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來紹興文風熾盛，文人輩出。
根據《紹興縣誌資料》統計：從順治元年(即公元1644年)至宣統三年(即公元1911年)，紹興學子中進士者636人，舉人者竟達2361人。
紹興文人的「生產率」十分平穩且輸出質量高，一句「天下師爺出紹興」就可見紹興文人是能幹大事的。
紹興周氏素為當地望族。明代嘉靖年間，周氏族人遷居紹興城內保祐橋河沿，是為周恩來先祖。保祐橋周氏祖居原名曰「錫養堂」。如今的周氏祖居旁有周恩來紀念館，廳內矗立著身著戎裝的周恩來漢白玉雕像，楹柱上懸掛著「為國為民孺子牛，任勞任怨絕代尹」的對聯，高度概括了偉人一生。
蔡元培也是紹興人，其故居堂門上高懸一塊「翰林」匾額，因為蔡元培26歲考中進士被清廷授予翰林院編修，原匾為清廷所賜。
講紹興文人繞不開魯迅，魯迅在周家新臺門內度過了他的童年和少年時代，這兒留下了許多耐人尋味的蹤跡。魯迅講到的「三味書屋」蘊含文人產生的家風條件，這就是「三味」的含義：「布衣暖，菜根香，詩書滋味長。」
紹興大街上寫著廣告詞「書聖故裡」，王羲之《蘭亭集序》顧後且瞻前，惆悵而眷戀。該序以蠶繭紙、鼠須筆書寫，二十八行，三百二十四字，盡美盡善。據說，其真跡被唐太宗陪葬於昭陵，傳世者皆為摹本。
紹興城中，王羲之將舊居捐出建成的「戒珠寺」內，陳列著一系列王羲之的名帖，顯示出歷史上南渡後紛亂時代裡文人身心的疲頓和不快。
其後的陸遊、王陽明、徐渭、張岱、魯迅等等山陰文人，也是一樣的與筆作伴，與不愉快作伴，人世命運就這樣時暖時寒。
陸遊沒有照片，後人只能依據《劍南詩稿》等文本來描繪其肖像：嶙峋如會稽山，孤寒如山陰雪。其實呢，陸遊還是「山陰情種」，沈園裡充滿了「錯、錯、錯」「莫、莫、莫』』和「難、難、難」「瞞、瞞、瞞」的愛，飄蕩著他撕心裂肺的斷腸聲。
李白的《夢遊天姥吟留別》，最好的句子並非關於山陰夢中幻象，而在於結尾處痛心疾首：「世間行樂亦如此，古來萬事東流水。別君去兮何時還？且放白鹿青崖間。須行即騎訪名山。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一個惆悵的詩人在吶喊。
紹興的張岱，是明末清初史學家、文學家，號古劍老人，一個同樣任誕、簡傲、排調之人，一直在詩歌和想像中尋求靈魂的自救。至今，紹興還有他的「快園」。
把紹興的地域文化拉長了看，自杭州錢塘江啟程，經山陰、剡溪、天姥山、臨海、天台山，終結於東海，簡直就是一條「唐詩之路」。李白、杜甫、孟浩然等等四百餘位唐代詩人，在這長約一百八十公裡的水路山路上，乘舟、騎驢、步行，寫下約一千六百餘首詩篇。
這條唐詩之路，吸引無數後世文人騷客，奔向山陰吳越。
如今的山陰路上，四面蔥蘢，一路題滿詩句，署名為謝靈運、李白、杜甫、孟浩然、韋應物、朱慶餘、王勃、賀知章、許渾、宋之問、杜牧、蘇東坡、陸經、林逋、李漁、鬱達夫……歷代詩人打破時間界限，在此歡聚一堂。
紹興可不僅是詩詞歌賦，筆墨文章，這裡也是血性肝膽、豪氣幹雲，此處可謂既是名人雅士之地，又是報仇雪恥之鄉。
以前的有勾踐、陸遊、徐渭，後來的是徐錫麟、秋瑾、魯迅，他們或者在古越大地上馳騁，或者在書本素紙上彷徨，目的都是報仇雪恥。
會稽山以南，龍泉，就是中國鑄劍業肇始之地。《越絕書》記載，越王勾踐曾特請龍泉鑄劍師歐冶子，鑄造出五把名劍：湛廬，純鈞，勝邪，魚腸，巨闕——清湛的草廬，純粹的力量，正義的勝利，微弱的柔腸，巨闊的城池……以劍名來言志、抒情，是不是比一支筆更有說服力呢。
1203年，辛棄疾任職紹興府，與陸遊在這裡惺惺相惜，一同寫「夜闌臥聽風吹雨，鐵馬冰河人夢來」、「自恨不如雲際雁，南來猶得過中原」、「千古興亡多少事？悠悠。不盡長江滾滾流。」紹興草木舊，胸中波難平，兩人「提刀獨立顧八荒」——那嵌有黃金紋的金錯刀啊！
1210年，85歲的陸遊去世，臨終絕筆：「但悲不見九州同。」
秋瑾，自號「鑑湖女俠」，是第一個為推翻數千年封建統治而犧牲的女英雄 ，1907年7月15日凌晨，秋瑾從容就義於紹興軒亭口，年僅32歲。
天地悠悠，此地永遠留下了她的足跡和身影、還有溫暖的呼吸。「雖千萬人，吾往矣」。
紹興，就是筆與刀，筆尖墨、刀刃血。筆的偉大，成於刀的失敗。
紹興文武兼備，如此卓越，與地方官員大儒密不可分。范文正公曾以吏部郎的身份於1038年出知越州，在此親手浚通了一方枯泉，取名「清白泉」，並在旁邊建造了「清白堂」，即「清白而有德義，為官師之規」之意。
明代南大吉任紹興太守，心學大師王陽明為這個弟子寫《親民堂記》。其曰：「南子元善之治越也，過陽明子而問政焉。陽明子曰：政在親民。」南大吉遂將府署蒞政之堂命名為「親民堂」，他說：「吾以親民為職者也。吾務親吾之民，以求明吾之明德也夫！」
於是此地，千年禮門莊重，安仁宅以衍生，子弟堂堂正正，映風流之萬載。只有在紹興，才切身悟出「白頭夫妻三更月，碧血英雄一局棋。」
人生大戲，無非「愛」「恨」「情」「仇」四字。月落之江，紹興千古！