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而自由,卻無往不在枷鎖之中----盧梭
上世紀40年代,葡萄牙醫學博士伊格斯·莫尼茲發現將人大腦的腦額葉切除後,能顯著改變人的個性。例如,精神病患者不再有莫名其妙的行為、抑鬱病人不再受疾病困擾、多動症的孩童變得安靜等。
這一發現被廣泛應用到精神病的治療中,莫尼茲因為這一發現被授予1949年的諾貝爾獎,葡萄牙政府還發行了一套郵票表彰他的功勞。
但事實證明,這是諾貝爾委員會後來感到最後悔、也最有爭議性的獎項。
因為後來大量案例表明,那些被切除腦額葉的人,有的出現了智力障礙、有的麻木不仁、還有的像幽靈一樣四處閒逛。他們變得如同行屍走肉的植物人一樣。
腦額葉切除術是對人性的摧殘,是對病人自我意識的剝奪。
在美國作家肯·克西創作的小說《飛越瘋人院》中,就提到了腦額葉切除術,反映了精神病院濫用職權對病人進行電療及前額葉切除手術的問題。這本小說讓肯·克西一舉成名。
由小說改編的同名電影在1975年更是斬獲了最佳導演、最佳改編劇本、最佳女主角、最佳男主角、最佳電影這五項大獎,是截止目前為止,奧斯卡獎歷史上僅有的三部獲得「大滿貫」的電影之一。
影片講述了桀驁不馴的麥克·墨菲被關進精神病院後,帶領大家與不合理的體制進行抗爭,為如暮色般昏暗的醫院帶來了活力,激發了大家的意識覺醒,但他本人卻引起院方反感,最終被切除了腦額葉,成了真正的病人的故事。
電影反映了人們對專制的反抗、對自由的嚮往等主題,另外還有比較積極的現實意義,它讓當時的精神病院正視對病人濫用腦葉切除手術的問題,促使醫院改善治療方案,轉而用較為人性的方式照顧病人。
麥克·墨菲是位思想自由前衛的青年,為了逃避農場勞動,假裝精神異常,被送進了精神病院。
在這裡,病人要遵守規定作息時間,按時吃藥、睡覺等。長期的高壓管理,讓他們失去了自我意識,他們不懂也不敢表達需要,麻木地承受著制度的約束。
這裡人們的表現體現著人性中的一個劣根性,那就是對權威的服從。
人的本性中有對代表極權與勢力的敬畏,遇到代表權勢的一方下達指令,很多時候會選擇服從,哪怕是敢怒但是不敢言。
形成這種心理,一般與幼時的教育、整個社會的氛圍有關。
回憶一下小時候,如果課堂上老師有講錯的地方,你敢不敢直接提出來?基本上沒有勇氣吧。一方面在學生眼裡,老師是知識的象徵,怎麼可能出錯呢?另一方面是怕指出錯誤後,被「特殊」對待。
人們都知道挑戰權威的後果,如布魯諾、伽利略、哥白尼等等,這些先識之士追求真理,對抗權威的後果就是被火刑、被軟禁、被放逐。
人處於現實社會,很自然學會了如何保護自己,這是人的本能。人們缺少勇氣去做首先質疑的那一位,不敢反抗不合理的規則。
這種種原因造成了人們面對權勢時,只能選擇服從、遵守、執行。
著名的兩個心理學實驗「斯坦福監獄實驗」與「米爾格拉姆電擊實驗」,揭示了這樣一個事實:代表權威的一方下達指令時,不管指令是否合理,大多數人會執行。實驗形象地反映了人們在權威面前會如何失去自我,變成被操縱被驅使的無自我意識的個體。
在影片中的精神病院環境中,大家想當然地將護士、醫生等看作病理方面的權威,不敢提出質疑,他們都知道假如不服從的後果會是什麼。例如墨菲拒絕吃藥,護士長瑞秋就說「總會有方法讓你吃下去」。無非就是用暴力手段去逼迫。
鑑於此,病人們因為怕受懲罰而選擇隱藏天性,不敢表達意願,最終變得麻木不仁喪失自我。
除此外,病人們的服從還因為缺乏堅定的意志,長期的不自信讓他們喪失自我,也即喪失自我的第一步就是不自信。喪失自我的人缺乏思考、沒有理論支撐行動。
而他們的意志薄弱、自我的欠缺與他們過往的經歷密不可分。
病人們了無生氣的狀態,誠然和醫院的管理有關,除了對權威的服從外,也有各人自身存在的主觀原因。
在這裡的每個人都有著隱秘的充滿痛苦和壓抑的過去。這些過往給他們帶來了或深或淺的影響,他們認為自己有精神病,實質是掩飾自我。他們不願走出大門去面對現實世界,實質是不願面對真實的自己。
少年比利有位強勢的母親,哪怕他已成年,母親對他的影響仍然沒有消散,引發了他精神上的脆弱與敏感,並且口吃,而比利表白喜歡的女孩被拒更是讓他的自尊受損。從心理學上來說,強勢的母親容易養成弱勢的孩子,因為母親安排一切、主宰一切,不允許孩子有出格行為,會讓孩子無法意識到自身存在價值,形成被支配的性格。
為了逃離這一切,比利情願待在醫院;
壯實的酋長有位忠厚的父親,因為身體優勢被很多人利用至喪命,事件帶給酋長的痛苦如此之深,以至他逃避現實社會,在精神病院中裝聾作啞,用假裝聽不懂別人的話來避免被支使被奴役;還有患者糾結於妻子對自己感情的忠誠問題而困惑不得要領。
這些人的過往都給他們帶來了輕重不一的自我毀損,於是情願安於一隅,混沌度日。
他們用身體上的禁錮來麻木混亂不堪的思想。
想起了《天才在左,瘋子在右》這本書,書中所描述的所謂精神病患者很多有著強大的邏輯與價值觀,思維嚴謹環環相扣,富於想像力。當中也有人是怕自己的理論在外面嚇到人,自願申請來到了精神病院。當一個社會形態是無信仰無追求無底線的群體佔大多數,那些有著鮮明的靈魂的個體就會被排斥、被汙化。從這一點來說,不知道哪類是真的精神病才更恰當。
例如在影片中,比利強勢的母親、無恥利用酋長父親的人、過於秩序感的護士長、在大家不聽從指令時只會採用暴力手段鎮壓的醫院安保人員等。他們這些行為是不是另一種意義上的精神病?他們不會被定義為精神病,因為他們佔群體中的大多數,掌握著話語權。
而被定義的人,在長期的個體歧視中、無自尊中,不知不覺接受了精神病的身份。但在墨菲眼裡,這些人與常人無異,只是內心沒有打開,在日復一復的消磨中,喪失了離開這所牢籠的勇氣。
「你們一直抱怨這個地方,但是你們卻沒有勇氣走出這裡,你們以為你們是瘋子嗎?你們不是,你們跟街上的混蛋沒有什麼兩樣」
牢籠束縛了他們追求自由的腳步,但同時,對於意志軟弱,情感脆弱的他們來說,牢籠又成了保護體,於是以付出自由為代價,換得庇佑。
他們聲稱都是自願進來,但是逃離了外界痛苦,卻無法逃脫醫院制度對精神上的另一種束縛,對人身自由的束縛。
而其實最本質的,是他們在進行自我束縛。
對於浪蕩不羈、生性自由的墨菲來說,他無法服從看似充滿秩序,實質壓抑人性的管理,他更無法忍受大家放任自流、自我放逐的態度。
在這種群體無意識中,墨菲的個體意識更為清醒與難能可貴。墨菲嘗試帶領大家進行反抗,反抗不合理的制度,喚醒沉睡的自我。
墨菲質疑為什麼音樂很吵鬧,大家要靠叫喊才能聽見對方聲音;他要求投票表決看球賽;他嘗試搬起洗手臺砸破窗戶;他偷偷帶大家出海釣魚。他引導大家爭取權益,他多少次想獨自逃離精神病院又無法拋下大伙兒。
墨菲的努力帶來了顯而易見的影響與效果。
大家漸漸從剛開始的對權威的服從,到爭取合理利益。他們質問護士長,
「比利不想談這個問題,為什麼還要逼著他回答」、「為什麼門在白天夜晚都鎖起來」、「為什麼收起我的香菸,我想要我的香菸,不是你的、他的、任何人的,我只想要我的香菸」。
他們想看球賽,在首次的民意測試中,不敢舉手,但在下一次,卻能全票通過。
比利這位帶有口吃的少年,在墨菲送給他一份特殊的成人禮後,說話竟然神奇般地流利了起來。他的口吃很大問題是心理上的,而不是生理上的。
一方面是母親的強勢與喜歡的女孩的拒絕導致他的自卑。在成人禮後,他感覺到被認可被喜歡。被壓制的自我得到肯定,心理壓力也隨之釋放;另一方面口吃也是他禁錮自我的表現。因為表達是對別人敞開自己的一種方式。而比利,不想坦露自己,於是無意識中以口吃形式來含糊其詞。
但是可惜的是當瑞秋威脅他,說要將這起事件告訴他母親時,比利內心裡對母親的畏懼如昨日重現,重新變得口吃。恐慌之深,讓他最終自戕。
比利選擇結束生命的手段如此慘烈,可想而知,曾經受到的無形枷鎖的折磨是有多沉重。
還有酋長,對精神病院的事情洞若觀火,他選擇身處事外避免牽涉其中。在他將墨菲舉出鋼絲網外,燦然一笑就暗示了他其實並不愚笨,他是在用痴傻來躲避外界可能的傷害。就像司馬懿裝瘋賣傻賺曹爽一樣,讓子孫篡位。曹操三馬同槽的的噩夢成真。
在天性樂觀的墨菲的感染下,酋長的自我一點點找回,積攢了走出醫院的勇氣。
在影片中,護士長代表著醫院的制度與秩序,她看似工作認真一絲不苟,實質上毫無溫情與人性;她借著為病人好的名義掌控一切,看起來毫無道德瑕疵,實質是平庸之惡。
或許她沒有錯,她只是制度下的產物也是可悲的執行機器。
在比利已倒在地上沒有生命特徵時,護士長無半點反省與憐憫,還能毫不驚慌地說出「現在最重要的,是回到日常秩序」的話來。在她冷漠的心裡,人命比秩序重要。
這種冷血的態度讓墨菲忍無可忍,直接撲上去攻擊了她。事件的結果,墨菲被切除了腦額葉。比起讓一個人生命終結,更殘酷的是讓他的自我意志消亡,變成行屍走肉。護士長重新主導著精神病院的話語權,再次處於掌控者的地位。
墨菲的結局令人心痛,但他的努力打破了醫院不合理制度的虛假平衡,讓一絲光亮透了進來。
隱藏不露的酋長不再像鴕鳥一樣躲避,酋長決定走出去,他搬起洗手臺砸爛了窗戶。酋長打破了心靈的枷鎖,也逃離了身體上的禁錮之地,奔向自由、奔向全新的自我。
其實瘋人院也是一個小的集權統治下的社會縮影,哪怕再完善的制度,也難免會有束縛人們追求的障礙,只有保持熱烈自由的性情,去思索去分辨去努力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人人如此就能聚沙成塔,不完善之處才能得到重視,得以修正。
而對於我們個體來說,所要飛越的,或許就是自我的設限、定義,那些悲傷、恐懼、猶豫、自卑等等讓人軟弱的意識暗示,這些像牢籠一樣圈住我們探索的腳步。只有打破它、飛越它,才能找到真正的內在自我,獲得精神上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