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萬隆精神綻放新的光彩——寫在萬隆會議召開60周年之際

2020-12-24 人民網

1955年4月。萬隆。來自29個亞非國家和地區的代表團成員,共同走在從豪曼飯店到獨立大廈的路上。

雖然他們對祖國和世界的未來抱有不同夢想,但他們心中清楚,這是歷史上第一次由亞非國家自行發起召開、討論與亞非各國相關重大問題的國際會議。佔世界人口一半以上的「沉默的大多數」,將要發出長期以來埋藏在心底的聲音,以不同於殖民者的方式去贏得尊嚴和繁榮。

歷史就這樣鑄就了一座光芒四射的裡程碑。這次通過多邊主義、主權平等原則解決國際問題的嘗試,打破美蘇兩極格局,開闢出一個更公平、更有包容性的議事平臺;會上從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引申發展而來的「萬隆十原則」,奠定了亞非攜手合作的基礎,帶來了亞非兩洲復興期待已久的黎明。「團結、友誼、合作」的萬隆精神,如同一粒有著強大生命力的種子,撒入危機四伏的叢林當中,掀開了改變世界歷史的嶄新篇章。

60年之後,2015年4月,亞非領導人會議和萬隆會議60周年紀念活動在印尼舉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將與亞非國家領導人一起在萬隆重溫「歷史性步行」,攜手謀劃亞非新型戰略夥伴關係。穿越一個甲子的崢嶸歲月,萬隆精神將如何展現新的時代意義?

(一)

「歷史,總是在一些重要時間節點上更能勾起人們的回憶和反思。」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興起的非殖民化運動中,亞非拉民族獨立解放事業蓬勃發展。戰後初期,東亞、東南亞成為反帝鬥爭的中心地區,廣大前殖民地國家相繼贏得獨立。到20世紀50年代中期,連同二戰前已獨立的國家,在亞非兩大洲已湧現出30個獨立國家。恰如美國學者庫普錢的判斷,有史以來第一次,一個獨立的世界將不會擁有一個引力中心或者全球監護者。

回溯既往,從17世紀中葉的威斯特伐利亞會議、19世紀初期的維也納會議、到20世紀上半葉的凡爾賽會議、華盛頓會議、雅爾達會議等,歷史上每一次重大國際會議都是由大國、強國發起、主導和參加,而將弱小國家排除在門外。萬隆會議可謂亞非國家共同主宰自己命運的第一聲吶喊,開闢了一條「南南合作」的嶄新道路。發展中國家的「集體性崛起」,改變著當代國際關係的總格局,成為形成戰後國際秩序的新力量。

歷史將永遠銘記。萬隆會議通過的《亞非會議最後公報》,涵蓋了與會國在經濟合作、文化合作、人權和自決、附屬地人民問題、促進世界和平與合作等多個方面所達成的共識。公報中「關於促進世界和平和合作的宣言」,提出了載入史冊的十項原則,是亞非國家對國際關係準則的重要貢獻。在對各項議題進行深入討論的基礎上,會議形成了亞非各國人民團結一致、反對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爭取和維護民族獨立、保衛世界和平、增強各國人民友誼的萬隆精神。

這是世界歷史進程中劃時代的裡程碑。國際輿論盛讚,萬隆會議使「亞非人民產生了強烈的民族自尊感」,「是亞洲和非洲的勝利」。這片廣袤而古老的區域,作為一支獨立的新興力量,更加有力地登上了國際舞臺。

(二)

萬隆會議博物館內,「克什米爾公主號」飛機殘骸的巨幅圖片,訴說著悲壯的一幕——會議前夕,搭載中國代表團工作人員和中外記者的飛機從香港飛往雅加達途中因遭敵對勢力暗算而爆炸失事,11人遇難。

「它是一道傷疤,即便在60年後都還隱隱作痛。但它也是一種力量,不斷提醒我們萬隆精神的來之不易與和平共處的重要性,所以我們必須銘記。」萬隆會議博物館新聞官緹亞的話,代表了亞非國家愛好和平的人們共同的心聲。

當年萬隆會議的親歷者,曾這樣描述出席開幕式的各國代表:「戴著繡花小帽,用整幅彩色綢緞裹在身上的是賴比瑞亞人或者黃金海岸人。戴著紗帽,穿著馬褂的是緬甸人。用金箍罩住白紗頭巾,披著黑紗長袍的是沙烏地阿拉伯人。穿著薄紗繡花襯衣,繫著小領結的是菲律賓人。裹著厚厚的紫色毛布長袍,插著腰刀的是葉門人。一樣是穆斯林,土耳其人的帽子是紅的,印度尼西亞人的帽子是黑的,埃及人的帽子是白邊紅心的。一樣是帶著高領的制服,扣子少而比較短的是中國人,扣子多而長到膝蓋的是印度人……」

各具特色的衣著,呈現的是亞非國家民族文化乃至社會制度的多樣性。巨大的差異,顯而易見。開創性地求同,談何容易。

1954年,中國、印度、緬甸順應時代潮流,共同倡導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然而,剛剛起步的新興國家力量薄弱,內部不團結因素廣泛存在,各種各樣的矛盾糾紛和衝突不斷。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精神雖然得到各國普遍認同,但在實際操作過程中卻很難得到體現。

「我們的任務首先是彼此取得諒解,從諒解中將產生彼此間的更大的尊重,從尊重中將產生集體的行動。」時任印尼總統蘇加諾在會議開幕詞《讓新亞洲和新非洲誕生吧》中發出了強烈呼籲。

然而,如何真正實現各國間的「諒解」,卻是對外交智慧的艱巨考驗。會議的進程並非一帆風順。有些與會國代表在會上以挑釁的姿態相繼提出反共口號,並對中國進行誣衊攻擊,使會議瀕臨分裂邊緣。

關鍵時刻,周恩來總理走上了講臺——「中國代表團是來求團結而不是來吵架的」「中國代表團是來求同而不是來立異的」。

「(周恩來總理在會議)幾乎陷入僵局的時刻脫穎而出,成為會議明星,成為排難解紛、平息爭端、帶來和平的人物」「亞非會議上發生的一切事件中,最重要的也許是共產黨中國登上了歷史舞臺」。全程報導萬隆會議的美國記者鮑大可如此感慨。

菲律賓外長羅慕洛一度在萬隆會議上扮演「反共急先鋒」,但在同中國代表團的交道中,逐漸改變了看法。30年後,已經85歲的羅慕洛對《人民日報》記者道出了他對中國主張的由衷敬意。他永遠不會忘記,當時周恩來沒有在會上與他爭論,但在會外卻與他廣泛地交換了意見。羅慕洛感慨地說:「舉行萬隆會議時菲律賓同中國還沒有建交,而我和周恩來卻從那時起就建立了友誼,成了好朋友。」

一位與會代表回憶說,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當時在萬隆會場還沒有被所有與會國家代表所理解。面對如此情況,周恩來沒有堅持要求他們原封不動地接受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表述,而是本著平等協商的態度,儘量尊重他國的意見,推動形成了亞非會議的十項原則。

讓素昧平生、背景各異甚至持有敵意的人坐到一起,談出共識,這是何等的歷史奇蹟!

這個奇蹟,正是新中國外交首次在構建國際規則的舞臺上創造的。它讓人們深刻意識到萬隆精神彌足珍貴,是亞非國家共同歡迎的,是具有強大生命力的。

(三)

一部國際關係史,某種意義上說就是觀念演進、規則演化的歷史。

亞非會議確立的處理國家關係的十項原則對於國際秩序破舊立新的支撐作用,萬隆精神對於廣大發展中國家聯合自強、走向振興的激勵作用,更為世界矚目。歷史學家曾這樣形容「萬隆時代」——「第三世界國家像從帝國的灰燼中涅槃的鳳凰一樣,自由、和平、不結盟、勤奮……充滿公共美德」。

1960年5月5日,柬埔寨西哈努克親王在金邊機場歡迎來訪的周恩來總理時說了這樣一番話:「我國人民以及代表他們的政府深切地忠實於萬隆原則和聯合國的原則。只希望同世界其它國家和其它國家人民和平和友誼的相處,首先是同鄰國間的和平和友誼。我們貧窮和仍然不發達的小小祖國為了在一個如此充滿困難的世界裡生存下去,為了在那些已經大大獲得光明的國家旁邊能獲得它的幸福地位,十分迫切地需要這種和平和友誼。」

此時距離亞非會議召開已有5個年頭。作為一個贏得民族獨立不久的新生國家,柬埔寨從萬隆會議中看到了挺起身板、立於世界之林的希望之光。而中國則開始了前後長達50多年的援柬歷程,中國援助的紡織廠、玻璃器皿廠、水泥廠、體育館與國際村拔地而起,帶有中國印記的橋梁、道路四處延伸。

二戰結束後,正當亞非拉獲得民族獨立的新生國家開始探索自身發展道路之際,冷戰的大幕拉開了。是捲入超級大國的集團對抗,還是相互團結協作、堅持捍衛和平與獨立?萬隆會議正是廣大發展中國家在重要歷史關口做出的關鍵抉擇。萬隆精神剛剛出發時充滿了浪漫主義的色彩,也遭遇了無數從未經歷過的棘手難題,但亞非國家排除萬難的攜手探索,不離不棄的坦誠互助,終於讓它開枝散葉,成長為足以改變叢林生態的參天巨木。

英國著名的史學家霍爾在《東南亞史》一書中寫道:「萬隆會議在世界上是史無前例的,這次會議向全世界明確表示,發展中國家希望能參與國際事務,尤其是對極其重要的有關和平和合作問題的審理。」

尤其發人深思的是,萬隆精神雖然誕生在冷戰時代,但不以意識形態劃線。在「關於促進世界和平和合作的宣言」中,亞非會議明確提出自由與和平是相互依靠的,任何國家都有權按照《聯合國憲章》的宗旨和原則,自由選擇它們自己的政治和經濟制度和它們自己的生活方式。

在東西方冷戰對峙的大背景下,所謂「大家庭」「集團政治」「勢力範圍」等方式都沒有處理好國與國關係,反而帶來了矛盾、激化了局勢。萬隆精神,真正超越了冷戰的時空束縛,摒棄了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凝聚起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力量,為推動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新秩序作出了重要貢獻。

(四)

60年過去了,沒有硝煙卻令世界不寒而慄的冷戰早已成為歷史。46個亞洲國家、54個非洲國家成為聯合國會員國,佔聯合國會員的半數以上。2014年,亞非國家經濟總量佔世界的37.5%,比1970年增長47倍。但是應當看到,在全球經濟治理領域,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的話語權依舊處處受限。

不少發展中國家人民仍承受著貧困的煎熬。在非洲,儘管新世紀以來經濟整體發展迅猛,但是因為人口增長較快、經濟發展不平衡等因素,撒哈拉以南地區仍有超過1/4的人長期食物不足。部分已經脫貧的人口因為缺乏穩步提升生活水平的機會,面臨返貧的困擾。世界銀行的數據表明,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的印尼人口中,一半人前一年還生活在貧困線以上。

在世界不少角落,依舊籠罩著戰爭的烏雲。2014年,戰爭與衝突導致數千萬人逃離家園,成為二戰以來流離失所人數最多的年份。在中東,巴以衝突反覆激化,利比亞內亂不斷,伊拉克極端組織坐大,敘利亞戰端難平。有學者描述稱,當今中東的亂局與17世紀上半葉發生在歐洲大陸的三十年戰爭類似,「捲入力量多、爭奪烈度高、持續時間長」「衝突極有可能導致事件朝著更糟的方向發展」。

被公認是過去20年研究國際關係最具功力的學者羅伯特·基歐漢強調,國際制度和規則對維護國際關係穩定,有著極其重要作用。但現實中,國際關係中的不公正不平等現象依舊突出,一些強勢國家在國際準則之外行事的衝動並未完全停止。

從本世紀初的阿富汗、伊拉克,到西亞北非動蕩暴風眼中的利比亞、敘利亞,一些西方國家或明或暗、以種種方式幹涉別國內政,拋出了「主權觀念過時論」「人權高於主權論」等一系列論調,力圖把本國的政治制度、價值觀念強加於人,甚至以外部力量強行推動他國政權更迭。他們這樣做,帶來的不是和平安定,而是動蕩、動亂和災難。

如何推動世界和平與發展的事業取得新的突破?如何確保國家不分大小、強弱、貧富,都有平等參與國際事務的權利?如何保障各國自主選擇社會制度和發展道路的權利?人們在歷史追憶中尋覓現實問題的答案。

(五)

「凡益之道,與時偕行。」面對新形勢,弘揚萬隆精神,續寫萬隆事業——這是亞非國家人民的渴望,是推動建立新型國際關係、共同建設合作共贏美好世界的需要。

當今世界,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時代潮流更加強勁。各國的相互聯繫、相互依存不斷加深。在各國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過程中,「團結、友誼、合作」的萬隆精神,仍然有著勃勃生機。

如習近平主席所說,國與國之間,志同道合是夥伴,求同存異也是夥伴。傳統國際關係中經常看到的現象或是結盟,或是對抗。構建夥伴關係,是要在上述兩者之間走出一條「對話而不對抗,結伴而不結盟」的新路。習近平主席曾引用過這樣的精妙比喻:東南亞人民講「水漲荷花高」,非洲人民懂得「獨行快,眾行遠」,中國人常說「大河有水小河滿,小河有水大河滿」。不同的表述,體現出同一種精神,「只有合作共贏才能辦大事、辦好事、辦長久之事」。

萬隆精神的時代意義正在於此。在新的時代,理應超越更多束縛,催生更多「結伴」方式,鍛造更多「合作」路徑,去豐富國際規則的選擇,改善國際秩序的內涵。

去年,中國、印度、緬甸和國際社會共同紀念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發表60周年,習近平主席提出重要主張——堅持主權平等、堅持共同安全、堅持共同發展、堅持合作共贏、堅持包容互鑑、堅持公平正義。「六個堅持」,是中國決心、中國誠意、中國信念的鄭重宣示,受到國際社會的高度評價。

上個月,習近平主席出席博鰲亞洲論壇2015年年會開幕式並發表主旨演講,再次強調「推動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盡顯中國同世界各國攜手發展、合作共贏的真誠追求,引起廣泛共鳴。在國際格局深刻變化,利益日益多元的國際背景下,「命運共同體」的提出,擘畫了構建公正合理的國際秩序的藍圖,是萬隆精神彌足珍貴的時代創新。

「一帶一路」,願景與行動逐步展開,也是亞非國家共商、共建、共享的大舞臺。新興市場國家主要集中在亞非地區,「世界增長的引擎」與「希望的大陸」攜手,亞非發展合作前景廣闊,生機盎然,勢將進一步成長為推動世界和平與發展的重要力量,讓萬隆會議開闢的道路越走越寬廣。

作為萬隆會議的參與者、萬隆精神的倡導者、萬隆道路的踐行者,中國的理念經受了歷史的檢驗,並在實踐中不斷書寫歷史的新篇。

從闡述中國夢的世界意義,到提出和貫徹正確義利觀;從推動構建新型大國關係,到提出和踐行親誠惠容的周邊外交理念……這些年來,系統的中國方略、開放的中國胸懷、堅定的中國態度,讓中國成為國際舞臺上的引領者、推動者,凝聚起推動世界和平發展新的正能量。

在萬隆會議召開60周年之際,亞非國家領導人再次聚首,共同商討如何更好地弘揚萬隆精神。習近平主席出席亞非領導人會議和萬隆會議60周年紀念活動,充分顯示了中方推動亞非合作、促進亞非共同發展的堅定立場。面對人類面臨的共同挑戰,重溫「團結、友誼、合作」的萬隆精神,倡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運共同體意識,對亞非兩洲乃至整個世界,都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今天用它的新生拯救自身,明天以身作則拯救全世界。」歷史學家對「萬隆時代」的美好願景,正在變為現實。

如果說60年前的亞非會議是「必須用金筆寫下的歷史」,那麼今天,亞非國家更懂得「團結就是力量」的道理。身處這個時代,我們有理由與時俱進地用萬隆精神推進國際秩序改善,讓國際規則更加公正合理,讓世界經濟更加開放有序,讓國際和地區和平更加穩定,讓地區合作向更深層次推進。

期待亞非領導人會議取得更大成就,期待萬隆精神綻放新的光彩。

《 人民日報 》( 2015年04月22日 0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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