耽於酒色，荒誕不經。但他要騙的，不是袁世凱，而是雷震春，以及雷派出的跟蹤蔡鍔的偵探。
事實上，可能根本沒啥偵探一直對他盯梢，但是，蔡鍔已經自以為偵騎遍布，他要擺脫一切可能的追蹤。
12.
11月10日深夜，北京下了整晚的大雪，蔡鍔同張紹曾、丁槐、劉禺生等友人在哈漢章家裡打了一晚上的麻將。第二天早上，他七點鐘就去統率辦事處點卯，在那裡呆了一上午。中午十二點半，蔡鍔給小鳳仙打了個電話，約好在某飯店一起用餐。
然後從政事堂出來就直接到了東車站。此地梁啓超的老家人曹福已經等候多時，手上拿了兩張三等座的車票。蔡鍔無驚無險地離開了北京。
後來，哈漢章回憶道：「松坡（即蔡鍔）走後，予受嫌疑最重。從此宅門以外，邏者不絕。劉成禺、張紹曾次之，丁槐則佯無所謂。小鳳仙因有邀飯之舉，偵探盤詰終日，不得要領。」
這些老朋友也真是「損友」，他們為了避免麻煩，決定讓小鳳仙「背鍋」：「乃以小鳳仙『坐騾車赴豐臺，車內掩藏松坡』上聞。予等亦宣揚小鳳仙之俠義，掩人耳目。明日，小鳳仙挾走蔡將軍之美談，傳播全城矣！」
當然，哈漢章的回憶錄也不免誇張了事態。蔡鍔固然是「先斬後奏」，但其離京去天津治病，誠然履行了請假手續。而且事實上他此時的喉癌已經非常嚴重，經常喉頭嘶啞說不出話來。
所以，當時袁世凱僅僅認為蔡鍔對自己稱帝有意見而遠赴海外，根本沒想到他會起兵反抗。所以，蔡鍔出走，在頭一個月並沒有激起什麼反響。在傳說逐漸發酵之後，才可能「小鳳仙挾走蔡將軍之美談，傳播全城」。
不管如何，蔡鍔終於脫出樊籠，猛虎歸山。他輾轉來到自己的根據地——昆明，舉起護國大旗，率滇黔健兒在川渝大地浴血奮戰，令北軍膽為之寒，讓袁氏氣為之奪。蔡鍔為四萬萬同胞爭人格，自己也因此聲名不朽，因此功業永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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