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列於西安碑林的《孔子廟堂碑》，其原碑由初唐四大家之一的虞世南奉敕撰文並書寫，又蒙相王李旦（後來的唐睿宗）親筆篆額，曾屹立在唐長安城國子監內最顯要的位置上，供朝臣和貴胄子弟們瞻仰。它雖出自名家之手又受皇室蔭護，但也未能躲過唐末戰亂的劫難。直至宋代王彥超據舊拓重新摹刻一石，才讓這方千古名碑得以重生。其重刻之碑在西安碑林的庇佑下傳承至今。
這方宋代重刻的《孔子廟堂碑》通高280釐米，寬110釐米。額題「孔子廟堂之碑」，2行，每行3字，篆書。碑文34行，滿行65字，楷書。安祚刻字。
《孔子廟堂碑》源起於唐武德九年（626）十二月。是時，剛剛登基的太宗皇帝李世民下詔，要在長安城國子監內興建專用於祭拜先聖孔子的廟堂，這在當時算是一項提升孔子地位的歷史性舉措。因為在此之前，國子監內並無單獨的孔廟，對儒家創始人孔子的祭祀是與周公的祭祀一同進行的，並且是以周公為主位，孔子享配祀。太宗皇帝的詔令將孔子提升到至聖先師的地位，不但為他單獨修建了宏偉的廟堂，還定下了「主祀孔子，顏回配享」的廟堂格局。孔廟建成之後，國子祭酒楊師道等奏請勒碑記頌，於是太宗皇帝詔令虞世南撰文並書丹刻石，此即《孔子廟堂碑》。碑文中未刻建碑年月，因唐武德九年年底才下詔始建孔子廟堂，據此推算，碑石的建成最早應在第二年，即貞觀元年（627）以後。
太宗皇帝將撰、書碑文兩項重任交由虞世南一人完成，足以想見虞世南在初唐文壇中的地位。事實上，虞世南在以書法揚名之前，已經憑藉深厚的學識和才華名重朝野。隋大業年間，虞世南編纂了一百六十卷的《北堂書鈔》，又與其他文學之士編纂《長洲玉鏡》等類書十餘部，此後大行於世，成為一代名儒。入唐後，他雕文絕世的才華甚為太宗器重，官至秘書監，封永興公。唐貞觀年間，虞世南奉敕與歐陽詢在弘文館教示楷法，其書法與歐陽詢併名於世。太宗皇帝曾賜予虞世南五絕的讚譽，稱：「世南一人，有出世之才，遂兼五絕。一曰忠讜，二曰友悌，三曰博文，四曰詞藻，五曰書翰。」因此，當太宗皇帝決意刊刻這方分量極重的紀頌碑時，把撰、書的重任交到了有「出世之才」的虞世南手中。落成後的孔子廟堂位於國子監內緊鄰大門的顯著位置上，而虞世南撰、書的《孔子廟堂碑》得以在此蜚聲海內。
據傳原碑在刻成後不久就遭遇火災而焚毀，武周時期武則天敕令相王李旦重建，刻成後由李旦親自以篆書題寫「大周孔子廟堂之碑」的碑額。另一說為，武周時期原碑未毀，只是由李旦奉敕加刻碑額。此二說至今尚無定論，給這塊名碑撲朔迷離的身世又增添了一個謎團。但可以肯定的是，唐代所刻之碑在唐末五代時即已毀失，直到北宋初年永興軍節度使王彥超據舊拓摹刻一方，立於京兆府孔廟之內，後來入藏西安碑林，成為虞世南傳承至今的唯一書跡刻石。
從唐太宗對虞世南的評價中，我們可以看出虞世南是一位溫良、儒雅的謙謙君子，所謂「君子藏器」，其文風、書風也因此帶有幾分含而不露的內斂之氣。《孔子廟堂碑》作為虞書的代表，其用筆含蓄穩健，筆畫轉折處少一分銳硬的頓挫感；結體平實端莊，但又不失從容不迫的舒展。正如《續書斷》所言：「故其為書，氣秀色潤，意和筆調，然而內含剛特，謹守法度，柔而莫瀆，如其為人。」如能細讀碑文，還可體味到其熠熠文採之中蘊含的沉雄、莊重感，當之無愧是「字如其人，文如其人」。
（原載於《風雨滄桑九百年：圖說西安碑林》 西北大學出版社）
孔子廟堂碑拓片。
孔子廟堂碑拓片（局部）。
編輯：秦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