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右翼勢力青睞的小型社交網站 Parler，也因為未能控制極端言論，被蘋果和谷歌從各自的應用商店中下線，而亞馬遜最後補刀，也將 Parler 從雲服務中踢出，迫使其完全下線。本文討論如下五個問題：
推特臉書查封川普帳戶，合法或合理嗎？
維基解密事件：美國政府是如何施壓社交媒體平臺?
在緬甸種族屠殺事件中，Facebook為何遭到輿論一致譴責？
拜登新政府將如何管制Facebook、推特等大科技媒體？
矽谷巨頭在美國與世界各地，執行雙重標準合理嗎？
圍繞國家安全和言論自由之間爭論，不僅進一步惡化美國自由派（尤其進步派）和保守派的緊張關係，成了美國朝野的熱議話題，甚至波及全球不同陣營都有異議聲音，德國總理默克爾批評說，私營企業不應該制定言論規則。俄羅斯異見人士阿列克謝•納瓦爾尼(Alexei Navalny)譴責這種「不可接受的審查行為」。
首先要問：這些矽谷巨頭公司如推特或臉書，查封總統川普的帳戶，是違法行為嗎？
不正如美國國會研究服務中心在一份提交給聯邦立法者及其工作人員的報告中所解釋的那樣，基於一個網站決定刪除內容的法律訴訟，基本上都會失敗了。因為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中規定的言論自由保護，通常只適用於當一個人受到政府行為的傷害時。而像推特、臉書這樣的私營部門組織，是可以為用戶制訂和執行他們自己的標準和政策。
那麼，面對暴亂的暴徒，基於國家安全理由，審查用戶言論，刪除川普總統的帳戶，理應可以接受吧？
《經濟學人》最新一期雜誌的《言論自由的控制權，不能交給矽谷公司》一文，是這樣闡述的：
在從法律上講，私營公司可以做他們想做的事情。然而，有些判決缺乏一致性和相稱性。儘管推特指出川普先生「有進一步煽動暴力的風險」 ，但它指出的推文並沒有跨越共同的法律界限，即濫用憲法規定的言論自由權。與此同時，伊朗領導人哈梅內伊仍在使用 Twitter，網上很容易就能找到死亡威脅。這些公司應該把重點放在個別帖子上進行煽動。相反，他們禁止了包括川普總統在內的人，把邊緣的聲音推離了主流。在某些情況下，需要採取行動，就像Parler監管不力和暴力交流一樣，但總體而言，對於什麼時候應該禁止言論，並沒有明確的檢驗標準。網際網路的基礎設施，包括本應保持中立的雲計算服務，有可能被捲入分裂的黨派之爭。
另一個關鍵問題，究竟是誰做的決定。科技行業的集中化，一家獨大現象，意味著少數未經選舉、不負責任的企業高管控制著輿論局面。也許他們真正的意圖是保護民主，但他們也可能有其他不那麼高尚的動機。一些民主黨人對此表示歡迎，但他們應該在更廣泛應用的基礎上，對任何新的言論規則進行評估。否則，上周川普及右翼用戶帳戶被查封，讓他們的敵人（共和黨人）啞巴吃黃連，有苦難言，但將來言論管制的鞭子隨時可能落到民主黨人頭上，同樣讓他們啞口無言。
甚至推特執行長傑克•多爾西在13日發表的公開信，也稱之為「危險的先例」，甚至斷言「失敗」的標誌。他檢討說，禁止川普等極端措施，也突顯了 Twitter 和其他大型科技公司無需問責或追索就能行使的非凡權力。
鑑於此，多爾西承諾說，這意味著推特需要更加努力地「促進健康的對話」。從長遠來看，他認為，侵略性和專橫的行為可能會威脅到開放網際網路的「崇高目標和理想」 ，因為它會鞏固少數組織的權力，使其凌駕於應該對所有人開放的公共場所之上。
當然，川普帳號被封，遠不是這些矽谷巨頭公司首次遭遇言論自由與網絡信息治理的難題。
在2010年11月，維基解密以及其他一些與洩密方合作的新聞媒體向外公布了美國機密外交電報。此後，時任副總統拜登將維基解密的創始人朱利安·阿桑奇稱為「高科技恐怖分子」。
儘管有關電文洩密的所有人員都未被刑事起訴，美國司法部沒有能夠對維基解密或涉及發布電文的任何其他實體提出可行的訴訟，更未被定罪，但包括PayPal，萬事達信用卡以及EveryDNS（美國免費的DNS服務商）在內的一些公司都已相繼與維基解密斷絕了業務來往。
在2011年2月，面對外界輿論批評美國不顧任何正當程序就抓捕維基解密創始人朱利安·阿桑奇，時任國務卿希拉蕊試圖撇清說，美國政府沒有壓迫如亞馬遜和PayPal的私人公司與維基解密斷絕聯繫。但後來很多媒體和民權組織的律師們組織的研究報告可以得知，那些網際網路公司們的確受到了美國政府的聲明和意見的影響。
其時，智慧型手機還沒有普及，移動互聯及社交網絡時代還沒有真正到來，因此呼籲政府節制權力之手，仍然是國際主流輿論。谷歌前CEO艾力克‧舒密特和賈裡德‧科恩在《外交政策》 雜誌撰文，強調說，民主政府有責任在聯手並且尊重私營市場和非牟利間的努力，同時推動世界改變。他們警告不應過份監管網際網路服務公司，否則他們無法對公眾作出貢獻。
緬甸總人口在5000萬左右，緬甸自2013年開始普及行動電話之後，在2018年已有1800萬人是Facebook的忠實粉絲。據聯合國緬甸事實調查團分析說，Facebook在緬甸無所不在，無論公共話題、公民事務和私人社交生活，都離不開臉書，並且緬甸政府會利用它向公眾傳播信息。
Facebook 龐大的官僚體系，以及它對緬甸市場潛力的興奮，壓倒了公司對仇恨言論激增的擔憂。據2018年8月路透社的一項調查發現，有超過1000個緬甸文的極端言論帖子、評論和色情圖片在攻擊羅興亞人和其他穆斯林。很多仇恨帖子已經在Facebook上存在了5年之久，正如一些緬甸民間社會組織在給Facebook創始人扎克伯格的一封公開信中強調，Facebook沒有迅速處理有關帖子的問題，沒有與當地利益攸關方接觸，也沒有提供必要的透明度。
直到2018年8月，在緬甸軍方領導的針對羅辛亞穆斯林的攻勢開始一年之後，Facebook 才禁止了包括緬甸軍政府首腦在內的20個個人和組織，並刪除了共有近1200萬人關注的網頁。Facebook表示，這是它第一次禁止一個國家的軍事或政治領導人。
但到那時，已有數十萬羅辛亞人逃離該國，一名聯合國高級官員將國家支持的襲擊描述為「種族清洗組織的教科書式範例」。
「我們花了很長時間才做出回應，但在美國只花了幾天時間，」緬甸活動人士泰特 · 斯韋溫諷刺說 說。「也許這就是生活在第一世界國家的特權。」
③在大選和新冠疫情的中心，矽谷巨頭「放任」虛假信息
2018年中，當扎克伯格在美國國會山接受兩黨議員質詢之時，圍繞劍橋分析以及俄羅斯幹涉選舉的問題，爭論焦點是Facebook被指責在2016年美國大選中濫用其平臺，放任虛假政治廣告信息，獲取政治影響力。而對於facebook在緬甸國家引發的種族血案，則沒有更多涉及。
在經受輿論討伐之後，Facebook僱傭了大批內容審查員，開發了一個新工具，幫助揭露網站上的政治廣告的來源，並表示將設立一個獨立的內容監督委員會審核有爭議的內容，試圖展現積極應對虛假信息和隱私洩露的姿態。
然而，公眾對於矽谷巨頭的忍耐性已經非常有限，不再稱之為「社交媒體（Social Media）」，而是重新命名為「大科技媒體（Big Tech Media）」，批判說這些新媒體傳遞大量的錯誤信息和虛假信息。當全世界都在應對一場全球流行病，僅僅100條新冠病毒的錯誤信息，可能動輒在 Facebook 分享了170萬次，瀏覽量達到1.17億次。
川普在白宮四年任期，無論在新聞發布會，還是在推特等平臺發帖轉帖，製造了無數謊言或難以查證的指控，美國媒體的事實查核變得越發重要。而社交媒體平臺是否需要審核言論，需要為平臺的言論負責任，正涉及美國《通信規範法案》第230條款。第230條款保證像 Facebook和Twitter 這樣的網站不會因為用戶每天發布的虛假、或非法信息而被起訴。如果沒有法律的責任保護，所有這些平臺都將面臨巨大的法律風險，這將使託管用戶內容變得極其昂貴。
無論民主黨人，還是共和黨人都想改革第230條款。然而，雙方在修訂方向存在分歧。共和黨人強調，這些條款賦予了「大科技平臺」太大的權限，導致對保守派聲音的審查，而民主黨人更關心，如何限制平臺，避免讓錯誤信息和攻擊、仇恨言論不受限制地傳播。
分歧歸分歧，但有一點，左派和右派大概可以達成共識，那就是公共議題討論，越來越依賴於臉書、推特這些私營的壟斷社交平臺。而像扎克伯格這些矽谷高管可以定奪言路生死，但這些高管們並沒有相應責任來依照法律做出決定，因此，將這些壟斷的大平臺分拆，增加透明度，創造言路平臺競爭的局面。
今年一月初，美國眾議院司法委員會反壟斷、商業和行政法小組委員會公布了一項持續16月調研的報告，指出亞馬遜、臉書、蘋果和谷歌擁有「壟斷權力」 ，應該進行拆分，才能「恢復競爭，改善創新，並維護我們的民主。」
美國將如何通過政治程序解決其憲法危機，而不是以清空在任總統川普帳戶的形式，為全世界展示「粗暴」的審查方式？
值得留意的是，拜登新政府的副幕僚長布魯斯 · 裡德，一直是拜登多年核心幕僚，他過去多年一直倡導科技改革，並要求大科技平臺負擔更大責任：「如果他們出售與有害內容並存的廣告，那麼他們就應該被視為有害廣告的同謀。同樣，如果他們的算法宣傳有害內容，他們應該為幫助糾正這種傷害負責。從長遠來看，調整內容的唯一真正途徑是調整商業模式。」
④矽谷巨頭在美國與其他國家執行「雙重標準」，合理嗎？
疫情危機，各國經歷了反覆的禁閉，百業蕭條，唯有線上平臺，風景獨好。
而扎克伯格作為Facebook創始人，憑藉同股不同權的結構，依然牢牢控制著這家估值7千億美元、世界上最強大的媒體平臺。推特雖然「小而精」，但由於平臺有大量IT技術精英和專業媒體人士，因此每一點聲音都可能被放大。
Facebook、推特和 YouTube 迅速封殺美國總統川普的危險言論，因為他煽動對美國國會大廈的致命暴徒襲擊。但在其他國家，社交媒體巨頭在審核錯誤信息和仇恨言論方面行動緩慢得多，甚至往往無法刪除煽動性的帖子和帳戶，即使這些帖子和帳戶助長了私刑、大屠殺、法外處決或種族清洗。
斯裡蘭卡媒體分析師古納瓦登表示: 「我們多年前就意識到，作為一家全球性的科技公司，Facebook 並沒有在全球範圍內同等或一致地執行自己的平臺規則。對他們來說，一些市場在經濟和政治上似乎更為重要。」
「特別是在新興經濟體，這些矽谷公司似乎希望在沒有足夠承擔社會責任的情況下進入市場，」古納瓦登說。這也是矽谷公司全球快速增長的標準做法: 讓應用程式以幾十種語言可用，儘量在最小的監督下增長，獲取收益。
隨著 Facebook 在美國和歐洲的增長放緩，亞洲國家已經成為 Facebook 的主要市場。三分之二的越南人使用這個平臺，在菲律賓和緬甸有半數人口都使用Facebook。但正是在這些國家，矽谷巨頭因為沒能阻止有害仇恨言論，而遭受最多抨擊。
對此，英國《經濟學人》的建議是：
考慮到超過80% 的Twitter 和 Facebook 用戶，生活在美國之外。在大多數國家，科技公司應該遵守當地關於言論的法律ーー比如德國關於仇恨言論的規定。在像白俄羅斯這樣的獨裁國家，他們應該遵守在美國同樣遵守的標準。類似地，媒體委員會可以建議，哪個國家適用哪些言論尺度標準。當然，這可能會在更多地方損害美國公司的利益: 本周，烏幹達在一場有爭議的選舉前禁止了 Facebook 和 Twitter。
你覺得《經濟學人》所開的「雙標」藥方有道理嗎？歡迎參考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