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對於以學術為志業的人而言,博士生涯是他們必須走過的一段漫長旅程,朝向知識聖殿的光亮,艱辛而孤獨地前行。象牙塔之外的人們看向博士的眼光是複雜的,有仰慕歆羨,有敬而遠之,隨著從女博士的汙名化到博士生的心理問題等負面話題的反覆出現,更多的是疑慮和不解。
在這樣的背景下,澎湃新聞思想市場欄目特別推出「象牙塔之巔」專題,邀請不同國家不同學科的博士們講述自己的經歷、研究以及對這段生涯的反思。相比於「為什麼讀博」和「讀博有什麼用」,本專題更希望回答「讀博的意義是什麼」這一問題。在一系列文章中,我們將看到個人的困惑和抉擇,學科的樣貌和特色,也會看到更大的社會結構如何以不同的方式和個體的學術經驗聯結成整體。
博士生涯的開端:我為什麼選擇研究農民工
跟很多去海外名校求學的博士生不太一樣,我在出國前的學業並沒有太出色,一直就是中上水平,也不像很多學霸一樣,有自己獨到的學習方法,而是屬於慵懶混沌的、喜歡享樂的、不出挑的學生。出國之後也並沒有感覺自己的英語水平有了突飛猛進。因此我的經歷可能值得那些對學術有熱情,但是自認為資質平平的朋友們參考。
當年申請碩士時談不上有多少學術興趣,主要是因為不想工作,想有更多時間週遊世界。在讀博士之前的四五年裡,我平均每年花一兩個月時間旅行。而申請博士則是綜合考慮的結果——對性別研究感興趣,想進一步探索;不想工作;正好拿到了獎學金;碩士期間在諾丁漢大學交換時「文化研究」課程的論文拿了高分,增加了信心。此外,作為上海人,出生求學都在魔都,想著如果能有一大段時間遠離父母和出生地,有些事情可能會看得更加清楚。
在申請博士時,我提交的研究計劃是圍繞社會對於女博士的汙名化來展開的。2010年10月開始讀博士之後,恰逢富士康連環連跳事件,我把研究對象由女博士換成了農民工。一方面,由於我碩士階段的研究對象是女博士,對女博士是「第三種人」的說法進行了批判,感覺博士論文再寫這個話題,已經沒太多研究亮點。另一方面,女博士儘管會受到性別歧視,但在社會經濟地位上還是有一定優勢,而農民工群體可能會受到性別、階層與戶口等多重歧視,因此我把研究對象從女博士改為農民工。在閱讀了一定的學術文獻之後,我發現有關農民工的英文定性文獻主要關注的是廣東的工廠女工,而服務行業的工人,尤其是男性工人,更少受到關注,於是我決定做上海服務行業工人的研究。
我所在的倫敦政治經濟學院(LSE)性別研究所(Gender Institute,現改名為Department of Gender Studies)據說是英國最大的性別研究中心,博士生以歐美白人為主,我是該研究所畢業的第一個中國博士生,也是迄今為止唯一一個。研究所裡並沒有老師做中國研究。我的導師Diane Perrons教授是英國人,做性別與勞動經濟學的研究。性別研究是跨學科的,以定性研究為主,對英語的要求很高。我們研究所不少老師和學生的母語都是英語,並且本科讀的是英國文學。平時老師布置的閱讀材料,很大一部分艱澀難懂,例如Butler、Spivak等學者的著作,語言風格晦澀為其一大特徵,而她們的文獻永遠在必讀文獻列表內。我雖然讀起來津津有味,也自覺這些學者對我的啟發很大,但並不確知自己的理解是否真的就是作者本意。
博士一、二年級應該是我閱讀最廣泛的階段。在一年級時性別研究所有兩門性別相關的必修課,當時接觸到的批判性的性別理論直接影響了我的「三觀」,使我坦然接受「女權主義者」這一標籤。同時,我也旁聽了性別研究所開的其他選修課,以及社會政策、社會學、人類學等學院開的各種課程,同時也修了兩三門方法論的課程,參加了各種方法論的工作坊。LSE有個方法論研究所(Methodology Institute),給學校的博士生提供方法課程和各種工作坊,是非常好的平臺。通過這個平臺,我了解了很多不同的定性研究方法,也為自己在工作後開設《定性研究方法》的課程打下基礎。
田野調查:在飯店打工比閱讀寫作更辛苦
在確定好論文的研究對象之後,在2011年5月有個May Review,需要提交一份詳細的研究計劃、包括文獻綜述和方法論,然後參加答辯。通過這個答辯之後,就可以去收集數據了。我順利通過答辯之後,就開始動身回國做先期調研(pilot interview)。當時導師建議我花三個月做些訪談就行了,我堅持要去飯店打工,做參與式觀察。因為相對於參與式觀察,訪談能了解到的情況還是有很大局限性。
在先期調研中,我分別在四個飯店裡採訪了10位餐飲業從業人員,其中9位是外地來滬打工人員。這四個飯店包括人均800元的高檔飯店,人均100元左右的本幫菜飯店和人均10元的快餐店。考慮到我想在同一個空間儘可能多地觀察到外地來滬人員的人生經歷,我最終確定了在一家有300名員工的大型飯店做參與式觀察。
2011年12月我開始正式進入飯店打工,我跟經理說我博士論文想寫農民工的人生經歷,希望能在飯店收集數據,願意免費打工。當時正逢春節,飯店缺人手,經理欣然答應。在最初三、四個月,我做一休一,一天從早9點半工作到晚上9點,第二天在圖書館寫作,錄入觀察筆記和訪談筆記。在我工作沒多久之後,飯店開始招「鐘點工」,即按小時付費的兼職工人。經理也開始按鐘點工價格付我工資,每小時10元酬勞。我在飯店主要當服務員和傳菜員。服務員的主要任務包括點單、上菜、拿酒水、客人走後收拾桌面、洗杯子、打掃飯店等。傳菜員主要負責把菜從後廚傳到大堂或者包間,由服務員接手端到桌面上。
在倫敦讀書的第一年,閱讀和寫作的強度是比較大的。但這還是不能跟飯店的工作強度比。對於一個普通工人而言,一天要在飯店呆12個小時,在春節期間一周只有半天休息時間。忙的時候一個服務員要同時負責6-8張桌子,有時嫌走路太慢,就以小跑來代替。剛開始工作那幾天,回到家累得不想說話,同時也在反思為什麼服務員工作強度這麼大,收入卻這麼低,感嘆社會不公。飯店的員工宿舍就在飯店旁邊,我本打算入職之後就搬進去,但考慮到宿舍窗戶一直開著,天寒地凍沒有空調,當時我正在感冒,就等到感冒好了之後再搬入宿舍。女服務員的制服配有圍裙,每個服務員都隨身攜帶紙和筆,方便點菜。這一裝備使得我能夠在飯店時不時記錄觀察筆記,且並不顯得突兀。每天下午1點半(如果能準時下班的話)到4點是休息吃飯時間,我就利用這塊時間,對員工進行一對一訪談。
圖:飯店宿舍照片,作者攝於2012年
在飯店打工時的酸甜苦辣真是一言難盡,既得到過同事們的幫助,也遭遇過領班的責罵;既傾聽過工友們最隱秘的心事,也遭受過工友的白眼與不解;既受到過顧客的表揚,也遇到過客人的侮辱;既和同事們一起逛街購物,也遭遇過同事的性騷擾;既為工友們遭遇過的不公而出頭,也因無力改變現實而無奈。在飯店的打工過程中,我也不斷反思自己的positionality(位置性),以及我的出現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了田野數據的收集和我對他們行為的解讀。飯店打工的各種經歷化作我寫論文的動力,並部分呈現在我論文的「方法論」章節,以及書稿的附錄裡。
在飯店打工伊始,每天的觀察筆記可以寫將近一萬字,因為一切都很新鮮,覺得值得記錄。在逐漸適應飯店的環境之後,筆記也隨之減少。到了打工第三個月時,最少的時候,一天的觀察筆記只有1千字左右。雖然前後總共寫了26萬多字田野筆記和訪談筆記(這並不包括訪談轉錄出的錄音稿),但最終放進論文裡的僅僅是一小部分。
研究者自己直接做觀察工具是很不容易的,尤其在一開始,既要全天在飯店呆12個小時,第二天又要在圖書館寫將近一萬字的訪談筆記,有種身心俱疲感。此外,在飯店與同事的交流中發現,絕大多數同事都出生於農村多子女家庭,不少女工的家庭都重男輕女,經常聽說女工把打工掙來的錢補貼弟弟的學費、哥哥的彩禮錢或者醫藥費。頭幾天在圖書館寫觀察筆記時,想到有位女工的經歷,再反省一下自己時不時來一杯星巴克的中產生活,不禁悲從中來,在圖書館淚流不止。但隨著打工的推進,我慢慢適應了飯店的節奏,觀察筆記的字數逐日減少,情緒上的起伏也變得更小。
在博士第一年的May Review時,我基於女權主義理論中主觀能動性(agency)、主體性(subjectivity)的概念,和Gallup Survey裡對於wellbeing(福祉,生活滿意度)的定義,設計了wellbeing 5個維度測量方式,並把它們融入了訪談提綱中。但在實際進入田野之後發現,工人的生活遠比wellbeing這5個維度所囊括的要複雜,因此我重新調整了訪談提綱。我的一手數據來源不光是訪談,也包括了大量的觀察。通過參與式觀察收集到的數據主要呈現在論文的工作和休閒娛樂這兩個實證章節。基於親身參與,我獲得了大量通過訪談所無法得知的細節,例如飯店作為一個性別化與等級化的體制(regime)是如何運作的,以及工人在工作場域的互動等;而用訪談法收集的數據主要呈現在親密關係這一章,因為工人與伴侶以及父母的互動很難在飯店裡被觀察到。
在2011年左右,「新生代農民工」頻繁出現在政府報告和媒體中。根據報導,「新生代農民工」外出打工的動機與第一代農民工有明顯不同,他們打工是為了追求自我實現和新的體驗,為了看世界,而老一代更可能為了經濟收益外出打工。我在沒有進入田野時計劃把研究對象聚焦於「新生代農民工」,但實際調研之後發現,這兩代農民工無法按照打工動機或者性格特徵來清晰分界。在我周圍的「80後」和「90後」農民工打工的主要目的也是為了經濟收益。和「70」後農民工類似,他們大多孝順父母,比較節儉,善於存錢,並且認為最終的歸宿還是在老家或者老家附近的縣城。
論文寫作:諸多困難和應對策略
從2011年到2012年,在飯店斷斷續續工作了6,7個月之後,我於12年秋天回到學校開始撰寫論文。有關論文的布局,是我在田野結束後,在撰寫第一個實證章節之前就定好的。考慮到對飯店工人而言,佔據他們生命中最重要的三塊就是工作、家庭和休閒娛樂,因此實證章節就是按照這三塊做的劃分。
萬事開頭難,第一個實證章節是寫得最吃力的。在飯店打工期間寫了超過26萬字的觀察筆記和訪談筆記,在一大堆材料中抽絲剝繭比較困難。第一個實證章節我決定寫性別化的飯店體制以及身在其中的工人。但如何在一萬字內把複雜的飯店運作機制及其與工人性別化的主體性之間的關係講清楚不太容易。第一個實證章節是我耗時最長的一章,從2012年9月底開始寫,到2013年年底才改出一個比較滿意的版本。2013年除了在學校當教學助教、回訪田野,差不多都在修改這一章(見截圖)。直到這章改得差不多之後,才開始第二個實證章節的寫作。在寫之後幾個實證章節時,速度就快多了,差不多每章花4個月時間。在論文的初稿寫完之後,又對第一個實證章節修改了十幾稿。
截圖:論文第4章的修改歷史。
我撰寫實證章節的經驗可能也適用於其他主題的定性研究寫作。總結起來,數據的呈現要避免報告文體,即,避免太多小標題、整個章節需要在論點上保持一慣性,需要與理論對話;由於定性研究中案例的局限,在寫作上還要注意避免generalisation(普世化)的用語,因為單個案例的觀察無法推斷出普世的結論;此外,需要在論文裡區分,哪些是研究者的解讀,哪些是被訪者的感想。在教學過程中,我發現不少研究生在呈現定性論文的數據時在這點還做得不夠,讀者有時不明白某個觀點到底是研究者的還是被訪者的。
在2013-2014年,每年我都趁假期回上海的飯店打工,觀察飯店和員工的變化。在進行田野調研時,每個月月底,我都會寫一份英文的月度報告(monthly report),發給導師,與她交流。前後寫了7份月度報告,總字數超過2萬字英文。月度報告一方面可以幫助自己整理思路,反思什麼是最重要的發現;另一方面,由于田野筆記基本採用中文撰寫,而博士論文需要用英文寫作,那麼月度報告起到了一個中介的過程,為最終的英文論文寫作打基礎。這7份報告中的大多數內容都放到了最後的論文之中。我發現田野報告的撰寫對論文寫作非常有用,打算長期做田野的研究生們或許可以參考。
在2011年的May Review通過之後,一直到畢業答辯之前,學院對博士生都沒有其他考核。在讀博士期間,除了一年級的兩門必修課,也沒有其他強制課程。與美國的大學相比,英國大學裡對於博士生的培養方式更加「散養」,並不需要密集地在頭兩年選修很多課(LSE的經濟學博士學位除外,經濟學的培養模式更接近美國學制)。這樣的博士生培養方式可能更適合自律自覺有清晰規劃的學生,但對於自控能力差的學生而言可能美國的培養方式更加合適。
四年的時間對於完成基於半年以上田野調研的博士論文,時間是有點緊。第一章實證章節耗時一年多,也是大大超過我的預期。此外,英語水平的局限也使我的寫作快不起來。我直到碩士二年級才第一次用英語撰寫了超過一千字的學術論文,因此對於要用英語來完成一篇八九萬字的基於定性研究的博士論文,還是有不小挑戰的。再加上資質平平,英語水平進展緩慢,寫出的章節時不時被導師批評:語言有待提高。英國是導師負責制,導師的評價對博士生至關重要,因為導師是除了你之外最了解你論文的人。正因為太過於依賴導師的評價,當我在博士四年級時看到導師在我寫的論文某一處批註「Bad English」時,簡直讓我觸目驚心,心跳加速,心情非常低落。
有不少研究和媒體都提到過博士生的心理問題,抑鬱症是博士生中常見的心理問題,我周圍不少社會科學領域的博士生都有抑鬱、焦慮等症狀。在論文寫作的最後一年,我開始沒有了雙休日,生活單調了許多。每天上午、下午和晚上都泡在SOAS(倫敦亞非學院)的圖書館,有時候一天說不上10句話。每個人都有自己對於壓力的應對策略。現在回想起來,我的應對策略包括:1)儘量每周和朋友聚餐、看電影看劇一次。當初選擇在倫敦讀書,主要是因為很喜歡這個城市。在課餘我經常健身、看各種話劇音樂劇、逛博物館、品嘗美食,和朋友聚餐,也會經常出去旅遊。因為一直秉持著這樣的觀念:博士論文只是生活的一部分,雖然是很重要的一部分,但我不可能讓生活中只有論文;2)打坐。在論文寫到天昏地暗時,我在一個周末參加了兩天的meditation retreat(禪修退隱活動),那兩天禁語禪修,基本沒有看書寫字,使得身心得到了極大舒緩;3)學校的諮詢服務。包括指導博士生如何應對論文答辯的諮詢服務以及緩解焦慮的心理諮詢服務,這些對我都很有幫助。
在文章開頭我提到了,我是慵懶享樂型的,因此不喜歡過於push自己,不喜歡壓力太大的生活。此外,對於未來的不確定性,對於自身能力的懷疑,也使我不想這麼快畢業。因此我申請了延期一年提交博士論文。本來還想繼續延期,但我導師認為我的論文已經寫得差不多了,她實在看不到需要繼續延期的理由,於是我就不情願不自信地於2015年6月提交了。
論文發表、出版、就業,以及人生的困惑與修行
在博士論文提交之後,我花了兩周時間匆匆把博士論文的某幾章改成了三四篇期刊論文投了出去,然後就去歐洲大陸見了一圈朋友。事後有朋友提醒我說,博士論文和期刊論文的規範很不同,建議我好好修改之後再投,最好不要太草率。事實證明確實如此,匆匆投出去的論文,除了一篇很快被China Quarterly接收之外,其他幾篇都被拒了。考慮到我和我導師一致認為我的博士論文適合出書,而不是拆成一篇篇論文發表,而出版社編輯並不歡迎書稿中有很多內容已經被發表,因此我就沒有再繼續進行論文投稿。雖然在國內很多大學的教師考評體系中,出一本英文專著的業績可能僅僅相當於發表了一篇SSCI論文,而把博士論文拆成可以發表的論文更加「划算」,但我不想犧牲這個民族志研究的完整性。
我一直在思考自己的論文對社會到底有什麼價值,不希望自己只是刺探了別人的生活,滿足自己的求知慾,換來畢業文憑。在打工時我寫信給區政府,反映了農民工的住宿窘境,然而並沒有得到積極回應;之後寫了篇講公租房為何無法覆蓋農民工群體的論文,後來轉化為政策建議,得到了領導的批示,不知後續政府是否會採取相應措施。在論文提交後,為了使得論文能轉化為大眾能理解的語言,我在倫敦中央聖馬丁藝術學院參加了一學期的劇本寫作課,開始把打工的經歷融入劇本寫作,期待有朝一日農民工的經歷能以影視作品的形式為更多人所知。
在參加劇本寫作課的間隙,我參加了博士論文答辯。兩位答辯老師是牛津大學的Rachel Murphy教授和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的Bang Shin Hyun副教授。他們對我的博士論文評價很高,我居然神奇地無修改通過(pass with no further corrections)。我導師稱在她幾十年的學術生涯中,印象中沒有見過如此正面的評審報告。我作為研究所裡畢業的第一個中國博士生,論文居然得到如此正面的評價,當時也挺為自己驕傲的。答辯之後,我基於博士論文寫了一個書稿大綱(book proposal),投了幾家大學出版社(university presses),然後於2015年11月參加了畢業典禮,於2016年1月收拾行李,打道回滬。
在投出書稿大綱之後,好幾家大學出版社都表示出興趣,但基本都要求我把修改完的書稿發給他們,並且書稿不能有博士論文的痕跡。當時忙於跨國搬家、工作入職等事務,修改書稿就被耽誤了。入職之後,正好有一個在Palgrave出版社的出版機會,考慮到大學出版社的等待時期會很長,我就在2016年初和Palgrave籤了合同,但書稿直到18年才提交。要把博士論文的痕跡去掉,要把第一章Introduction寫得引人入勝,還是需要花功夫的。在與Palgrave籤訂合同後一年,杜克大學出版社還來問過我書稿的修改情況。雖然能在最好的大學出版社出書可能會是學術生涯的一件大事,但青年學者可能需要在出版社的聲譽、出版時間和高校的教師考聘制度中做個權衡。如果重新來一次的話,我可能會在導師認可的情況下,按照學術著作的文風來寫博士論文,這樣在後期修改時就會節省很多時間,也可以嘗試投稿聲譽更高的大學出版社。因為在博士論文寫完之後就面臨著畢業,開始新的工作,開展新的研究,或是移民到另一個國家,可能沒有太多時間精力去修改書稿。從書稿投出到最終出版也是個冗長的過程。此外,基於博士論文寫出的書稿大綱,最好請朋友和導師看一下。自認為寫得成熟了再投出去,不然可能會浪費很多寶貴的機會。因為最好的大學出版社屈指可數,每一次投稿都要謹慎對待。
圖:新書封面
在2015年畢業論文完成時,我論文的創新點包括把男女農民工的經歷放在同一場景裡進行觀察,並且用工作、婚戀和休閒娛樂這三個角度來嘗試建構他們的生活全景圖,並分析了性別化的社會期待、工作體制與他們的主體性與主觀能動性之間的關聯。並用性別研究中常用的intersectionality(交叉性)的方法,分析性別、階層和戶口從中起了什麼作用。我發現,男農民工在服務行業並不佔性別優勢,反而會因為「沒出息」遭受到女工的嘲笑。由於性別比失衡,單身男工在婚戀中也處於一定劣勢,訂親時的聘禮成為他們家庭沉重的負擔。正因為在工作場合以及婚戀中的焦慮,使得他們在休閒娛樂中沉溺於賭博,然而十賭九輸,賭博反而加劇了他們在經濟方面的劣勢。距離博士論文完成時隔三四年,最新的中英文文獻開始出現比較男女工人不同經歷的視角,但並沒有文獻提到佔他們生活重心的工作、婚戀和休閒娛樂這三塊是如何相互影響的。
圖:新書目錄(電子版)
博士論文不光反映了我個人的生命成長曆程,也是飯店和工人的變遷史。從我2011年開始實地調研,距今7年過去了。我和幾十位工友加了微信和QQ,偶爾也會交流一下近況,回上海之後,也會時不時去飯店探訪。無論飯店、工友和我個人都經歷了諸多變化。儘管懷有對美好生活的嚮往,但很多工人從飯店離職之後,很可能去工廠打工、成為外賣小哥或者去開黑車。沒有聽說有誰發家致富、或者拿到了上海戶口的。遙想在建國前,由於戰亂,我祖父母輩從江蘇逃難到上海靜安寺附近,一開始生活想必艱辛異常,但他們得以憑自己辛勤勞動,在上海紮根落戶,在國企工作,有穩定住房和社保,作為後代的我們才會有各種他們當年無法想像的機會。而在如今更加穩定的社會結構之下,外地來滬打工者已經很難在上海定居。
在準備博士論文答辯時,我在LSE Blog上看到Remler(2014)提供的一組數據,說是82%的人文學科的論文出版之後不會被引用,社科類論文不會被引用的比例接近1/3,很多出版了的學術書也是無人問津。當時感覺到一種幻滅,因為不少學術工作者都抱有改變世界的理想。要承認自己的局限性,接受自己只是普通人,接受自己的論文可能很少被人閱讀與引用,接受你可能根本無力改變世界,對於心高氣傲有情懷的學者而言,是困難的。
當意識到學術解決不了我的很多人生困惑之後,我於2016年2月獨自去了泰國北部森林寺院禪修。我一直比較嚮往馬斯洛晚年提到的「self-transcendence」(自我超越)的體驗,以及佛教所說的「無我」境界。在禪修前後,我一直在思考出家的可能性,以及學術生活的局限性。可惜慧根尚淺,也有可能出家的緣分還沒到,回國之後第二天,就遇到了我現在的老公。
我在博士論文即將完成之際開始找工作。雖然碩士就讀於上海交通大學,但考慮到交大以理工科見長,因此從未想過回母校任職。但當時正好交大的張杰校長在倫敦帝國理工學院開了個招聘宣講會兼校友見面會,我和同是交大畢業的好友一起去。張校長提到了交大對於文科院系的重視,使我受到了鼓舞,於是我就順手遞交了紙質版簡歷。張校長之後把我簡歷轉交給國際與公共事務學院前院長鍾楊教授,我就趁著2015年4月回國參加家人婚禮的間隙參加了面試,並順利通過。我於2016年1月正式畢業回國,機緣巧合地來到國務學院任職至今。與博士階段只需把重心放在論文上不同,工作之後的任務和壓力是多方面的——授課、帶碩士生、開始新的研究、參加學生論文開題和答辯等等。我在寫書稿大綱時瀏覽了一些出書指南,裡面提到博士論文最終轉化為圖書出版的平均耗時為5至6年。當時不明白為何需要這麼長時間,現在懂了。因此,如果能在博士畢業後拿到全額贊助,做1到2年博士後,消化博士期間的積累,那也是很好的。
雖然在工作後,籤訂的是「非升即走」的合同,工作壓力不可謂不大,但工作三年以來,心態平和許多。正如項飈老師所言,「學術做得怎麼樣,真不是聰明不聰明或者訓練好不好的問題,而是態度問題、取向問題、立場問題和風格問題」。我傾向於認為,學術是我適合併喜歡的職業,從中也能獲得不少滿足感,但學術只是生活的一部分,人生修行路漫漫,如何接受自己的不完美,如何心平氣和地生活,如何少關注自我,多擁抱世界,是一生的功課。
書籍信息:Shen, Y. (2019).Beyond tears and laughter: gender, migration and the service sector in China, Palgrave,https://www.palgrave.com/cn/book/9789811358166
基于田野調研發表的論文:Shen, Y. (2016). Filial Daughters? Agency and Subjectivity of Rural Migrant Women in Shanghai. The China Quarterly, vol. 226, pp. 519-537.
沈洋,2015年11月獲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哲學博士學位,性別研究方向,2016年至今為上海交通大學國際與公共事務學院助理教授,中國城市治理研究院助理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