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遷在巜太史公自序》中寫道。「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裡，演《周易》；孔子厄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
公元前99年，司馬遷42歲，這年司馬遷遭遇了他人生最大的一次災難，滅頂之災，宮刑。那是一種僅次於死刑的刑罰，對於一個男人來說，是一種生不如死的災難。
司馬遷當時職為太史令，掌管天文地理，類似於國情諮詢委員會之類的事情，是帝王的重要文官，能於朝堂之上與帝王商議國家軍機大事，自然算是朝庭官員了。
司馬遷的罪過是頂撞了帝王。
當年，將軍李陵出兵西域，戰匈奴，五千將士，斬首匈奴上萬人，算是勝了。
但因孤軍奮戰，沒有援兵，被困死的李陵沒有戰死而是降了匈奴，性質變了，算是失節。
於是，朝庭商議如何給李陵定罪，李陵雖勝猶敗，不以身殉國而降了敵國，這判國罪名自然是死罪了。李陵可以不歸國，但一旦定罪就是滅族之罪。
朝堂上，帝王的心自然是殺心了，大臣們當然識時務，緊跟朝庭，唯有司馬遷不識時務，唱了反調，沉默也就罷了，居然在這個時候為李陵辯護，理由是李陵事出有因。
司馬遷激怒了帝王，於是被逮捕入獄，當年有錢是可以舍財免災的，可司馬遷又沒錢，碰上的又是酷吏，結果就被「宮」了。
司馬遷就是這樣一個剛正不折的人，認死理。如果不是這個性格就不是司馬遷，如果不是這個秉性，《史記》定然是另一種氣象。
那個年代，文字都是刻在竹簡上，洋洋萬言的《史記》竹簡堆了一房子，司馬遷似乎跟幸運這個詞無緣，五十多萬字，以現在的科技手段也要費盡心血，何況是千年之前的寫作，不是寫，而是刻，一刀一刀的刻，那是何等的艱難，我們今天的想像都難以抵達。
最讓人絕望的是《史記》的完稿被毀了。對司馬遷來說，要麼毀便毀了，要麼重寫。這幾乎是工作量和心力都難以承受的事情。但司馬遷做到了第二次寫《史記》。
如果不是司馬遷的雄心，我們不知道如何去尋找中華文明的源頭。之後，從三皇五帝、夏、商、周至漢代的歷史，所有的記述和解讀，都以《史記》為據，並為歷史的紀述提供了一個標準的範本。
千年過後的今天，仍然可以在流逝的歲月中聽到司馬遷被宮刑時的吶喊，仍然可以看見酷吏刀下的血跡。司馬遷的故事若放在當代，仍然是一部催人淚下的厲志小說。
於是我在想，其實每個人到世間都是有自己背負的任務的，司馬遷的使命就為撰寫《史記》而來。
在那個年代，他完成了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因此
他不是人而是神，因為他做到了人不能完成的事情。黑暗雖黑，仍被陽光照亮，黑夜雖暗，仍被星光照亮，司馬遷就是黑夜中那一顆燦爛的星星。他的光芒穿透所有時間，直至時間的消失。
在《太史公自序》中，我們看到了司馬遷作為一個文人的雄心和膽識，就是這樣，他為我們留下了一部雄文，巜史記》。深夜捧讀《史記》，依然能聽見司馬遷刻寫竹簡的聲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