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學良被秘密幽禁的50多年裡，他和周恩來始終保持著良好的感情。尤其讓人感動的是，周恩來與張學良分手25年之後，身為國務院總理的周恩來，仍在透過香港種種關係設法為張學良隔海捎書。以下記述的是周恩來1962年密信送達臺灣的經過。
周恩來寫信的起因
1961年12月12日晚，周恩來總理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一次有張學良和楊虎城舊部袍澤及親友出席的宴會，以紀念「西安事變」25周年。在這次集會上，周恩來回想起當年他在延安兩次會晤張學良將軍的往事，同時即席發表了感人肺腑的講話。席間許多和張學良一起參加「西安事變」的東北軍舊部和中共重要人士，耳聞周恩來的講演都無不淚水潸然。特別是張學銘和張學思，對他們闊別多年的兄長張學良的懷念之情，更是難以用語言表達。席間響起一片哭聲。面對此情此景，更讓周恩來思念仍在臺灣秘密幽禁的張學良。
宴會結束以後，周恩來回想起張學良寄給他的最後一次信，該是1946年春天。當時，張學良手書的密信系由東北元老莫德惠，奉蔣之命前往貴州息糗監獄探訪張學良的時候，偷偷避開戴笠的耳目捎出來的。張學良在寫給周恩來的最後一封信中，這樣寫道：
「別來十年，時為想念。兄當同感，現日寇已經驅出，實為最快心之事。爾來兄又奔走國事，再做紅娘，願天相助，早成佳果。此良所想者也。近日友人慘死，數難聞之，為之一痛，只心吊而已。良一切尚好，餘不盡一。弟良於四月十九日。」
周恩來儘管國事繁重，日理萬機，但他只要回想起當年在延安與西安時期和這位東北軍少帥的短暫接觸，特別想起囹圄中度日如年的張學良和寫給他的信，仍然常常悵然落淚。思念之情，與日俱增。張學良從息烽寫出的最後一封信，正值周恩來為國共的第二次合作奔走在重慶和延安之間。接到張學良密信後，周恩來曾多次利用公開場合向蔣介石和國民黨政府提出早日釋放張、楊的嚴正籲請。可是，讓周恩來深感難過的是，他縱然為恢復張學良的自由殫精竭慮，然而由於蔣介石心如鐵堅的囚張政策，時至今天，「西安事變」已然25個春秋，當年在延安和西安為抗日大計喋血共奮的張學良將軍，卻仍然幽居在天涯水陬，甚至與世隔絕。周恩來撫今追昔，一腔悲憤之情，無法控制。於是，周恩來總理決定親筆給失去聯繫多年的張學良再寫一封信。可是，1961年的海峽兩岸雖然近在咫尺，給張學良捎信卻比登天還難。這封重要的信件由誰才能送過國民黨軍隊密封禁錮的臺灣海峽，安全送到被國民黨特務嚴密監視的張學良手中呢？
誰是密信的送達者
第一個送信的人選，是當時正在香港的郭增愷夫人。郭增愷先生是著名抗日將領楊虎城舊部，曾任西北軍高級參議，思想要求進步，靠近中國共產黨。「西安事變」前因愛國和對蔣介石不抵抗的政策發表過激憤之言，所以遭到戴笠軍統特務的逮捕，又被蔣介石下令囚禁在南京軍人監獄。
周恩來和郭增愷先生的結識，即為1936年冬天。那時張、楊兩將軍發動的兵諫已經打響，周恩來受張、楊兩將軍的電邀，專程從延安飛往西安。此時郭增愷已經出獄，由於宋美齡和宋子文要一起到西安來從中斡旋，所以想起被蔣介石和戴笠羈押在南京的郭增愷。在這種情況下由宋美齡出面保釋，郭增愷得以隨行返回西安。也在這一時期，在西安的中共代表周恩來，也結識了郭增愷的夫人。現在周恩來忽然想起給張學良轉送信件，必要一位身份合適的人才可勝任。而和張氏有舊的郭增愷早已作古，但其夫人仍在香港。在周恩來看來，如此重要的信件，必請一位既與周恩來稔熟，又和張學良有交往的人士來充任，郭增愷夫人恰好具備這兩個條件，同時她又有去臺灣探親的便利條件。所以，中央有關部門便通過相關渠道準備和郭增愷夫人取得聯繫，以促成此信的安全送達。遺憾的是，當時的郭夫人不在香港，而遠去英倫醫病，所以周恩來希望請郭增愷夫人充任信件傳遞人的想法便不得不擱下來。
但是，此事諸多史料均對郭增愷夫人充當周總理信使一事，有所記載。其中有人甚至還把郭增愷夫人代轉周恩來密信的情節加以虛構，寫成小說公開發表。虛構的故事而頗具傳奇性：郭增愷夫人在接受中央有關部門的委託以後，親自來北京面見周恩來，並把周恩來的親筆信悄悄從北京帶回香港。為了順利進入戒備森嚴的臺灣，郭增愷夫人將周恩來總理的密信小心密藏在一隻精緻的口紅盒內，然後她以探親作為赴臺的理由，搭飛機從香港啟德機場飛往臺北。她到臺北以後，了解到張學良和趙一荻已皈依基督教，每星期三必到士林地區的凱歌教堂聽周聯華牧師講解《聖經》。所以，郭夫人就在一個下著霏霏細雨的上午，裝扮成基督教友，從而混進了士林教堂。在那裡她故意和張學良、趙一荻同坐在一排椅子上。在彼此默然聽講《聖經》時，郭夫人把那隻口紅塞給了身邊的趙一荻。從而把周總理的密信順利送到張學良的手中。
最近經過採訪當事人和查閱相當檔案資料，終於搞清1961年周恩來寫信和轉信的詳情。勿庸諱言，周恩來的親筆信確已安全送到張學良的手裡，然而，郭增愷夫人既然不是這封信的真正傳遞人，那麼，又是誰把周恩來這封重要密信送到張學良的手中呢？她就是朱湄筠女士。
三封信終於輾轉送到臺灣
中央有關部門把朱湄筠女士在香港定居的近況，向周恩來作了匯報。周恩來遂同意中央負責臺情工作的部門，直接派人去香港，設法與朱湄筠取得聯繫。
行前，朱啟鈐先生(前北洋政府高官，時任中央文史館館員，朱湄筠的生父)，已向有關部門提供了他的親筆信和朱湄筠女士在港地址。當朱湄筠獲悉周恩來總理有與張學良通信的動念後，十分感動。她雖然身居香港，卻對祖國大陸寄予深情，特別是乃父朱啟鈐晚年在京多受周恩來和政府的厚遇，尤讓朱湄筠感激不已。這時朱光沐已經病故，但朱湄筠的許多親友仍在臺灣。所以她當即答應一定遵照周總理指示，親自前往臺灣轉交密信。這時，周恩來才動筆寫了一封經過深思熟慮的信件。周恩來用毛筆在雪白信箋上只寫下16個飽含深意的字：
為國珍重，善自養心；前途有望，後會可期。
在這封既無收信人名號，也沒有地址的信上，周恩來總理鑑於當時臺灣當局對張學良嚴加監禁的情勢。他本人也沒有任何署名。但是，由於張學良從前多次和周恩來有過書函往來，所以他肯定熟悉周恩來那風格特殊的毛筆字。經過周恩來反覆思考推敲寫下的16個字，其深切含意相信定會讓幽禁中的張學良既感受中國共產黨和周恩來本人對他的關懷，同時也會鼓舞張學良的艱難環境中的鬥志。
周恩來考慮到張氏家族在大陸的成員，數十年來也無時不思念在臺羈押的張學良。尤其是張學良胞弟張學銘和雖不同母但感情至深的海軍副司令員張學思，也都對可望而不可及的大哥日思夜想。於是周恩來決定張學銘和張學思也可給大哥各寫信一封，一併通過在香港的朱湄筠女士秘密送往臺灣。
朱湄筠接到這三封信件以後，把它們小心密封在一隻精緻糖果盒的底層。然後正式向臺灣方面申請赴臺探親。當時臺灣當局對香港居民赴臺探親也同樣採取了嚴格的審查制度，意在擔心有少數「匪諜」潛入臺島。由於進島的人數控制嚴格，申請探親者至少要有兩人以上作保，方可辦理手續。儘管如此，朱湄筠仍在臺灣親友們的鼎力幫助下，於1962年4月，得以從香港飛入臺島。
她來臺北後，才發現蔣介石那時儘管在名義上給張學良以「自由」，可是，如果她想走進張學良在北投復興崗70號的住宅，關卡重重，特務密布，簡直是難於上青天!她發現張學良的自由十分有限，身邊至少有一個連便衣擔任「保護」。如果一位從香港到臺的女客去面見張學良，事先必要得到臺灣情治部門的批准才可放行。至於張學良每周必去臺北士林教堂作禮拜的傳聞，經朱湄筠到臺後的了解，確認乃是實情。但士林地區歷來為蔣氏家族居住地，平日去凱歌教堂聽《聖經》的，除蔣家人外便是國民黨的上層人物，像朱湄筠這樣從香港來臺探親的人是決然不得隨便進入士林地區的，更休想利用聽經的機會，把周恩來和兩位弟弟的信函轉交給張氏本人。朱湄筠知道如果萬一發生意外，必然兇多吉少，弄不好甚至會危及張學良的安全。在這種情況下，朱湄筠女士沒有氣餒，她決心在臺北住下來，慢慢等待時機想辦法。
一直到當年10月，深秋已至，朱湄筠等盼得心焦火急，因她知道如繼續在臺灣久留，必然會引起臺灣情治機關的注意。幸好當年10月10日張學良有一次公開活動，朱湄筠即通過從前在天津結識的黃仁霖(張學良至友、宋美齡的大管家)，把她從香港帶至臺北的一盒糖果，轉交給當時住在董顯光(張學良的基督老師，國民黨前駐美國大使)家裡的張學良夫婦。黃仁霖不知這盒高級糖果內的玄機，不費吹灰之力就安全送到董家。至此，周恩來總理和張學銘、張學思的三封信，才輾轉送到張學良的手裡。
周恩來自這三封信送至朱湄筠手中後，始終掛念轉信的情況。當年年底，中央有關部門才把朱湄筠女士轉信的具體情況上報，該文件這樣寫道：
「張學銘、張學思給張學良的信，已託朱五送到臺灣張學良手中，我(這裡指我方之意，亦即周恩來的信件)寫「為國珍重，善自養心；前途有望，後會有期」幾句話亦已帶到。張現住董顯光家中，僅獲有限度的自由!……」
自此，周恩來的心願通過朱湄筠的努力得以實現了，為公為私，朱湄筠女士都功不可沒。晚年的朱湄筠從香港隨子女移居加拿大，張學良1991年飛往美國夏威夷定居以後，她才得以與張學良及夫人趙一荻見面。(竇應泰)
(摘自《張學良遺稿》，作家出版社2005年12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