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坦布爾列車》上的 浮世繪

輪船事務長手裡拿著最後一張登錄卡，望著乘客們穿過灰濛濛的潮溼的碼頭，跨過橫七豎八的鐵軌和道岔，繞過廢棄不用的貨運敞車。他們縮著肩膀，大衣領子朝上翻著；在長長一列火車裡，桌上的燈亮著，透過雨霧看去像一串藍色的珠子閃閃發光。一臺巨大的起重機旋動著、下降著，一時間，絞盤咔啦咔啦的響聲甚至淹沒了無處不在的水聲——雨水從陰沉的雲天上傾盆而下，海水衝擊著渡輪和碼頭。這時正是下午四點半。

　　類似這種螢屏感十足的畫面穿插全書，《斯坦布爾列車》幾乎就是一本書面電影——格林風格。一年後，格林把《斯坦布爾列車》改編成電影劇本，以此為開端，在製作人的邀請下格林幾乎將自己全部的小說都改編成了劇本，長期為《泰晤士報》等寫影評，他自然了解電影鏡頭語言的竅門。一魚兩吃，將這種賺錢的好營生發揚光大的，是驚悚暢銷書作家史蒂芬金。

　　場景有了，氛圍有了，C大調還是G大調，總之全篇的基調定下來了。各路乘客棄舟登車了。斯坦布爾列車，從倫敦出發，經海峽擺渡之後，在法國奧斯坦德上岸一路向東，科隆——維也納——貝爾格勒——伊斯坦堡，貫穿歐洲的五臟六腑，最終抵達異教徒的東方世界，「推理女王」阿加莎克裡斯蒂不知是否看過《斯坦布爾列車》，或從中受到啟發，兩年後，1935年，她寫出了《東方快車謀殺案》。

　　潮溼，寒冷，陰鬱，東方列車既隨機又必然地吞噬了一群不同種族、職業、地位的各色人等，並將他們推上了逼仄的舞臺。猶太商人、逃亡的塞爾維亞革命者、暢銷書作家、同性戀女記者、犯下殺人罪後亡命天涯的小偷、前半生悲慘的女舞蹈演員……

　　如果讀者抱著某種或嚴肅或消遣的閱讀期待，隨著東方列車的滾滾車輪，你難免會產生一種奇妙的困惑。

　　困惑一。豔遇、財產、兇殺、逃亡、背叛、異國情調，好一出帶有懸疑、犯罪、浪漫元素的好萊塢大片，但是，怎麼節奏這麼緩慢，情節慵懶得跟不上火車的節奏啊！

　　困惑二。從環境到人物形象與心理刻畫，都是文學大師級別的，政治衝突、信仰迷失、生存困境、種族歧視、革命暴動、資本當道等社會問題隱約其中，原本是一幅壯闊的20世紀前二三十年歐洲大陸世道人心的浮世繪，背負歷史責任的苦大仇深的現實主義，為啥偏要披著暢銷書的流行元素，自貶身價，去迎合大眾口味？

　　困惑一的本質是情節為王，格林作品卻缺少「推理女王」阿加莎克裡斯蒂的步步為營、酣暢淋漓和驚心動魄；困惑二期待的是深刻而重大的意義與價值發現，格林卻隔靴搔癢，欲說還羞，明明是一杯波爾多紅酒，結果兌了半罐可口可樂。

　　兩種困惑來自兩種閱讀類型，娛樂還是嚴肅，針對兩種寫作風格，寫事還是寫人？看清了這兩大趣味陣營的尖銳對立，也就明白了格林的貢獻——非驢非馬，作為騾子則融合了亦驢亦馬的基因，讓涇渭分明的閱讀趣味有了相互滲透融合的新天地。我們在閱讀毛姆和錢德勒的小說時，也會有類似的感受。

　　格林對此有著無比清晰的認知。他就把自己的小說分為嚴肅小說和娛樂小說，好比騾子知道自己所繼承的基因屬性——其實，融合也意味著背叛，而且是雙重背叛，既背叛了驢，也背叛了馬。正如格林曾是一名間諜，而他在軍情六處的上司是一名雙面間諜一樣，他是文學上的雙面間諜，他既背叛了嚴肅小說，也背叛了娛樂小說。他的小說總是有一個俗套的架子，三角戀+追捕+兇殺。但是當你以為他要一俗到底，一脫到底的時候，眨眼他又西裝革履，峨冠博帶了。

　　這種遊刃有餘的風格轉換，在弗洛依德主義者看來，不過是一種幼年孤獨帶來的有些精神分裂的背叛。「什麼是背叛」與「什麼是忠誠」這兩個問題永不停歇，糾纏了他一生。格林在接受「莎士比亞獎」時做過一個主題為「不忠的美德」的演講。他說：「不忠給小說家額外的理解維度。」

　　都說村上春樹是諾貝爾獎的陪跑健將（他是一個地道的馬拉松健將），但和21次提名諾貝爾獎的格雷厄姆·格林相比，後者才是真正的諾貝爾文學獎的無冕之王。馬爾克斯在《番石榴飄香》裡寫過一個他和格林的故事，他問格林自己覺得為什麼不授予他諾貝爾文學獎。格林迅速回答道：「因為他們不認為我是個嚴肅作家。」馬爾克斯說：「雖然把諾貝爾獎授給了我，但也是間接授給了格林，倘若我不曾讀過格林，我不可能寫出任何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