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歡武俠小說和影視的朋友，你知道武俠文化源於哪個時代嗎

武俠，源於華夏遠古氏族社會維護正義的武士英雄群體，俠客文化人格的形成是＂三代＂末期周秦之變的產物。

在國家產生之後，俠客成為維護國家利益的武士，進而又成為王權體系下的貴族門客，帶著一種古樸的正義訴求走入百家爭鳴的周秦時代。

在複雜劇烈的春秋戰國的鬥爭中，伴隨著氏族社會的衰落走入民間，走向新的廟堂。

從湯武革命到周秦之變，中國歷史經歷了一個巨大的歷史震蕩周期，終於在春秋戰國末期達到一個新的量變到質變的突破階段，古典的商周封建文明走向沒落，豪俠、刺客、遊士們因而也有了新的用武之地，進入中國歷史的春秋大舞臺，也開啟了另一個隱性的江湖中國的開端。

中國歷史上廟堂與江湖的互動因而也演繹了另一個小傳統路徑。

千古英雄俠客夢，那是一個主流中國文明覆蓋下的極富生命力的略帶野性色彩的亞文化體系，它處在中國主流文化覆蓋的邊緣地帶，卻具有強大的來自早期氏族文明積澱的文化基因，由此也鑄就了先秦武俠歷史之美，造就了俠客文化最初的輝煌範式。

人是社會的產物，俠的歷史性文化存在標定了中國傳統社會空間的多元豐厚特質，它造就了中國歷史上以俠義精神見長，具有獨立意志和批判性的邊緣個體、群落及其文化。

這種多元複雜的社會及心理結構構成了華夏文明型國家的文化與符號潛流。

在輝煌的華夏文明所經歷的無數漫長的黑夜裡，那些無名的底層社會勇士身上所表達的俠義精神及其文化流變，如流星閃過，映射出古典中國永不消失的抵抗精神和自由人格精神之美。東周諸侯紛爭的時代也是華夏軸心文明確立的關鍵期，中國社會在＂三代之治＂（夏、商、周）的封建化之後，正醞釀進入秦漢＂大一統＂皇權專制的農業帝國新時代，去開啟另一個波瀾壯闊的文明躍進。

歷史上的春秋俠士們雖然曇花一現，只留下靚麗的一瞥，但他們並未遠離，而是隱匿於民間邊緣社會，幾經沉淪，最終融入＂江湖＂——那個農耕時代不受＂差序格局＂宗法勢力嚴密管控的隱性社會空間。

俠客歷史命運與華夏共同體乃至東亞社會之間在文化、哲學與美學上有特殊關聯。

那些耳熟能詳的擁有獨口必殺技的客卿、義士與刺客，三國英雄、唐傳奇故事的主人公們，甚至包括唐宋科舉製成形後被貶抑的體制內文士及落魄士大夫官僚，如李白、杜甫、範仲淹、蘇軾、文天祥、顧炎武、戴震等人的人格特質與文風。

在中國歷史上，體制內的邊緣精神也同樣浸潤著春秋俠士的血色與俠義倫理。

＂美哉遊俠士，何以尚四卿。＂中國歷史上令人魂牽夢繞難以忘懷的＂俠客＂及其文化誕生於何處？從先秦豪紳貴胄的卿相之俠開始（如戰國四公子）到底層社會的匹夫之俠（包括布衣之俠、鄉曲之俠和間巷之俠），他們作為一種獨特文化與政治力量崛起於何時？作為一種亞文化、小傳統文化因子，在秦漢乃至以後兩千餘年的王朝交替之中，又顯現、隱匿於何處？這裡面包含著何種文明交替運行而又經久不息的密碼。

中國這樣延綿數千年、涵蓋廣大地域、容納巨大文化差異的大陸性國家，對人類世界而言，充滿著無數的謎語和未知的可能性，其歷史與＂大一統＂文明的結構中有著諸多穩定的、一以貫之貫之的文化基因有著深度的關聯，既有大傳統，也有小傳統亞文化多元複合路徑，大河包裹無數溪流，奔湧不止，浩浩蕩蕩。

彼此交融、碰撞的歷史構成了古典華夏文明的浩瀚、廣闊與多層次的豐富性。

周秦之變是華夏元典文明形態的真正奠基期，那個時代形成的符號、語言和人文價值體系影響千年。

華夏文化的形成早於地中海周邊之古猶太教、古希臘文明、喜馬拉雅南麓之古印度文明，如夏代文明的形成經考古發現，始於公元前２０７０年左右，而古希臘文明最早只能追溯到公元前９世紀左右。略去更早的傳說性的三皇五帝時代，夏、商、周三代無疑是中華文明形成過程中、西方學者所說的＂軸心時代＂，它最終在周秦之變中獲得沉澱、突破與升華，奠定了後世二千餘年發展的文明邏輯。

這個軸心時代確立了華夏文明的基本信條和內在人文基因結構，俠客及俠文化的誕生與發展當然也與此緊密相關。

在一個漫長的文化歷史鏈條中，俠客的出現絕非偶然，這裡面包含著尚未說出的文化秘密。

＂三代＂以前，通過炎帝與黃帝之戰，華夏部落告別了神農時代原始鬆散的中原部落聯盟的國家體制，建立了各諸侯互為兄弟之邦而又和平相處，以黃帝為共主的的統一穩定的部落國家，有力地推動了中國的發展。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夏朝之後由靠近東夷的部落發展而來的、具有尚武精神的商代所起的作用。

《詩經·商頌》讚美了商王以武力統一華夏的武功；其中《殷武》篇說；＂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成湯建立的殷商，使得那些遠方蠻夷民族氐羌，沒人膽敢不來獻享和朝拜，達也反應了血緣封建關係尚不是維繫國家的主要方式，但這又明顯不同於古希臘的殖民主義，商人之武力主要是用於收復被華夏周邊蠻夷部落、尤其是遊牧部族所侵佔的原屬華夏的農業區域，擴大、穩定了中原華夏聯盟。

商人之武力保護自身免遭周邊落後部落的武裝騷擾並使之承認是中國的屬國，並周期性向中原王朝納貢，即貢獻他們當地的主特產，然後由中原君主再賜予他們賞賜，此實現雙方和平共榮，並不進行直接殖民統治。上述《詩經》所謂＂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就是這個意思。

＂尚武＂作為商人的一個重要特徵，在中國歷史上曾起過重要作用，也淬鍊了中國人的文化也理。

後世俠客的產生也需要追溯到商代的尚武文化特質，正是這種源於早期華夏社會的精神養育了比以前更多的武士，並進而影響一代士風。但商代武士是從保衛國家而來，對內的國家治理而言，商朝己經明確提出了＂克寬克仁，彰信兆民＂、＂德日新，萬邦為懷＂、＂殖有禮，覆昏暴，欽從天道，永保天命＂等重要思想。

從此表明正是＂有夏昏德＂，導致了民墜塗炭，於是天乃賜商王勇敢與智慧，以商代夏，＂

商代貴族武士乃是一種文明化的不同於蠻族莽夫的武士。而提倡禮樂的周作為後起之秀，本屬於商王治理下的諸侯，後因反抗商紂王暴政起而代商，同樣是繼承道統。商時戰爭頻繁，武功赫赫；周朝立國後則強化分封、禁止諸侯彼此徵伐。王室主張懷柔撫遠。但周代的君主，包括名臣周公對商代之治理，特別是盤庚之治依舊給予了高度肯定。

可以說，沒有商代奠定的堅實基礎，就不可能達到三代盛世之巔，周之治，與商比較，周不廢武功，但重文治，因此，如果說商代產生了的大量武士，那麼周代則產生了更多文士。

在歷史演變造成的特定條件下，文士也有走上＂俠＂的道路，生出文士的俠文化。

殷周時期是中國文化的滋生和醞釀期。早在商周變易之際，周文王被囚期間，基於對夏商變易和時代的思考以及對商代卜筮的研究，推演出包含在《易》中之《易經》。

《周易·乾》卦說：＂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兇。＂這裡的自然宇宙之天己經獲得了某種對於人的規定性，但不完全是宗教性的，更多是抽象社會倫理之道，即如何把國家治理好，而歷史文本也顯現了初步理性化的＂天道＂觀的影子，故此處所謂＂大人＂指的是深通此＂道＂的明君從及士君子，天助有德者，而非武功高強者。＂天命靡常，唯德是輔＂（《尚書·多士》）。這一切最後都是到了漢朝的董仲舒那裡才從結構上完成，即要從歷史文本中化生出一種新的力量、新的文化生命並完成文質統一的儒家君子人格的建構。形式＂復古＂，本質卻是＂更化＂和更新，是對未來的指引。

新的王權、道統與遠古之道發生隱蔽關聯，即以遠古三代、＂聖王＂之治為藍本，追求王道之治與士君子人格、在漢代的《禮記》中借孔子之口提出＂天下大同＂理想。

《周易》是大變局時代產生的最為經典的初步理性化文本之一，其中蘊含了早期道家文化與儒家文化的基本內核。

春秋末期，相傳孔子還特地西行洛邑向老子問禮，並隨後在中原各國遊學，創立了儒家學派。孔子仿效古聖賢周公，以德說禮，將周人之＂德＂提升為＂仁＂的理念；且孔子以仁說禮，實現了古代思想的一大突破，將西周確立的禮樂文明制度穩步地向前推進一大步，賦予了先秦哲學與美學的仁義倫理內核。由此可以看到，從商周封建制過渡到秦漢體制的這數百年間是華夏軸心文明建立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