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徐志達 採訪：邱四維
2000年1月，龍年春節前夕，在別人合家團圓的時候，徐志達帶領14名中國民警啟程，去了陌生的、仍未擺脫騷亂的國度--東帝汶。
2001年1月23日，中國傳統的除夕夜，是徐志達他們留在東帝汶的最後一晚。我國派往東帝汶的第一批、第二批、第三批維和民警68人齊聚一堂。第一批要走了，第三批剛到，辭舊迎新，難捨難分。包餃子、喝老酒、高唱《送戰友》，所有的人都流下了熱淚。大年初一早上5點，徐志達他們離開東帝汶首都帝力，前往澳大利亞的達爾文；年初二，乘飛機抵達雪梨，當晚乘上中國國航的航班，年初三終於回到北京。
元宵節的第二天，我有幸採訪了徐志達。
徐志達：
1966年生，1988年畢業於中國警官大學；任職於公安部警衛局，少校軍銜。2000年1月率14名中國民警赴東帝汶參加聯合國維和行動，這是中國政府首次派民警參加維和，徐志達任隊長兼黨支部書記。
維和民警是這樣選拔和培訓的
1998年，中國開始醞釀培訓和派遣維和民警。1999年3月，公安部決定從六個省市進行初選，推選40名候選民警到公安部參加特別考試，選拔第一批學員。
維和警察的人員選拔條件相當苛刻，須得通過"五關"：第一是英語關，要求每個候選人的英語水平必須在非專業六級、專業四級以上，聽、說能力俱佳；第二是政審關；第三是業務關；第四是形象關，對每個候選人的五官、身材、體態和儀表都有很高的要求；第五是年齡關，缺乏經驗的年輕警察不適合，經驗豐富但體力不夠的大齡警察也不合格，最佳的人選是年富力強、有七年以上警齡的。
按照這一標準層層選拔，全國各地警察部門初選出了40名優秀警官參加考試。考試的標準按聯合國要求，科目主要是英語、國際法和汽車駕駛，最後由專家進行心理穩定性測試。經綜合測評，最後只錄取了20人，成為中國首批聯合國維和民事警察受訓人員。
培訓在解放軍某學院進行，因為他們有軍事維和的經驗。培訓科目除按聯合國規定的課程外，還有一些軍事觀察員根據維和經驗設立的課程。聯合國維和人員的工作語言是英語，這對中國民警來說，是個不小的問題。為了營造語言環境，學員從入校開始，無論是上課還是平時生活，一律都用英語，以強化英語聽說能力。此外，熟練的駕駛技術是每個維和警察必備的技能。汽車駕駛訓練有山地駕駛、越野駕駛、泥路水坑特殊條件下駕駛、單雙邊橋駕駛等。語言和駕駛兩項基本功訓練完成後，才是業務培訓。
首先是生存訓練，諸如在巡邏時發生意外如何處置，怎樣才能脫險、求生等情況都要考慮到；其次是武器的識別，雖然維和人員都不配武器，但同樣要熟練識別了解各種武器的性能、特點，以防不測；其三是學習掌握聯合國工作的一些常識，維和警察常要與世界糧農組織、能源組織、衛生組織、難民署、紅十字會等進行協調，怎麼打交道，如何溝通都是必備的知識。
訓練開始是在1999年5月，至7月結束。公安部領導參加了我們的畢業典禮。典禮上，我代表全體學員匯報："已按聯合國要求完成訓練項目，進入待命狀態。"訓練結束後，學員回各單位待命。同時，公安部外事局通過外交部向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團通報了情況，由他們通知聯合國維和部：中國有20個民警通過培訓達到了聯合國要求，隨時可以派往任務區。同時，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團也根據我們的外交需要，考慮向幾個任務區提出了申請派遣維和民警。但由於培訓學員只有20個，各任務區申請的數量不是很大，所以向東帝汶只申請了五個。
前往東帝汶前，我們都寫了遺囑
1999年8月30日晚，我們突然接到聯合國電報，要求我們申請派遣的五人於9月4日到達東帝汶任務區在澳大利亞的培訓基地。因為時間倉促，其他民警還在各省待命，出於辦手續等考慮，就從北京籍的民警中選拔了五人，由我帶隊去。其中一名是公安部機關搞通訊的，其他三名都是北京市局的。聯合國要求在9月1日給予答覆，於是當晚我們就起草文件，發出電報。
因為沒有維和經驗，辦理手續和購置裝備肯定來不及，我們向聯合國申請延期到8日。聯合國給的裝備清單就有幾十項，於是向公安部申請調運裝備。裝備分被裝和裝備兩種。被裝包括到熱帶去的床、睡袋、衣物等，裝備包括使用的工具、設備、警具等。最後我們還是在三天內把裝備緊急調運到位，把護照籤證也拿到手。那段時間我們從沒有在夜裡12點前離開過辦公室。
也是在8月30日這天，東帝汶全民公決結果出來：45萬選民中，高達78.5%的選民投票支持獨立。但在投票結果揭曉的前一晚，反對東帝汶獨立的親印尼民兵已經察覺到情勢不利，於是掀起一場暴亂。9月3日聯合國工作人員從東帝汶撤離到澳大利亞。在原定出發日期前一天，也就是9月7日，我們接到聯合國通知，任務推遲了。
聯合國撤出東帝汶後，積極努力組織大規模的維和行動，需要各成員國繼續增兵，也向中國政府常駐聯合國代表團提出了增兵的要求。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與外交部協商，決定進一步增派民警，從五名增派到10名，再從10名增派到15名。這樣，第一批總共派出15名。那時每天從網際網路上收集到的有關東帝汶的消息都是血淋淋的，東帝汶的天空被黑煙遮蔽，民兵放火燒毀建築物，還針對支持獨立的人士發起死亡攻擊，用槍挑著人頭在街上走，大街上到處都有死屍。
東帝汶任務區的危險，對我們即將前往的每個人都是一種壓力。我專門回了趟老家，把8歲的兒子交給兄弟，請兄弟幫我照顧好兒子。跟父母也只說去印尼附近的一個島嶼，為聯合國工作一年。讓我真正感到壓力的是，一起參加培訓的四個戰友，有的剛結婚，有的孩子很小，我帶他們出去，如果誰有個長短，沒法向他們的親人交待。我們每個人都寫了遺囑，這樣如果以後發生不測，也好處理善後事宜。
後來任務推遲了，又進一步增派人員，因為這次維和特點發生變化，聯合國要代行臨時政府的職責，民警要負責執法，所以要求我們攜帶武器。10月，我們又被緊急召集起來，到武警學院練習射擊。最後，根據多年使用武器的經驗，我們決定帶中國生產的五四式手槍去。12月底，我們接到任務，聯合國要求我們在2000年1月13日到達任務區。這時我們無論從裝備上還是培訓上已經做好了充分的準備。
"沒想到中國民警的素質這麼高！"
2000年1月13日，我們第一批十人從北京出發，(第二批五人25日從北京出發)，取道雪梨，於當地時間13日晚上9點到達聯合國設在達爾文市的維和民警訓練基地。第二天一大早，我們就面臨到達任務區的第一關：通過聯合國的考試。因為中國民警是第一次參加維和考試，儘管準備很充分，還是有些緊張。在出發儀式上，公安部領導反覆向我們交待：首次派出，要一炮打響，要不辱使命。
那天英語聽力考的是一個案件題，分別由兩個口音比較重的外國民警來讀同一個案件，然後讓回答十個問題，答對七個才算過關。由於口音較重，語言又是我們的弱項，所以大家都有些緊張。所幸在國內培訓的基礎紮實，全部都通過了考試。
聯合國官員對我們的考試成績比較滿意，香港無線電視臺跟蹤我們採訪的記者採訪培訓基地的官員時，他對我們的評價非常好："沒想到中國民警的素質這麼高！"畢竟中國是聯合國的常任理事國，一舉一動都很受矚目，達爾文當地一家報紙也對我們進行了採訪，標題很大："中國民警明日赴帝力"，還配發了一大幅照片。
1月19日，我們離開培訓基地前往東帝汶。當時正是雨季，帝力機場一眼望去到處都是水坑。我們的行李被維和部隊的鏟車鏟起來，"譁"地一下扔到地上。沒想到機場的條件都這麼艱苦。聯合國維和總部在帝力市中心，從機場到那裡的公路還可以，但戰亂剛過，作為首都的帝力也四處都是燒毀的房屋，街上除了聯合國的車輛外很少有別的車輛，行人也很少，沒有店鋪，偶爾在路邊看見當地居民，面部表情也都非常呆滯。看著這些經過戰亂的痛苦後麻木的面孔，我們的心裡感覺真是悽涼。
到總部辦完check in(登記)手續後，聯合國民警的人事官員和我們說了幾件事：第一，分配每人的工作去向。第二，每人食宿全部自理，聯合國只負責發給大家津貼。現在你們暫時沒有住的地方，可以先到奧林匹克吧(聯合國租用的一艘船)上去住，但住在船上，每天一半的津貼將被扣走。如果想節省點錢，必須自己租房子。第三，明天來報到上班。講完三點，人事官員走了。我們一聽，都愣了，剛到這裡，上哪兒租房子去？住船上，光住宿就扣掉一半津貼，還怎麼吃飯？但當天沒辦法，只好住在船上。
第二天報到上班，我被安排在下午巡邏。在船上吃飯時認識了一個律師，願意租他家房子給我們，報到後我和另一個民警打車去租房子。出門就遇到兩個幫派火併，看著當地人扛著大刀，還有打槍的，感覺還是比較危險。後來是分到監獄的同志在同事的幫助下租到了一套民房，我們在船上住了五天後就搬走了。
我們的生活：和罐頭、烈日作伴
我們住的房子就和國內農村的平房一樣，所謂的衛生間和廚房都是搭在外面簡陋的棚子，住的地方也沒有自來水，水要從水井裡壓。當地的水質經過化驗有汙染，不能飲用。聯合國每天供應一瓶供飲用的礦泉水，洗澡洗衣只能用井裡的水。當地治安比較亂，每天聯合國的車接送我們上下班。
平時也沒什麼娛樂，在那裡一年沒看過電視。要看電視得自己弄衛星天線等接收設備。我們五個民警一起住。買菜是利用每月一天的休假，坐UN的免費飛機到達爾文買。由於沒有保鮮條件，在達爾文採購的多是罐頭，回來在當地買點蔬菜黃瓜吃。
剛到帝力時，整個帝力市只有一個華僑開的非常小的小賣鋪，營業時都鐵門緊鎖，要買東西，敲門，店主看清來人不是壞人，才敢放進去。物價貴得不得了，一個小的烤麵包機在國內也就幾十塊人民幣，在那裡要賣90美元，一根黃瓜也要賣一美元。經過戰亂，沒人種植糧食，許多當地人吃飯都靠聯合國救濟，所以蔬菜很少。
在東帝汶過了兩個春節，也就是大家在一起聚一下餐，心裡感覺不到任何春節的氣氛--穿著背心滿身流汗還過什麼春節？！平時和國內聯繫不太方便，剛去時兩個多月才能收到國內的信。當地只有帝力市能打手機。我們有兩個同志被分配到歐庫西飛地，(一塊屬於東帝汶，但三面被西帝汶包圍、一面臨海的地方)條件非常苦。因為飛地在動亂時受到的破壞最大，四面都被印尼包圍著，後勤供給是個大問題。食品糧食都送不過去，商人重建的積極性也不高，沒人到那裡投資，他們剛去時根本沒法通信，要住一個月才能回來休假。UN有衛星電話，但電話只能用於工作，我要與他們聯繫只有到聯絡中心給他們發一個很短的消息，能不能收到還難說。我們平時用煤油爐做飯，他們那裡做飯只能用柴火，而且只有吃自己帶去的罐頭，還因為水土不服，拉肚子。通訊各方面都受孤立，聯合國在那裡的人也少，一共有20多個警察。他們在那裡工作一個月後，回來看到他們體重降了很多，大家看了心裡很不好受。但沒辦法，總要有人去幹這工作。我曾經想過派人和他們換換，但他倆說：別人都堅持下去了，我們也堅持下去！我們在那裡確實不好過，但別人來不也是一樣受苦？而且已經工作一段時間了，環境也熟悉了，別人來了還要重新適應環境，不是更苦嗎？這樣他們就在那裡堅持工作了一年。
染上登革熱，好幾次我問自己會不會死
東帝汶的熱帶病，常常讓人談虎色變。當地比較厲害的兩種疾病，一種是登革熱，一種是瘧疾。一位來自加納的維和民警，就被瘧疾奪去了生命。
東帝汶雨水多，蚊子多，染上瘧疾的機會也多。我們每天晚飯後都要吃一片叫做Doxcig的預防瘧疾的藥片，儘管副作用比較大，但還是得吃。白天上班前，還要在身體暴露處塗上防蚊子叮咬的藥水。儘管炎熱，我們出去時儘量穿長衣長褲。
熱帶蚊蟲很厲害，蛇和蠍子也多。我們不少人被蠍子咬過，幸運的是，都是毒性不太大的。來自上海的饒灝就遭了一劫。一天晚上，饒灝不知被什麼蟲子咬了一下腳踝，腳腫了起來，還突然發起了高燒，聯合國衛生所的醫生也不知所措。饒灝拿出了自帶的雲南白藥敷在腳上，也無濟於事。由於警官缺乏，饒灝硬挺著值夜班，一聲沒吭。不久，腳踝爛了，饒灝便脫去了軍靴，穿雙拖鞋執勤。就這樣，腳踝爛了兩個月才結疤。
登革熱是熱帶的一種傳染病，無藥可治，大家都害怕得這種病。而我不到一個月就得了。一開始就是發燒，症狀不明顯。UN在當地有個臨時建的衛生所，缺少必要的設備，醫療條件也差。我到衛生所看病，做血液測試不是瘧疾，覺得可能是感冒，沒事兒，開了些感冒藥就走了。結果服了好幾個劑量號稱是全球最好的退燒藥，燒都一直維持在40度左右退不下來。燒得每個關節每條肌肉都疼，像被撕裂了的感覺。連續高燒了一個星期，臉上和四肢都出現了紫色的斑，當時我心裡已經知道可能是登革熱了，但我沒說，怕引起大家恐慌，後來同事一致認為我是登革熱，就向國內作了匯報。國內很著急，部領導作了指示，馬上回國治療。當時我想：第一，我是隊長，回國治療會動搖軍心；第二，反正這種病沒有藥治，回國無非營養好些，乾脆不回去了。發高燒睡不著覺時，幾次我問自己會不會死？一想到自己這麼年輕，還有孩子在等著我，就說不能死，要挺住，一定要扛過去。
因為身體素質比較好，國內又通過外交手段積極為我創造治療條件。後來又持續低燒一周後，病竟然就好了！還真扛過來了。
打這次生病後，我對危險不是特別恐懼了，我覺得無藥可治的病都沒死，以後就不容易死了。
工作：用實力、努力和魄力說話
剛到聯合國工作，大家不了解中國民警素質如何，加上沒有維和經驗，所以都從基層巡邏幹起。咱中國民警一般會外語的來自基層的不多，現在從基層做起，比較苦。但經過一段時間工作，積累了一定經驗，對任務區比較熟悉了，語言關也克服了，工作起來逐漸得心應手，才能逐漸顯露出來。我們有計算機通訊這方面的專家，聯合國也需要這方面的人才，就逐漸換了工作。
我是在巡邏兩個月後受命組建葛摩分局並出任局長的。帝力市警察局分為三個分局，葛摩分局佔整個帝力市案件的60%，帝力市又佔整個東帝汶案件的50%以上，所以我這裡佔整個東帝汶案件的30%。應該說這個職位是塊"硬骨頭"。當時有幾個職位可以選擇，我想中國民警來時都在基層，如果顯示不出實力來，對以後的派遣很不利，所以選了最硬的骨頭啃。
當時房子都被燒了，到處一片廢墟，組建時比較困難，光做人員、財務、裝備等各方面的計劃、報UN審批、由他們組織施工隊施工就花了兩個多月。第一期工程修好後，我們來自十多個國家的18個民警進駐開始工作。18個民警擔負著打擊整個東帝汶地區30%犯罪率的任務，困難可想而知，每天案子很多，有時夜裡睡著覺就被叫起來出現場。後來隨著人員逐漸到位，好一些。我走時有30多個民警，加上當地招募的警察，總共有四十五六個人。
剛建局時只有巡警沒有刑偵隊，所以打擊犯罪非常困難。後來我申請建了一個刑偵隊，把國內嚴厲打擊刑事犯罪的經驗應用到了這裡。要求處理案件快，執法嚴。執法的力度加大了，特別是有了刑偵隊之後，破案率、結案率都大大提高。
有幾個大的案子印象比較深。我當巡警時碰到過一個大的案件：在聯合國難民署附近一個村莊裡兩夥人打架，被打傷的人集結他的幫派扛著大刀回來，砍傷了很多村裡人，還把村裡的一個首領綁架了。當時警察局沒抓人，只是把當地領導人拉到一起進行談判，放了人質就算了。我被派到村裡監視幫派，那些人扛著大刀就在警察面前耀武揚威。這給我很深的印象，這明顯是刑事犯罪，是黑幫，怎麼不用刑事手段來解決？我出任葛摩分局局長後，這個村子正好在我管區內。因為知道以前的事，就派警察悄悄收集他們的情況。一天我正在辦公，電臺裡又傳來打架的消息。原來是兩個家庭的孩子打架，一家就找了黑幫，把另一家砍傷了兩個人，而且揚言如果報警就要把全家燒掉。我問清受害者是幫派幹的，就馬上立案了。我把團夥的名字、頭兒的名字、工作的地方告訴了市局刑偵隊，要刑偵隊去抓人。刑偵隊沒找著那人，就把紙條扔在抽屜裡沒管。第三天，黑幫又捲土重來，把那家全部砸爛。我在電臺裡又聽到呼救，局裡其他人不在，我就一個人開車去了。到那一看，村邊站著兩個機場分局的民警，他們見我來了，說裡面危險，別進去。原來他們路過此地時，案件正在發生。村裡人看來了兩個警察，不但沒跑還拿著刀要砍他們，嚇得他倆跑到門外來用電臺呼救。我一聽，氣得夠戧，踹門我就進去了。一看，人已經從後門跑掉了，地上全是血。我就開車追，當地的路很不好，開車很難追，就給他們跑掉了。
對這個事我很生氣，本來這個案卷我做得很好，就等市局刑偵隊去抓人了，結果他們沒抓，案子就進一步發展了。我又寫了份報告，措辭比較激烈，說他們已經威脅到帝力市兩個警察了。帝力市局比較重視，當天派了兩個警察來，讓我們協助他們搞這個案子。這兩個警察都是從大國來的，不大了解當地的情況，見面就說先找村長談談。我說，我認識村長，恐怕他幫不了什麼大忙。他倆說，那不，你得尊重當地的領導人。得，我們就去見村長。村長說，沒問題，明天早上我把他們都帶到村公所，你們來帶人就行了。兩偵察員很高興--這不挺容易嘛！我知道說別的也沒用，只好說，行，明天我跟你們一起來帶人。偵察員走後，我就開始查黑幫的頭兒在哪兒。
第二天，我和偵察員到村公所，等半天不見村長，只來了個村長助理，說昨天晚上村長找那些人去了，那些人都跑了，村長今天去埃留找遊擊隊了，找他們來逮捕這些人。我一聽就知道在瞎說，只有先穩住他。我說，好吧，村長回來你跟他說，我們下午3點再來。
兩個偵察員很沮喪。我就把報案人和巡邏隊都召到一起，到工地上找那小子。結果他沒在。當地人多年來受外國人統治，形成一種強烈的觀點，不給任何外國人報信，一聽說我們要他們帶路，大家都幹活去了，沒人理我們。
後來我給老闆做工作，說這人昨天沒參加打架，警察找他是讓他把情況說清楚，要不每天找他，他沒法兒上班，日子也不好過。老闆就帶我們去了。到他家一看，號稱去找民兵的村長正在他家門口坐著呢！我在門口一聽，裡面有人在洗澡，就馬上要隊員把房子包圍起來，"一個也不能跑！"說完之後，隊員都瞪著眼看我--我一著急，用的是中文！
圍起來後，就問村長：埃留離這兒很遠嘛，你這麼一會兒就回來了？村長不好意思了。後來從屋子裡抓了兩個要犯，被關到監獄裡了。從此這個團夥就平息了。
中國維和民警"一炮打響"
當巡警時我曾經一個人平定過一個騷亂。那次是紅十字醫院保安為了增加工資，罷了工，還帶著武器把醫院整個都封了。接到報警我們只知道醫院發生問題了，也不知道什麼事，我就和另一個民警開車去了。到那裡一看，醫院門口站著四五個漢子，個個都拿著武器拿著刀，那個民警就直哆嗦不敢下車了。問我要不要回去多叫點兒人？我說，叫什麼人？叫咱們來就得進屋看看究竟怎麼回事兒。他說，不行我肚子餓了要吃點東西。我說，行了，你就在車上呆著吧，說完就一人進去了。找到保安的頭兒，他提出要增加工資，縮短工作時間。又找到醫院的頭兒，醫院不同意他們的條件，而且醫院說如果現在答應了，保不齊他們以後什麼時候又會這樣武力威脅，醫院就沒法開了。雙方談不到一起。
後來，我把保安叫過來，說，現在給你10分鐘出去先把人撤走了，把醫院大門打開，讓病人正常看病，否則馬上調人來把你們都抓起來。保安說，病人進可以，但醫院的管理人員不能走，尤其是醫院的行政主管不能走。他跑了我們怎麼辦？我說，他不會跑的，他是聯合國的人他怎麼跑？我又回頭找醫院的頭兒做工作。最後把雙方拉到談判桌上，達成了折中協議，解決了這個問題。
在當地，由勞資雙方引起的暴亂騷亂很多，我成功地解決了這樣的問題，市局對此比較讚賞，所以兩個月時我已經有點名氣。後來我出任葛摩分局局長後，我那裡也沒有因為糾紛而引發更大規模的騷亂。
由於在分局幹得不錯，有很多升入更高職位的機會。後來由於條件改善，有的辦公室有空調了，我那裡一直沒有空調，帝力那麼熱，在有空調的辦公室裡工作肯定很舒服，但我一直就想，我們第一批派出的民警不多，要想增加影響，坐在辦公室裡不接觸群眾，人家東帝汶人怎麼知道你在維和呀！坐在辦公室裡，是顯示不出作為一線警察的高素質的。我做了近十個月局長，吃了不少苦，但覺得工作有意義。
在UN，從民警總監到普通巡警，拿的是同樣津貼。UN的晉職機制比較公開公平。有空缺職位就貼出來，每個人都可以申請。我們第一批15位民警，不是所有的都有晉職，但所有的都幹得不錯。在UN職務並不代表業績。我們有個偵察員，一去就很快被任命為隊長。後來因為他是搞偵察的，願意和國際同行多交流交流，主動要求調到又苦又累的偵察隊，他工作非常出色，多次受表彰，後來在重組時，我曾考慮調他過來，給他任職，但帝力總局一直不放他，覺得他幹得太好了。我也多次說，我們不一定都要去爭取職務，只要每個人把本職工作做好，得到其他國家民警的認同和尊敬就達到目的了。
因為出發時部領導反覆說，要一炮打響，為以後派出做準備，所以無論對自己還是隊員，我要求都很嚴。因為我們是第一次派出，第一次形成印象後，很難改變。正因為第一批幹得比較好，條件也成熟了，我們就到UN總部向主管人事的官員提出增派人員的願望。後來通過國內的努力，我們又派了40個民警。那邊說，像我們第二次增派這麼大規模的很少，但由於我們第一批幹得比較出色，中國民警在任務區比較受歡迎。(轉自《中國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